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基础性论文,概念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文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2)01-0059-14
在讨论文武关系的研究论著中，最常用的有两个词语：文武分职与文武分途。前者常见于先秦官制史的研究中，而后者则是唐宋后官制研究的着眼点之一。从职官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官职的设置从简单日益复杂，官职的职责也从笼统逐渐细致。在职责从笼统到细致的过程中，文武区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分化，即所谓“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1](P249)因此，在先秦的职官制度研究中，文武分职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如王玉哲指出，西周中央政府的诸官，其职务虽然大致各有分工，但基本上文武不甚分明，军政是合一的。[2](P599)童书业认为，至春秋末叶，新兴大夫既起，武士有转成文士之兆，战国以后文武分职之制乃见萌芽。[3](P369)杨宽也指出战国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就是官分文武。[4](P203)以上学者的论述表明，春秋战国前政府的官职职掌上没有明确的文武性质的区分。但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从军政(即军队日常行政管理体制)与军令(即军队统率指挥系统)两个方面对文武分职的情况重新予以审视，认为军令系统的文武分职可以说始于战国，但并不纯粹，文武相糅、职事相摄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存在；而军政系统的文武分职早在殷商西周就已存在，并不始于战国。[5]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多强调职官设置层面上的文武职责区分，这也是先秦官制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文武分途则是研究唐宋后文武问题的主要着眼点。学者的研究表明，文武分途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涵义。第一，文武官职是否由不同的群体来担任，如陈寅恪在讨论唐代“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时指出，“当李唐初期此集团(关陇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6](P47)第二，文武官职的选任机构是否不同，如周一良在考察文武官位时提到，“唐代文官试吏部，武官试兵部，始分两途。”[7](P119)第三，是否存在具有不同特征的文武群体。如于赓哲揭示出唐代武成王庙制的变迁背后隐藏的文武分途，意指当时文人与武人之间的文化隔膜。[8]第四，文武群体的仕途是否不同。如邓小南指出，北宋前期文臣武将因出身与资质之不同，并在统治者有意倡导强化下，基本沿着不同的仕途升进。[9](P174-183)赵冬梅则更细致地剖析了宋代的文武分途，指出宋代的武官又分为武选官与军职，文官与武选官有换官之制，军职也可换授武选官，但不能换授文官，这一制度将职业军人排斥在了行政职位以外。[10]从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唐宋后文武分途至少包含选任机构、文武仕途等存在的差别，而其中还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文人与武人间的差异。
汉唐之间文武分职已成基本制度而文武分途尚未定型。但文武分职及分途所涉及的内容在此期间同样存在，从上述文武分途的内涵看，文武官职和群体是考察该问题的基础所在，因此在研究展开之前，有必要对与文武分途相关的一些概念进行辨析，梳理时人对词语的理解和使用以及词语内涵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深入分析和准确理解文武分途问题。因观察点狭窄且学识有限，粗疏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与文武官职相关的几组概念
1.军将与军吏
军国区分的思想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史载：“及周之六卿，亦以居军，在国也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卿大夫为称，其在军也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所以异在国之明也。”[11](P3631)《周礼》记载一军的最高长官称军将，其下按照编制依次为师帅、旅帅、卒长、司马、伍长。[12](P2237)亦即当时军队统帅与行政官职在名称上已经有所区分，尽管任职者实际上或许并无区别。周制可能存在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到春秋战国之际将相分职已经成为官僚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13](P384)而后世仍存在军国殊用的观念，如“设官分职，军国殊用，牧养以息务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14](P2208-2209)这说明国家根据军事和日常行政的不同，设置了不同类别的职官。
军队统帅，尤其是军事行动中的各级指挥官，史书中一般称为军将和军吏。刘劭《爵制》就指出，“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大庶长即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也。”[11](P3632)则将拥有军功爵左庶长至大庶长者称为军将，是较高级的军队统帅。而唐代之前的史料也多用“军将”来指称军队统帅。
(田)丰字元皓。天姿瓌杰，权略多奇。绍军之败也，土崩奔走，徒众略尽，军将皆抚膝啼泣曰：“向使田丰在此，不至于是”。[15](P238)
泰、潜别赍致遗货物，欲因市马。军将贺达、虞咨领余众在船所。[16](P256)
