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范式变革环境下组织的战略适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适应性论文,战略论文,组织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内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是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在当今技术变革加速的时代，一些企业尽管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主流市场的领导者地位，然而由于对技术发展趋势判断错误，或者忽视新技术的市场潜力，而一再错失重要的发展机遇。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50年代消费电子领域中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的竞争，美国企业虽然是半导体及其相关技术的最先发明者和主要创新者，但错误的市场判断使其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竞争力。再如IBM和微软。纵观这两个企业的发展历史，它们都曾经在外部技术环境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犯下过上述错误，最终错失了发展的良机。1981-1985年期间，IBM与微软、英特尔合作开发了个人电脑。但由于存在技术变革盲区，IBM没有能够适时理解个人电脑在商业和企业中的应用，以致放弃了对个人电脑最高价值部分的控制，将操作系统和微处理器分别交给了微软和英特尔，从此这两家公司夺走了行业的最高控制权。微软在近年来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做出错误的判断，没有及时进入相关市场，虽然在2010年2月推出了Windows phone 7手机操作系统，但市场份额已经远远落后于苹果的iOS和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
这些实践案例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战略有用性甚至现代主流管理理论是否过时的质疑。一些观点固然有些偏激甚或极端，但技术范式变革引发的组织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对组织战略的挑战，确实值得思考：如何把握产业内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范式变革趋势？行业内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对组织竞争环境的影响如何？在现有技术范式仍然可以获取利润的前提下，是否进入新市场？进入新市场的时机如何把握？组织的资源、能力、资产组织方式以及组织惯例等组织因素如何与行业技术路径和外部市场竞争相匹配？
二、组织在技术范式变革中面临的战略困境
组织在技术范式变革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技术变革研究的持续热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出现针对技术范式变革的研究文献。从那时以来，相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阶段取得重大突破。然而，技术环境日益不确定引致技术范式变革加快，组织不得不频繁但对新的战略困境，从而不断对理论研究提出挑战，也使其成为最吸引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技术变革特点以及规律的认识方面。Schumpeter、Nelson、Winter、Foster、Clark和Teece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经典的研究。Dosi(1982)总结了这个阶段学者们对“技术变革的动力及变革规律”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和争议，进一步探讨技术变革的来源和动力机制，指出是“技术推动”和“经济因素拉动”双重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并系统整理、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对技术变革的研究转向“技术发展对产业和市场的影响”方面，研究重点集中在技术变革与市场的双向关系，即“技术范式的竞争含义”(Abernathy & Clark,1985)。Clark、Abernathy、Suarez、Utterback、Nelson、Winter、Tushman、Anderson、Malerba和Orsenigo等学者研究了市场竞争结构对技术变革的影响，并从技术变革(创新的层级结构、变革阶段等)、组织特征(如组织规模)、行业特征(行业集中度、顾客异质性、价值链组织方式等)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技术变革在塑造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作用。Winter(1984)、Malerba & Orsenigo(1993、1995、1996)在Winter(1977)、Dosi(1982)提出的“技术范式”、“技术轨迹”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技术范式的四个维度，进一步刻画了技术范式不同维度的变革引起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动态变化，将技术范式应用到产业和市场层面，从技术变革角度认识产业演进及市场竞争变化的规律。