晋隋唐时期脏腑辨证方法学研究

晋隋唐时期脏腑辨证方法学研究

赵瑞珍[1]2003年在《晋隋唐时期脏腑辨证方法学研究》文中提出脏腑辨证是运用中医藏象学说指导临床辨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以脏腑生理、病理为基础的辨证方法,在诸多辨证方法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脏腑辨证可以说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核心,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多种疾病的诊断过程中。本课题针对晋隋唐时期主要医学典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总结。主要以《肘后救卒方》、《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古籍为研究对象,参考有关资料,考证当时脏腑病证的主要症状表现、证型划分、脏腑辨证方法的形成,以及在疾病诊断治疗过程中的应用等。论文主要阐述了晋隋唐时期着名医家关于脏腑疾病辨证的基本方法,包括五脏六腑生理、病理、病症、诊断等多个方面内容。其中,《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两书关于脏腑的论述比较详细。《诸病源候论·卷十五·五脏六腑病诸候》联系四时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从藏象、脉象、虚实病患等方面较系统地论述了脏腑诸候,共十二论。《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至卷二十专篇论述脏腑证治,以虚实寒热为纲,较详尽地阐释了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辨证、预后及治疗等。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当时关于脏腑的描述是详于脏而略于腑,体现了中医理论体系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构成有机整体统一性的观点。可以说,晋隋唐时期对脏腑病变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述,具有独到见解,为脏腑辨证的成长提供了开创性的理论和方法,为后世脏腑辨证的深入发展开拓了思路和理论依据。

张岚[2]2007年在《中医诊断学史论》文中认为诊断学,是联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本文通过对中医诊断学历史文献的梳理,说明诊断学内容从零散到系统的演变过程,从而探索它的发展规律、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因素。在对历代医学着述及其它古代文献的回顾中可以发现,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无论在方法还是在理论上,与西医诊断学相比较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不同的诊断方法对信息的选择不同,即使对相同的信息也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些都与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有关。中医诊断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医学理论、传统的技术操作规范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它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本文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联系,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史论结合地对中医诊断学的特殊性进行历史文化根源的探索,并对中医诊断学进行价值判断。

