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大学的文化特质：高等教育政策的旨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特质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6-0019-06
一、大学是社会的文化组织
大学本质上是社会的文化组织，是人类高尚精神的殿堂，其根本宗旨是研究、创新、传承优秀文化。文化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文化追求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在康德看来，文化是指那些属于使人愈来愈远地摆脱动物界的人类内在的规定性。质言之，文化指人内在人格的不断完善，个体对人类真善美理想的自觉的人格确证，是人不断地摆脱野性，实现人类最高本质，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过程。当然，“文化也指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对象化的客观的成就和外化的形态，人类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方面的成熟程度和达到的深度与广度。”[1]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2]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教授认为：大学从事的是人的教育，大学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3]
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但文化属性是其特征不变量。正如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像教会、政府、慈善组织等人类所有其他机构一样，都是特定时代社会大网络之内的东西，而不是社会大网络之外的东西。它不是远离社会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很难屈服于新的压力和影响的东西。相反，它既对现在和将来产生影响，又是时代的反映。”[4]在大学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中，大学的职能在演进，从单一职能到双职能，再发展到多职能；大学的理念也在变革，从教学到科研，从社会服务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重；大学的社会地位在变化，从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到社会的中心。从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大学的职能在演变，大学的理念在变革，但大学的文化属性并没有改变，正是大学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成就了大学的经久不衰、基业常青。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教授认为，“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5]大学能够超越外部环境的压力和羁绊而持续存地在和发展，正是由于其内在的逻辑力量使然。这种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正是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维系着大学的生命，正是在大学文化的熏陶与滋养中，实现了大学的依然伫立。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从大学内在逻辑的角度阐明了文化理念是现代大学的根本标志。他指出，现代大学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可作为其所指、目的和各种活动之意义的理念，即大学作为“内在的普遍统一原则”的文化理念，大学是建立在某种理念之上的。大学不仅是简单的重复生产知识或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科学方法或知识的工具化模式，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主流文化模式。[6]正如洪堡所言，大学所体现的文化原则将客观科学(文化知识)的进步与主观精神和道德的培养(教养)融为一体。[7]文化取代理性作为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表征了现代大学必须遵循文化原则，大学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引领大学发展的永恒的灯塔。
大学是社会的文化组织，并不否认其自身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但大学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是建立在大学文化属性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源于文化属性。“当大学走进社会的中心，我们无法排除大学还有一定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但就整体而言，大学体内流淌着的还是文化的血液。文化属性是大学永恒的特征不变量。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教育的发生；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学术的产生；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是具有庄重、尊严、神圣、自律并让人憧憬、崇敬、向往的大学。大学必须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文化的希望。”[8]如果过分强调大学的经济属性或政治属性，就会使大学失去自己的文化理性和精神品格，最终沦为单纯的经济实体或政治附庸；一味忽视或者抹杀大学的经济属性或政治属性，则会使大学成为与尘世隔绝的“象牙塔”。大学作为社会组织，有经济利益需求但不能唯利是图，有追求政治利益动机但不能趋炎媚俗，大学始终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底线，传承和弘扬大学文化精神。
二、大学本真文化丢失：高等教育政策的偏离
克拉克·克尔认为，现代大学的演变经历了三种模式，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9]“西方”大学以纽曼和洪堡原则为基础，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它几乎成为高等教育普遍的模式。此类大学使教育和学术繁荣昌盛、不断深化，成为激进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被视为国家的重要财富。