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技术范式变革的研究从组织的外部环境转向组织内部，关注组织内部的创新活动，以及组织惯例、组织结构、组织能力等因素与技术变革的双向关系。Abernathy、Utterback、Malerba、Orsenigo、Winter、Henderson、K.B.Clark、Suarez、Chandler、G.G.Clark、Christense、Rosenbloom等学者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应对技术范式变革的战略和组织行为的差异成为这个阶段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Foster(1984)、Henderson & Clark(1990)、Malerba & Orsenigo(1993，1996)、Bower & Christensen(1996)的研究揭示了在位企业在面临技术变革时，组织在资源分配方式和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惰性，导致了在位企业相对于新进入者的竞争劣势。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技术变革的研究主要围绕组织动态能力这一组织战略和行为研究新领域展开。在Nelson、Winter、Teece、Abernathy、Utterback、Tushman、Anderson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Eisenhardt & Martin、Helfat & Peteraf、Zott、Lavie等学者分别从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演化过程、作用机理等角度研究了组织应对外部技术范式变革的动态适应。
三、打开技术范式的黑箱：技术范式变革的动力及规律
对于“什么推动了技术范式变革？”这个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沿袭Dosi(1982)的分析路径，“技术驱动”论者认为，技术范式的变革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推动。Pavitt & Wald(1971)提出了技术变革的“科学—技术—生产”的STP范式，通过科技投入的重要性、R&D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等维度，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技术变革的推动作用。Nelson & Winter(1977)、Klevorick等(1995)的研究支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的积累对技术变革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了一些权变的因素对这种推动作用具有调节影响，认为科技投入和研发活动能否产生新知识，并推动技术范式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特征，如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新技术多元化应用的程度、新技术能否产生价值等。实践中，一些行业的兴衰、大型公司的跨行业多元化提供了科学技术知识驱动技术范式变革的例证。Chandler(1992)通过对化学工业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的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化学科学和工程学所提供的新知识不足以使企业保持持续增长，是很多大型化学品公司向生物制药等行业转移的重要原因。
技术范式变革动力机制的另一种观点是需求拉动理论。Rosenberg & Mowery(1978)总结了需求拉动论的主要观点和依据，认为技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生产者对市场需求的识别，并通过技术努力来满足这种需求，顾客需求的变动是导致旧的技术范式向新技术范式变化的关键因素。Christense & Rosenbloom(1995)、Bower & Christensen(1996等)进一步研究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对行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影响，提出了“破坏性技术”理论，认为需求变动源于顾客需求与技术性能攻击的对比。顾客对新技术和现有技术的性能指标的评价以及现有技术满足顾客需求的程度决定了市场是否接受新技术，即新技术能否在市场上取代现有技术。Ander(2002)、Ander & Zemsky (2005)在Christensen破坏性技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需求结构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导致的产品性能提高降低了细分市场之间偏好的异质性，模糊了不同细分市场的界限，当顾客对性能提高出现边际效用下降时，就出现了新技术对现有技术和主流市场发挥破坏性作用的机会。
