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作文”大家谈——提升到假话的“高度”——从“杨朔散文模式”看假话作文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话论文,根源论文,散文论文,高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孩子的率真、坦诚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说“童言无忌”，也往往是在孩子们无意间给成人带来尴尬的时候使用。所以有人会全身心地热爱孩子的真，譬如丰子恺，在他著名的散文《给我的孩子们》中说：“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肝胆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孩子变得“成熟”起来，有模有样地说着貌似深刻的道理。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在记者的镜头前，几岁的孩子也明白应该怎么说，而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往往说得头头是道，令人惊叹。而受着不同教育的同样的黄皮肤的孩子，比如我曾经看到的，一个澳门学生代表团在澳门回归之际，登上了伟大的万里长城，记者问一个小学生：“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什么？”小顽童完全不解其中之味，天真地说：“我非常想我的妈妈，要是她和我一起来该多好啊！”
不仅如此，我们的学生作文也同样充满了假话。诗人邹静之说：“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这段话，会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心情变得沉重。但真的是老师喜欢这样的文章吗？还是中考或高考的评判官喜欢？都不是。笔者曾参加过几次高考阅卷，在一年一度的高考阅卷工作中，最折磨人的不是高温酷暑，而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每当看到一篇好文的时候，最高兴的就是那些参加阅卷的中学老师，他们私下传看，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可是好作文少而又少，老师们难得清爽一下。
其实，这种“八股”文章往往又都是我们老师教出来的！为什么明知道不好，还如此教呢？我认为中学老师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在一种观念之下的习惯性行为，这观念就是“讲深度，重升华”。我们的孩子们从幼儿园时期开始，就接受这种拔高式的教育，从现象后面看本质，从平凡中看非凡，最熟悉的修辞就是比喻和象征。三八妇女节到了，幼儿园给我4岁的孩子布置了一项作业：“你眼中的妈妈。”意思是让孩子想想妈妈每天多么辛苦，然后心存感激，以后多帮妈妈做家务。回家后，我问儿子：“你眼中的妈妈是什么？”儿子放下手中的玩具，认真地扒开下眼皮看着我？那黑色瞳仁中的影像就是他“眼中”的妈妈。我们总是让6岁的孩子说10岁孩子的话，让10岁孩子说16岁孩子的话，等孩子真的长大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说真话了！我们永恒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的题目从小到大写了不知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学会该怎样写，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事。而“有意义的事”对很多孩子来说无非是说“大”话，捏起鼻子作文，满纸都是又大又空的漂亮话，最可悲的是孩子们已经浑然不觉，他们觉得作文理应如此。即使不是这样的题目，也蕴含着一样的道理。
教师的观念来自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时代。我们曾有过一个鄙视肤浅、崇尚深度，重视集体、忽视个人的时代，所有受到鼓励的文学作品都遵循这一规律。拿鼎盛一时的、有多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杨朔散文来说，题材有荔枝、蜜蜂、红叶、浪花、茶花等平凡的小事物，但这并不等于所有寻常的事件、日常的生活都可以入题，如果它们不和某种宏大的政治性主题连在一起，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只有在它们具有非凡高贵的品质的时候才享有被“诗化”的权利。而文学的大精神是“无论如何，与我有关”——“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一切美的和不美的，一切能触动自我的，都应该进入文学：家庭中的天伦之乐，个人的情趣爱好，对他人的关注与怜悯，人与人之间的爱或愤恨，有什么是无价值的呢？杨朔们认为，“小我”没有价值。一个人被比喻为一枚螺丝钉，因为纯粹个体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融入到集体之中，使庞大的机器运转起来，螺丝钉才能产生等同于机器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因此普通劳动者并不普通，平凡的小蜜蜂也不再平凡。
那时期的主流散文家都是从政治与时代出发，力求使作品有充实的政治内容，而所有的抒情、形象都是为此服务的手段。杨朔也不例外，他的散文中的政治内容就是歌颂工农兵，为时代唱颂歌。就拿《荔枝蜜》来说，杨朔在创作这篇散文之前，一直想响应当时的号召写一篇歌颂工农兵的散文，正好他去广东从化温泉，偶然接触到了蜜蜂，于是他就想，用蜜蜂歌颂工农兵不是很好吗？于是一篇“脍炙人口”的《荔枝蜜》就诞生了。但它显然没有摆脱主题先行和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窠臼。在文章中，杨朔以辛勤劳动、不计得失的小蜜蜂比喻那些“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人们，文中对于蜜蜂精神的总结，历来被视为经典段落，要求学生熟记于心：“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加上杨朔致力于构造精致玲珑的结构，注重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的修词炼字，不仅语言优美流畅，而且节奏感极好，适合朗读，使其散文有“诗化散文”的美名。但其中的奥秘不过是“政治＋诗意”，是给当时已经非常僵化的文学模式增加少量的弹性而已。
而所谓的诗意，也很值得推敲。一般认为杨朔散文的诗意的内涵所指是三个方面：闪光的思想，别致的构思和精巧的布局，优美的语言。第一个方面前文已经谈过，语言的问题是见仁见智，而结构却大有问题。杨朔散文的结构都遵循着“入境——通幽——显志”的模式，以《荔枝蜜》为例：开头写自己一向不大喜欢蜜蜂，因为小时候被蜜蜂蜇过，感情上总疙疙瘩瘩的，这是设置悬念。接下来要精心布局，造成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变化。写到自己看到荔枝林，由于来的季节不对，所以没有吃到荔枝，却吃到香甜的荔枝蜜，“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出现了文中第一次情感的变化。当了解了蜜蜂的知识后，开始感叹蜜蜂的伟大，这是第二次情感的变化。结尾一般都要点明主题，即卒章显志，以蜜蜂喻劳动者，赞美蜜蜂为的是赞美劳动者，最后“我”在梦中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出现了情感上的第三次变化。但如果我们把披在《荔枝蜜》上用华丽的语言织成的外衣脱下的话，很容易发现这几次情感的变化都有虚假的成分，决不能排除为文造情的嫌疑。因为，这几次情感的起落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以杨朔散文为代表的这类文学作品只抒“大我”之情，忽视人文底蕴，却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孕育了至少三代中国人，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当代中学语文教师的中坚力量。由于自己所受教育的局限，他们就在一种不自觉的惯性支配之下，使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念持续地发挥影响。
由于刻意追求所谓的深刻，学生们必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但生活阅历的有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的局限，逼迫他们不断地夸大自己的感情，当“情感的起落幅度与事件大小相去甚远时，矫情就不可避免”。孩子们习惯了为文造情，作文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而少有灵性的闪光，更没有真情的流露。我们甚至无法通过语文教育来培养孩子最基本的责任感，长此以往，受到败坏的将不仅仅是作文，还有孩子的诚信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