初，秀惧西军至，复召虔还。是日宿九曲，诏遣使者免虔官，虔惧，弃军将数十人归于汶阳里。[14](P1605)
齐神武兵乃萃于左军，军将赵贵等与战不利，诸军因之并退。[17](P281)
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18]P1211)
以上例子中的“军将”，主要是在军事行动中领兵征讨，这一内涵在北魏时似乎有所扩大。
周观，代人也。骁勇有膂力，每在军阵，必应募先登。以功进为军将长史，寻转军将。击赫连屈丐有功，赐爵安川子，迁北镇军将……子豆，初为三郎，迁军将。[19](《周观传》,P727-728)
结宗人弥，善射有膂力。世祖时为军将，数从征伐有功，官至范阳太守。[19](P989)
尉拨，代人也……从讨和龙，迁虎贲帅，转千人军将。又从乐平王丕讨和龙。除凉州军将，击吐谷浑，获其人一千余落。[19](P729)
暄聪了，美容貌，为千人军将、东宫吏。[19](P954)
例中周观及罗弥所任军将，在军阵中从征伐，应属军事行动中的统帅。而周观子周豆从三郎转军将，尉拨从虎贲帅转千人军将，以及尧暄所任之千人军将，或为中央的禁卫军官。因为三郎与虎贲帅在当时都是宿卫之职，[20](P674-685)而且《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十六年官品令中从五品上有“宿卫军将”，应该指的就是这些官职。此外，周观所任之北镇军将以及尉拨被除的凉州军将，则应属镇守地方的军队统帅。因此，北魏时“军将”一词用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指挥官以及中央和地方军队的统帅。唐代“军将”一词的内涵就是延续了北魏以来的传统。
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21](P2793)
惟明曰：“开元之初，赞普幼稚，岂能如此。必是在边军将务邀一时之功，伪作此书，激怒陛下……”[21](P5230)
玄宗颇以为疑，说奏曰：“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上乃从之。[21](P3053)
诏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焉。[21](P3214)
军将王抚及御史大夫王仲升顿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师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仪乘之，鼓行入长安，人心乃安。[21](P5239)
时凤阁侍郎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遂引湛为左羽林将军，令与敬晖等启请皇太子，备陈将诛易之兄弟意，太子许之……则天谓湛曰：“卿亦是诛易之军将耶？我于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21](P2771)
上引诸例中，“军将”一词在例一中指战时统帅，例二至例四指地方军事长官，例五、例六指中央军事长官。不仅如此，《唐律疏议》在释“将吏已受使追捕”句时，“谓见任武官为将，文官为吏，已受使追捕罪人”。[22](P525)则是将现任武官统称为将，文官统称为吏。
翻检史料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军将”所指相似的还有“武臣”一词，也主要用以指称军事行动中的统帅。
且公师武臣力，将士愤怒，人思自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虑之失也。[16](P196)
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铩，望猋而奋。[14](P1469)
方今百僚济济，俊义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14](P1541)
犹以侍子不至，取乱乘机，五牛一指，六师骋路，馘其武臣骁帅，倾其汤池石城。[19](P2042)
可以看出，以上对“武臣”的描述也多见于战争场面，但是，唐代的武臣一词却多用来指从军队出身的一批人，更加强调个人特征的文武之别，而不是职官中的文武区分。
(李)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单骑赴京师，朝廷方宠武臣，不之责也，依前检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师奉朝请。[21](P3942)
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21](P3980)
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全义贪而无勇，短于抚御……将略非所长，能以巧佞财贿结中贵人，以被荐用……全义武臣，不达朝仪，托以足疾，不任谒见。[21](P4247-4248)
可以看到，唐代的武臣在史书中被描述成不达朝仪、不知大臣体例，而且多出身行伍。具有这些特征的人在汉唐史料中还被称作“武人”、“武夫”、“武将”等，与“文人”、“文士”等相区别。(详见下文)
上引刘劭《爵制》还将军队中一级爵公士至九级爵五大夫者都称作“军吏”，他们位于军将之下，属于中低级的军队统帅。[11](P3632)黎虎对“军吏”内涵的演变有专门的研究，认为“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不过，作者还指出“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至于吴简中的“军吏”则属于军中下层吏员。[23]笔者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凡是军队中的大小官吏都可称作军吏，其中既包括统率军队的军职序列，也包括处理日常事务的属吏序列。但“军吏”更多被用来指军职序列。
从史料看，军吏一般与地方长官相对而言，表明他们有别于地方行政系统的职官。
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15](P691)
(太尉)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11](P3559)
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16](P375)
《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16](P24)