随着技术范式变革动力机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技术的推动作用源于企业在长期的实践中累积的知识和技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的技术能力，推动技术范式沿着组织既有的技术路径循序变革，而市场需求是一种筛选机制，在技术路径的选择上是一种关键因素。Dosi(1982)认为组织研发活动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支持了“技术推动”的观点，但经济因素，如经济增长、市场份额、相对价格等也会影响技术变革方向，在此基础上，Dosi提出了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和技术轨迹(technological trajectory)的概念，认为在技术范式的选择机制中，技术的经济因素，如可行性、可商业化程度、盈利性等，在技术范式选择中起决定作用。
新兴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产生了技术范式变革的动力，但是，技术范式的变革不是自发产生的，必须经由一定的实现机制才能得以实现。Schumpeter(1912，1950)提出创新的两种实现机制：企业家精神和常规创新范式，这两种实现机制分别产生了两种模式的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新积累。前者经由企业家对行业知识基础了解的基础上发现的创新机会，而后者的创新一是由于行业的创新保护机制，如专利等，使企业能够获得创新收益，也为企业持续的技术改进提供了机会；二是行业内不断出现的技术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来自于企业外部，也可能来自企业内部的知识积累。
常规创新受企业现有知识和资源的影响，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了技术创新“路径依赖”的特征，一旦技术路径得以确立，技术发展就会沿着既定方向，并呈现出自身的发展动力。创造性积累(Schumpeter，1950)、能力加强型创新(Tushman & Anderson，1990)、渐进式创新(Henderson & Clark，1990)都是沿着现有技术路径进行的工艺改进型创新。Nelson & Winter(1977)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其“自然轨迹”。Dosi(1982)的经典研究则将技术范式定义为“为解决特定技术问题，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出现的解决方案”，将技术轨迹定义为“特定技术范式边界内的可能的技术发展方向”。认为技术路径的选择存在对现有学识和资源的路径依赖。Malerba & Orsenigo(1993)的研究发现，尽管技术创新有很大的随机性，但创新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相对稳定的大型公司的持续性创新，这些大公司由于技术和组织能力的长期积累，形成了明显的R&D规模优势。这些研究都指明了技术变革的“累积性”特征，即与现有的技术基础有关，经过市场的选择机制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一系列对现有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中，筛选出特定的发展路径。
四、技术范式变革引起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技术范式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但作为组织外部环境的关键维度，技术范式同时兼具了“技术性”和“竞争性”的双重特征。Schumpeter(1912)在其创造性破坏理论中认为，“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是市场背后的驱动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变革的重点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来自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在位企业的边际利润，而是其生存基础”。一些学者从技术范式的演变过程入手，研究了技术范式的“技术性”和“竞争性”特征如何在创造新市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Foster，1986；Bower & Christensen，1996)。新技术范式在其商业化的最初阶段往往并不是应用于主流市场，而是从发现新的利基市场开始的。在新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新的技术范式在性能上往往劣于现有技术，竞争者首先将新技术应用于利基市场；随着产品性能逐步提高，新技术逐步进行市场渗透，从利基市场扩展到主流市场，逐步完成对旧技术范式的替代。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带来的产品性能的提高是关键(Bower & Christensen，1996，Adner，2002，Ander & Zemsky，2005)，技术进步导致的产品性能提高降低了细分市场之间偏好的异质性，模糊了不同细分市场的界限，当顾客对产品性能提高出现边际效用下降时，就出现了新技术对现有技术和主流市场发挥破坏性作用的机会，新的技术范式逐步占领主流市场。在技术范式的演变过程中，“技术性”和“竞争性”的变革不一定同步发生，两个维度变革程度决定了技术范式变革的层次及对市场竞争环境带来的影响程度。Abernathy & Clark(1985)在他们的“创新模式”或“Abernathy-Clark模式”理论架构中，从技术和市场两个角度，将技术变革分为结构性、革命性、常规性以及补缺性四种模式(如表1所示)，每种模式的出现都会带来市场竞争环境不同程度的变化，同时也需要不同的组织和管理技能与之匹配。从长期来看，技术范式的演化过程是连续的常规变革间以突破性的结构性变革，技术突破大大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而常规性变革由于基于现有的知识和能力，能够降低环境的动荡性(Tushman & Anderson，1986)。Malerba & Orsenigo(1996，1999)考察了技术变革的波动性、创新活动的持续性问题，进一步区分了变革主体的规模、变革频率对环境动态性的影响，认为小型公司的首次创新/不再创新是行业中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在位企业的连续性的常规变革则降低了环境不确定性，原因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在影响在位企业创新持续性上有重要作用。
