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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1-0031-37
近来，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成了一个前沿和时髦的议题，有学者干脆把它称为全球学。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有两个大背景促进了全球研究或全球学的发展：一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二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迫使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不得不以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单位，否则问题就会无解。与此同时，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又变得如此地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以至于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而不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不需与外界发生任何交换的独立系统。
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这种最新的变化，不仅仅各个学科都在谈全球化，而且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全球研究学院或全球学系，设立全球问题研究中心或项目的学校的数量则比院、系的设置翻出了几倍甚至几十倍。①全球学确确实实正在成为一门显学。
不过，正因为各个学科都在研究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或者以全球为对象重新思考本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突破旧有范式的框框，这使得全球学又似乎成了一个不着边际、无所不包的学科，除了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不需要进行范式的全球转换外，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学科，甚至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面临全球化冲击下基本范式的重构问题。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概念外延越广，那么其内涵就越稀薄。如果设想其外延可以无穷大，那么其内涵就可以说接近于无。所以，当人们试图以学科的概念来理解全球学时(这是一种知识构建的自然趋向，学科所起的作用就是把一组相近相联、探讨共同根本问题的知识用一个筐装在一起)，这就成了其努力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学所能确定的就只剩下两点：一是全球范围的思考；二是多学科和跨学科。但是，要在学科的意义上成立，全球学的界定只凭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并不想要在囊括人文和社会各学科基础上来建立一个全球学，这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与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观点相反，笔者恰恰是想要假设，全球学的讨论起点或者最终的学科归宿还是政治学。全球最主要的对立面是国家，如果想要在全球的层面来思想，那么就当代世界来说，其最大的思维障碍或思想禁锢就是国家。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对国家领土边界的冲击，“如果全球化意味着跨越全球的联系和关系的增长(有些以超领土的形式出现)，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联系可能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以及军事的。同过去相比，某些超领土的关系和联系，更少受制于个体生活于其内的社区和民族国家的物质性的领土疆界”②。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主要是政治学，因而全球学的基础或根基也应该在政治学。就政治学来说，最基本的区分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有政府的，一个是无政府的。本文想要指出的是，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分立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我们还可考虑一个全球政治的问题。如果对全球政治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论证能够成立，那么全球学作为政治学下面的一个独立分支也就能够讲得通了。
一、全球关系与全球政治
政治学的核心是研究权力的活动，政治就是利用权力对资源和价值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决定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权力的活动主要涉及权力的主体，权力作用的对象，以及权力运行的环境。在现代世界里，国家仍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力主体，它决定着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权力的基本主体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国家。虽然多元主义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也是权力行为体，但实际上他们也不会把这些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在权力上等量齐观，无非是比现实主义更强调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但是，如果就权力构成的另外两个要素，即权力作用的对象和权力运行的环境来看，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别是明显的。国内政治的权力对象是其统治的民众，民众对国家权力有合法的授予和认可，用自然法理论来说，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契约关系。正是这种权力主体和权力对象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得国内的权力运行处在一个法制化的有序环境中。权力无处着落，权力运行混乱的国家就被会称为失败国家，即国家权力无法组织正常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实现国家目标。国际政治的权力对象是其他国家，权力对象和权力主体之间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授予和认可关系，主权原则确保了所有权力都保留在每个国家自己手中，除非像欧盟成员国那样通过条约明确把部分权力转移给欧盟，国际政治的性质由此而在欧盟区域内发生了一定的性质上的变化。但就普遍而言，这种国际政治性质的部分变化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无政府一词被用来描述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特征，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的权力运行缺乏国内政治那样的法律基础。实力和影响是国际政治权力运行的两个重要基础，国际规范一定意义上起着对权力运行的约束作用，但无法和国内的法律同日而语。
