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办高校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已经进入了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所界定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 500万人，规模已居世界第一。由此，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供给紧缺状况有所缓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教的生存与发展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凸显。因此，通过考察与我国同属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的日本、韩国等先行国家之私立高教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以及学习、借鉴属于市场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之美国私立高教发展的经验，回答我国民办高教发展现实提出的问题，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一、补充教育与选择教育的概念界定
补充教育是指现有的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需要从另外的渠道予以补充；而选择教育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包括智力水平、支付能力等)来挑选教育服务的种类。就高等教育市场而言，不同的教育发展方式在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教育市场中的教育资源状况和教育服务种类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在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公办高教就占据主导地位。在公办高教不能满足人们需求时，政府要么投入更多的财政经费办更多的学校，以增加供给能力，要么只能放开市场，让民间力量进入，从而增加供给能力，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早发内生型的、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之前，大多采用前者。而后发外生型的、也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从精英教育阶段开始一般还会借助后者，但民间力量只被作为公办教育的补充，这种场合下，民间提供的教育形态就是补充教育。选择教育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是不会出现的，但由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变时，或早或迟都会出现对私立高教的一种必然要求。补充教育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也是在后发外生型的、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发展私立高教的一种特殊现象。它表征为公办部门提供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特别是在精英教育阶段更是如此。而选择教育是市场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昭示着私立高教发展的应然状态。它表征为私立部门提供的是精英教育，贯穿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的全过程。美国营利性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从一方面展示了选择教育作为私立高教发展的另一种形态，从而丰富了选择教育的内涵。[1]
选择教育与补充教育不是一对对应的概念，而与非选择教育却是相对应的概念。非选择教育是国家为了体现教育机会均等，由公立部门举办，通常采取的是提供免费或学费低廉的教育。但是，选择教育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一方面，人要在社会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主要依靠教育来实现。而人作为个体是存在差异性的，不论是智力因素还是非智力因素，都存在着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受教育者的家庭背景不同，导致支付能力以及价值观的不同。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所有这些都要求教育的供给应多样化，以便人们能有更多的选择。
二、补充教育是民办高校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的一种必然现象
在构建近代高等教育系统时，日本把当时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德国模式确立为自己的模式，即国家举办大学，其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日本政府不仅对国立大学的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东京帝国大学创办初期，政府曾将全国教育经费的40％投入于一所大学的建设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国立大学毕业生提供了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政策保障。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产业社会的发展，日本政府鉴于财政经费有限，允许民间参与高等教育，但从战前来看，不仅对私立高教没有任何经费支持，而且对私立高教，尤其是私立大学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比如，创办时的保证金制度和按国立大学的办学模式管理私立大学，等等。战后，日本虽然受美国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民主化思想的影响，在发展私立高教发面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对私立高教的定位仍然是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由于国家对发展私立高教的这种态度以及长期的这样定位，使得日本即使在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补充教育仍是私立高教的主要形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私立高教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民办高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重新复苏，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壮大的，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我国近代私立高教有着显著的不同，具有典型的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的特征。[2]
尽管我国教育体制在经济、政治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从“国家包办教育”到“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共同举办教育”的转变已成定局，但是，民办高教在面对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时仍处于弱势群体，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突出地表现在：在办学层次上，没能得到与公办高教同等的待遇；在政府资助方面，虽然已经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但具体的落实措施没有到位；在优惠政策上，政府的力度不够；在办学自主权上，受政府干预还比较多；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还没能得到充分保障，等等。[3]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民办高教与后发外生型的、同属于国家主导型的其他国家一样，走的是不断扩张规模的发展路径，选择教育尚未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在国内外部环境对其作用力不大(经济发展不快、政治保守等)的情况下，是一个封闭系统，往往表现为按照国家政府的需要进行人才培养，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迟钝。但是，当外部环境、尤其是来自国际环境的作用力增大(经济大发展、人口高峰、科技革命、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时，政府也会因为公办高教的供应能力不足而允许民间办学力量介入，谋求其他渠道予以补充。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我国政府对发展民办高教的政策有了较大的转变，但是民办高教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补充地位”还是依然不变。这种不变的“补充地位”是后发外生型的、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普遍要经历的过程，也是民办高教不得不要面对的过程，尤其是在精英教育阶段更是如此。