可见军吏不能干涉地方事务，甚至对他们出任郡国之选都存在争议。唐代之前军吏常出现于带将军号的高级将领的军队中，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能够指挥中下级军官并开府置属吏者都拥有将军号。与“军将”一词相似，《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十六年官品令中第九品上还有“宿卫军吏”一职。唐时将军号已彻底散化成武散阶，不再领兵和拥有开府置佐权，当时军吏多见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之下。
2.文官与武官
军国殊用、将相分职后，文官、武官的称呼也见诸史料。在《史记》中我们已经看到“文官”这一称呼——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此时百官在朝廷上的排列位置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24](P2723)这里文官被用来指丞相以下在朝中处理政事的一批官吏，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功臣列侯将军军吏。与“文官”相对应的“武官”一词较早见于《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25](P728)然笔者认为此处标点有误，“武官”之“官”字应以断后为宜。因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注引《集解》：“《汉书·百官表》曰：‘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所言《汉书·百官表》即《百官公卿表》，此处“官”字后属。另，《汉官仪》载：“谒者仆射，秦官也。仆，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课之。”[26](P132)则解“武”为“武事”。将“武”作“武事”解的还可见诸下列史料：
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11](P3578)
仆射，秦官。仆，主也。古者重武，故官曹之长，主领其属而习于射事也。[27](P261)
谢灵运《晋书》曰：古者重武事，贵射御，取其捷御如仆，各置一人，尚书六人，谓之八坐。参摄百揆，出纳王命，古元凯之任也。[28](P1010)
对比斟酌，我们觉得“官”字后属，将“武”理解为“武事”更契合秦时的实态，于义为长。也就是说，由于古代重武事，官曹长官常领其属习射御之术，故名其为“仆射”。
因此，西汉时“文官”、“武官”之称都十分罕见，直到东汉其使用才见增多。①而且将“文官”与“武官”对称的叙述也见于记载。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史书中能看出具体所指的文官与武官一般是指中央职官。
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26](P181)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11](P3182)
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注引应劭曰：“天有羽林大将军之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鸷击之意。故以名武官焉。”)[25](P260)
(崔)烈怒，举杖击之。(崔)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鹖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挝而走，孝乎？”(注曰：“以其武官，故骂为卒。”)[15](P1731-1732)
苍上疏让曰：“……今方域宴然，要荒无警，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文官犹宜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舜克谐，君象有鼻，不及以政，诚不忍扬其恶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自汉以来，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远遵旧典，终畜养之恩。不胜至愿，愿上骠骑将军印绶。”[29](P157)
前三条史料明确指出，中央官中太傅、司徒、司空、九卿是文官，太尉、大将军、执金吾、诸校尉是武官。第四条史料以羽林为称的武官应指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第五条史料以虎贲中郎将为武官。第六条史料称骠骑将军为武官。则在皇宫和京城地区负责守卫的禁卫军官是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余负责行政事务的公卿类官职是文官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官、武官明确指称地方职官的记载很少，我们只能从一些记载中推知。
《居延新简》之《破城子探方五一》：太守府书塞吏武官吏皆为短衣，去足一尺，告尉谓第四守候长忠等如府书方察不变更者。E.P.T51：79[30](P177)
璅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11](P3651)
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注引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24](P388)
武帝建元二年省(太尉)。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注引应劭曰：“司马，主武也，诸武官亦以为号。”)[25](P725)
