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头顶的日本主权债务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摩论文,日本论文,主权论文,债务论文,头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欧元区的主权债务规模达到其GDP的80%以上，就使它成为世界经济震荡中心的话，那么，应当说，同期日本的主权债务占其GDP的比率已经接近230%。据日本财务省2012年5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在内的国家债务余额已达历史最高水平的959.9503万亿日元（约合12万亿美元）。现在，日本国家债务的余额是其每年GDP的两倍多，平均每个日本国民肩负着761万日元（约占8.5万美元）的国家债务，但这却并没有使日本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震荡中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日本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首先在于通货紧缩、衰退消沉 其原因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森俊平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在于：“95%以上的日本国债都是通过日本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金的方式掌握在以节俭闻名的日本人自己手里，而且现在日本国民的存款总数还大于国债的总余额”。这就是说，债权人并不缺乏资金，日本国债很难发生内部危机。但当某一阶段，国内债务市场出现饱和，新的政府债务就不得不让多变的外国投资者来购买了，而且在三四年时间里，随着日本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家庭储蓄就会开始减少，如果那时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情况就会变得很艰难。日本经济学家伊滕隆敏和星岳雄认为，如不采取措施避免的话，饱和点会在7～10年里出现，从而推动危机的爆发。所以，日本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主权债务高企，而在于在二战以后，由充满活力走向衰退消沉，但主权债务危机却又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头顶，掉下来就会造成巨大灾难。这里所说达摩克利斯剑，意指时刻存在的危险。这源于古希腊的一则传说：迪奥尼修斯国王请其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却让其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头顶的寒光闪闪的利剑的座位下。 大家知道，当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20年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5.5%，超过二战前20年的年均增长率2.3%达一倍左右。在1953～1973年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8%，是二战前20年的年均增长率的好几倍。这样，以1973年与1950年相比，日本的GDP增长了28.1倍。在1952年同盟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时，日本的GDP略高于法国或英国的1/3，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GDP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超过了美国GDP的半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GDP更由50年代初相当于美国GDP的6%，上升到相当于美国GDP的66%。日本在世界制造业产量和世界GDP总量中所占份额，则从占2%～3%上升到占10%左右。美国在工业部门的许多领域如汽车、机床、半导体、消费性电子工业等领域，都被日本迎头赶上，这种情况进而影响到日本与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比、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对比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美国大兴购买之风，纽约的一些百货公司、百货大楼都换成了日本老板，截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投资530亿美元，开设了837家企业，雇佣了30万美国工人，以致1991年4月，在由美、欧、日企业、工会、经济政治领导人组成的“三边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的年会上，东道主日本宣布说，他们在过去10年中赋予英国工业以新的活力，之后的“下一个巨大的任务是要使美国重新工业化”。石原慎太郎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可以说不的日本：为什么日本将成为平等伙伴的第一名》一书的日文版中说：“20世纪超级大国的军事战将为21世纪的经济战所替代，日本便是21世纪经济战的胜利者”。 但就在这个时候，以1984年日、美关于改变汇率的“广场协议”为转折点，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日本制造业在其中发展的经济环境的巨大改变。1984年的日、美“广场协议”规定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要求日本从1985年起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如在1986年底，1美元等于160.1日元，到了1987年底，1美元等于122日元。