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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3316（2000）02－0036－05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尤其是1832年以后的作品已基本转向直接描写生活事实本身，暴露当代生活的内在不和谐性，探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小说和历史不能混为一谈，但现实主义的小说本身只有在能够产生这些事件的历史背景和轮廓下才能创作出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巴尔扎克的极力避免虚构的创作方法，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真实的生活事实材料，在他的作品里，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只在于“这个”还是“那个”的不同，而不是“有这个”还是“没有这个”的不同，这使得他的作品对了解其所处时代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在这些作品中，金融活动风云变幻，无论是其布满全国的金融网络的构架，抑或在金融市场以各种形式进行的资金吸入贷出，都透露出金融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形成中工商业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这或者正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之处。
一、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金融机构
任何金融活动均需通过一定的金融机构来办理。透过巴尔扎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到19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了适应各种不同经济阶层的金融机构网络，大致如下：法兰西银行——高级银行——中小银行——黑市银行——个人高利贷者。既有兼具专业银行职能与国家金融政策实行工具职能的法兰西银行，也有凯勒兄弟银行和纽沁根银行，他们大都是以国家的发展计划、大地产主、大企业主的活动为自己的投资目标。[1]也有一批像克拉帕龙银号、 杜·蒂耶银号等介于高级银行界与中小银号之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面向大众，面向小企业主，是中小企业主与高级银行间的牵线人。 [2]一些职能资本家也从事银钱业务，公证人罗甘就是这样的。[3] 经营印刷与造纸的梅蒂维埃以及库安泰兄弟也是这样，[4] 与工商界交往最深的是带高利贷性质的个人银钱业主。《幻灭》中的萨玛农经营典当行业的同时给出版界放款。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吕西安留着身上穿的几件必不可少的衣衫，把礼服和讲究的内衣送去给萨玛农，萨玛农出价五十法郎。吕西安央求放高利贷的多给一些，让他能够坐班车回去，萨玛农始终不答应。”
当时法国金融机构网络设置可资借鉴的地方就在于：第一，其网络纵横交错，分布于全国各地，它适用各不同层面的市场主体的需要，尤其是工商业市场初步形成时，市场主体多以小规模的面貌出现，他们平时业务一般不超过本钱，但他们时常需要一些数量不大的周转资金，特别是当他们扩大业务经营范围时，或是刚刚步入市场之时。大银行的严格的制度和中小业主信用程度的不够又阻滞了他们获取资金的途径。对这一层面企业的资金的输入与引导，正足以促使他们完全从封建的母体中挣脱出来，促使资本原始积累尽早完成，催生新一代市场主体的出现。
第二，以市场主体的规模与专业作为银行设置的标准，各有其主营对象，既可以让银行更进一步了解企业主的需求，寻找到投资目标，又可以防止市场企业超过本身经营规模与能力的恶意透支或过失透支，不致造成过多的银行拖欠现象或三角债现象，使银行业务多一层保障，减少搅海翻云的全国性金融风波出现的可能。
第三，作为中央银行身份出现的法兰西银行忽视市场主体的需求，其金融政策遭受工商界批评是意料之中的。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当花粉商赛查面临破产的危险，不得不向凯勒兄弟银行商借周转资金，遭到拒绝后，心里非常难过，气愤之余，对凯勒兄弟的后台——法兰西银行的制度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皮罗托说：“法兰西银行每年公布盈余的时候自鸣得意，说在巴黎商界中只损失一二十万法郎，这就表示它没有尽到责任，法兰西银行是应该扶植巴黎的商业的。”
出现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把大贵族、大地产主作为自己稳定秩序的支柱力量，连续发布政令，对进口农副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大地产主的利益，结果是法国工业品成本价格明显提高，无法与其他国家产品竞争而丧失销售市场。二月革命后，执政的七月王朝以大银行家，大地产主作为自己稳定秩序的支柱力量。为了取得这些力量的支持，七月王朝实行商品垄断经营，大量发行公债，人为地刺激证券市场，并使其扩大，大地产主、大银行家当然捷足先登，将高额利息摄入私囊。正在形成中的工业界由于无法获取必要的资金，又无法降低产品成本价格，销路更见困难，意大利、英国等外国工商业品便乘虚而入，不仅挤占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海外市场，而且进军法国国内市场。销售市场的丧失带来的便是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迅速萎缩，导致1832、1834年两次里昂工人起义，法国政府因此而飘摇不定。