史料一是太守发给下属的边塞官吏的文书，则此武官应属地方官。史料二钱大昕的考异谓：“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谓黄绶武官导从用伍伯，文官导从用辟车也。汉制，四百石至二百石皆黄绶。”[31](P347)也就是说，四百石至二百石的官职所佩戴的是黄绶，其中武官以伍伯为导从，文官以辟车为导从。则此四百石至二百石的黄绶武官也可能包括地方官职。后两条史料是东汉应劭的解释，认为“尉”、“司马”是武官的称号。那么除了中央以校尉、都尉为名的一些官职外，地方郡县及王国中也有都尉及中尉等以“尉”为名的官职。张金龙就指出，地方的郡守、国相、县令长等为文官，郡都尉、国中尉、属国都尉为武官。[20](P9)而汉代以校尉、都尉、司马为名的还有军事行动中的统帅，即上文所谓的“军吏”，则他们也属于广义上的武官。综言之，东汉广义上的文官和武官以行政事务和军事事务为区分标准，包括中央、地方以及军队中的各级官职，但文官与武官主要还是用来区分中央职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官与武官的称呼仍主要用于中央官职的区分上，这从武官多指禁卫军官上即可见一斑。
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14](P1733)
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诏诰，任在西省，因谓之西省郎。[32](P1625)
内外百官文武、督将征人，遭艰解府，普加军功二阶；其禁卫武官，直阁以下直从以上及主帅，可军功三阶；其亡官失爵，听复封位。谋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19](P249)
(元象元年)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邺，壬辰，还晋阳。请开酒禁，并赈恤宿卫武官。[33](P20)
虽然文官与武官多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但当时用文武连称来泛指群官已经十分普遍。
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14](P1886)
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余骑宴于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14](P2766)(石邃为石季龙太子)
十二年正月，诏公依旧辟士。加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别置。于是罢平北府，以并大府。[32](P35)
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战败，又见杀。[32](P1538)
(中大同元年)夏四月丙戌，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赉宿卫文武各有差。[34](P90)
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19](P1319)
又诏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镇文武，与假节、征虏将军、太仆少卿宇文福绥防蛮楚，加安南将军，增封一百户，赐帛二千匹。[19](P1371)
可见，“文武”可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从征将吏、东宫臣僚、地方军府僚佐、州郡属吏、中央职事官及散官，等等，所指十分宽泛。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文武官职的区分到唐代显得更加完善和细致，这在《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中有所体现。其中文官包括以诸郎为称的文散官，以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为主体的中央文职事官以及都督、都护、刺史、县令为主体的地方文职事官。武官则包括以将军为称的武散序列；保护皇帝、太子、亲王、镇守京城、地方折冲府、镇戍的武职事官与卫官序列。尽管如此，唐代史料中文官与武官在狭义上仍多指中央官职，这一意义上的文官与武官还与地方文职事官有别。
明日，乃肆觐，将作于行宫南为壝。三分壝间之二在南，为坛于北，广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设宫县坛南，御坐坛上之北，解剑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门外东、西，刺史、令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辇路坛南。文官九品位坛东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坛南三分庭一，蕃客位于西。[35](P354)
其会，则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二舞入，立于县南。尚舍设群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于御座东南，西向；介公、酅公在御座西南，东向；武官三品以上于其后；朝集使都督、刺史，蕃客三等以上，座如立位。设不升殿者座各于其位。又设群官解剑席于县之西北，横街之南。尚食设寿尊于殿上东序之端，西向；设坫于尊南，加爵一。太官令设升殿者酒尊于东、西厢，近北；设在庭群官酒尊各于其座之南。皆有坫、幂，俱障以帷。[35](P427)
以上两例是狩猎、朝会时的部分列位规定，其中都督、刺史、县令与文武官分而叙之。这种表述上的区别表明文官与武官仍多指中央职官。
除了文官与武官对称外，汉唐之间还有“武职”一词与“文官”对称。
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儆，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文官犹可并省，武职尤不宜建。[15](P1433)
弁之制……天子十二琪，皇太子及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六品已下无琪。唯文官服之，不通武职。[18](P266)
(冉)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14](P2791)
分析可知，武职所指与武官类似，亦主要用以指中央的禁卫军官。
武冠，侍臣加貂蝉，余军校武职、黄门、散骑、太子中庶子、二率、朝散、都尉，皆冠之。唯武骑虎贲服文衣，插雉尾于武冠上。[36](P341)
(张欣泰)还复为直閤，步兵校尉，领羽林监……(世祖)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36](P882)