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升值54.5%），要求日本放宽对金融体系的约束，逐步取消阻碍竞争的行政干预措施。这一举措带来了极度的自由化，导致巨大的金融泡沫。在这种泡沫经济的发展中，日本在1986年1月以后的13个月中，七次下调了基准利率，同时，日元升值又使公司拥有的不动产，其账面价值急剧上升，并扩建其在亚洲国家的桥头堡，促使亚洲奇迹的出现，形成了由日本任头雁的“雁阵模式”，使日本的投资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涉及制造业、大理石宫殿、美式高尔夫球场，而这又酿成了银行业的瘫痪，以及在很长时期内没有理清的坏账局面。到了1990年，日本的这种经济泡沫终于破裂，东京股市在一年内下跌了54%，房地产市场狂跌60%，银行坐在5000亿～8000亿美元不良贷款的火山上，随后就出现了通货紧缩。日本陷入危机以后，银行破产增加，失业者达到318万的创纪录数字，1997年日本出现了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国家新的举债达到GDP的10%，劳动生产率也急剧下挫。 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方面的这种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危机形势，导致日本的社会价值观也面临崩溃。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公布的对日、韩、美、法四国中学生进行“新千年生活与意识调查”的结果，发现日本青少年中有61.5%的人把“享受”当作“人生目标”，而美国只占4%；选择“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的，在被调查的日本青少年中只占1%，而在美国却占40.6%；选择“为社会作贡献”的，在被调查的日本青少年中，仅占4.4%，而在美国青少年中却占11.95%。而就整个国家来说，日本继1997年出现负增长0.7%之后，在2001年又出现0.75%的负增长，这引起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和不信任情绪，从而导致消费不旺、通货紧缩和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 以美国为震源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欧经济深陷金融系统和主权债务双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恶化，日本的GDP在2008年和2009年连续大幅度下滑，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如在2009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平均下降3.2%，其中美国下降2.5%，日本则下降5.3%；在衰退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9%，日本则下降了33.9%）。到了2011年，随着欧债危机恶化，金融危机开始转向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再度下滑，此时，日本又发生了地震、海嘨、核泄漏灾难，生产停滞，物流中断，出口受阻，市场秩序混乱，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全财年经济增长率滑至-0.5%。同时，日本的国际交易条件恶化，全年贸易收支出现31年来的首次赤字；随着美欧经济下滑，日元升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仅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也加剧了通货紧缩。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情况下，通货紧缩又导致日本年度税收总额持续低于年度国债发行总额，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市场投资魅力下降，对内直接投资和新上市股票融资双双下滑，尤其在内忧外患下，政策刺激不足，个人消费低迷，日本经济的内生支撑不稳，自律复苏乏力。截至2011年9月，日本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就有206万多人，数量之多，创下历史记录。时任日本首相的民主党人野田佳彦表示：过去的2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 2010年10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其记者马丁·法克勒从日本大阪发回的一篇报道《曾经充满活力的日本如今因衰退而消沉》，生动地勾划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生活状况和世界观的变化。文章写道： 和日本许多中产阶级一样，正户20年前享受着其它国家的人们羡慕的富裕生活。做小生意的正户花50万美元买了一套公寓，经常去夏威夷度假，还开着一辆最新款的奔驰。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下滑，他的生活水平也逐步下降。他先是不得不减少海外旅行，后来彻底取消了这样的奢侈。接着他把奔驰车换成了一款更便宜的国产车。去年，他卖掉了公寓，价格只是购房款的1/3。 在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几个国家在经济上经历了日本这样的大起大落。日本当初是亚洲的成功典范，20世纪80年代时，充满投机色彩的股市及房地产泡沫膨胀到了空前的水平，日本成为第一个要挑战西方长期主导地位的亚洲国家。 但泡沫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破裂了，日本随之陷入缓慢但无可挽回的衰退，巨额的预算赤字和汹涌而至的低息贷款都无法逆转这样的势头。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陷入低增长和物价不断下跌的恶性循环，也就是通货紧缩的怪圈，从经济巨人萎缩为全球经济领域基本上可有可无的角色。 