新的技术范式的出现不仅能够创造新市场，还会引起行业内以及相关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为主导的技术范式，新技术的不同阶段，市场竞争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点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以证实。Pavitt & Wald(1978)认为，新技术出现向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要经历STP(science-technology-production)的不同阶段，创新过程影响了市场结构，创新的第一阶段(S-T)是以大量的市场参与者为特征的，第二阶段(T-P阶段)，进入寡头垄断的成熟期，垄断利润成为创新的主要动力。这两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寡头垄断，但垄断的来源不同。第一阶段与动态经济(如学习曲线)和企业间创新能力的不对称有关，而第二阶段则与企业的持续创新性及静态的进入壁垒有关；Suarez & Utterback(1993)的研究则强调了主导设计在技术范式变革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主导设计的出现导致了产业中竞争特征、市场进入、市场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技术进步的方向、幅度、行业结构和竞争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主导设计出现之前，竞争主要集中在技术层次，而主导设计出现之后，竞争主要集中在成本、规模、和产品性能上；主导设计出现之前，大批公司进入，而主导设计出现之后，竞争优势转移到那些能够实现过程整合、并拥有技术和工程技能的公司，行业内出现几家标准化或轻度差异化的主导公司，行业进入相对稳定期，随着在位厂商建立起关键性的辅助资产和对规模经济的利用，进入壁垒提高。主导设计的出现标志着技术实现标准化，产品成本和价格下降，设备成本提高，进入壁垒加强，在位厂商通过对价值链的控制、纵向一体化或者通过加强与供应商/分销商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进入壁垒。
技术变革过程中因其在技术和竞争层面的变革程度不同，对组织的外部市场结构、行业结构会产生不同影响，另一方面，技术范式变革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还取决于行业的因素，例如，该行业的收益递增性、市场规模、市场因素(如顾客等)的异质性以及上下游行业间的紧密程度等(Malerba等，2008a，2008b)。行业的收益递增性(主要来自于技术积累和网络外部性)能够产生较强的进入壁垒，不利于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异质性顾客以及横向联系密切的市场扩展了行业技术竞争的包容性，允许各种技术范式并存，并逐步演化出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范式。
技术范式变革作为技术和市场双重因素的结果，是组织竞争环境变化的直接诱因和表现。作为组织外部环境变量的重要维度，技术范式的变革往往反映了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能够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描述。很多学者对如何刻画技术范式的变革程度以及对竞争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Nelson & Winter(1977)、Winter(1984)用技术规制来描述组织所处的技术环境，用技术机会、收益可获得性以及知识基础复杂性来反映技术范式的特征，研究了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产业的演化方式。Malerba & Orsenigo(1993，1996，1999)将技术规制的含义拓展为技术机会、技术收益获取性及可累积性以及知识基础的复杂性四个维度(如表2所示)，并将技术范式区分为广度模式和深度模式，认为不同模式影响了行业中技术变革的方式，如创新者的集中程度、企业创新进入/退出的难易程度(如进入/退出频率，企业规模等)、创新者层次结构的稳定性等。进一步刻画了技术范式不同维度的变革引起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动态变化，将技术范式应用到产业和市场层面，从技术变革角度认识产业演进及市场竞争变化的规律。
五、技术范式变革与组织战略调整
技术范式变革导致的环境变化为组织成长提供了机会。那些能够首先识别技术机遇并利用这种技术机会产生重大技术创新的公司能够获得更快的成长(Malerba等，2008)。一方面，技术变革也对组织目标市场选择、资源组织方式、组织知识和能力等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Dosi，1982；Nelson & Winter，1992；Malerba & Orsenigo，1993，1996；Teece，Pisano & Shuen，1997)；另一方面，组织制度也影响了组织对技术变革的反应(Abernathy & Utterback，1978；Henderson & Clark，1990；Winter，1984)。