初为左千牛备身……左迁卢龙府果毅……待价自武职起，居选部，为当时所嗤，无藻鉴之才。[21](P2671)(左千牛备身，应属卫官)
(崔)圆以钤谋射策甲科，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21](P3279)(正九品下阶有诸卫左右执戟，从九品下阶有诸率府左右执戟)
例中张欣泰所不乐为的直閤、步兵校尉，韦待价的起家官左千牛备身，以及崔圆所获的执戟，都是在中央承担禁卫职责的军官。此外，东汉还偶有称领兵镇守地方的官职为武职者。“案(护匈奴中郎将)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15](P2151)护匈奴中郎将一职统率军队驻守地方，负责处理与匈奴有关的事务，在此称为武职。
此外，唐代还有文臣与武臣的对称。“文臣三品以上座太子南，少退；武臣三品以上于讲榻西南；执读座于前楹，北向。”[35](《礼乐志四》，P355)但“文臣”一词在唐前都罕有使用，直至两《唐书》中才比较多见。与此相对的“武臣”一词却出现得很早，先秦史料就有记载：
固其武臣，宣用其力。[37](P615)
君子听钟声思武臣……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24](P1225)
则先秦时“武臣”与“将帅”的含义似乎并不相同，但魏晋南北朝时的“武臣”一词已主要用来指军事行动中的统帅，已见上文的分析。
3.文吏与武吏
除“文官”、“武官”之对称外，汉代还有“文吏”与“武吏”的对称。
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25](P3673)
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15](P227)
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峻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15](P2470)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当文武吏对称使用时，主要指地方郡县长官下属的基层吏员集团，而基本不涉及中央职官。有关文武吏所指的具体职位，在已有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文武吏大致的职责分工则可以看到。《汉书·何并传》里有比较清晰的一个区分：“(任颍川太守时)并下车求勇猛晓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狱，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25](P3268)则文吏强调其通晓文法的能力，主要职责是处理文书；而武吏则看重其勇猛的特性，主要任务是追捕犯人。沈钦韩《左传补注》对文武吏的职能及所对应的官职也有一简要概括：“文吏者，习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劾捕之事，若督盗贼游击等。”[38](P714)这里列举了几种职位用以区分文武吏。如果就“督盗贼游击”来看，则郡府的门下督盗贼、门下贼曹及列曹之贼曹，县府的门下游徼、门下贼曹以及列曹之贼曹，乡游徼、亭长等职均可视作武吏。②东汉虞延“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15](P1150)也可看出身为武吏之亭长的具体职掌。谢承《后汉书》载：“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其本邑长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邮收之。”[16](P175)这则史料中，郡门下书佐与督邮的分工与上述文武吏之分工类似，因此也可推断门下书佐应属文吏，而督邮应属武吏。
此外，根据阎步克的研究，“文吏”之称，在汉代有两重含义，它既与“武吏”对称，也经常出现在与儒生相对的场合。因此“文吏”之“文”不仅仅与“武”相对，而且也与儒生所长之“经术”、“家法”相对，特指所谓“文史法律”。他还指出，较之文吏、武吏之别，儒生与文吏之别在汉代引发了更多的政治文化纠葛。[39](P14-15,17)文吏与儒生之别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想说的是，当文吏与儒生对称时，其间区分基本与行政职位无关，而侧重强调两个人群所掌握知识的不同，即儒生长于经术，而文吏长于法律。从史料记载看，两汉的“文吏”不管与“儒生”相对，或是与“武吏”对称，都主要指精通法律文书的职业官僚群体。
魏晋南北朝的“文吏”一词依旧用以泛指精通法律文书的官僚群体，与儒生相区别。
(徐)邈与(豫章太守范)宁书曰：“……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14](P2357)
爟烽未息，役赋兼劳，文吏奸贪，妄动科格。[40](P95)
钦道本文法吏，不甚谙识古今，凡有疑事，必询于子默。二人幸于两宫，虽诸王贵臣莫不敬惮。[33](P460)
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为陇州刺史。保定初，迁大将军、夏州总管、三州五防诸军事。达虽非文吏，然性质直，遵奉法度，轻于鞭挞，而重慎死罪。[17](P440)
不过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文吏所指的官僚群体还常被描述成具有不娴武事的特征。
(费)祎绐(魏)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杨仪)，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16](P1003)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16](P1284)
岭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无武干，推心抚御，甚得民和。[40](P301)
臣以不才，属当戎寄，内省文吏，不以军谋自许，指临汉中，惟规保疆守界。[19](P1441)
隋唐文吏一词主要承袭了这一涵义，并与不达朝仪、不知大臣体例的武臣、武将等形成鲜明对比，强调的也是两个群体特征的不同。
上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18](P1182)