第四，带高利贷性质时银行业主对稚嫩的工商界过度盘剥制约了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速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看《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这样一段描述：“皮罗托想起杜·蒂耶跟他提起过一个名字，便向克拉帕龙打听，有个叫高布赛克的银行家是怎么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克拉帕龙说，亲爱的先生，你竟到这个田地么？向高布赛克借钱好比请巴黎的刽子手看病。他一开口就是五分利，他是阿尔巴贡的徒弟，会把加那利岛上的金丝雀，做好标本的蟒蛇，折成现钱借给你，夏天给你皮货，冬天给你花布，你休想他收你没人担保的光票子！”[4] 由于银行业主的盘剥阻碍了资本向市场主体——工商企业者的集中，阻碍了市场的形成与扩大。
二、短期金融市场的活动
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短期金融市场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票据，几乎社会上的每一个阶层都可能与票据打交道，或进行商品交换或用于个人消费。有贵族，有银行家，有大地产主，也有小作坊主或小商人等资本家，更有一般的生活需求者。《夏倍上校》一书中的路易·韦尼就是一例：可怜的老兵路易·韦尼奥为了筹措资金盘个牛奶铺签过约期票；《幻灭》中当了记者的吕西安生活费用拮据，签了约期票以及《禁治严》中的贵族德·埃斯巴侯爵“因为商业交往的关系”签发了约期票。
法国贴现市场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出具本票人或是票据的担保人信用足够，便可获得贴现。
在《幻灭》第二部中作了记者的吕西安把钱都花光了，只得开了三张期票“一个月的，两个月的，三个月的，各一张，每张票面一千法郎，写着自己的抬头，签上大卫·赛夏的字，笔迹学得像极了，还加上背书，第二天他拿着票子送给赛尔邦特街上的纸商梅蒂维埃，梅蒂维埃毫不留难，给他兑了现款。”在这里，吕西安的信用固然不够，但大卫·赛夏信用可靠，而且梅蒂维埃与大卫·赛夏的乡邻库安泰兄弟纸坊有往来，吕西安便获得了贴现。
有时候信用不够，持票人也可以获得贴现。
“手头不宽的作家拿着出版商的期票，巴贝给他们贴现收一分半到两分利息，第二天他到那家出版商的书店去挑一批好销的书，照现款交易讲好价钱，然后他把那家出版商开的期票付帐。”这是一种贴现人可以用本票与出票人自己的货物。
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票据和贴现市场极为活跃，且有了分工，有专搞商界贴现的，有专搞出版界贴现的，各有各的地盘。票据和贴现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作用便是它促成了商业信用制度的成熟，致使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能够在市场扩大到国际领域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运行，所以“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6]法国的这种商业信用制度还很简单， 出卖者在售卖商品时不是立即得到现款，而是得到一张期票，也就是定期支付的凭据。在《幻灭》第二部中记者艾蒂安·卢斯托得到了两本新书，于是找着旧书商巴贝要求照定价折卖给他，巴贝检查了书边和封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过印花税章的纸，说道，这是一百法郎本票，三个月期头，你的书我带走了。”[7]期票到期之前，经债权人背书， 还可以用它来购买商品或清偿债务，作为支付手段流通。
但正是在这种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更加成熟的商业信用形式和银行信用形式，产生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有银行信用而忽略商业信用制度在市场中的引导，有与国际经济习惯接轨的愿望而忽略产生这种习惯的基础形式，这都不利于塑造完美成熟的中国经济市场。我国近两年来一再地降低银行利率，希望能赶出“储蓄之虎”，刺激企业投资，刺激消费增长，扩大就业市场，效果却并不是很理想。原因何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群远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待完善，法国工业革命进程中短期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这是其一。
其二，票据和贴现制度也能减少闲置资本的产生，有助于降低产品价格，扩大销售市场，资金获取手续的简单化也更容易刺激公众的投资欲望，形成投资扩大、就业市场扩大、销售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系统。处于“公众握有大量资金，既害怕再次投资收不回成本，又恐惧通货膨胀失掉本金”状况下的中国，从中应受到启发。
三、长期金融市场的形成
所谓长期金融市场，在金融界是指公债、公司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买卖市场。
法国长期金融市场总的特点是公司债券门可罗雀，公债是公众的首选投资目标，股票投资方兴未艾。
