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词学”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12)02-0008-06
自从“词”发生以来，关于“词”的讨论亦纷纭而起，有“乐府”、“乐章”、“琴趣”、“歌曲”、“诗余”、“长短句”等称谓，更有“别是一家”、“自有一种风格”、“诗之苗裔”、“意内言外”、“词者声学也”等说法，这样便产生了以词的体制、创作、历史为讨论对象的一门学问——“词学”。
一、“词学”的历史
以“词”为讨论对象的行为，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出现了，最著名者为欧阳炯《花间集序》，接着是北宋陈世修《阳春集序》、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黄庭坚《小山词序》等，南渡之际更有李清照的《词论》指点北宋词坛积弊，提出著名的“别是一家”之说。南宋时期，张炎《词源》是第一部系统讨论词学问题的专著，上卷论乐，为音律论；下卷论词，为创作论；它从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开启了中国词学体系化的研讨历程。“词之有学，实始于张氏，而《词源》一书，乃为研究词学者之最要典籍矣。”[1][88]然而，在唐宋还未出现用以指称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词学”一词，也就是说唐宋时期的词学研究是有其“实”而无其“名”。
以“词学”指称“词”的研究行为，第一次出现在明代，这就是周瑛的《词学筌蹄》。周瑛(1430—1518)，字梁石，号翠渠，莆田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弘治初官至右布政使。《词学筌蹄》现有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卷首有周瑛“自序”，作于弘治七年(1494)。这是一部词谱之书，它在体例上是前为谱后为词，此编以调为主，逐调为之作谱，目的是“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据此推知，“词学”一词，最迟在弘治七年已经出现，确切地说它是用以指称词的“图谱之学”，目的在于帮助初学者按谱填词。因此，在明末，词的“图谱之学”盛行一时，先后有张艇《诗余图谱》、程明谱《啸余谱》、万惟檀《诗余图谱》问世。到清初“词学”一词开始广泛流行，所指也是基于创作目的的词谱词律之学。如邹祗谟说：“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2]田同之说：“近日词家，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之间，惟斤斤守《啸余》一编，图谱数卷，便自以为铁板金科，于是词风日盛，词学日衰矣!”[3]玄烨说：“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移宫换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4]
在清代，随着词学复兴之势的全面到来，对于“词学”一词的理解逐渐宽泛起来。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培刊刻的《词学全书》，将《填词名解》《填词图谱》《词韵》《古今词论》合刻，向人们宣告“词学”这门学科应该包括词名释义、词谱、词韵、词论四个方面。康熙二十七年(1688)徐釚编《词苑丛谈》，将词学内容归结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谐谑、外编六类，这是清代对“词学”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整理的初步尝试。此后，清代词学进一步开拓、发展，在词韵方面有吴娘的《学宋斋词韵》、叶申芗的《天籁轩词韵》、谢元淮的《碎金词谱》、戈载的《词林正韵》，在词律方面有王奕清的《钦定词谱》、叶申芗的《天籁轩词谱》、舒梦兰的《白香词谱》，在词乐方面有凌廷堪的《燕乐考原》、谢元淮的《碎金词谱》，在词话词评方面有李调元的《雨村词话》、郭麐的《灵芬馆词话》、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翔凤的《乐府余论》、孙麟趾的《词迳》等，这些论著大都后出转精，成为清代词学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嘉庆十年(1806)冯金伯对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作总结，编成《词苑萃编》二十四卷，将“词学”内容归纳为体制、旨趣、品藻、指摘、纪事、音韵、辨证、谐谑、余编九类，内容更丰富，归纳更科学。嘉庆十五年(1811)秦恩复刊刻《词学丛书》，收有《词源》《词林韵释》《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精选名儒草堂诗余》、陈允平《日湖渔唱》六种，包括词韵、词论、词乐、词集等，顾广坼为之撰写序文，提出了建构“词学”的设想，指出“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学，何独至于词而无之”，并阐述了“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具体内涵：“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指秦恩复)为功于词者非浅鲜也。”[5]