二年，高祖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21](P2636)
且萧造文吏，本无武略，仰惧威灵，理当自下。[21](P2323)
从上述史料可见，文吏与武臣相区别，常被描述成无武略、不乐军旅以及不娴武事等。此外，隋唐文吏也用以指通习文法的官员，但此义已不太普遍。
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至于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18](P1286)
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18](P1278)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知觉也。[21](P4942)
邓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见称。天宝中，自大理评事至监察御史。[21](P3313)
从“深刻为法”、“薄于儒术”的描述，以及邓景山以文吏见称则任大理评事、监察御史这类司法之官的记载，可知“文吏”一词仍用来指精通法律文书的一批文人，与精研儒家著作的文人相区别。此外，唐代文吏还用以泛指全体文官，如“(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阶品”。[21](P1819)上文考察军将一词涵义的演变时，我们也已指出，唐代还将现任文官泛称为“吏”。
概言之，“文吏”一词在汉代主要与儒生相区别，指通晓文书法律的官僚群体，同时也与武吏相区别，指地方吏员群体中处理文书和逐捕盗贼的分工。汉代后文吏已很少与武吏对称，文吏一方面依旧以精通文书法律的特征与儒生群体相区别，另一方面以不娴武事的面貌出现，与武人官僚群体相区别。
关于武吏含义的变化，黎虎的研究指出，汉魏时期的“武吏”是行政系统中与“文吏”相对而言的吏员，他们是“吏”而非“兵”。西晋时代替州郡兵设置的武吏，带有地方武装性质。因此两晋南朝前期，既有行政系统的“武吏”，又有军事系统的“武吏”，后者属于“兵”而非“吏”；南朝后期所置“武吏”则是“吏”而非“兵”。[23]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地方长官多带将军号，因此地方机构多有两套属官。武吏应该仍属行政系统，上文所论之军吏则属军事系统。北朝隋唐有关武吏的记载很少，《旧唐书》有称中郎将常何为武吏：“(马周)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经学，周乃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21](P2612)则此武吏可以说与武官一词所指相似，与汉魏南朝的含义大相径庭。
二、与文武人群相关的若干概念
1.先秦文武人群之渐分及称呼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前，人群不存在文武的区分，因为当时的贵族文武兼习，平时统驭平民，战时执戈从征。春秋战国后，贵族制日渐衰落，官僚制逐渐兴起，知识文化不再被垄断在贵族与官府手中，平民能够学习掌握知识的同时，文武兼修的贵族教育也日渐没落。因此侧重于知识、能力的获得，倾向于内心修养的文士随之产生，而具有慷慨赴死精神的好武之人也自成一集团，顾颉刚将两者的区分概括为“文者谓儒，武者谓侠”。[41](P87-88)钱穆也对“侠”进行了仔细的辨析，认为原以养私剑者为侠，遂以见养者称侠；既以藏匿亡命者为侠，遂以见藏匿者称侠。即侠经历了由卿相侠向布衣闾巷之侠的转变。他还指出侠非特指墨徒，而是自为一集团，与尚文之诸子百家有别。儒墨非文士武士之分者。[42](P130-135)可见，春秋战国时侠是作为一尚武的集团与尚文之百家相区别的。西汉统一后，这一集团因不驯难制而屡遭杀戮，东汉后则逐渐无闻。[41](P90-91)
先秦之侠或称侠士，除此之外，原本指称低级贵族的“士”一词在战国时期大量涌现，所指十分丰富。刘泽华将战国时期的士分为武士、文士、吏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及其他几种类型。[43](P2-14)根据书中所列举的“士”之称呼，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即有些士是依据人的能力或特征进行分类，有些士则是依据所做之事进行分类。前者如侠士，因其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的特点；力士因其力气大而勇悍；善士因其品行高尚；文学之士因其谙熟文献典籍；法士因其崇尚礼、法；辩士因其能言善道等。后者如武士，指国家军队中的士卒；厮养士指砍柴养马从事杂务之士；车士指以力挽车之人；技艺之士，指有专门技能的手工业者；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人；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人。如果从人群的文武特征来说，善士、文学之士、法士、辩士可视作文人，他们或有德行，或有知识智能，或能言善辩；侠士、力士、勇士可视为武人，他们或见义勇为，或力大而勇悍。此时“武士”多是对士卒的称呼，并不是对人勇武特征的强调。此外，还有国士一称，原指本国之士，后渐以为美称。先秦作为美称的国士，有时指称勇力过人者，有时指战士，有时谓勇敢不怕死者。[43](P12)可见当时国士主要强调其“武”之特性。该词最晚到三国时期已经与武将相区别，转而更多强调其文之特征。“(吕蒙)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16](P1281)凌统“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又从破皖，为荡寇中郎将，领沛相。从征合肥，为右部督”。[16](P1296)
简言之，先秦时期以士为称者很多，善士、文学之士、法士、辩士可视作文人，他们或有德行，或有知识智能，或能言善辩；侠士、力士、勇士、国士可视为武人，他们或见义勇为，或力大而勇悍。其中尚有“武士”一词，多是对士卒的称呼，并不特别强调人的勇武特征，但文武作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则并未出现。
2.武士、武夫、武人、武将——武之人群