在巴尔扎克作品中只有两处提到公司债券，一处是银行家阿尔德里热男爵在破产后清理剩余财产时提到还有四万四千法郎工业收入[8]，另一处是百科全书派信奉者米诺雷医生因政局动荡将公债变成现款时，顺便将其拥有的工业股票变了现。[9]在这里， 傅雷先生分别译成了“工业收入”和“工业股票”，从行文和作品情节分析来看，应该就是企业债券无疑。首先，巴尔扎克在文中把拥有固定息金的公债和工业股票连在一起叙述，显然是要表明两者是属于同一性质的证券。其次，以米诺雷医生的稳重和一丝不苟的处事态度来看，不太可能染指即使在巴黎也会称作不正当投机买卖的股票，而更可能是拥有可定期收取息金，到期收回本金的工业债券，因为米诺雷医生当时已年近七旬，是个告老还乡的老者了。
至于阿尔德里热男爵的“工业收入”，从情节来看，男爵是在破产清算完毕拥有这份小小家产的，一个在尔虞我诈的商海中失去了争斗资格的失败者，又刚刚经历了一场破产清算悲剧，心中的打算只可能是让这一份侥幸抢救出来的家产稳固，不致受到任何风险的影响，以他那时的心情看也是不可能接触金融投机类的股票的，因此，这里的“工业收入”最大的可能是工业债券。
公司债券原是企业获取资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七月王朝根本不顾及本国工业界的海外市场，致使工业销售市场连年缩小，资产阶级对此投资也因此裹足不前，所以公司债券冷落。国家公债即国家举借的债，它是19世纪法国金融市场的一只主要运行工具，吸引了广大公众的注意力。《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在国库的总帐上登记了正好以八十法郎买进的十万公债”[10]，《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未出道的打工仔赛查也曾买进行市三十法郎的公债”，因此，他们关心行市、关心政局。
法国国债的偿还方式看来是复利积累法筹集减债基金，即国家设置专用基金，由政府每年在预算中支出一定金额作减债基金，收买公债，对已收回的公债仍计利息，此项利息连同次年新拨基金继续收买公债，使债务提前偿清。
通过股票投资的放款方式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仍是挺时髦的。那时，股票的发行虽然不是很广，用巴尔扎克的话说，还没有利用大型商业广告刺激公众的想象，掏空公众的腰包，但也有不小的一块势力范围了。但是，一般股票持有人对于他们所购股票的厂矿与产品只有一种朦胧的概念，或甚至对于这些厂矿生产的是什么样东西也一无所知，因此，金融界作弊或大户操纵股市，截夺公众资金也就不乏其人，纽沁根的三次银行清理便是利用了散播出去的流言，制造金融风潮，再借清理行将破产之银行的借口套取股金的。[12]
如此看来，法国长期金融市场对工业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首先，法兰西用高额利率和优厚的还贷条件吸引了广大公众对国债的注意力。我们从《欧也妮·葛朗台》中也能看出这一现象。葛朗台在诈女儿钱的时候，告诉欧也妮“你听我说，现在有一个好机会，你可以把六千法郎买公债，半年就有近200法郎利息，没有捐税，没有修理费， 不怕冰雹不怕冻”。[13]股票投资，这种现代放款理论的新鲜与刺激也吸引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其结果是直接促进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企业融资方式——工业债券门庭冷落车马稀，导致工业成本难以降低，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销售市场缩小再引起就业的不足，消费能力不足，反过来又抑制了产品销售市场，影响生产能力的提高，形成工业经济社会的恶性循环。法国19世纪上半期工业资本相对不足，与法国政府对公众投资方向的误导有着直接关系。
其次， 国债和股票投资没有引起资本向真正市场主体集中是法国19世纪上半期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国政府所举国债很大部分是输入国外，以获取高额利息报答大银行家、大地产主对政府的支持。股票呢，其资金更多地是走入了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引起食利者阶层扩大，这样，作为真正市场主体的企业家，他们很少有机会从这两种投资方式中获取资金，法国的这两种投资方式无法称作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方式，其无法催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理所当然的。
再次，股票等证券业本是商品经济发展和人类配置资源的产物。随着股市的涨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往往从一个公司“转移到更有实力、利润更丰厚的公司”。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已成为刺激产业结构自动调整的一项重要工具。然而，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证券法律还不规范，一个公司的业务市场，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必公之于众，持股人对此也很茫然，股市的涨跌不一定引起资本向有前途的工业产群流动。更有甚者，金融市场内部对股票的人为炒作，则对生产市场根本上起着阻碍的作用了。
我国证券市场初开，殷鉴不远，不可不防。
当然，若从政治的意义而言，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14]国债、股票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有效工具。
收稿日期：200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