从日本街头可以看出雄心壮志的消退，在这里，“微型房屋”成为日本年轻人的最爱，他们甚至负担不起父辈居住的那种狭窄的住房，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来申请传统的数十年分期偿还的贷款。这种火柴盒般的房子占地面积几乎停不下一辆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可是却足足有三层，卧室像壁橱一般大小，壁橱则像旅行箱大小。 对于许多40岁以下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距离有多远，当时强大且咄咄逼人的“日本公司”似乎准备彻底摧毁美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制造到超级计算机。日本股市规模增长了3倍，日元上升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日本公司一统天下，吞并了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环球电影制片公司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著名的高尔夫球场（圆石滩高尔夫球场）和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 1991年，经济学家都在预测日本会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事实上，日本经济规模至今仍与当年相同：以目前的汇率计算，GDP为5.7万亿美元。这种衰落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公司和像正户这样的个人在股市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如今日本股市的市值只相当于1989年的1/4，而在房地产领域，住房的均价和1983年时持平。未来的形势更加渺茫，因为日本面临着全球最大的政府债务规模（约为GDP的两倍），不断减少的人口和日益上升的贫困率和自杀率。 但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日本的信心危机。就在20年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野心的生机勃勃的国家，自豪到了傲慢的地步，渴望在日元的基础上创建亚洲新的经济秩序。如今，这些雄心壮志全部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对未来的恐惧，以及令人窒息的与世无争。日本似乎已经缩进壳里，乐于接受逐渐淡出世界舞台的命运。 日本消费者曾经坐着飞机踏上前往曼哈顿和巴黎的奢华购物之旅，如今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里，攒钱以备未来之需。在日本年轻人身上，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进取精神的缺失，外界普遍嘲笑他们是“食草动物”，原因是缺少父辈那种在工作上吃苦耐劳的精神。昭和电工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大桥光夫说：“日本人过去被称为经济野兽。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日本失去了这种兽性”。当问到怎样看待这种衰落时，从日本的决策者到公司老总再到街头普通购物者，人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活力的丧失。虽然日本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老龄化，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最深刻的教训是，一个曾经富裕而且充满活力的国家退化为墨守社会与文化陈规的国家。 在日本，二三十年的通货紧缩造成了更加深刻的后果，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世界观。这让日本人对未来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让人不愿去冒险，自然也就不愿消费或投资，进一步拉低了需求和物价。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通货紧缩的武村和久教授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消费者认为购买或借贷行为都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愚蠢的”。 虽然整个日本经济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不过最明显的还是像大阪这样的地方，与相对繁荣的东京相比，这座日本第三大城市受到的冲击更大。在这里，商家想尽办法劝说紧张不安的购物者再度消费。但这往往体现为价格战，最终加剧了日本的通货紧缩。这里的自动售货机出售10日元一听的饮科，餐馆提供50日元一瓶的啤酒，公寓第一个月的租金只需100日元，约合1.22美元。甚至连结婚典礼也能优惠，打折的结婚礼堂只需600美元，还不到10年前举办这样一场婚礼的1/10的费用。 在大阪的商业街上，商家最近开展了“百元日”的促销活动，当天店内大部分商品都可以用100日元买下。在大阪的娱乐区，也能感受到活力的丧失。每到夜晚，这里霓虹闪烁，女招待穿着紧身的衣裙。在一些顶级俱乐部，光是预订一个座位就会花费高达500美元。但是近15年来，这类时尚俱乐部和娱乐场所的数量从1200家锐减到480家，取而代之的是价格低廉的酒吧和餐饮连锁店。酒吧招待说，现在的客人对花钱很在意，再不会流露出对金钱的漠视，而过去这曾被视为最高层次的高贵。 日本已经造就了一代不相信能拥有稳定职业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的年轻人，而在过去，这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二、“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由来和内涵 所谓“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中旬第二次上台组阁，在2013年1月28日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的经济政策的总称。