上文已指出，“武士”在战国前多指军队中的士卒。与此词义相近的还有“武夫”一词，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44](P590)这两个词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旧保存着这一词义。首先，战场上活跃着大量“武士”和“武夫”。
(吕布)既渡淮北，留书与术曰：“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16](P226)
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16](P499)
今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要当与兄整顿海内。[14](P1614)
于是智者骋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15](P1982)
当今方隅清穆，武夫释甲，广分休假，以就农业。[14](P1132)
将修文德以绥之，舞干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寝息。[14](P1452)
且三方未定，边隅尚阻，疆场待戎旗之备，武夫资捍城之力。[17](P177)
其次，皇宫京城也有守卫的“武士”和“武夫”。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24](P251)
(韩)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24](P2628)
十二月戊辰腊，百僚朝贺，公卿升殿，诏武士缚琳，即日伏诛。[16](P1157)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高肇等入……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而至……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19](P582)
抑以上下之闲，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职，抱槃屈之辞；禁卫武夫，怀不申之恨。[19](P553)
再有，“武士”还指当时的私人武装。
(何)迈，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讳英媚。迈少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32](P1293)
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为形援。[36](P792)
除了泛指兵士外，这两个词语所指的人群渐渐具有了比较固定的特征，即长于武事而缺少文化知识和吏干。
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16](P1035)
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帅师赴夏口，西朝议行州事者，坦谓众曰：“湘境人情，易扰难信。若专用武士，则百姓畏侵渔；若遣文人，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城，军民足食，则无逾老臣。先零之役，窃以自许。”遂从之。[34](P300)
辄纠勒义徒，缮治舟甲，舳舻亘川，驷介蔽野，武夫鸷勇，人百其诚。[32](P1354)
时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32](P1465)
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记，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19](P1480)
在时人眼中，奋威于疆场的鸷勇武士(武夫)，多无政术且不解书记。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史传中被明确称作“武夫”者，来了解这一群体的特征。
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25](P1968)
寇、贾仓促武夫，屈节崇好。[15](P2272)
薛安都一武夫耳，虽轻于去就，实启东南。[19](P1377)
这些被称为“武夫”的人，分别是西汉的周勃、灌婴，东汉的寇恂、贾复以及北魏的薛安都。史书记载周勃“材官引强”，即能引强弓弩；薛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安都在南，以武力见叙”。[19](P1353)都是勇武善战之人。但曹操与孔融书中所称的武夫寇恂、贾复却非勇悍而少学识者。寇恂“世为著姓……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经明行修，名重朝廷”。[15](P624、620、626)贾复“少好学，习《尚书》”，[15](P664)建武十三年交出兵权后，“复阖门养威重，授《易经》，起大义。”[15](P667)尽管具备较深的学术修养，但二者可以说都是从军队出身、以军功显达的。因此，除了勇武强悍并缺乏学术修养的特征外，从行伍出身、以武功扬名也成了“武夫”的又一特征。具备了这些特征的群体常与“文人”、“文士”等对称。
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14](P1393)
文士何不诵书，武士何不马射？[34](P583)
文士则褚(介)[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40](P147)
武夫则猛气纷纭，雄心四据，陆拔山岳，水断虬龙，六钧之弓，左右驰射，万人之剑，短兵交接，攻垒若文鸯，焚舰如黄盖，百战百胜，貔貅为群。文人则通儒博识，英才伟器，雕丽晖焕，摛掞绚藻，子云不能抗其笔，元瑜无以高其记，尺翰驰而聊城下，清谈奋而嬴军却。[40](P225)
及韩陵之战，愔每阵先登，朋僚咸共怪叹曰：“杨氏儒生，今遂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虚论。”[33](P455)
夫文士怀温恭之操，其弊也软弱；武夫禀刚烈之质，其失也敢悍。[17](P507)
除了武士、武夫外，先秦时也出现了“武人”一词。如《诗·小雅·渐渐之石》：“武人东征，不皇朝矣。”笺：“武人，谓将率也。”[44](P1074)该词还被解释为勇而有义之人，如“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不党。注：‘勇而不义，则不为武’”。[45](P397)魏晋以后，“武人”也渐渐被赋予了与“武士”、“武夫”相似的特征，即勇武而不闲吏职、见识短浅、无文艺、粗悍等。