三、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是民办高校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时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市场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私立高教的产生早于公立高教，选择教育与私立高教同时俱来，公立高教的产生更多的是为着体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民主化，其提供的是非选择教育。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实现主要得益于这种非选择教育的扩大，而私立高教则自始至终提供着选择教育。一般来说，提供选择教育的私立大学，并不是走扩张规模的发展路径，即使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其规模一般也都不大，比如，哈佛大学发展了300多年，目前的在校生规模也仅为不到2万人；MIT发展了140多年，目前的在校生规模也仅是近万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有110多年发展历史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直到目前仍是一所“袖珍大学”，在校生数不足2000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美国营利性私立大学，即使以规模效应为其创下十分可观的利润，也是以其提供的大量的选择教育而获得的。当然，美国营利性私立大学提供的选择教育的模式与传统的私立大学具有显著的不同，由此使我们对选择教育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4]总之，正是由于美国私立高教提供的是选择教育，才使其表现出极强的竞争能力，即一方面体现于适应高等教育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于其卓越性。
与此相对应，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公立高教或早于私立高教，或与私立高教同时产生。在精英教育阶段，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几乎都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居于社会的统治阶层，教育的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政府的收益，因而由国家负担全部或大部分经费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且由于人数规模小，政府也能负担得起。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更多地体现为政府代替公民进行选择，但这并不属于选择教育的范畴。时至今日，当高等教育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权利时，早发内生型的、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公办高教开始向学生征收学费；另一方面，私立高教也开始被允许存在。但此时介入高等教育市场的私立高教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不同，它提供的是选择教育。比如，德国私立大学的这种目标定位，使得其虽然在1975年就被赋予合法地位(1975年颁布的《高校总法》确立了在全联邦德国境内举办私立高校的合法性)，但在发展了30多年后，规模还是很小。截至2007年8月24日的最新统计，德国私立高校仅有68所，占总数的近1/5(全德高校总数343所)；在校生数更低，仅有4～5万人，占总数的2％～3％(全德高校在校生总数198万人)。[5]
而在后发外生型的、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其情形则有很大的不同。在精英教育阶段，私立高教只是对公办高教资源不足的补充。但是随着高教规模的扩大，公办高教系统也在发生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原有的“自动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特权日渐得不到保障，而且学费从无到有，并且逐渐在提高，以至在公办高教系统也开始出现了“学生消费主义”的现象。但是，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公办高等教育资源即使在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也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无法提供选择教育。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开始将目光转向能提供高水平的、选择教育的私立大学上。比如，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一批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由于办学富有特色和个性，办学质量高，社会声望高，一直是莘莘学子的重要选择。延世大学、汉阳大学、中央大学等一批韩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是这些办学质量和社会声望都很高的私立大学，其在校生规模一般来说都比较大，比如，早稻田大学学生规模5万多人、庆应义塾大学4万多人、延世大学4万多人、汉阳大学3万多人、中央大学3万多人。由此可见，扩张规模仍是其发展路径的重要选择，这也是在后发外生型的、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中发展私立高教的局限性。
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是私立高校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处于大众化阶段时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即使同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由于发展历史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作为后发外生型的日本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在公办高教规模没有大幅度提高，适龄青年人口还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高等教育仍处于卖方市场，充当补充教育角色的私立高校仍可以继续生存下来。但是上述的这两个条件只要其中有一条发生变化，私立高校就会面临危机，日本在1992年人口高峰过后出现的不少私立高校的倒闭现象已经给出了证明。[6]正是因为这些学校提供的是补充教育，没有特色或个性，在生源萎缩，资金链条断裂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关闭；而那些办学有特色或提供的是选择教育的私立高校，尽管在高等教育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经营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还不至于破产、倒闭。作为早发内生型的德国，其私立大学能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迅速介入高等教育市场并立住脚跟，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选择教育。