如果单从经济层面来看，那么，在那次演说中，安倍将重振经济视为当务之急，强调要将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刺激民间投资作为其经济增长战略的“三叉戟”（后改称“三支箭”），力争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从而让日本最终摆脱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的困局，摆脱日本高企的主权债务。但从安倍重新执政以后所推行的战略路线的全局来看，那么，十分明显，“安倍经济学”是他为推行推翻二战以后所确立的国际秩序、使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政治军事战略所提供的经济保障。2013年2月，安倍晋三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日本回来了》的演讲时，他援引了日本明治天皇“富国强兵”的口号，认为日本只有富裕起来，才有财力保护自己，只有在能够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同中国对抗。他明确提出了富国与强兵的联系：“日本必须保持强大，首先是经济强大，同时也要保持国防的强大”。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实际上是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甘利明等人所喜欢的经济政策的集束，它们并不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性政策体系，而是一些基于相互不同、甚于矛盾的政策的思想： 第一支箭，是宽松大胆的金融政策。其内容包括设定2%的通货膨胀目标，实行无限制的宽松金融政策，两年后把日本银行的158万亿日元增加到290万亿日元；纠正日元汇率过高的情况，实现名义GDP3%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支箭是安倍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政策。“金融缓和”政策是经济学界通货膨胀学派所主张的基本政策手段，这个学派主张摆脱通货紧缩而又不陷入通货膨胀状态，或通过调节财政和金融政策而达到上述状态。在日本，支持这种理论的，有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日本银行副总裁岩田规久男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中央银行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刺激通货膨胀，以达到预想的通货膨胀率；可以通过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提高财富和货币的相对价格；可以通过降低利息，增加贷出，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反对这种理论的意见则认为，安倍经济学不是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消费的正道，而是依靠煽动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从而让老百姓用存款增加消费的手段，是一种歪门邪道；是一种诱发极端通货膨胀的政策，其结果将把日本引向历史性崩溃，今后无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将与日元贬值长期共存，带来超级通货膨胀。 第二支箭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内容是日本银行通过购买民间银行的国债和长期持有国债。其立足点是通过发行国债筹集为此所需的20万亿日元资金，前提则是设定适当的通货膨胀率（2.5%～3%），同时根据需要争取各种政策，如金融政策、税收制度等等。 对这一根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的反对意见认为，“泡沫经济”以后，巨大的公共投资一直依靠发行国债，结果是政府负债如山，但经济形势未见好转。如今在日本，公共投资已不再对刺激经济产生爆炸性作用，因它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价值已跌落了，但现在实行的财政政策却与过去自民党政权的财政政策没有什么变化，与1990年代撒芝麻盐式的公共投资一模一样，其结果只能是债台高筑，而不是经济复苏。 第三支箭源于美国里根总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其主要内容是，为刺激民间设备投资而实行减税和增加储蓄政策，废除或缓和导致非效率经济活动的行政限制，实行“小政府”，充分发挥民间活力等。为实行这一目标，安倍内阁制定了《日本再兴战略》，规定今后5年为“紧急改革结构期”，一要通过扩大民间投资促进设备新陈代谢，以增强技术创新的源泉；二要放宽行政限制，创造能够向新事业挑战的机制；三要消除过度竞争，恢复飞跃性提高收益的能力、能够在世界上取胜的制造业。提出要在2015年度之前的3年间，把民间设备投资从2012年的63万亿日元增加10%，达到雷曼冲击之前的70万亿日元的水平。为此，国会通过了《国家战略特区法》，规定将实行“雇佣自由化”作为放宽限制、进行制造业改革的突破口，创造在世界上最容易进行商业活动的环境，以吸引外资、加强产业竞争力。这项法律的通过是安倍视国家战略特区为“第三支箭”的关键之举。随后出台的《竞争力强化法》则规定通过促进以企业为单位的缓和限制、为提高企业收益而进行事业重组、鼓励创业等，加速企业的新陈代谢，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来源于不同的经济理论，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机联系，更没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难以形成合力拉动日本走出“紧缩萧条”，更由于安倍经济学服务于安倍晋三妄图推翻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使日本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一政治军事战略，这就更注定它要处处碰壁直至彻底破产。 