李淑萍[3]2004年在《两汉时期脏腑证候与脏腑辨证方法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脏腑辨证是运用中医藏象学说指导临床的重要辨证方法之一。脏腑辨证,即在认识脏腑生理功能和病理特点的基础上,对脏腑疾病所产生的各种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来辨别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等变化,从而为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因此,脏腑辨证可以说是临床各种辨证方法的核心。脏腑证候,是通过四诊所得到的各种症状、体征的综合分析,对脏腑疾病现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的概括。脏腑证候以临床症状为基,脏腑辨证又以脏腑证候为本。本课题主要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籍为依据,参考有关资料,对两汉时期的脏腑证候与脏腑辨证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分析当时脏腑病症的主要症状表现、脏腑分证、证型划分及辨证方法的形成,论文主要阐述了两汉时期古典医籍关于脏腑疾病分证的基本模式,其中涉及了五脏六腑生理、病理、病症、诊断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论文中,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论述比较详细,以脏腑证候为基点,从繁杂的症状群中通过图示找出其规律特点。研究结果表明,这叁部着作的脏腑证候与脏腑辨证方法的主要特点是:(1) 关于脏腑证候的描述详于脏而略于腑;(2) 以天地人合一、脉证结合为基础体现整体观念;(3) 源于藏象理论和经络学说;(4) 本于临床实践:(5) 重视病证发展的动态性:(6) 具有黑箱理论的优越性;(7) 系统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于辨证过程之中,体现了朴素的辨证思想。因此,两汉时期的医籍可称为脏腑证候、脏腑分证和脏腑辨证的奠基之作,为后世脏腑辨证的形成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高海艳[4]2017年在《肝郁源流演变》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梳理中医古籍文献中先秦两汉至建国以来肝郁的渊源,流传,基于社会历史背景,以演变的视角阐述肝郁内涵,还原朴素的中医认识,拓展临床用药思维。方法:在中医历史时间的框架里,通过文献研究法整理出各个时期主要医学着作中医家肝郁的学术观点,进行理论分析,用以勾画出它的演变足迹,它是一脉相承,或是独创新说,是否违背其自身发展的自洽相融性,都有待揭示。结果:1.先秦两汉时期,基于运气学说对木郁之发在民疾的表现便是肝郁最初始最朴素的认识。《难经》中肝之脉证的描述在后人解说中亦有了气郁且属肝的认识。以气化学说,六经辨证的《伤寒杂病论》中并没有直观的肝郁认识,而是出现在了千家伤寒的解说里且逐渐达成的类证肝郁的共识。2.魏晋隋唐时期,随着民族融合,多出专书专着,并未有木郁、肝郁的论述,仍宗《内经》,论述多为肝气虚实等。3.两宋时期,内因七情致病,起于脏腑,因郁乃发。强调了七情在内伤病因的首屈一指的地位,同时也为肝郁多起于情怀不适奠定了情志病因基础。4.金元医家的学说理论之于肝郁虽不具有直指性,但是在大方向上,结合各家学说,以散在的形式,在可成之因,可化之机,可治之法,都已初具雏形,而火热论的创立在一个大背景下为后世郁而化火的认识做了铺垫。5.明时期袭承《内经》五郁论及六郁论,肝郁名、证、治由此明确提出,以五行释理开端“以一法代五法”、“独解木郁”。6.清时期“肝藏血,主疏泄”的理论认识渐成主流,肝郁在成因、病机上渐为丰富,使得肝郁理论发展成熟。7.晚清至建国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以及中医面临时代存亡的背景下,中医认识不断细化,体现为由肝郁病名到肝气郁证型。结论:肝郁作为病名被提出,作为证型被分化,肝郁源于木郁以及木郁之发的认识,而流在演变中,虽然各家纷纭,但是本质上并未脱离此说,只不过在大方向上由五郁的认识过渡到藏象的认识上来。肝郁所体现的是气机的失调,以气郁为先导,郁是暂时的气滞,而发的态势是必然的,可逆,可郁陷,均处于一种动态的演变中。