1、组织对目标市场的选择
不同的技术范式意味着不同的细分市场。行业中出现新的技术范式时，企业需要面临重新定义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存在极限的(Foster，1984)，而且技术的发展遵循特定轨迹(Nelsen & Winter，1977；Dosi，1982)。那么，组织如何作出是否采用新技术范式(将新技术商业化)以及何时采用新技术的战略决策？
在“组织是否应当进入新市场”的问题上，由于技术范式的技术和经济的双重特征以及路径依赖的特点，组织在技术范式选择中必须考察技术收益可获得性、技术机会等技术本身的因素(Teece，1986；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4；Malerba & Orsenigo，1993，1996，1999)、组织现有的资产和能力与新技术范式的匹配程度(Schumpeter，1950；Nelson & Winter，1977；Tushman & Anderson，1990；Henderson & Clark，1990；Malerba & Orsenigo，1993)，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市场规模等制度性因素(Dosi，1982)。技术收益可获得性是影响组织“是否将新技术商业化”的重要因素。Teece(1986)研究了创新收益在创新者、跟随者(包括模仿者)、供应商、销售商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分配问题，提出了影响创新收益可获取性的三个基本因素：技术的收益性特征、辅助性资产及主导设计。技术的收益性特征取决于技术的默会性、模仿的难易程度以及法律保护机制的效率；主导设计的出现影响了竞争的方式以及创新收益在创新者和模仿者之间的分配；辅助性资产，如分销渠道等，是创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因素。Christense & Rosenbloom(1995)从新技术范式的技术机会角度提出了“价值网”理论。企业面对“是否采用新技术”决策时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新技术的性能特征在现有价值网中是否被重视？即新技术是否符合该价值网的价值评估标准？二是新技术能否被应用于其他价值网或创造新的价值网来实现其价值？不同于Dosi(1982)从技术供给角度对技术范式和技术路径的理解，Christense & Rosenbloom从技术需求的视角提出了技术的两种范式，即能够满足最终用户需求的范式/路径和技术所能够达到的范式/路径。这两种范式/路径是相互独立的，二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新技术应用于现有价值网还是其他价值网，也决定了创新者是否拥有对在位企业的优势。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了技术范式对组织现有资源、能力和组织惯例的“路径依赖”，技术范式的路径依赖特征虽然有利于企业进行持续的工艺改进，但同时也阻碍了组织向新技术范式的转换。Tushman & Anderson(1990)提出了“为什么成功企业往往拒绝过渡到新技术”的问题。他们发现，主导设计出现以后，企业往往停止投资于研发替代性技术，而代之以提高与主导设计相关的企业竞争力；Henderson & Clark(1990)的研究发现，随着企业内部运作规范与企业能力与主导设计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企业变得越来越难以识别主要结构的创新，而且难以对这样的创新作出反应。
另外，配套产业的完善程度、进入壁垒强度等行业特点以及新范式的创新程度都会对组织是否进入新市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Shamsie，Phelps & Kuperman(2003)认为，配套产品的可获得性和质量稳定性对创新技术的市场价值产生很大影响。新市场进入壁垒的强度也是影响企业进入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进入壁垒较高的市场中，及早进入可以在品牌、市场份额、技术标准、分销渠道等方面产生优势。Foster(1986)、Christensen等(1992，1995)发现，当新技术相对于现有技术或不同路径的技术有根本性的提高时，新技术将能够迅速取得顾客相应。
组织对目标市场的选择不仅是“是否进入新市场”的问题，也是“何时进入”的问题，即进入时机的选择。Mitchell(1989)、Suarez & Utterback(1995)考察了进入时机对企业生存机会的影响，认为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战略要素会影响企业的生存机会。企业的生存机会受行业“人口密度”即企业数量的影响，主导设计的出现会大大改变行业内企业的数量，因此，行业的人口密度与技术变迁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主导设计出现之前，尽早进入，可以使企业获得“市场试验”的时间，获取市场知识、双向相关性资产和规模经济，提高生存几率；Thum(1994)、Katz & Shapiro(1986)等学者认为，如果行业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和网络外部效应，则行业中就会较快地出现主导设计，而不会选择多种技术并存，及早进入新市场并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制定者会带来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早进入者往往形成在位者惰性，如过分关注现有顾客需求，忽略潜在需求等。
2、技术范式变革对组织边界的影响