光绪年间，江顺诒对“词学”再一次作总结，编成《词学集成》八卷，前四卷是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后四卷是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是书虽由汇集而成，但其所加案语及体系结构，均能体现一定的词学观，可看作是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前人词话且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词话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汇编体词话‘搜采多而论断少’的缺陷。”[6]它剔除了纪事、辨证、谐谑、品藻等内容，突出了体制与创作方面的内容，揭示“词学”实由音乐与文学两部分组成，从而在词学体系的建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输入，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现代化改造势在必行，中国词学的学科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先以“词学”命名并以现代学术面貌出现的是谢无量的《词学指南》(1918)，这是一部与其《诗学指南》相辅而行的普及读物，由“词学通论”和“填词实用格式”两部分组成，值得注意的是“通论”部分，包括起源、体式、作法、词评、词韵等，内容虽称简略，却也大致地涉及到现代“词学”的主要内容，只是他的着眼点还是在“填词”上，所以在“填词实用格式”部分，具体地以图谱的形式说明某词某调之平仄叶韵。接着就是由上海崇文书局印行的王蕴章的《词学》(1919)，它与费有容“诗学”、许德邻“曲学”等一起构成《文艺全书》，“词学”由溯源第一、辨体第二、审音第三、正韵第四、论派第五、作法第六组成，涉及到的内容有：词源、词体、词谱、词韵、词派、作法等，这些可以说是对“词学”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基本界定。而后有吴莽汉《词学初桄》(1920)、徐敬修《词学常识》(1925)、徐珂《清代词学概论》(1926)、胡云翼《词学ABC》(1930)，对“词学”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在上述主要内容之外更大篇幅地增加了“词史”的内容。到30年代，又有梁启勋《词学》、刘德成《词学概论》、吴梅《词学通论》、任二北《词学研究法》、罗芳洲《词学研究》、汪东《词学通论》、寿玺《词学讲义》、华钟彦《词学丛谭》、蒋梅笙《词学概论》、詹安泰《词学研究》等相继问世，逐渐淡化并剔除填词格式之类的内容，进一步强化词籍、体制、作法、历史等内容，使得“词学”的研究对象更趋于合理，“词学”的研究体系更趋于科学。至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发表，提出词学研究之“八科”说，成为中国现代“词学”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
二、现代关于“词学”的讨论
从谢无量《词学指南》问世，在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在现代教育体制的规范下，现代学术界对于“词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和方法展开讨论，中国词学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
(一)关于词学的定义
什么是“词学”?在传统学者眼中，既指创作，即对词之体式和写作技巧的把握；也指理论，即对词的创作的理论探讨。在现代词学的初创期，对这一语词也未作比较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因此，一般情况下是沿袭传统的看法，比如谢无量的《词学指南》、徐敬修的《词学常识》指的即是传统意义上的“词学”，但在现代学术分科的大趋势下理论探讨的比例越来越重，正如现代“诗学”一样，现代“词学”基本上指的就是一种对词的理论探讨的学问。正如梁启勋所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7]梁启勋认为，在词的音谱失传之后，词已成为一种“徒供读品”的文本，而“词学”也就成为一种对这一文本进行研究的学问。因此，在现代学术界是把“词学”或曰“论词”与“学词”或曰“填词”分开来看的，胡云翼在《词学概论》开篇就说：“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习填词。”[8][175]龙榆生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一文中也说：“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治词学者，就已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态度务取客观……学词者将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陶铸销融，以发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个性充分表现于繁弦促柱间，藉以引起读者之同情，而无背于诗人兴观群怨之旨，中贵有我，而义在感人。”[1][104]又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说：“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歌，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1][87]也就是说，“填词”是一种创作实践，“词学”是对这一创作实践的理论探讨。“迨世异时移，遗声阒寂，钩稽考索，乃为文学史家之所有事。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昭示来学也。”[1][87]因此，在“词学”与“填词”之间有这样的一种联系——没有“填词”便没有“词学”，詹安泰谈到自己《词学研究》一书的撰写初衷时说：“盖作词难，知词亦不易也。兹所论列，殆同草创，略具规模经营，兼论学词，非尽词学。诚以苟未学词，侈谈词学；纵能信口雌黄，哗众取宠，只是沿袭，必无创获。”[9]也就是说从事词学研究者，当对创作有其会心之处。
(二)关于词学的研究内容
通过上述定义，大致界定了“词学”的研究内容，大凡关于“词”的体制、创作、历史、文献等都是“词学”所关注的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也决定了“词学”学科体制的构成。
首先，是张尔田为朱祖谋《疆村遗书》所撰序文，指出清代词学所取得的四大成就，这就是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词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尊体之学，以朱祖谋为代表的词籍校勘之学，所论虽称简略，大致总结出清代词学的重要成就，这也是对清代“词学”主要内容——词律、词韵、尊体、校勘的精辟概括。