因此，大学从外围进入到政府的中心议程不足为奇。世界各国政府为大学大量投资，并对其发展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甚至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序方法，以监管和激励大学，使之成为社会和经济公共政策的轴心。公共政策普遍对大学趋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定位：大学能够带来显性的社会经济收益；大学中应用研究与经济繁荣之间有直接关系；社会满意度和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之间呈高度相关；大学首要义务之一是致力于对社会有用的活动，以换取纳税人的支持。“短视不可避免地成为今天的主流。明天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技术(或者是塑造明天的思想、观念和技术)躲开了我们，富有远见的实践已成为一段可悲的历史。”[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严峻挑战，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都出现了某种趋同，教育政策的影响力被超越国家疆界的全球势力所塑造，竞争力、效率、效益、问责等经济学话语在政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各国公共政策取向上出现了一种不断强化的趋势：大学被看作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大学被视为产生高额经济利益的源头，大学要向其用户——学生、企业或国家提供可出售的商品。大学的价值观是从工业的公司文化中借用来的，各国大学都面临着企业文化的侵蚀。高等教育政策趋同是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新自由主义不仅将公共服务公司化，而且通过组织、传媒、论坛在全球表达公共服务公司化的企业文化。这种组织模型被认为能使一国高等教育应对全球化经济以及全球教育服务贸易竞争等的挑战。
企业文化赋予了大学组织新的任务、身份和标准，“知识工厂”、“企业化大学”、“学术资本主义”等理念充斥着大学组织，改变着大学的本真文化和组织架构，并以新的路径重塑着大学组织。[11]新的路径不再以学科为中心，而是以知识的应用和转化为中心；各种研究中心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新的组织寻求与产业界更密切的互动；即使应用性不强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也整合建立了研究中心，以服务政府决策或大众传媒为使命。这些举措的驱动因素就是期望高等教育能为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做出巨大贡献。“公共政策视大学为激增的人口所需技能的导航者，能在迅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中把创新转化为优势的实践者。政府通过财政监管和激励机制来确定大学办学活动的形式，从而取得那些被确定为可资参考的短期框架的成果。”[12]大学是一个政府资源依赖型组织，政府的激励方式必然左右着大学的发展。在这种机制下，来自政府的偏好被大学所推崇，公共政策对大学的经济市场定位，引发了大学生态环境的巨变，导致大学本真文化的丢失。
1.“三边关系”对“双边关系”的延伸
当前形势下，最突出的是政府从大学退出的过程中发生了经济和大学的失调，结果是大学与政府、经济关系的功能逻辑陷入深深的危机。在大学努力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时，出现了许多知识生产者，篡夺了大学作为唯一知识生产者的这一地位，大学的经济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大学、工业和政府的关系是“三重螺旋结构”，以前的政府和大学、工业和大学之间的双边关系现朝着三边关系发展。由于大学与工业联合的同时也对政府的压力作出反应，这样大学逐渐融入了全球经济。政府不再是大学唯一经费提供者，大多数学术人员都感受到了公司管理主义的发展，这是财政责任的基本原则。[13]大学不能再依赖政府而必须寻找其他的资助者。象牙塔正在倒塌，大学被迫实行新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传统的自治的知识场所相比更像企业。这是21世纪知识社会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2.“有用的知识”对“为知识而知识”的僭越
新自由主义通过影响高等教育的理智特性发展了一种追求经济实用及效率与效益的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知识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学术价值。许多政府的政策普遍相信：应用研究比基础的、出于好奇的或基础研究在经济上有更大的产出，某种程度上，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不同政府高度重视商业和应用研究。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或者基础研究以及较个性化的研究似乎受到了特别的损害，因为现在要使大学研究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目标，使大学研究成为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大学和工业界建立起了新型联系，“有用的知识”而不是“为知识而知识”改变了后现代大学。政策更强调高等教育知识的可交易性、效率性、个体性、竞争性以及自由化，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不再统治大学，已经被专业训练和职业训练超越。“新知识生产的含义是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以及对市场价值观和管理价值观的接受。大学的合法性是由其责任性来决定的，从而失去了道德目的的意义。”[14]
3.“管理主义”对“学术共同体”的戕害
大学为适应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并准备承担更为普遍的科学权威性的丧失。解决的方法只能是“学术资本主义”中纯管理或是纯企业的办法。由于一种新的管理思想正侵入大学，系和学院日益成为管理的单位而不再以传统的学科为基础，大学的院长和系主任变得更像管理者而不是学者。大学的管理人“不再有吸引他们的伟大思想，有的只是自己和他们的大学的生存需要”[15]。大学各系面临为科研筹集资金的压力，受资助的研究比个人的研究获得更高的评价，学术成就的最高标志往往是成为企业家。详细的监管、备忘录、指示、方针和“最佳方案”清单像潮水一样涌入研究机构，对过程的关注远大于结果。质量保障不能测算出教育的质量，仅是与教育有关的次要问题。最主要后果是加重了低效的官僚主义的负担。作为学术共同体，其个体成员都能为组织的更大利益工作的大学已不复存在。
4.“卓越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去魅