当我们跳出国家间(inter-state)的层面，从全球的高度来看，全球政治的权力和国际政治的权力又有所不同。全球性权力既掌握在一些国家手中，也存在于全球体系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全球性权力，只有那些能被称得上大国、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才握有这些权力。同时，有些权力很难说被哪个国家掌握，而是存在于一个超越国界的结构中。这使得全球权力的作用对象不完全是其他国家，它还指向一种全球性的安排。这些特征导致全球政治在有些方面不完全像国际政治那样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全球政治在有些领域要比国际政治呈现出更大的秩序性。全球秩序本身因此而可以说成了一种全球权力。这样，如果说权力的全球性运行和国内以及国际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全球政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就能够成立了。
全球政治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全球关系。关系可以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如张三和李四是什么关系，中国和美国关系好还是坏；同时关系也可以指整个群体相处的状态，如某某单位关系融洽，而某某单位则勾心斗角。国际关系更多的是指国家与国家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全球关系则试图把握全球作为一个整体大家相处的状态和特征。全球政治，或者说全球权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一种良好的，同时又于己有利的全球关系。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为大家所熟悉。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关系的独特性，我们这里把它放在和国际关系的比较中来说明其性质和内涵。
本文认为，国际关系指那些少数国家之间的问题，全球关系则指那些大多数国家或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问题。具体问题很难明确哪些归入国际关系，哪些又归入全球关系，因为即使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场域中它可能是国际关系的问题，也可能是全球关系的问题。以美元问题为例，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美元贬值，在中美关系中就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美元的贬值会威胁到中国庞大美元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安全，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则属于一个全球关系的问题，美元贬值会损害目前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国际经济关系。因此，在国际关系与全球关系之间，关系的区分比问题的区分更有意义。
相比较而言，在关系属性上，全球关系具有共生性，不只是涉及少数几个国家。关系处理好了，大家都受益。反之，处理不好，大家都受损害；国际关系是两个或少数几个国家间的关系，安全困境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其面临的根本挑战。在问题取向上，全球关系具有整体性，需要用系统性思维来思考，突出集体理性的要求；国际关系则重在国家个体的主权，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地发展，个体理性的思考往往会占上风。在问题解决办法上，全球关系重视建立整体的解决方案，方案确定后采取集体行动，对问题进行共同管理；国际关系则往往是先确定国家之间的边界，然后分而治之，每个国家管理好自己辖属范围内的事。从解决结果来看，全球关系具有正和性，大家都从问题的解决中共同受益，当然如果无法解决，则会遭遇共损性；国际关系在许多人眼里属于零和性，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即使都从合作中受益，有关国家也很可能会关注相对收益的分配，谁从合作中受益更多。全球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比较可以在下面的表格中更直观地得到反映：
概言之，全球关系指所有那些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思想的占有和分布状态，包括货物、资本、人员、信息、服务、暴力、价值、思想等。占有这些构成要素的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要素的分布可以是高度中心化的，也可以是离散的或多中心的。不同要素的关系可以有其一致性，但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全球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构成要素的占有和分布状态，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合理、公正的全球关系。譬如伦理学就面临一个如何跳出国家、民族的框架，构建一个处理全球关系，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全球伦理问题。③
以全球关系为核心，全球学需要研究的基本议题包括：1.全球权力，包括权力的来源和构成要素，权力的运行方式，权力的作用规律，权力的归属和转移等；2.全球议程，包括议程的设置，议程变化的规律和趋势，议程的主导和推进，议程支持力量的组织和动员，议程的国际谈判和博弈，议程执行的监督和评估等；3.全球思想、伦理和文化，围绕公正合理的全球关系的构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革命，需要确立什么样的伦理规范的创新，什么是全球正义，应该推进什么样的全球文化建设等；4.全球秩序，包括全球秩序的现状，全球秩序存在的问题，全球秩序的改革与转型，全球治理等；5.全球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协调。“全球化和国际化过程共存了数个世纪，尽管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也不是一个零和过程，即全球化和国际化此消彼长的过程。它们相互补充，同步发生却不一定相互影响，有时也会相互矛盾。”④
二、全球关系与全球秩序
在全球研究的基本议题中，全球秩序相对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它向下可以演化出各种具体的全球议题的处理，向上可以进一步抽象提炼出全球哲学、思想、伦理和规范，一直追问到全球正义的界定和演绎。同时，它还是连接现实和理想的桥梁。一方面，秩序既要反映客观现实；另一方面，现实的秩序又要面临来自公平和正义这些最高原则的拷问与审视。
全球秩序是全球关系在某一时期内相对固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表现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也可以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起着某种主导性影响的思想观念或制度结构。全球关系仅指问题本身，而全球秩序则是全球关系在相应问题上形成的结果。世界各国愿意就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展开谈判，这是全球关系，而谈判一旦形成某种条约和体制，就是全球秩序。全球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全球秩序，包括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发展转型，影响全球秩序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各种行为体怎么影响全球秩序及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全球秩序的价值、原则和程序，创建和维持全球秩序的成本和收益分配等。