其次，是任二北在《东方杂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刊物发表《研究词乐之意见》《研究词集之方法》《增订词律之商榷》等论文，后结集为《词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指出“词学”研究包括作法、词律、词乐、词集等四个方面，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词学”在分类学上有创作研究、词律研究、词乐研究、词集研究四个方向。
再次，是夏承焘在《天风阁词学日记》中1935年12月29日提到的在40岁以前拟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书，1937年1月15日谈到准备以10年之力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三书，1938年3月8日提到计划中撰写的《词学》一书，拟分为“人物志”、“曲籍存佚志”、“宫调志”、‘劈言志”诸目，这也是词学分科的另一种提法，并着重在传统文献的史料辨证，有点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词学文献学或词学史料学。
第四，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指出，自明清到现代，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国词学基本形成了以张綖《诗余图谱》、程明谱《啸余谱》、赖以邠《填词图谱》、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为代表的“词乐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橚《词林纪事》、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为代表的“词史之学”，以王鹏运、朱祖谋合校《梦窗词集》、朱祖谋编校《疆村丛书》为代表的“校勘之学”。然而，龙榆生认为在上述五个方面之外，还可以别立“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所谓“声调之学”，就是根据词中旬度之参差长短，与语调之疾徐轻重，叶韵之疏密清浊，比类而求之，拧求曲中所表之声情。所谓“批评之学”，就是在传统词话之外，以客观之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所谓“目录之学”，则是示学者以从入之途，或重考作家之史迹，或详辨版本之善恶，或慎识词家之品藻，等等。
综观上述诸家所论，大致可以了解到现代“词学”在体系建构问题上的一些设想，而以龙榆生的建构较为系统，它涉及到词乐、词体、词律、词韵、词论、词史、词籍等主要方面。
(三)关于词学的研究方法
如何研究“词学”?李冰若说：“我们对于学术的态度，尝觉主张是一事，研究是一事，两者不必混在一起；即同一研究对象，亦各有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尤不必大家走在一条路上，故研究词学亦分为几个方面去做，亦不是主张定要做成一个词人。”[10]现代学者根据自己认定的内容，以及他们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心得，对词学研究的方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首先，从初学的角度开列词学书目。如徐敬修《词学常识》、胡云翼《词学概论》、薛砺若《宋词通论》、胡云翼《宋词研究》、刘麟生《词系》，都开有给初学者入门的参考书目，这些书目包括有总集、选集、专集、词话、词律、词韵之类参考书。如刘麟生认为词学的研究方法，无非是读词和作词两个方面，读词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读词选，二是读专集，而且初学之人只能读唐五代两宋词，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至于作词的方法，则不可不知词的技法方面与演变情形，于是要读词话、词史、词律、词韵等书，因此，他在《词学的研究法》一文中也开列出一系列词集、词律、词韵等书目。有些学者还直接将相关的参考书汇为一编，如胡山源的《词准》收录有夏承焘《作词法》、舒梦兰《白香词谱》、成肇摩《唐五代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和《词莂》、戈载《词林正韵》，“关于词之重要事项，包举殆尽”。罗芳洲编《词学研究》则着重收录论词之书，主要有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王又华《古今词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人间词话》、吴梅《论词法》等。进而，如徐敬修《词学常识》第三章“研究词学之方法”，就分别从“填词之入手法”、“填词之格式”、“词韵”、“词书之取材”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初学者指示填词所从入之门径。
其次，从研究的角度探讨研究路径。这一点以李冰若所谈最为明晰，在他看来词学研究有如下几种路径：1)整理纂辑。“唐五代词人多有难于考证生平的，而词集流传散佚甚多，且如同一词集的本子，所收有多少之分，所刊复有谬脱之别，欲为研究便利计，整理纂辑工作自不可少。”[10]还有，元明清词尚待整理，域外所藏，杂书所存，尚待搜罗补订。“苟性喜此事者，不妨划定范围，就自己的能力所及，作一番整理纂辑的工作。”[10]比如历代(或某代)词人小传或词人名录，历代(或某代)词集考(包括版本、存佚、补校诸项)，词学辞典或总目提要，词总集之校补或搜集，词别集之校补或辑佚，词话之纂辑或改编，等等。2)词乐词律。包括词的乐律或词谱新编两个方面，从前者言，“学者若本习音乐，或性之所近，不妨取历代正史之礼乐志，音乐志，律历志，朱子、张炎、王灼、沈义父诸人之著作，及清代江、陈、凌、段及近人郑、夏诸君之书，比较综贯而考索之”[10]；从后者言，“词谱之考订，此指文字四声阴阳及句法之谱，虽属偏重形式，且有张、赖、万、杜诸氏，初具规模，然其错谬正复不少……乐律方面既未得其真相，能就唐宋诸词为订一谱，或于比较探索中得一乐律新解，亦未可知”[10]。3)评注谱传。“倘学者有意于此，最好就诸大家名词别集，或重要总集选集，择其一二，为之注释，或兼集古今评语，洵为利人利己之事。若进而师古人知人论世之言，为所评注之书，或做作者年谱或评传，则更为美举。”[10]这一项工作又可细分为四种——某某词集注释、某某词集评注、订补某某词集注或评注、某某词人年谱或详传。4)读词。读词之法，前述刘麟生已有所论，但李冰若的切入角度不同，不是一般性地指导读何种书，而是教以读词之法，即从研究角度言该如何读词?一是读词当知原词主句及其结构，二是读词宜明其寓意，但也不能如张惠言那样“高说比兴，求之过深”，反成附会穿凿之弊。
