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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03)02-0045-04
近些年来，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设想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一些论者将这一设想与我国类比，认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表现。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得从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含义说起。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主要表现在1877年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和1882年与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之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弊端也同时蔓延。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俄国许多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公开发表，俄国一些自称“马克思的学生”的人依据其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俄国未来的前景所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新的社会形态的天然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打出“米尔社会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旗帜。面对这种争论，马克思在详细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内部结构、存在的外部条件、两重性质及其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基础上，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
马克思晚年设想最主要的理论根据是对俄国农村公社两重性的剖析。他指出：“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P435)基于俄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后者。他把农村公社当作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喻之为“下金蛋的母鸡”[1](P440)认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3](P441)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是因为俄国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1](P451)俄国农村公社经过长期进化已经具有完全不同于较古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它已经割断了原始公社的那种血统亲属的牢固而狭窄的联系，而是更加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1](P435)
俄国农村公社能否成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起点，还取决于外部条件。一是政治条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如下：“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P326)这种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依赖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呼应的观点，恩格斯后来更加予以强调。他在1893年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实现俄国社会变化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改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初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2](P550)他还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3](P620)二是经济条件：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充分利用其土地公有，集体生产和劳动组合等方面的优势，引进并运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机器技术和管理方式，发展生产力，使其摆脱原始性，避免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过渡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有制。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1](P444)“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P431)
上述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先吸收一切肯定成果再进行革命，还是先进行革命然后再吸收一切肯定成果呢?恩格斯指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4](P500)他还就此问题进一步说到：“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3](P620)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只有与俄国革命相互呼应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使俄国公社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而马克思所说的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同时代”只不过是说明当时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可见，马克思晚年的设想是，俄国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因为：一、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二、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呼应；三、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达到社会主义。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要判断中国是否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就必须要回到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设想中去寻找答案。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与上述要完成跨越的三个条件相去甚远。
第一，中国的社会状况与马克思笔下的俄国农村公社并非一码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6](P630)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并没有内部存在公有因素和私有因素斗争的情况，占绝对优势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没有或只占有少部分土地——正因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5](P630)中国的农民也没有割断血统关系，而是以一家一户为基础耕种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虽然存在着劳动互助，但他们并不习惯于劳动组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并非长子继承制度，而是多子分承制度，使得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并不存在适合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的天然优势。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5](P631)，从而成为“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1](P431)，与俄国农村公社时的环境有显著区别。
第二，如果中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按照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设想，那么就必然有中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呼应。而事实上，在中国，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有世界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援助，但谈不上是两种革命的相互呼应。俄国出现的十月革命可以说是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猛烈震荡和十月革命的推动下，1918—1923年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国家曾一度出现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甚至在德国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诞生了苏维埃共和国，但高潮迅即低落，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这种稳定一直持续到1929年。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危机。面临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各国统治阶级根据自身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寻找不同的出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不同的现象。一些国家如美国实行以国家调节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政”，来摆脱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如日、德则走上了建立法西斯专政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高潮。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演变成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之间的战场。二战后，波兰、南斯拉夫、捷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先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总体上，包括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力量对比上的劣势，当时斯大林的主导思想是英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战略上取守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至少在名义上，斯大林只承认和援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而对中共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与二战结束前后斯大林没有支持法共、意共领导的游击队一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非处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中发生、发展和取得胜利，这种高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同样没有出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几乎都强调世界革命高潮中的中国革命在不断高涨中转向社会主义，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
第三，如果说中国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那么，跨越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三大改造的完成。按此推论，至少到三大改造完成时，中国已经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因为，“吸收”是“跨越”的前提。情况到底怎样呢?可以说，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共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是利用和限制，界限是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这种“利用”还谈不上是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否则，毛泽东就不会反复解释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6](P1060)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建国后，中共放弃了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7](P39)加上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几乎人人皆知，如此等等，也就使中国不可能从西方国家那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表现。一些论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找到“经典理论”来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更大模糊。它违背了恩格斯说过的，“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8](P26)
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简单理解为“双线论”，按照是否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分成两大类，认为中国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当然就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是一些论者的基本理论思路。马克思所运用的是从具体历史环境出发的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用马克思自己的表述就是：“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P131)这一方法表现在社会发展理论上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人们最熟知的是马克思有关五大社会经济形态的论述，但他从来就没有认为世界各民族都必须按五大形态循序渐进的单一道路发展。而在《伦敦手稿》中，马克思探讨了亚西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论断。马克思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指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多样性，即“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9](P14)出于对西方历史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考察，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各国封闭的格局将被打破，任何一个民族必将作为世界历史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被卷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P8)而马克思晚年在深入分析俄国社会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P130)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多样性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要求。在东方落后国家走进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马克思只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提出自己的设想。他不能也不会去设计出具体的道路，一切都必须依据随时变化着的形势。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在俄国并没有实现。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突破的科学论断。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相继取得胜利。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历史的误会”，相反，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之所以成为真理，并非因为它符合某个“本本”，而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利用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与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补资本主义的课”是两码事。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不是“跨越”意义上的，恰恰是建立之后经过逐步探索，才回到正确认识和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上来。
收稿日期：200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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