作为市场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典型代表的美国，无论是传统的私立大学，还是现在日益表现出强劲发展势头的营利性私立大学，都是提供适应市场需要的选择教育，而那些不能提供选择教育的私立大学则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在美国每年被淘汰的私立大学无不体现这样的特征。
四、我国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选择：从补充教育向选择教育转变
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是私立高校在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时的一种必然趋势。
从国内来看，在精英教育阶段，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单靠公办高校是无法满足这样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因此民办高校以粗放式的教育生产方式提供的补充教育有一定的市场。但是，随着我国公办高教规模的不断扩张，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并未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扩大，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民办高校提供的补充教育已经走入困境。
实现从补充教育向选择教育的转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和两个调整。
一个前提条件是指高等教育市场必须具备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教育消费者的需求。高等教育系统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由于高等教育的稀缺性，使其处于卖方市场，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无法进行教育的选择。但是，当高等教育系统处于大众化阶段时，由于高等教育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裕，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就有了选择余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两个调整是指国家对发展民办高教态度的调整和民办高校自身发展战略的调整。
国家对发展民办高教态度的调整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教育属性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的有关规定，也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或政策)进行培养人的教育活动。各类高校只是办学者主体的不同，其所提供的高等教育都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既然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而且高等教育又是如此重要，政府除必须加大投入外，还应该制定政策，积极鼓励民间力量参与高等教育。
其次，高等教育之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提供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政府对公平与效率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民办高教采取“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运用产业化运作方式，不仅缓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的压力，而且筹集了大量社会资金，补充教育投入，使政府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发展公办高教事业，从而在整体上扩大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实际上，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增加社会力量办学的存在，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意义，即加强系统内部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和效益。因为如果只是单一公办教育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缺乏竞争而使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最终还会出现教育质量的下降。
再次，政府对现行的民办教育法律法规政策要重新架构，为民办高教的健康、持续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教育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主要应在办学层次、办学自主权、优惠政策等方面体现公、民办高教的平等地位，尤其在落实对民办高教的政府资助政策上要有刚性的措施。如果国家把民办高教仅仅局限在作为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不仅会妨碍民办高校的成长壮大，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将不利于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营造民办高校提供选择教育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就是让其成为办学的主体，通过自我选择，求得其能量的充分发挥，从而踏上卓越发展的通道。
民办高校自身发展战略的调整，至少要解决好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好民办高校的定位问题。我国民办高校在精英教育阶段作为高等教育的补充是一种特殊现象，也是不得不要经历的过程。但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市场开始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教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已经显露出来，此时若民办高校办学者还是沿袭精英教育阶段的发展模式，以扩张规模来保证资金来源，以粗放式的教育生产方式提供补充教育的话，那么，日、韩等国私立高校的昨天遭遇就是明天中国民办高校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民办高校尤其是已经“升本”的民办普通高校应该有居安思危的思想，要抓住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一难得机遇，从长远的发展出发，自觉主动地对自身发展战略做出调整，宁可牺牲眼下发展规模的利益，也要把质量水平、办学特色搞上去。
其次，要解决好民办高校创品牌、实施品牌战略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民办高校品牌体现着学校的信誉和形象，是学校占领教育市场的法宝，也是学校发展的潜力所在。民办高校实施品牌战略就是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确定自己的整体优势或特色，通过培养优秀人才、培育特色学科等途径不断开拓教育市场，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摆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使学校及其特色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在高等教育已经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学生择校上大学，用人单位择校用学生”的背景下，民办高校只有拥有品牌，才能以自己的品牌吸引资金、师资及优秀生源。
从补充教育向选择教育的转变，是我国民办高校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是属于国家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已经或正在面对的现实，也是我国民办高校不得不要面对的现实。我国民办高校应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及早做出从补充教育走向选择教育的战略调整，以实现长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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