另外，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是一部系统探讨词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分别从作法、词律、词乐和专集选集总集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词学研究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当另文专论。
三、走向现代的“中国词学”
从“词学”义界的明晰化，到研究内容的定型化，再到研究方法的逐步深化，现代“词学”学科意识越来越明确，学术流派也渐以形成，还出版有专门的学术刊物(《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青鹤》等)，涌现出大量的词学研究出版物(包括普及性的及研究性的)。
首先，是重新认定“词”的价值，这决定着“词学”这一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在传统学者眼中“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小道”、“末技”之说在词坛一直存在着，晚清时期虽有常州派提出尊体的要求，通过上攀风骚的手段，运用比兴的手法，注入寄托的内涵，达到了推尊词体的目的，但它对“词”之地位的提高，却是借助儒家诗教来实现的。在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的新形势下，在儒家诗教受到新文化运动冲击和否定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认定“词”的价值和地位?王国维是以现代的“真”代替古典的“善”，亦即以现代纯美文艺观取代传统教化文艺观，提出“词以境界为上”的新说，所谓“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1]，唐宋词以“真”的面目出现，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价值所在。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理论主张出发，指出诗歌和音乐都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词作为音乐也是“新民”所必需的一种精神手段。胡适则从“文学革命”的角度立论，认为由诗之变为词是千年文学史的“第五大革命”，指出词在宋代就是一种“新体诗”，“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人手”[12]，因此，胡适以词作为他从事“文学革命”的一种试验工具。以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先驱人物，分别从审美的、社会的、历史进化的角度，以现代的文艺观对“词”的存在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了新的衡估，这直接地影响着现代学术界对于“词学”这一学科存在的认识。胡云翼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词’?乃是认定词体是中国文学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了许许多多不朽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让我们去尝鉴享受。”[8][175]华钟彦说：“若问我们为什么研究词呢?那可以说是为适应我们情感上两种要求，一个是调剂科学的干燥，一个是发挥内在的性灵，这是词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13]李冰若说：“由唐五代两宋发生极盛之时到后来衰落期止，经古今词人精心制作，真是包罗万象，变化多端。内容方面，有个人之爱怨悲愤，有社会之生活描摹，有国家民族之精神表现，有各派哲理之参综寄托。风格方面，有的缘情寄托，有的沉痛悲凉，有的激昂奋发，有的萧散从容。几乎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念，撷取词文的修养菁英，不惟可供文学上的陶养情性，推陈出新工具，且可供社会科学上丰富的材料，其有研究的价值，不言自明。所以，词学在任何观点上，都有研究的价值与必要。”[10]因此，在大学课堂里“词”与“诗”、“曲”、“骈文”一样是必须讲授的内容，如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一览》记载有当时的文科教授及其所授课程：黄节(诗)、刘毓盘(词、词史)、吴梅(戏曲、戏曲史)，这也直接影响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后来开办的大学对于课程的设置和师资的聘用，从而改变了传统学术以经学为主轴而以词曲为“小道”、“末技”的观念，使词学能够堂而皇之地走上大学讲堂，在现代学术视野里“词学”与“诗学”、“曲学”一样，是中国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由于词学研究队伍成员的复杂性，使得现代词学研究阵营出现了不同的学派。明末清初以来，词坛上曾涌现出众多的词派，其影响最著者为阳羡、浙西、常州三大词派。因为传统词学在一定意义上指向的是创作，从事词学研究者也就大多从属于这些词派，比如阳羡派的陈维崧、万树，浙西派的朱彝尊、厉鹗、王昶、杜文澜，常州派的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等。