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唯物史观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前者，已经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了；对于后者，则还不太被人们所了解。在纪念伟人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说明这后一个还不太被人们所了解的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恩来理论工作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的哲学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使得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成为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阐明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是使人们认识他作为思想家、理论家和哲学家的重要途径。他的历史哲学，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原理，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是革命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走出了夺取政权的成功之路，这都不能具体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周恩来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原理，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的一个人。
早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就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等文章中，认真地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总结出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之道”，在于以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夺取政权的激烈斗争，“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他认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唯一拯救中国的方法。（《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编第52—56页）
这一时期，他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教训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组织革命军队，以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他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干涉、军阀混战的局面下，“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 军阀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第256页）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建立革命武装的一个人。
正因为他对革命武装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从欧洲回国以后，很快就参加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领导工作。这恐怕也是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初期，他成为我党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以后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重要原因。他参加了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军队的领导工作。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积累了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大量经验。他在1925年6月2日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中分析了世界革命的形势，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在于“工农利用武装推翻了俄皇贵族”，强调了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在理论上论述了革命军队的重要，而且利用当时可能的条件，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周恩来从很早就非常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旅欧期间，他在1924年春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中，就热情歌颂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农民的斗争，提出“这两桩事实全是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编第5页）回国后， 他在广东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的状况，指出农民受剥削和压迫最深，故拥护革命最力。1926年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作的《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讲演中提出：“农民实为中国的生产的主力，所以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最主要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们党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我们党领导了广大农村的武装起义，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但具体指导了农村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而且总结了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他在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当时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之间、军阀之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趋势，指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最明确的表述。
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又通过这一探索丰富和充实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周恩来的历史哲学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内容。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终身总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和最高的直接组织者，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加之其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就使得他的历史哲学思想的这个方面的内容特别丰满和生动。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找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建国伊始，他就提出了我们自己走出一条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他在1950年8 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的，“但道路是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页）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这样一条道路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1963年10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86页）
在这一探索中，他非常重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理论的指导作用。1961年他在同一位西欧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1962年1月， 他对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提出，应当“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同上书，第435、453页）这年4月， 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三大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的各种关系，是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第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阐述了三大建设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而“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6—267页）他还结合我国建设的实际，指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同上书，第20、339页）
第二，着重论述了三大建设内部的各种关系。首先是经济建设。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观点，在经济建设中，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地位。他在1954年9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最主要的事情是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这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同上书，第144页）发展生产力，在我国具体地说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是首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和作出具体部署的领导人。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观点，阐述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同上书，第421、159—160 页）他全面而又简括地分析了20世纪30至6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情况，指出了“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的”严峻事实。他认为，以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自动控制为代表的“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在当前时代，“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同上书， 第181 —182页）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纵观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文献，贯穿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根据客观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其次是关于政治建设。按照唯物史观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周恩来关于政治建设的论述，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他多次提出并阐述了政治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即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在1957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专政和民主比较起来，他更强调民主的重要，认为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针对我们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我们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使老百姓很难见到做“官”的，周恩来提出，要从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我们的民主扩大。他提出：我们虽然不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但“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同上书， 第207 —208页）。这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消灭资产阶级议会制， 保存代议机构的思想在我国的具体化。
为了扩大民主，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在上述讲话中他提出：“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他从我们的国家制度上分析了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总结出了反官僚主义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长期警惕。他提出，掌握了政权，权力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同上书，第209页）他在这里的分析总结，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