易峰[5]2010年在《清代温病脏腑辨证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脏腑辨证是中医辨证方法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藏象学说为指导,以脏腑的生理、病理功能为基础的一种辨证方法,在各种辨证方法中起着最为核心和基础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的诊疗过程中。温病是外感温邪引起的,以发热为主症,具有热象明显,易化燥伤阴等特点的一类外感疾病,包括了现代医学中的急性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故而历代医家对此十分重视,而与之相关的温病的辨证理论也自然成为他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温病的辨证从《内经》的叁阴叁阳六经辨治热病,到张仲景以六经辨治外感,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日趋成熟,至清代卫气营血辨证和叁焦辨证体系的建立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然而无论采用何种辨证方法来辨治温病都脱离不开脏腑辨证,更加不能动摇脏腑辨证的核心和基础地位。本课题对清代主要的医学典籍涉及到温病的部分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总结,主要以《温热论》、《温病条辨》、《湿热论》、《温热经纬》、《伤寒瘟病条辨》、《重订通俗伤寒论》、《时病论》、《笔花医镜》等医学古籍为研究的对象,并参考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考证这一时期温病脏腑辨证的运用规律和特点,以及主要温病学医家对温病过程中脏腑功能的认识和阐述;进而按照温病学流派的划分来归纳分析各个流派在临床上运用脏腑辨证的特点及其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在清代,温病的辨证在卫气营血辨证和叁焦辨证出现后依然具有明显的脏腑特征,仍以脏腑辨证为主体,该时期的脏腑辨证较之前朝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更加贴近于临床实践,对于疾病的诊断,以及用药的指导都更加精细明确。卫气营血辨证和叁焦辨证,虽然都反映了温病由表入里,由轻而重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是只有和脏腑辨证结合起来才算完整。经研究发现,清代医家对温病所涉及到的脏腑病变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新的理论和学说异彩纷呈,为温病脏腑辨证的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后世温病脏腑辨证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杨照坤[6]2008年在《泄泻病证的古今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泄泻,指以大便次数增多,粪质溏薄或完谷不化,甚至泻出如水样为临床特征的病证,是临床常见病证之一。多由于外邪入侵、脏腑功能失调、情志影响以及饮食内伤等原因,致使清浊不分,水谷混杂,病及大肠而成;临床以湿胜和脾胃功能失调多见。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以夏秋两季较为常见。西医学中因消化器官发生功能和器质性病变而发生的腹泻,如胃肠功能紊乱,急、慢性肠炎,肠结核,肠过敏,肠道激惹综合征等均可参照本病辨证施治。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工作、生活随之改变。由于这些变化及相伴随而产生的精神情志的影响,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使得泄泻的发病率日益上升,在亚健康人群中,泄泻更是常见和多发。因此研究该病的发生和治疗,对于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先秦至今,祖国医学对泄泻病证的认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医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认识和治疗经验,创立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治法和方药,为我们治疗泄泻病证,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主,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在系统搜集历代有关泄泻病证资料的基础上,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阐述了先秦时期到民国时期泄泻病证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发展特点。并从中医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探索其学术发展与中医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泄泻病证的学术发展源流。对现代医家诊治泄泻病证的经验也进行了总结和整理,力图反映现代中医学家诊治该病证的学术理论和临床治疗经验。整个研究,不仅为临床辨治泄泻病证提供可资借鉴的诊治经验,也有助于开拓泄泻病证的研究范围和治疗的新思路。本文内容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重点介绍了泄泻的定义、病名的发展沿革概况,以及相关病名的名义考辨,以窥泄泻病证的整体情况和发展概要。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至第六章。这部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用断代史的方法,分别对先秦两汉、晋唐、宋金元、明代,以及清代至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医学发展特点、泄泻病证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括分析。在每一阶段中首先综合介绍泄泻病证相关文献中所载内容的特点,包括继承、创新和发展;重点对有代表性的医家及着作进行细致的分析,其中涉及了泄泻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用药特点、预防调护等多方面内容。第叁部分为第七章。主要介绍了现代对泄泻病证的研究认识。概要总结了建国以来泄泻病证研究的发展概况,并且列举了近现代一些名老中医对泄泻病证的治疗经验,以及中药、针灸等传统治疗方法在泄泻治疗方面的运用发展情况。

姚雯[7]2011年在《哮病的古代内科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文中研究指明哮病,又称为哮喘、齁喘、呷嗽等,是临床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难治病,经常迁延不愈、反复发作。中医学在哮病的治疗上具有较好的疗效,因此,系统地研究中医学对哮病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现存医籍中看,虽然哮病这一病名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但祖国医学对哮病的认识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历代医家在其临床实践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创立了不少确有疗效的治疗方法与方药,为现代临床治疗哮病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在系统搜集民国以前有关哮病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以文献研究与学术发展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将历代医家对哮病的认识划分为五个阶段:先秦至叁国时期、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代、清代,即萌芽期、生长期、开花期、结果期、成熟期。全面阐述了这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哮病的学术发展状况,并结合中医学理论进程,探讨其学术发展与中医学理论进步的联系,揭示哮病的学术发展源流与特点。本文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哮病病名的历史沿革及其含义考辨,为后续研究分析历代文献打下基础。第二部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将哮病发展史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分别介绍不同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和哮病中医辨治理论的发展状况以及各时期医家及主要医学着作中对哮病的记载与认识,内容涉及哮病的病名、病因病机、鉴别诊断、辨证、治疗方法、用药特点、预防养生等方面的内容,全面系统总结了医家的临证经验与用药特点,理清了哮病的发展源流。第叁部分也是本文的最后部分,是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现代临床中哮病理论方面存在的疑点与难点进行辨析,以期能提供哮病治疗方面的一些新思路。