三、安倍经济学的神话正在破灭，承诺化为泡影 经过“失去的20年”，日本2011年的GDP与1991年的相同，主权债务高达GDP的230%，成为全球负债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2011年为-0.5%，2012年为1.4%。正是面对日本经济的这种通货紧缩、衰退消沉现状，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二度执政时，射出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发誓要协助日本经济从长达20年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射出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他以大规模货币宽松为核心，日元贬值为主要特征，具体细节是在2013年内，安倍内阁提出年度预算修订案，斥资10.3万亿日元刺激日本经济，推动日本经济增长2%，并创造60万个新就业岗位。2013年4月，日本央行又推出“定性定量”货币宽松政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宣布，二年内将基础货币量扩大一倍，在2015年前达成2%的通货膨胀目标。 在射出第二支箭财政刺激政策时，安倍内阁在2013年5月17日公布，以进一步提振经济为目标，一是恢复国内私营部门的投资水平，三年后要使私营部门的年投资规模恢复到危机前的700万亿日元的水平；二是希望到2020年基础设施出口从目前的10万亿日元增加到30万亿日元；三是使农产品出口翻番，10年后达1万亿日元；四是旅游业要使目前每年吸引1000万游客的目标翻番；五是希望用10年时间使日本有8所院校跻身全球高校100强之列，而目前只有两所大学跻身此列。 在2013年6月5日射出第三支箭经济复兴计划时，安倍设想成立国家战略经济特区，对此，内阁总务大臣新藤义孝介绍说，成立特区的目的是通过大胆的监管改革和减税优惠，在日本创造全球最宽松的企业经营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从羽田机场起飞的国际航班的数量；改善海外日本高管的医疗服务；为前沿行业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建立更灵活的就业体系等。目标是通过创设特区，在对象地区放宽管制和原则上解禁网上销售大众药等，使1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增加150万日元。这第三支箭的关键是“民间活力的爆发”。 安倍经济学在发表的当时，曾经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如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公司经济学家米利安·杰索普说：“安倍经济学肯定代表了解决日本问题的正确政策”；日本企业大和资本市场欧洲经济师托比亚斯·布拉特纳说：安倍经济学的“这些项目能够带来的短期帮助是非常受欢迎的，会得到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热烈欢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克曼在接受法国《回声报》记者的专访时，认为“走出通货膨胀过低的局面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欧洲需要发起安倍经济学，也就是说要和日本一样做，在陷入通货紧缩的国家中，日本是唯一真正可以借鉴的例子”。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2013年4月初参加博鳌论坛时也认为：安倍经济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措施已协助促进了全球增长”，而“日本银行刚刚公布的改革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受欢迎的一步”。 那么，安倍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 应该说，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的确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012年12月77日元等于1美元，上升到2013年5月底102日元等于1美元，而且在延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使日元在24个月里贬值近25%； 二是使日本的股价上升。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指数上涨65%，使日本公司的市值增加了150万亿日元（约合1.5万亿美元）； 三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汽车业的“龙头老大”丰田为例，2013年5月8日公布的2013财年业绩预期显示，集团营业利润预计达1.8万亿日元（约合1120亿人民币），盈利水平刷新了历史记录； 四是使日本经济的出口增长，2013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出口增长了3.8%； 五是拉抬了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2013年第一季度日本的GDP环比增长了0.9%，按年率换算，GDP年增长率为3.5%，而按2013年全年的情况计算，日本经济增长了1%，年化增长率为4.1%。使日本一举而摆脱了通货紧缩局面，成为八国集团中年增长率最显眼的国家。 这就拉抬了安倍晋三内阁的民意支持率，在最高时超过了70%，远高于安倍在2006年第一次组阁时只获30%左右的民意支持率。 但就在当时，也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在不断揭示安倍经济学的缺陷和消极面。他们指出，安倍经济学令日元贬值的政策固然有利于一些商品的出口，但却不利于一些商品的进口，特别在地震、核泄漏以后，日本的能源天然气大量依靠进口，这就要大量增加日本的能源支出。