组织边界问题实质上是组织的关键性资产和辅助性资产的组织方式问题。在技术范式变革过程中，企业为适应新的技术范式带来的影响，通常会调整价值活动的组织形式，导致企业边界产生变化，近年来，学者们分别从互补性资产、知识和能力、技术范式的属性、顾客的技术需求等角度研究了技术范式变革对组织边界产生的影响。
交易成本理论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的角度分析了一体化与专业化的权衡，但由于该理论假设技术/能力是不变的，对技术创新环境下企业边界的变动缺乏解释力。在资产专用性理论基础上，Teece(1986，1992)、Teece，Pisano & Shuen(1997)研究了创新收益的分配问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互补性资产，以及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基于互补性资产的合作。由于新进入者和在位企业在互补性资产占有上的差异，导致二者在技术范式变革中均存在合作激励。新进入企业为了获取新技术商业化必需的互补性资产，在前向整合困难的情况下，具有与在位企业合作的强烈动机；而在位企业为了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内部化新的技术范式，最大化新技术的期权价值，保持现有的市场地位，避免在研发、销售等活动中的重复投资，也倾向于选择与技术创新者的合作(薛红志、张玉利，2006)。
很多学者用企业能力的学习和积累来解释企业的一体化或专业化行为。Teece，Pisano & Shuen(1997)、Dosi(1982)、Malerba等(2008)认为，知识/能力的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性决定了企业的异质性，而知识/能力在上、下游企业间的分布是企业纵向一体化或专业化的决定因素。Malerba等(2008)通过对半导体和计算机两个紧密纵向相关行业的考察，描述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需求状况怎样影响了计算机行业的市场结构及纵向一体化程度。他们研究认为，在产品是由不同组件和系统组成的情况下，协调整合这些组件和子系统的能力即一体化优势，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企业能力是在特定的技术和市场领域内知识能力的积累，以及对配件和系统的协调整合能力，因此，企业能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相关产业中的参与者有关。技术变革导致知识和能力在上下游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促使行业价值链以及组织边界的变动，提出影响企业一体化/去一体化决策的因素：企业规模、市场规模、纵向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及技术发展的连续性、突破性。
技术范式本身的属性也是影响组织边界的因素之一。Malerba & Orsenigo(1993，1999)在对技术范式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技术变革频繁的行业，组织技术范式的优劣程度决定了一体化或专业化的战略选择，从技术机会及知识基础的复杂性两个方面研究了技术范式对企业资产组织形式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多样化的技术机会及复杂性知识基础的组织行为
资料来源：Malerba,F.& L.Orsenigo.Technological Regimes & Firm Behavior[J].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1993,(1):45-71.
Christensen & Rosenbloom(1995)、Bower & Christensen(1996)从技术需求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变革中产业价值网络的整合，认为一体化还是专业化取决于现有技术性能与市场需求的比较。如果现有产品性能未能满足顾客需求，那么纵向一体化产生的规模和范围优势有利于技术性能的改进和创新；如果现有技术功能已经超出顾客需求，技术改进和创新便难以再转化为利润，相反，速度、效率等工艺上的创新会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Christensen等还从行业价值链演化的角度分析企业的外包行为，强调业务自产还是外包不仅与企业的能力有关，更应当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匹配。
3、技术范式变革与组织能力
组织是拥有特定能力的组织，组织能力存在于组织决策、运行的惯例中，而组织能力与惯例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学习、演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同时具有“创新”和“路径依赖”的特征(Schumpeter，1950，Penrose，1954，Nelson & Winter，1982，Teece，Pisano & Shuen，1997)。组织能力演化中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开发新竞争力、改良现有竞争力，用难以模仿的流程和路径来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问题。但组织能力的“黏性”以及组织的“内在一致性”使得组织能力不仅来自于组织以往的实践，而且其演化路径受到组织既有知识、技能以及互补性资产的约束。
