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比较研究的进展还不十分显著，但是，学科概念的提出和这一学科的初步发展，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个专业的推进与研究的深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可以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
一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提出，是在80年代中后期。当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内学科门类已经初步建立，整个专业在科学化、理论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就为比较研究的提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经历了前期准备、国别研究以及对比分析三个发展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人开始陆续介绍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企业教育、企业文化，学校的学生管理、校园文化等内容，并逐渐对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有所涉及。一些学校，如原北京钢铁学院就国外学生工作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原国家教委于1988 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会议上，酝酿并提出了把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内容正式列入教材编写计划，这是该学科第一次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正式出现。
学科概念提出后，首先作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配备了教学与研究人员；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访问；对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进行了基本分析等。首都师范大学会同华东师大、中山大学等有关院校的教师，承担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编写任务，开始学科基础建设。一些院校经过酝酿准备，还先后为本科生、二学位生以及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这门课。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也开始设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向。
2.国别研究阶段
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从90年代初开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主要在国别研究方面展开。
一些学者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进行了介绍、分析和评价，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文章内容涉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内容、地位与作用、途径与方式等。总的来说，这些介绍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材料。
原国家教委和一些省市还列出重点科研项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别以及地区研究。如武汉大学承担的国家教委科研项目“美国高校道德教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承担的省市“八五”重点项目“海峡两岸青年道德观的比较研究”和“港台青年思想研究”，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编写出版了《新加坡的精神文明》（1993年1月出版）等。
同时，这一学科教材的建设也已经初见成效。1995年9月， 由原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苏崇德、邱伟光、张孝宜和秦英君等合作编写的我国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首都师范大学受原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委托，于同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学科名称正式确定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但教材的编写以及学科的建设限于国别研究，与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还有距离。
这一时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为第二学士学位生和硕士研究生开设专题讲座的基础上，由樊富珉教授主编了国别及地区研究的内部教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98年6月出版）。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在进行国别及地区方面的研究。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书于1999年4月出版。
3.对比分析阶段
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进入了对比分析阶段。如中山大学的郑永廷教授就中西方思想道德教育的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就我国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模式作了探索（郑永廷：《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比较研究》，见《思想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为比较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
新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吸收、综合了学科领域现有材料和学术观点，为这一学科设计了一个新的且比较完整的框架。全书采用了通观比较、专题比较、综合比较三种方法，进行了阐述、分析和对比。
该书分别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对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通观比较（包括历史沿革、内容、形式、理论、方法和效果等）；按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进行专题比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理论基础、培养目标、主要内容、实施方法，家庭、学校、社区的作用，宗教、社会舆论的作用等）；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综合比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样性，等等）。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初步形成了学科框架。它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增添了一门新学科，而且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学科群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它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规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二
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步澄清了如下几个基础性问题：
第一，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是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这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前提之一。
过去，曾有人一度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因此，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就无从谈起；还有人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根本对立，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可比性。当时对是否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争议。
随着改革开放和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外确实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抓得很紧，而且还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不仅如此，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还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已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中国矿业大学的宋迎法同志就西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西方学者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概念的阐释以及西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最新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述，实际上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客观基础作了较好的阐述（宋迎法：《西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述》，见《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还须解决一个主观认识问题，即人们如何认识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这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索。有人对比分析了国内学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与西方学者关于政治教育、政治社会化的观点，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和途径做了较好的概括（参见宋迎法：《论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和途径》，《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 期）。无疑，不同社会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有着本质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不能进行比较研究。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来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资本主义要培养的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接班人。两者培养目标根本不同，但却有着共性，即都是为本阶级培养接班人和所需的各种人才。正因为在培养目标上与它们有着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进行比较，得出与它们在本质上不同的结论。
第三，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为比较的对象提供客观对应标准，为建立对应关系提供基础的对应点，也就是如何准确定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过去众说纷纭，很不一致。目前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尽管也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已基本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即“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部社政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4页）
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理解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其涵盖的宽窄上。一种意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价值观的灌输，这一概念的内涵不应过于宽泛，应当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区别开来；应当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阶级性及其意识形态特征。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应当重视揭示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中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重视并善于揭示不同国家各种教育表象掩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样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主要是要避免淡化、削弱政治的倾向，防止西方国家“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的鼓噪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除了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价值观的灌输外，思想政治教育还应包括思想观点、道德规范，乃至生活习惯、心理方面等内容。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应当涵盖不同国家各种形式的教育内容，应当涉及不同国家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有关内容。
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中，如何认识“政治”的地位，还需深入研究。不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两种理解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双方都把不同国家事关政治原则方面的宣传与教育，看作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根本的、核心的内容。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比较学科的基本框架已初步构建，比较研究体系初步建立，它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是，由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立的时间还不长，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仍比较薄弱，资料极其缺乏，因而，该学科目前还是一项基础性建设，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