严利依(Nyiam, Li, Yi)[8]2018年在《胃肠积热的中医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饮食不节或不洁,学习、工作、生活压力繁重及缺乏运动等多种因素促使胃肠积热证的患者在临床上愈加常见,并在此基础之上引起胃肠功能失调、机体内环境紊乱,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胃肠积热是无形热邪或有形热结壅于胃肠,而致胃肠气分热盛的证候。在阳明病、胃火、胃热、胃气不和、积热、胃家实、胃肠热等的范畴内涵有胃肠积热理论。首次检索到“胃肠积热”见于近代医家何廉臣校注《通俗伤寒论·伤寒坏证》里曰:“其症灼热自汗,渴不恶寒,面赤唇红,手足瘛疭,口噤鼻扇,此因于胃肠积热致痉。”简单叙述胃肠积热是其中一个导致痉病的原因,现代文献及教材也有提及胃肠积热证型,但并无统一描述。古籍中虽无明确提出“胃肠积热”一词,但蕴含了丰富的相关内容。本论文的理论研究正文可分为上中下叁篇,上篇为胃肠积热的学术渊源,中篇为胃肠积热的基础理论,下篇为胃肠积热相关病案数据分析。目的:本文从古籍文献中探索胃肠积热学术的源流、基础理论及证治体系,从中挖掘出胃肠积热在中医理论里的传承发展。方法:1.上篇:胃肠积热的学术渊源以历史发展为主轴线,运用中国古文献学及断代历史的方法,分秦汉、魏晋、隋唐、宋、金元、明、清时期,探讨胃肠积热理论发展的源流。搜罗古今医家文献典籍进行阅读、搜集、整理、研究,以历史观点与动态分析从先秦至近代中医医家对阳明病阐述的相关内容,丰富和匡正本论文之观点及内容和梳理相关观点。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各代医家对阳明病的认识和研究有侧重,产生了各具时代及流派的学术思想,因此本课题将基于历史观点与动态分析对胃肠积热源流进行研究。2.中篇:胃肠积热的基础理论以理论思想为主导,结合理论研究方法及中医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对胃肠积热之理论进行研究。用理论研究的方法将先秦至近现代医家对于阳明病的观点及所涉条文作出相关阐述。并且通过训诂学方法对每条条文中有争议之文字解释,务求以客观之训诂学考证,而不以己意妄以揣度。将胃肠积热的内涵,贯穿始终,以到达“综合”与“分析”之维度,阐述阳明胃肠的生理及胃肠积热的概念、病因、病机、病理、转归、相关脏腑及相关的诊治内容。3.下篇:胃肠积热相关病案数据分析以中医古籍医案数据挖掘为主导,结合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建立数据库对胃肠积热的诊治进行挖掘探讨,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数据挖掘技术方法,对《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二续名医类案》中阳明热病,以搜索关键词:“阳明热”、“阳明腑实”、“阳明旺”、“阳明温病”、“阳明火”、“胃肠热”、“胃肠热”、“胃热”、“大肠热”、“小肠热”、“胃家实”的相关病案进行分析,并以图表形式总结胃肠积热的症状、用方规律、常用药及兼症的证治。结果:1.上篇:胃肠积热的基础理论胃肠积热理论源于先秦两汉时期,此时阳明胃肠的生理特性及辨证属性的确立。到宋金元时期有各家之说加以补充,从脏腑、内伤、火热、郁积等多方面对胃肠积热进行辨证分析。明清时期外感热病取得了的突破性成就,其中伤寒学派及温病学派皆为胃肠积热理论提供了具有高度、深度及全面性的内涵。虽然胃肠积热在现代社会更多是由于生活习惯及饮食所导致的内伤疾病,但先人前辈的相关理论是使胃肠积热理论形成并成熟有着不可缺及替代的角色。2.中篇:胃肠积热的基础理论胃肠积热指的是无形热邪或有形热结壅于胃肠,而致胃肠气分热盛的证态,以病位而言,胃肠病包括胃、大肠、小肠;以病邪而言,包括食积、燥、湿、瘀、火热等;以病理机制而言,则包括气机失调、胃肠积滞、胃肠郁热、热伤阴津,四大特点。