大学和国家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前者的命运无法避免地跟后者的命运连在一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大学存在的正当理由是生产、保护和传递民族文化，现代大学设计出来创造国家公民，但民族国家的衰落给大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大学不再有必要捍卫和宣扬民族文化，因为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因此，民族文化的理念就不再作为一个科研与教学的所有努力都直接针对的外在所指物而发挥功能。民族文化的理念也不再为大学中的各种活动提供一个包揽一切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果，作为知识而讲授和生产的内容就越来越无关紧要了。这种诉求本应是作为大学自圆其说和向外界介绍自己的语言[16]。今日大学正在成为一个不同类型的机构，它是由资本主义企业而不是民族国家塑造成形的。大学已经从企业的“卓越”理论中找到了替代民族文化的新思想。随着从传播文化到追求卓越的转变，大学作为一个机构从一个民族国家的理论工具转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系统，对卓越的追求使大学用商品形式来规范知识生产。
5.“争创一流”对“文化理念”的替代
各国的大学管理者、政府官员越来越频繁地从“一流”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谈论大学。一流这个术语对于高等教育的政策文件越来越重要，追求一流这一新的兴趣点表明了大学功能的改变。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作为一个完全属于系统内部的没有所指的价值单位，一流大学是这么一回事，普遍的管理原则取代了教学和研究的对立，结果教学和研究作为专业生活的两个方面被包含在管理之中。[17]大学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转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体系。大学在主张成为文化守护人的同时，却日益向官僚机构趋同，这个矛盾不断引发学生们的批判。面对批判，大学逐渐放弃了文化主张，在将自身定位为一种官僚机构或理想主义的机构之间，大学不得不进行抉择，而大学的选择是前者。[18]
显而易见，目前关于大学问题的讨论，更多与公共政策有关，或者说是由公共政策引发的。它直接影响到大学的拨款，同时也关系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大学教学、科研教学和其他活动的定位。就大学自身而言，需要自省和反思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社会中的职能。因为，从现状看，大学并未很好地履行生产和传播知识这一基本职能，大学既没有完成手头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未来的责任愿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过程中，大学被普遍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却不能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斯拉夫特和拉斯利认为这些情况是特殊政策的产物，非自然形成，所以他们可以被改变。[19]
三、彰显大学的文化特质：高等教育政策的旨归
过去，大学认为自己应远离或超越公共政策的纷争。现在，大学已牢固树立了一个基本信念：作为公共机构，主要使命是贯彻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政策。“大学的发展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也许不包括那些已聚敛了大量财富的精英院校。大学规模的极度扩张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社会的就业、研究和发展的需要。大学若切断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而特立独行，将难以为继，因为大学已经与公共政策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20]可以预见，未来公共政策的发展与实施情况，将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方向、速度、优先事项以及大学在其中的作用。大学要走出和摆脱因政策偏离带来的发展困境，复归本真文化，首先要坚守大学固有的文化传统；同时，要处理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必须警惕简单地把政策作为完整的真理全盘接受，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定位和追求有清醒的认识。就公共政策层面而言，必须实行重心转移，彰显大学的文化特质，成为公共政策的旨归。
第一，公共政策应关注大学的基本功能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
公共政策关注当代大学的责任及肩负的社会使命，承认大学造福经济的创造力，政策的这种考虑既正当又合理。与此同时，政策更应关注大学经过长期积累而产出的长远可持续效益。当前政策只专注短期效益，一些政府越来越把重点放在短期内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研究上，这样的公共政策取向需要在更好理解大学更宽泛的作用下予以调整。
政府应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大学的育人功能。在人类的理解和经验的整个前景展望中，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还包括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深刻的个人理解力与技术技能的结合是维持一个富有创造和创新性社会的强大的点金石。所有大学和它们的股东都应努力成就它。”[21]在研究、教学和学习中，与大学为当下的需要进行引导和培训同等重要的是，大学培养毕业生们的思想、精神和观念方面的技能和习惯，使他们具备适应变化、甚至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驾驭变革的能力。高等教育不仅要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一些重要的品质。政策和大学的管理应该复兴的正是这些品质。“在实践中，政府褒奖的许多品质素质——企业精神、管理能力、领导才能、远见卓识、团队精神、适应能力和具体技术技能的高效应用，并不是基本的品质，而是从更加基础的品质中衍生而来的，是大学深层次功能的副产品。”[22]大学不只是当前有需求的各种公共和私人物品的大超市，按金钱的总值来定义其价值。大学更深刻、更基础的作用是它们足以适应和应对变化的价值观，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大学不能忘记自己更重要的培养学生的任务，当我们反思大学如何丢掉这方面的责任时，不能不说政策设计是其诱因。当我们看到因为大学培养学生失败而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时，必须考虑重新拾起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