共同社曾就此发表评论说，日元比价连续走低，或将引发以食品价格上涨为首的“涨价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企业和家庭将因预计价格上涨而增加开支，而安倍经济学只是增加了一些主营某些出口商品的企业的利润，而未能同步提高薪金水平，以赶上物价上涨的步伐，这就会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据《朝日新闻》调查，随着日元大幅贬值，以玉米为主要成分的进口“混合饲料”将同比上涨15%，使奶农经营难以为继；汽油价格上涨，幅度达每升10元，运输业叫苦不迭；使普通家庭的电费和燃料费支出明显增加，普通民众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将更加艰难。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夫妇双方工作，年收入500万日元，家庭开支将因此而增加6.68万日元；一个夫妇二人都已退休的两口之家，年收入养老金240万日元，家庭开支将因此增加9.24万日元。再加上安倍内阁从2014年4月1日开始提高消费税的税基从5%提高到8%，并打算在2015年10月再提高到10%。日本目前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为16%，工薪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比例已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安倍经济学以日元贬值带动企业业绩，使获利企业增加国内投资，扩招员工，提高员工薪水，从而增加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投资愿望，这种美好的预期不可能达到。日本原大藏省财务官榊原英资更批评安倍经济学两年内实现通货膨胀2%的目标，基本上只是“梦想”。 对于“日本再兴战略”，人们提出的质疑是说，在放宽行政管制等方面的力度不足，恐难达到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而且指标多为中长期目标，却没有提出实现它的具体对策；单就当前日本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状，仅仅社会保障一项支出就足以令安倍晋三提出的财政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日本国民和企业最关心的补贴、减税等举措的具体内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四大城市燃气公司连续多月提价，连食用火腿、香肠都涨价，只有工资没涨。经济学家们说，在不对日本的官僚体制及其农业、工业和劳工政策进行彻底改革的情况下，安倍经济学注定只能给经济增长以短暂的推动，还将加剧公共债务负担，只有改革才能摆脱通货紧缩，并使经济增长得到持续。 在安倍经济学的对外影响方面，早在2013年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对安倍经济学的日元贬值政策提出严厉批评；2013年6月17日，在出席八国集团在英国北爱尔兰召开的峰会时，默克尔更明确地批评安倍晋三搞日元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损害了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的竞争力。而中国学者则把它看作是针对中国等本地区出口国的“货币讹诈”。 果然，在2013年5月以后，安倍经济学的消极面开始显现： 首先，是由于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缺乏切实可行的实质性举措，使投资者对股市缺乏来自实体经济方面支撑的长期信心，导致股市出现如同过山车那样大涨大跌的局面。先是日经指数在2013年头5个月内上涨了50.3%，涨幅达12.7%，但在2013年5月23日，却遭遇它的“黑色星期四”，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暴跌1143.28点，收报14483.98点，跌幅达7.32%，为2011年3月份大地震以来最大跌幅。法国兴业银行外汇策略师巴师蒂恩·加莱说：“这好像是日本的雷曼时刻”。随后就影响亚太股市，大宗商品市场也遭到打击。接着在6月5日，股市又大幅回落，下跌518.89点，收于13014.87点，重挫3.8%，跌至过去两个月来的低点，这是第四次单日跌幅超过500点的暴跌。随后在6月13日，东京股市日经指数再次重挫843.94点，跌幅为6.35%，收于12445.38点。 其次，安倍经济学使日元贬值的政策并未达到大幅增加日本出口商品的效果。这是因为日本制造业为了避免日元升值风险以及减少贸易摩擦，纷纷在海外投资设厂，国内制造业有所萎缩，商品出口势头趋缓。因此，尽管日元贬值幅度很大，但对日本出口的提振作用并不明显。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成本急剧上升，使日本贸易赤字创历史新高。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显示，2014年4月至9月，日本出口总额同比增幅仅为1.7%，而进口同比增幅却达2.5%，这就导致在实体经济领域连续出现贸易逆差。2013年4～9月，日本经济出现4989亿日元贸易逆差，同比增长54.2%；2013年10月21日，据日本财务省报告，日本经济出口增加11.5%，达5.97万亿日元，进口增加16.5%，达6.9万亿日元，9月的逆差为9321亿日元（约占95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5682亿日元。2014年4月21日，日本经济在上一财年的贸易逆差增加70%，达13.75万亿日元（约合1340亿美元），其中，出口增加10.8%，为70.8万亿日元，进口增加17.3%，达84.6万亿日元，2013年3月的贸易逆差为1.45万亿日元，已连续第21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再次是日本经济增长率比预期下降。日本政府表示，2013年7～9月的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早先估计的1.9%，2013年第4季度的增幅低于欧元区1.1%的年化增幅，更远远不及美国3.2%的增幅。