无可否认，全球权力在全球秩序中仍起着主要的规定性作用，全球性的权力结构是全球秩序的基础。强权者极力在世界上推广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宣扬其制度和模式，创建和操纵主要国际制度。不过，这里有几点值得进一步具体分析：第一，强权者不一定完全就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在英国力量的鼎盛时期，国际金融秩序仍很大程度上受荷兰影响，英国还在想着怎么把国际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吸引到伦敦；第二，强权者也不一定完全就集中在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在国际舆论秩序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世界重要的媒体集团并不全在美国；第三，国家权力之外还有体系性权力，两者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也会互相排斥，金融危机中政府和金融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博弈关系。国家权力和体系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国家自主性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在国家仍是最基本国际行为体的当今时代，全球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国家对全球既参与又抗拒的矛盾关系。参与为的是国家更好的发展，抗拒则是为了在参与中力保自主。全球化与自主性由此成了一对最为基本的关系。“全球化与自主性的关系的变化，是与权力和权威的场所的一系列变化密不可分的。”⑤
思想观念领域的秩序要比权力领域的秩序复杂得多，自古以来世界就是由多文明组成的，在古代以地域性体系为主的时代，文明之间的冲撞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地中海沿岸的世界是个特例，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征战贯穿了几个世纪)，而自近代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张开始，世界政治的多文明关系就构成了全球秩序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有两个大的阶段可以区分思考：第一阶段是西方凭现代化力量进行全球扩张，其他文明大多在抵制和自我转型中处理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第二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新一轮的浪潮开启以来，世界政治秩序进入了一个新的重构阶段。先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挟冷战胜利之势欲一统天下，但随后新兴国家的崛起改变了这一进程，世界政治秩序进入新的重构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世界上思想观念领域的竞争交锋显得特别激烈，国际道义之争，发展道路和模式之争，政治合法性之争，这些都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会对形成中的全球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在多文明的世界政治秩序构建中，起作用的就不完全是权力关系。强势文明无疑在其中占有优势，但攻克城池容易，攻下人心很难，文明的生存和持续能力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强。军事、经济等物质能力构成的秩序无法完全覆盖文明和政治秩序，更何况，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文明秩序已经突破了以国家领土为分界线的权力秩序。对于新兴国家来说，物质性崛起还不算真正的崛起，真正的崛起是思想观念的崛起。
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专列一章讨论了全球化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指出“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体系，它包含了广泛共享的观念、模式化的信仰、具有导向性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特定人群认可为真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不仅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且按照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为个人提供了一幅比较连贯的世界图景。”“如所有的社会进程一样，全球化也包含了一个意识形态向度，充满了关于这一现象本身的一系列规范、要求、信条和叙事。”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一直在向人们兜售这样一些关于全球化的基本命题：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全球化对每个人都有益处；全球化促进民主在全世界传播。⑥
与思想观念领域的秩序相比，制度性秩序要物质得多，因此一定程度上也与权力秩序更一致。联合国的创建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的意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制度基本上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不过，一方面，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形成某种自主性，不一定会完全执行权力者的意志；另一方面，制度成了权力竞逐的一个新的场域，这就更突出了制度秩序在全球秩序中的重要性。
制度秩序的竞争首先反映在既有制度面临的问题上，包括它的合法性和能力。如果大家都觉得一个制度不再具有代表性，那么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制度的合法性和制度的能力直接相关，制度能力主要体现在整合大家意志的能力上，当一个制度无法整合大多数人的意志时，制度的存亡或改革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制度秩序的竞争其次就反映在制度改革上，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围绕联合国改革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无法整合大多数人意志的另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创新，新建制度和既有制度构成一种竞争关系。七国(八国)集团无法整合新兴国家的意见，因而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这样的新机制就形成了。⑦
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开启了制度秩序竞逐的一个新舞台，它的地位可以和二战结束对国际秩序设计的影响相比，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领域的秩序设计之所以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任何一种这方面的秩序一旦形成就包含着强烈的分配性含义，既有潜在的收益分配，也有明显的成本分担。同时，这种秩序又与每一个国家相关，因为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不像某些制度只是包含部分国家的准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此外，气候问题还只是世界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始的第一个秩序设计的考虑，一旦其秩序确定下来，就会构成其他全球性挑战应对上的一个先例，其秩序具有很强的引申性。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异军突起，它们不仅通过对各自国家的政府施加影响来作用于全球关系，还利用各种机会(如召开世界峰会)直接展开国际活动，宣讲它们的观点、主张和方案。林林总总的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参差不齐，但它们已经在全球秩序的设计中开始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尽管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会有各自一些国家背景，但至少在表面和叙述上它们并不代表国家，它们甚至无视世界政治仍基本以国家为构成单位这一事实。因此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秩序设计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全球化的发展必然推动全球秩序的创建，全球秩序的创建等于是全球治理，秩序的丰富和完善程度就体现了全球治理的发达程度。这方面的国际活动应该说才刚刚展开，全球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构建，为各自在新的全球秩序中赢得一个有利地位。