再次是关于文化建设。周恩来多次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他探讨了文化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文艺工作是周恩来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是社会意识的重要内容。研究文艺的发展，是历史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提出：“文化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同上书， 第340页）并对怎样处理文艺创作中数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怎样对待旧文艺，是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还在建国前夕，他就在一个重要报告中提出了对待旧文艺的正确方针。他提出，旧文艺是会消灭的，它又是有前途的。对旧文艺里一切坏东西，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应该加以消灭；另外一些合理的东西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他反对对旧文艺“什么都保存”或“什么都否定”（《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4—355页）。这里谈的是怎样对待旧文艺的问题，而其精神实质却适用于对待我国过去的文化问题。
怎样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溶合的观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外国的好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深化，不要硬加……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3—344页）实践证明，周恩来在这里提出的以我为主、中外溶合的主张，是有远见的思想。它是反对“全盘西化”观点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三，创造性地论述了建设与改革的关系。首先，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关键在于改革。周恩来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提出这是民族繁荣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利条件。要去掉这些不利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新中国各民族要发展，“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就不能够解放。”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谁要是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书，第264—266页）
其次，改革是一个很长的时期，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的完成。他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总结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认识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设想得太容易了一点，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我们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同上书，第395—396页）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特别是对于深入理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的基本纲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坚持群众观点，提出并丰富群众路线
周恩来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理出发，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并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
周恩来的群众观点，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从总结斗争的实践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之中，懂得了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当他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掌握了唯物史观之后，对群众观点更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他提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真知的源泉。“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工。”（同上书，第314页）在他看来， 不但群众的实践是党的领导认识的源泉，而且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执政党的干部想问题、做事情，要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他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1973年8月23日， 他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15 页）他历来主张，不论革命和建设，都不但要依靠工农群众，而且要依靠知识分子群众，在建设时期尤其是这样。他还尖锐地提出了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同上书， 第168、314页）“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 ”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对我们党应该是长鸣的警钟。
正因为周恩来对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能够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做出突出的重大的贡献。首先，他明确提出并第一次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在1929年9月28 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筹款工作的时候写道：“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这封信对红四军的工作作了全面的指导，对于一切有群众参加的工作，都提出了必须实行群众路线的要求。
其次，对群众路线的内容做了初步科学的规定。在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中，他提出了党员要“能够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同上书，第13页）很明显，在周恩来关于党员要深入群众的这一要求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毛泽东科学表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形成了它的雏形。
周恩来还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内容。（1）面向群众。他提出， 领导地位并不能使领导者“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面向群众要做到以下几点：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同时又要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同上书，第131页）（2）等待群众觉悟。他提出：“正确的意见常常是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同上书，第337页）这是因为， 要把领导者的觉悟和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3）党的错误向群众公开。 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信中写道：不但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提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同上书，第301页）（4）倡导思想自由。他说：“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共产党要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同上书，第341页）
面向群众，等待群众觉悟，向群众公开党的错误，倡导思想自由，这是正确地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所不可缺少的四条原则。其前三条是对领导者说的，后一条是对群众说的。党的群众路线，概括地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做到了前三条，领导者才能够正确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贯彻自己的正确思想；而做到后一条，群众才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群众路线才能顺利地实行。
四、坚持历史主义观点，正确对待历史
强调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是周恩来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经常重复这样一个观点：不能把历史割断。他在1959年4月提出：“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 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97页）
坚持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是周恩来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的主要的方面。而在另一个方面，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评价劳动人民和进步阶级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具体地正确评价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则是比较困难的。周恩来把历史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周恩来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统治阶级中的具体人物。 他在1956年4月、5月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中指出：“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不要以为只有描写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同上书，第198、192页）《十五贯》中的苏州知府况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称赞戏中的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而戏中的巡抚周忱则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他借批评戏中的官僚主义者，为我们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者敲了警钟，严肃地指出：“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同上书，第192—193页）
不但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个人有比较进步的，就是封建制度中的有些具体办法，我们也可以吸取。他说：“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的有些制约的办法还有可取之处。”如封建衙门的击鼓上堂。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因此，“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同上书，第193、198页）过去，我们对于吸收和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的和合理东西讲得比较多，但对封建制度下的有可取之处的东西则很少讲。就是讲一点，也只是讲文化方面的。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了封建制度下政治方面的有些东西有可取之处。这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应该吸收和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合理的东西，对于封建制度下政治方面的有可取之处的东西，也应该批判地继承。
用历史主义观点对待历史，对一个封建王朝也要进行分析。周恩来在1961年6月接见嵯峨浩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清朝做了许多坏事， 但也做了几件好事，清朝“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个方面做了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上书，第320页）这三件事中， 前两件是社会存在方面的重要条件，后一件是社会意识方面的重要条件，都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离不开的。在这里，周恩来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高度研究历史，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周恩来的历史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反映；它不但在过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在和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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