阳明和胃肠均属于阳土,其生理特点包括:为气机升降的枢纽,为水谷及营卫之源,为多气多血之经,并且依开阖枢而言,阳明为“两阳合明”属于“阖”,据其生理特点,可分析其病理变化。胃肠积热虽然属于阳明病的范畴,然与郁病、热病、积聚与伏邪均有联系,因此本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深入了解其病因、病机的多维界面特性。从临床病例得知,胃肠积热的病机多不单纯,往往兼夹气虚、阴虚、湿邪等,这一认识扩大了病因学及发病学的内容,有助于临床疾病的诊治。胃肠积热属于实证,因此治疗上可根据病因、病程及兼夹证,采用消、清、下的治法。对于古今用于治疗胃肠积热证的方剂,本论文以温病学卫气营血辨证为框架进行归纳,使胃肠积热理论能紧密联系临床。此外,本论文亦结合对伏气温病的理论,探讨胃肠积热发病的机理与规律,为诊治相关胃肠积热疾病提供另一视角。因为胃肠受损后,逐渐发展成胃肠积热的过程中,若病情尚浅,则不易为人所觉察;而后邪正纷争、邪强正弱则病证明显。此一过程涵盖了时间和空间的组成特征,具有伏邪隐匿、自我积聚、潜证导向、爆发性的特性,这些特点与伏邪相似,故治疗上二者可相互借鉴。3.下篇:胃肠积热相关病案数据分析通过对叁部《名医类案》收集了大量的古今病案,无论是从时代的跨度、众派及各家,或中医临床各科,都有记录的病案,内容丰富,为回顾性探索胃肠积热的相关临床表现、证候、用药等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探索。此古籍文献数据挖掘的研究从159个古代医案里得到34个相关中医疾病、31个相关证候、184个症状。所得症状可用相关系统及亚健康状态归为两大类:①相关系统的症状:消化系统症状、精神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肝胆系统症状、心血管系统症状、代谢系统症状、妇科系统症状;②亚健康状态的症状。通过互相信息法提取出关联系数0.0130以上的113个症状组对的基础上通过复杂系统熵聚类26组核心症状组合,最后通过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算法,经过进一步聚类可以得到13个新症状核心组合。通过“中医传承辅助系统”的关联规则对治疗胃肠积热的方剂组方规律分析,得出68个药对,其中关联规则置信度高的配对多以清热、调气及养阴为组合。运用互信息法提取出的药对及关联系数,得出34对药对,再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法演变为38个治疗胃肠积热及其兼夹证的核心组合药物,进一步以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演化出9个新处方,并且新处方中可供胃肠积热本证及兼证的治疗作为参考。由于环境条件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需结合实践中注意经验的积累。结论:综上所述,本研究创新性通过对历代古籍的挖掘探讨胃肠积热理论相关的学术渊源,阐明了其对古代学术及文化的传承。系统的梳理并厘清胃肠积热的基础理论,提出胃肠积热的含义可从其生理至病理特质阐述,阳明胃肠的生理状态是多气多血,若胃肠被伤,腐熟、传导功能出现问题,将导致积滞及气机失调出现积热,因此胃肠积热从一个隐藏于胃肠的病理性内环境演化到引发各系统疾病发生。胃肠积热既是病因又是病机,是据时间与空间造成的体内环境动态性的改变,轻者属于亚健康状态,重者则能导致多系统疾病产生。胃肠病位包含胃、大肠、小肠,所积之邪可包含食、燥、湿、瘀、火等邪。胃肠积热病因多为饮食不节,导致气机失调、胃肠积滞、胃肠郁热、热伤阴津的病机。胃肠积热的来路与传变以卫气营血、叁焦及膜原半表半里叁大温病辨证体系探讨。其外延在临床上病机多不为单纯性,发现胃肠积热的常见兼夹证有气虚、阴虚及夹湿证,并且与五脏皆有联系,可形成心胃同病、肝胃郁热、脾胃湿热、肺胃积热及阳明有余少阴不足的兼证。胃肠积热的主要采用消、清、下治法,可根据胃肠无形之热及胃肠有形积热两大类进行辨证论治。