三、全球关系与全球战略
战略就是调动手中的资源达到预想目标的谋划，全球研究中的全球战略就是运用自己拥有的全球权力来影响全球秩序创建的行动方案。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全球战略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自己以什么身份，通过何种方式介入进全球关系中。虽然我们参与世界市场的起步方式是非常初级的，只做一些来料来样加工的生产活动，但这为我们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对世界市场的参与打下了基础，也为进一步的开放积累了经验。另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战略应该视自己与体系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我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后，我们提出产业升级(因而也是自己与世界市场联系方式的升级)、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的战略就成了适时和必须的了。在渐进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知识的体系中，都要以我为主，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确保全球战略的成功。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全球战略，最后只会使自己沦为全球政治中一颗被摆布的棋子，全球秩序的附属品。
全球进入战略的设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几种经验教训：一是和国际体系正面冲撞的进入战略，法西斯德国可以算是一个例子，其结果是使整个国际社会遭殃不说，自己也几乎遭灭顶之灾；二是完全的出口导向战略，把自己嵌入全球体系结构中，从而面临丧失自主性，沦为体系附庸的危险，这是依附论者最忧心的；三是基于自主选择的渐进战略，审时度势地把握好战略推进的节奏，并不断对战略进行评估和调整。
身份的构建是全球进入战略中最为困难，也最不易说清楚的部分，但这个问题却又确确实实存在。受欢迎的身份可以促进国家和全球的良性互动，而令人厌恶、恐惧、困惑的身份会使国家进入全球的战略频频受挫。更令问题变得困难的是，身份的构建是内外两方面完成的，各国会主动选择、塑造自己的身份特性，同时一个国家的身份也被其他国家构建。因此，全球身份战略面临多重，许多时候难以自己控制的目标，包括建立受欢迎的身份，影响外部世界对自己的身份构建，协调内外身份构建以促进其一致性等。日本外交在近代一个重要的努力目标就是争取让西方列强把日本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不是“东亚病夫”的一分子。
全球战略的设计不只是在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中重要，在思想和知识领域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中国文化自古具有强大的吸纳力和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借鉴各家之长。但这是有前提的，即在吸收的同时自己必须有深厚的根系，文化和思想上的自主性比经济的自主性更重要。经济重建和崛起可以在一二代人之内完成，文化一旦丧失自我后，恐怕数代人都难以找回自信。这也说明全球战略在考虑怎么面向其他文化和思想的同时，必须注意自己要固本培元，只有一种自信的文化，才能真正吸纳百家之长。因此，当思想和知识领域在全球研究中试图进行范式的全球升级和重构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根基在哪里，自己的根系是否足够深厚，是否具有对各种思想正确的辨别能力。
全球关系对应国际关系，全球战略也应与国际战略配合和互动。国际战略以国家间的纵横捭阖为主要考虑，全球战略则始终要以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目标、利益和地位为考虑目标，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要服从于这一目标，而不能让国家间关系一时的好坏打乱自己的全球战略部署。从全球战略和国际战略的配合互动来看，有的时候把国际关系的问题向全球关系转化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中欧关系的蜜月期出现在美国单边主义最盛行的时期，这促使我们提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应该在全球的视野中来认识和推进，意味把中欧关系上升为一种全球关系的建设更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有时把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升为全球关系会阻碍问题的解决，用国际刑事法庭来尝试解决苏丹问题显然于事无益。反之，有的时候把全球关系的问题分解为国际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会起到较好的效果，世贸规则的谈判许多时候就先通过小多边，甚至主要国家间双边的方式来推进；而有时把全球关系转换为国际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会适得其反，推动气候问题谈判取得突破是全球秩序构建的重要努力，但采用征收碳关税的方法来迫使另一方就范的企图却难以起到真正的效果。因此，怎么实现国际关系与全球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全球秩序的构建，这是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球战略推行的一种艺术。
全球研究或全球学显然并不局限于国际关系，哲学、文学、历史研究都在考虑全球化给它们带来的范式挑战。不过，即使如此，应该还是可以说大家都在关注和思考各自领域的全球关系问题，全球政治就是围绕全球关系组织和构建而进行的活动，活动的结果是形成某种全球秩序。如果把这些活动作一个有意识地规划和推进，这就是全球战略。这些问题构成了全球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典型思维，但其他学科也可以在其中的环节或领域找到各自要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详细情况可参见本期郭长刚教授的文章。
②④⑤[加拿大]刘易斯·波利，威廉·科尔曼主编，曹荣湘等译：《全球秩序：剧变世界中的机构、制度与自主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第14页，第3页。
③参见[美]彼得·辛格著，应奇、杨立峰译：《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⑥[美]斯蒂格著，丁兆国译：《全球化面面观》，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6页。
⑦参见[加拿大]彼得·哈吉纳尔著，朱杰进译：《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加拿大]安德鲁·F.库珀、[波兰]阿加塔·安特科维茨主编，史明涛、马骏等译：《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经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