日本2014年第2季度GDP修正后萎缩1.9%，按年率计算萎缩7.3%；2014年第3季度GDP又萎缩0.4%，按年率计算，萎缩1.6%。这样，2014年11月17日日本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在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后陷入了衰退。这就使安倍试图扭转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长迟缓局面的努力遭受巨大打击。 日本经济学界泰斗、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伊东光晴在接受《东京新闻》记者采访时，一开口就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安倍经济学’就是一场骗局”，因为它的第一支箭是想通过增加市场资金，降低贷款利率，企业或个人将更易于获得融资，从而促进设备投资和消费。但伊东指出，不能只期待通过利率下降增加投资。因为投资意愿的决定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是否存在可预期的利润。安倍第一支箭将金融缓和与促进设备投资和消费开支联系起来的想法实在太过武断。他认为这是一群根本不懂什么是经济学的人担任了首相的智囊，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第一支箭压根没能射得出去。至于股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外国资本的流入，与安倍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安倍的第二支箭是以国土强韧化政策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看看国家的财政状况，就知道已经没有余地追加新的投资，所以第二支箭其实已经折了；第三支箭只是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计划，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第四支箭的问题，这就是安倍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问题，安倍通过解释性修宪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伊东强调说：“武力不能解决国际纠纷，只要看看中东就能明白，在日中之间制造紧张，无疑是南辕北辙的做法”。 日本的衰退更引起欧洲的担忧。他们认为，日本的战略本该为其他陷入混乱的经济体、尤其是欧洲提供一份路线图：一方面在财政上紧缩开支和增税，一方面依赖央行为经济注入资金，人们原以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克服经济不振的问题。然而这个药方未能在日本触发有意义的复苏——甚至还雪上加霜。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巴特·范阿克在谈到日本的衰退时说：“主要的含意在于，我们开始看到如果我们沿那条路走下去欧洲可能会出现的景象”。战略分析师卡尔·温伯格说：“日本在经济上濒临崩溃，从长远看，日本摆脱不了由人口老龄化、与之相关的经济衰退和债务上涨组成的螺旋式下降”。法国兴业银行的战略分析师艾伯特·爱德华兹说：“日本人大概会向西方输出通缩。日本有可能将欧元区推向日本式的螺旋形下降”。 四、安倍经济学要是失败了，将引爆日本庞大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经济学成败的命运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 假如安倍经济学失败了的话，日本政府庞大的债务大山将会坍塌，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高级经济师迈克尔·马内塔说：“它绝对有成为巨大冲击的潜力。依据资本市场的行为来看，其后果可能会类似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假如安倍经济学失败的可能性，列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新威胁之一，这是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其经济的近2.5倍，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大国，投资者迄今为止一直在以超低的利息借贷给日本政府，从而使其可以比较轻松地偿债。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能够实现，投资者可能就要质疑日本政府的偿债能力了。风险使投资者开始担心债务的可持续性，于是就提出更高的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雷乍得写道：“这将使日本更难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为了避免拖欠，政府可能会逼使央行继续买下债券，这样就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日本人生活水平下降，银行业危机以及利率的激增，将对本地区造成一连串的影响，并使已经脆弱的世界经济再受伤害。 甚至连安倍晋三本人，有鉴于消费税从5%上调到8%，使2014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萎缩了7.1%，因而在2014年10月19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采访时，他暗示将暂缓再上调至10%的计划，他说：“如果提高消费税使经济脱轨或减速，国家的税收收入就不会增加，这个举措变得毫无意义”。标签：经济学论文; 安倍经济学论文; 主权债务危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人民币对日元论文; 美元对日元论文; 美国债务危机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欧洲债务危机论文; 安倍内阁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