刘源香[9]2013年在《髓的中医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髓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之一”的观点,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历代中医文献对髓的认识较为丰富,但缺乏系统整理。因此,对髓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与分析,对丰富中医学理论知识及指导临床髓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文献学方法,对古代文献中关于髓的内容进行收集、梳理、归纳与分析,并结合现代统计学手段,对古代治髓方剂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医髓理论的学术源流,总结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髓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演变情况,整理、归纳了髓的生成与功能、髓与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关系、髓病的病因病机、髓病诊断及治疗等理论内容。通过对治髓方剂的统计分析,总结了治髓方的高频药物,并从药物的功效、性味、归经等角度,探讨了治髓方的立法原则、组方思路、用药特点。发现并论述了“髓病有虚亦有实”,“髓病关乎肝胆”的理论观点。论文在学术源流梳理及方药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初步阐发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髓理论基本内容框架,凝炼了“风药疗髓”的学术观点,从而为中医髓理论体系的完善及髓相关病证的临床治疗提供资料参考与方法启示。

王烁[10]2012年在《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文献分析及临床证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证”是对疾病某阶段机体整体反应状态所做的病理概括,包括了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点与规律所做的概括。从病证结合入手更能从疾病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正确把握证的本质。“证候要素”是组成证候的要素,基于证候要素的辨证方法通过对复杂证候的降维升阶,保持辨证的规范性,又给使用者以灵活性,是证候研究的重点方法。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Vertebrobasilar Insufficient Vertigo, VBIV)是椎-基底动脉系统的缺血性脑血管病,属于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特点给广大患者带来了极大痛苦,已成为临床干预的重要课题。本课题在病证结合的思想指导下,采用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的方法,从古代、现代文献研究及临床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等多个角度,结合多种统计方法,初步阐释VBIV常见表征、证候和证候要素的分布特点及规律,为建立VBIV辨证规范提供最基础的理论依据,从而对临床工作进行指导。一、眩晕的古代文献研究目的:对眩晕的古中医文献源流进行考证,并尝试从其中分离脑血管病性眩晕的认识,为现代病证结合模式下的VBIV辨证论治奠定基础。方法:取《中华医典》光盘,从中以“眩”、“晕”、“旋运”、“头旋”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通过整理相关古代文献,对眩晕相关病名、病因病机、治法及方药的演变进行总结,特别注意脑血管病相关眩晕和外因学说的的评价和认识。结果:1我国早期是以“眩”来代表运动幻觉,而“晕”后期取代了“眩”表示运动幻觉,“眩”变成了表示视物不清,黑朦的词语。“眩晕”病名在我国古代包括了运动幻觉、视物不清、昏沉、晕厥前兆,以及意识丧失的疾病在内。中医的“眩晕”等于西医的“头晕”。2古代眩晕病机主要从外风、痰、火、虚演变向内风、痰、火、虚,瘀血病机出现较晚;脏腑涉及肝、脾、肾者居多,虚实夹杂,多种因素相兼致病者多,单一病因者较少。3外感眩晕在古代地位较高,治疗中也多用疏散风邪之药物;内风病机出现之后外感眩晕地位逐渐降低,但其实只有清代明确提出了反对外风致眩的观点。4古代医家已经对眩晕作为中风先兆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认为其主要病机为肝风挟痰,气血亏虚,并提出了其治疗方案和诱因,其中也包含外感病因。二、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现代文献研究目的:通过对现代文献中VBIV表征、证型、证素以及方剂和药物的统计分析,初步研究VBIV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以及辨证论治的特点。方法:电子检索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库。年限均为1994年1月-2010年12月。总结中医文献中VBIV的常见症状、证型、证素、证候、方剂和常用药物。