外部技术范式变革对组织能力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新技术范式提供的技术机会。外部环境中的技术机会并不完全是外生于组织的。这不仅因为组织有能力参与新技术范式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而且机会的确认往往受组织现有知识技能、市场位势、资产结构等组织因素的影响，因此，新技术范式提供的技术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特定组织的，并依据组织现有能力与新技术范式的匹配程度不同，对企业现有的能力产生加强或削弱的作用。Tushman & Anderson(1985)将技术创新区分为能力提升型创新和能力破坏型创新，认为后者需要全新的知识和能力，往往由新进入者发起，增加了环境的动荡性，而前者基于现有的知识和能力，往往由在位企业发起，能够降低环境的动荡性。Henderson & Clark(1990)认为，创新依其程度不同从组件和结构两个方面加强或削弱了组织能力，渐进式创新从组件和结构两个方面加强了组织能力，而根本性创新则从两个方面削弱了组织能力。在组织成长方面，技术变革导致的环境变化为企业带来机遇和威胁。那些能够首先识别技术机遇并利用这种技术机会产生重大技术创新的公司能够获得更快的成长。
技术范式变革视角下对组织能力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组织能力的动态演化。在技术范式变革的过程中，如何识别外部技术环境的变化，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并与组织现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吸收，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获得高水平绩效关键的一步。Teece，Pisano & Shuen(1997)将动态能力定义为“组织与管理过程、位势和路径”；Eisenhardt & Martin(2000)在Penrose和Teece研究的基础上，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使用资源的过程，特别是企业整合、重构、获取以及释放资源以应对市场变化甚至创造市场的过程”。在非线性的、难以预测的技术范式变革的环境中，组织为了创造和抓住新的技术机会，必须建立新的资源与能力结构的战略和管理惯例。在组织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Helfat & Peteraf(2003)提出了能力生命周期理论，把组织能力发展分为初始阶段和分化阶段，初始阶段是指组织初始能力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当组织的初始能力遇到能力威胁和外部机会时，就会产生分化。当技术范式变革发生时，组织对其初始能力进行更新、重组、重新配置，以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环境。Zott(2003)从资源管理过程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变革中组织能力的动态演化过程，把资源结构的变化分为变革、选择和保留三个过程；Lavie(2006)提出了能力重构理论，将组织能力的重构区分为演化、转变和替代三种模式，组织能力重构模式的选择与组织的能力差距有关，能力差距是指组织现有的能力结构与技术范式变革后组织要实现机制最大化所需要的能力结构之间的差距。能力差距越大，能力重构的幅度就越大，组织进行全面的能力替代的必要性越大。
4、组织制度影响组织对技术范式变革的反应
组织制度是组织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的组织结构、规则、程序等。组织制度包括组织资源的配置方向、知识管理方式、信息沟通渠道、问题解决机制等，这些“规则和惯例”决定了组织资源、能力的获取、整合、重构和分配，从而影响组织对技术范式变革的反应。
Henderson & Clark(1990)从技术变革的层次角度研究了组织制度对技术变革的反应，认为技术范式变革存在不同的层次，提出了技术变革的层级理论。产品包括组件和结构(即组件的组织形式)两个层次。组件体现了产品的核心技术，而结构则定义了组件相互作用的方式。根据创新在结构和组件方面的变化将创新分为四类：改进式创新、模块式创新、结构性创新及根本性创新。在此基础上，Henderson & Clark考察了组织结构、惯例等组织特征与不同层次的技术变革的关系，认为组织结构能够推动组件层面的创新，但当面临结构性技术变革时，则阻碍了交流和创新，结构性创新是造成在位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由于结构性知识内含于组织的惯例中，组织的沟通渠道、信息过滤、解决问题的机制都影响组织管理结构性知识的方式。因此，在位企业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来识别结构性创新，并实现从在稳定结构中“组件优化导向”向变化环境中“主动寻求解决方案”的转变。
作为不同的变革主体，新进入者与在位企业对技术范式变革的应对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很多学者从技术变革的主体入手，研究在位企业面对技术范式变革的困境(Nelson & Winter，1977；Henderson & Clark，1990；Malerba & Orsenigo，1993、1996、2008；Dosi，1982，Foster，1984)。Clark(1985)的研究发现，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决策”，而一旦关键性决策是建立在组织惯例，而非具体情景基础上的，组织应对新技术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企业知识基础和能力的累积性，使得成熟企业在现有知识体系基础上的技术改进型创新更加有力，而当技术变革要求企业具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时，成熟企业处于劣势。