在清末民初，这一风气实际还在继续蔓延着，当时最有影响的就是“清末四大词人”，有人称之为“临桂派”，有人称之为“疆村派”，这一词派不仅在创作上颇有成就，而且在研究上对清代词学贡献尤巨，像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的词籍校勘，况周颐的词学批评，郑文焯的词律研究都代表着清代词学的最高成就。然而，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词学也在积极吸纳新思想新方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现代，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旧瓶装新酒”，在传统词话的外壳里包孕着极其前卫的现代思想；相反，王蕴章的《词学》、谢无量的《词学指南》、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等，则是“以新瓶装旧酒”，用现代的学术规范整合传统词学的思想和内容，力图使传统学术更加贴近新的时代。因此，在现代初期，从事词学研究的队伍就有以朱祖谋为代表的“旧瓶装旧酒派”、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旧瓶装新酒派”、以谢无量为代表的“新瓶装旧酒派”。在“五四”以后，这三个学派还在继续发展着，承朱祖谋而来的有陈洵、夏敬观、杨铁夫、郭则淫、蔡嵩云、周曾锦等，承王国维而来的有胡适、俞平伯、胡云翼、冯沅君、华钟彦、刘大杰等，承谢无量而来的则有吴梅、刘毓盘、汪东、王易、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刘永济、卢前、任二北、赵尊岳、陈匪石、詹安泰等，有人将之称为“传统派”、“现代派”和“新变派”[14]，这三个学派又以兼融新旧两者之长的“新变派”学术成就最高，比如刘毓盘的词史研究、吴梅的词体研究、王易的词曲史研究、任二北的词乐研究、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研究、赵尊岳的明词文献整理研究、唐圭璋的唐宋词籍辑佚校勘研究、龙榆生的作家作品研究、刘永济的词论研究，等等。
再次，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科学方法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自明末清初以来，实学思潮迅速兴起，到乾嘉时期考据学走向成熟，并成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正如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所说：“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此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15]在清末民初，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亦以校经之法校词，王鹏运首创校词“五例”，而后朱祖谋进一步发展为校词“七法”，从而开现代词籍校勘学之先河。在民初学术界，一般认为，晚清学者运用的乾嘉考据方法，与自西方输入的重实证的科学方法相暗合，进而两者合流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型——“新朴学”，像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都是这一新学术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在词学方面也有《词录》《清真先生遗事》《辛稼轩先生年谱》等成果面世。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派又掀起一股“整理国故”的运动，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这里“整理”是与“输入”相伴而生的，它是要借助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6]傅斯年还为之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所谓“整理国故”就是“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17]在这一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下，词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开始兴盛起来，一方面是在传统文献的整理上，辑佚、校勘、汇刊、编年、笺注等方法得到全面运用，推出了像《郭煌曲子词》《唐五代词》《全宋词》《校辑宋金元人词》《明词汇刊》《清名家词》等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完全摆脱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而代之以审美的、民族的、性别的、白话的批评视角，使词学批评标准更加多元。而且，因为研究观念的转变，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引进，过去未曾注意的词史现象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在20世纪初敦煌曲子词的出现，推进了对词之起源问题的认识，王国维、胡适、郑振铎、姜亮夫、胡云翼都就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词的起源问题成为20世纪最热门的学术话题。还有历史进化论的引进引起现代学者对词史问题的关注，无论是新变派的刘毓盘、吴梅、王易，还是现代派的冯沅君、胡云翼、刘大杰，都超越了以往派别的视界而代之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力图把词史描述成为一个不断衍生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