结果:1表征统计:累积频率在50%以上的表征包括呕吐、恶心、失眠、耳鸣、肢体麻木、头痛、心悸、神疲乏力、头重如裹、腰膝酸软、视物旋转、胸闷、耳聋。高频舌质表征包括舌红、舌淡、舌有瘀点、舌有瘀斑、舌紫暗。舌苔以苔白腻、少苔、苔黄腻和苔白为高频表征。累积频率在50%以上的脉象有脉弦滑、脉弦细、脉滑、脉细弱、脉细涩、脉弦、脉涩。2证型证素统计:文献中共初步统计出44种证型,实证16种,虚证11种,虚实夹杂证17种。44种证型中,累积百分比在50%以上的证型为痰浊、气血亏虚、气虚血瘀和瘀阻脑络,占总病例数的52.51%。VBIV的病位证素涉及肝、肾、心、脾、脑、络。以肾、络和脑为主。病性证素13个,其中实性病性证素7个,虚性病性证素6个,但患者数比接近2:1,实性证素为主。实性病性证素以痰、瘀血为主,虚性病理因素以气虚为主,其次为阴虚、血虚。3方剂统计:累计频率超过50%的5方分别为半夏白术天麻汤、补阳还五汤、天麻钩藤饮、归脾汤、通窍活血汤。方剂类别上以祛痰、补益、理血剂为主。4药物统计:VBIV的常用药物包括补益药:当归、黄芪、白术、甘草;活血化瘀药:川芎、丹参、红花;平肝熄风药:天麻;解表药:葛根;止咳化痰平喘药:半夏;利水渗湿药:茯苓;清热药:赤芍。5结果显示大多素现代医家对VBIV的外感病因缺乏认识。叁、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急性发作期临床证候研究目的:通过调查VBIV急性发作期的中医证候特征及规律,为本病急性发作期的辨证论治建立证候学基础。方法:对392例VBIV急性发作期患者进行四诊信息采集,总结出VBIV急性发作期的常见症状体征、舌象、脉象。将主要表征转化为变量,采用聚类分析、因子分析方法对这些变量进行归类处理,总结VBIV急性发作期的常见证型。结果:1VBIV急性发作期的高频表征包括恶心、口干、神疲乏力、目不欲开、烦躁易怒、冷汗淋漓、唇色暗、口苦、健忘、项强、失眠、步履不正、肢体麻木、形体肥胖、心悸、呕吐、头重、畏寒、咽干、耳聋、便秘、懒言、腰膝酸软、胸脘痞闷、呕吐痰涎、渴欲饮热、语声低微、胸闷。高频舌质包括舌胖大、舌干、舌暗、舌淡、舌有齿痕和舌红高频舌苔包括苔腻、苔白、苔薄,高频脉象包括脉滑、脉弦、脉细。2聚类分析归纳出的5个基本证型为:(1)痰浊上蒙证;(2)痰热内扰证;(3)气滞血瘀证;(4)脾肾阳虚,痰湿中阻证;(5)肝肾阴虚,风痰上扰证。3因子分析归纳的5个基本证型为:(1)痰浊上蒙证;(2)肝肾阴虚证;(3)脾肾阳虚证;(4)痰热内扰证;(5)心脾两虚证。4结果显示,VBIV急性发作期的病位在心、肝、脾、肾,虚证为主要为心脾两虚、肝肾阴虚和脾肾阳虚,而实邪有痰浊、痰热、风痰、瘀血,气滞,尤其以痰为多。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聚类分析的结果有2个虚实夹杂的证型,这与VBIV病机复杂,多为本虚标实的文献调查结果以及临床实际是相符的。5聚类分析中出现了典型的外感风邪证候如舌淡红、脉浮、畏寒、肢体麻木等。提示我们平时考虑VBIV急性发作期病机时是否有所缺失。结论:本研究通过对眩晕的古代文献研究,VBIV的现代文献研究,VBIV急性发作期表征、证型、证候要素的临床调查以及其间的横向及纵向比较研究,初步总结出VBIV急性发作期证候分布特点及规律,为以现代中医理论指导该病的临床治疗,尤其是急性期的临床治疗进行了初步的基础工作。但本研究样本量依然偏小,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故以上结果尚待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晋隋唐时期脏腑辨证方法学研究[D]. 赵瑞珍. 天津中医学院. 2003

[2]. 中医诊断学史论[D]. 张岚.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7

[3]. 两汉时期脏腑证候与脏腑辨证方法的研究[D]. 李淑萍. 天津中医学院. 2004

[4]. 肝郁源流演变[D]. 高海艳.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7

[5]. 清代温病脏腑辨证的研究[D]. 易峰.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0

[6]. 泄泻病证的古今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D]. 杨照坤.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7]. 哮病的古代内科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D]. 姚雯.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8]. 胃肠积热的中医文献研究[D]. 严利依(Nyiam, Li, Yi).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

[9]. 髓的中医文献研究[D]. 刘源香.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3

[10].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文献分析及临床证候研究[D]. 王烁.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2

标签:;  ;  ;  ;  ;  ;  

晋隋唐时期脏腑辨证方法学研究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