公共政策是一种选择，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政策会有优先事项，但不能有悖大学的本质。大学是社会上唯一的能把人类整体与社会聚于一体的组织。大学以它丰富多样的倾心钻研，最强有力地为社会需求提供理性的解释与意义。因此，制定政策的关键是应在推进变革的机制就位之前，很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中大学真正的作用以及目标与结果的关系，它们才是政府渴望得到的利益源泉。它可以夯实大学的能力，超越眼下的关注点，为未来所需的思想和观念做好准备。大学不应被那些利诱、危机和监管所迫，去接受周围世界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必须使自己与共识的目标相契合。正如科学、技术和创新以惊人的步伐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式，未来它将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产生这样的改变。无论给大学加诸什么样的以政策为导向的要求，又或者要求大学得出某种特定成果的愿望多么迫切，在大学可努力而为的空间里，新发现不是能够预先人为设定的，头脑与头脑之间、问题与证据之间以及世代传续的不同思想的结合都是深刻而极其不可预知的，牢记这一点很重要。它们完全取决于创造力的状态。创造性和思想自由的大学模式是构建这个未来必不可少的资源和保障。
第二，公共政策应彰显大学主体的文化特质
为了稳定经济来源，维护管理上的独立性，在保持大学传统的同时又能积极贯彻公共政策，大学必须在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方面未雨绸缪。[23]大学必须认真考虑自己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重新定义教育使命，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为保障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大学应当向公共政策制定者宣传自己的职责，大学应该更加勇敢、以更富冒险精神和引领社会的举动来填补公共政策的真空，因为公共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是实情。[24]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机构，大学应从反思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和公共利益意义的角度确立自己的角色。
大学不能蜕变为功能性、工具性和利益代言人的机构，必须守护自己的独特性。到目前为止，大学仍是一个教育场所，是满足人们理想追求的首选机构。对学生而言，高等教育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但高等教育与公共政策也有密切关系。这不仅是因为高等教育投入的大部分来自公共财政，还因为高等教育有必要追求公共目标，如推动经济发展、确立科研方向、增进全民知识甚至提升民主辩论的质量。大学的功能不在于随波逐流，而在于逆流而上。“如果大学仅仅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己任，那它的垄断地位就岌岌可危，终将被其他力量瓦解。真正维护大学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大学是群贤毕至之地。大学里人们可以自由交流思想，而社会上却没有这样的自由。”[25]正是这样一种信念，确保大学能保持和发展高雅文化，抵御商业、政治和世俗生活的侵蚀。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是商业及世俗海洋中一座文化和高尚思想之岛。即使不能坚守大学作为高雅文化传承使者的地位，大学仍有可能以文化探索者和建设者的身份而立足于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应有其独特之处。大学应致力于维护自己的传统，不能屈从于当下时代的需求，要走自己的路。惟其如此，大学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高等教育机构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当代、后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能：高等教育必须有能力提供非功利性的教育、培训和研究，高等教育不应沦为发挥工具性功能的场所。
现代大学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机构明显履行三种职能。首先，它们是文化再生产的机构。大学传承了文化传统，大学是高雅文化发展的前提，大学还提供一种可以通过谈及和创新来挑战、修正和更新观念文化的环境。第二种职能即研究。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纯理论研究的机会，大学还需要探索科研成果的社会意义，就这些成果如何转化为政策和付诸实施提出建议，并进而引申出高等教育的第三种职能培训。随着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希望高等教育能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不断变化的职业要求，大学和其他机构必须培训“具有职业灵活性的”劳动力，培养必要的可迁移技能，以保证劳动力的就业。现代大学的大部分观念都必须反映这些过程的条件和结果，并参与这些过程的起始、执行和结果的强化之中。高等教育不能脱离这些实践活动，只有通过参与这些实践，大学才能维护与现代社会的密切联系。高等教育不应该让自己的社会职能降格，相反他们应该构建环境，并培养那些能批判性地反思当代社会发展进程的专门技术和品质。没有这样的反思，既不可能期望社会变革的到来，也不能规划社会变革，更不能充满智慧地、理性地和人性化地应对那些难以预测或意料之外的发展结果。
大学仍是文化交流和探索的主要场所。大学是思想并行的地方，思考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统一的共有的过程，思想同自己为伍。大学要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因为即使在资金短缺的日子里，这种力量仍然是巨大的。首先，大学对当代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大学教育。此外，大学聚集着雄辩才能和高智商的人，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目标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大学应该高瞻远瞩，成为众人仰止的对象：难以想象任何有想象力的思想中心不是与大学紧密联系的。大学为培养人的独立思想奠定了基础，而思想独立是健康的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大学教育是激发思维所必需的知识手段，为学生更好地分析和评价他们未来生活即将遇到的各种问题做准备。此外，大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将历史和现实生动地结合起来，这是任何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所必备的要素之一。“无论过去或现在，大学只能是一个共享思考过程的地方，在这里教学是与大学与外部社会进行永恒对话的过程，在这里不同思想‘共生共荣’、在‘商业卓越’的理念之外，未来大学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活动方式——这样的思想活动历经‘怀旧者’与‘浪漫者’追求和排斥，现在依旧充满生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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