在位企业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的制度、知识和能力基础往往演变成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的“惰性”，导致在位企业在技术变革，尤其是突破性技术变革时面临困境。在位企业面对技术范式变革时的惰性来源于两个方面：资源分配刚性和资源使用刚性(Bower & Christensen，1996；G.G.Clark，2005)。前者是指投资模式的刚性，后者是指组织使用资源的过程的刚性。资源刚性的原因有两方面：资源依赖和现有位势的再投资激励。前者是指组织外部的资源提供者，如资本市场、顾客等，对组织内部战略性投资的约束，后者指保持现有市场位势的激励。惯例刚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组织程序往往与某种特定的环境相匹配，故难以改变；二是涉及组织惯例的初衷与惯例执行者是分离的；三是组织惯例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往往是默会的，因此，管理者面对挑战，往往依赖一种即习的结构化的反应模式，而不是寻求新的方式。
Foster(1984)认为，在位企业失败的原因在于技术的断层：即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过渡时期。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过程中，在位企业由于企业文化、技术傲慢(现有技术的优良性能)、对现有顾客需求的专注等导致了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忽视，导致了新进入者从低性能、低价格、低利润的利基市场逐渐渗透到主流市场，取代在位企业。
在位企业陷入技术范式变革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变革的激励不足。K.B.Clark(1985)、Henderson & Clark(1990)、Suarez & Utterback(1991)的研究认为，一旦新的技术范式确立，组织的关注重点就会转向改进型创新，以提高产品性能、降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在位企业逐步形成有利于组件层面(而非结构层面)的创新的组织结构和惯例，逐步削弱在开发新技术范式方面的能力，因为他们在成熟市场上的位势削弱了结构性创新的激励，在这种意义上，改进型创新是一种自我限制的创新形式。
Christense & Rosenbloom(1996，2001)从价值网的角度评价在位企业应对技术变革的劣势。对新技术的价值评估在不同机制网络中有所不同，新技术不同性能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在不同网络中是不同的；企业在某一特定价值网中的位势影响了其发掘新技术的机遇，企业与其所在的价值网是联合演化、相互适应的，在既定网络中，企业开发新技术、新市场(即新的价值网)的激励会萎缩，现有价值网会对企业形成流动障碍。因此，决定在位者劣势/进攻者优势的关键在于，对新技术在新的价值网络中的市场价值的评估，以及确认新技术并对其做出战略承诺的能力。
六、结论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文基于战略管理理论中环境与组织战略的方法论逻辑，遵循“探究技术范式变革的动因及实现机制—搜寻技术范式变革引起的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探索组织应对技术范式变革的战略举措”的研究思路，系统回顾了技术范式、组织战略适应性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从现有的理论研究进展来看，“技术范式变革中组织的战略适应性”这个重要命题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虽然众多学者在技术范式变革的动因、技术范式引发的环境的动态变化、组织战略和行为对技术范式变革的适应性等具体问题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框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存在对立的结论。尤其是在“应对动态环境的组织的动态能力”方面，研究空间还非常大。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作用机制、动态能力与组织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与此同时，现实环境中日益增强的动荡性、不确定性使组织战略面临巨大的“柔性”和“适应性”压力。这些理论分歧、争论和现实问题吸引着学者们更为专注地探索和研究。进一步的研究应当从“不确定技术环境中如何形成组织的战略适应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着眼于组织对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吸收、转移、利用能力对组织战略适应性的影响，以及战略适应性与技术环境变化程度的匹配，来探讨组织战略适应性的形成机理。与此同时，还需要寻求和发展适合于组织战略适应性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以便于有效开展大量的各类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的规律和趋势，并对相关理论进行证实、证伪。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应从丰富多彩的中国情景出发，加快“本土化”研究步伐，并以此为基础逐步迈进到技术范式和组织战略适应性的理论研究、创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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