袁子曰：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16](P934)
爽初南归，秀以爽武人，不闲吏职，白太祖请处穆为长史以辅爽。[32](P1926)(爽少有武艺，幼染殊俗，无复华风。)
(宗)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咸一往意气，皆无复二心。[32](P2111)
(鲜于)世荣虽武人无文艺，以朝危政乱，每窃叹之。[33](P539)
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义武人粗暴，无能刺谒，(杜甫)乃游东蜀依高适。[21](P5055)
史书中也常见“武人”与“文士”、“文人”对称。
既正位东储，善立名尚，礼接文士，畜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36](P399)
罚则操笔大祸而操戈无害，论以赏科，则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其四可论也。[36](P895)
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21](P3608)
除了上述三个词语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常见“武将”一词，用以泛指军中将帅。
会西羌寇边，皇甫嵩为征西将军，表请武将。召拜谦扬武都尉，与嵩征羌，大破之。[16](P248)
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虽武将而爱乐儒士。[16](P524、527)
谋臣盈室，武将连横，喟然有吞江浒之志，一宇宙之气。[16](P1180)
(王)恭本以才地陵物……自谓威德以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14](P2189)
以上扬武都尉、军司马、建武司马等职都是领兵之军官，属于上文所述的“军将”、“军吏”范畴。不过被称为“武将”者也具有相似的特征。
(雁门太守郭凉)身长八尺，气力壮猛，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尤晓边事，有名北方。[15](P777)
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而敬儿尤多膂力……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36](P464、473)
雄少骁果，善骑射，轻财重气，为时辈所重……雄虽武将，而性质宽厚，治民颇有诚信，为政去烦碎，举大纲而已。[33](P267、269)
(田弘)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过人，敢勇有谋略……弘虽武将，动遵法式，百姓颇安之。[17](P449-450)
时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将不习时事，拜玄道幽州长史，以维持府事。[21](P2583)
显而易见，上述史料暗示了武将在时人眼里一般都是勇武善战，但却少识书字、不懂礼仪、不善治民。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与以文见长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与文士、儒臣等对称。
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阴习兵书……陈主曰：“周左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为后也？”[18](P1524)
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21](P4708)
综上所述，武士、武夫、武人、武将等名词最初多含有军队士卒或统帅的意义，后逐渐被用来指称一个群体，他们或从军队出身，或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特征。这个群体主要活跃于军队和战场中。
3.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文之人群
“文吏”一词已见上文的分析，在汉代它主要与儒生相区别，指通晓文书法律的官僚群体，同时也与武吏相区别，指地方吏员群体中处理文书和逐捕盗贼的分工。汉代后文吏已很少与武吏对称，文吏一方面依旧以精通文书法律的特征与儒生群体相区别，另一方面以不娴武事的面貌出现，与武人官僚群体相区别。
“儒生”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旧使用，含义变化不大，亦指长于经术之人。不仅如此，与精通文法的文吏对称的、长于经术的儒生，当时也与武夫、武士等对举，强调其怯懦、少将略的特性。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32](P1706)
(到)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19](P876)
会萧昭业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请降，乃以渊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督前锋诸军尽赴樊邓。渊面辞曰：“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19](P1049)
昶既儒生，本少将略，又羊祉子燮为昶司马，专任戎事，掩昶耳目，将士怨之。[19](P1059)
及韩陵之战，愔每阵先登，朋僚咸共怪叹曰：“杨氏儒生，今遂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虚论。”[33](P455)
忾敷求之不器，乃画地而取名，仗御武于文吏，委军政于儒生。[33](P620)
“儒生”一词还常与“文士”、“学士”并举。
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16](P624)
杜预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尝跨马，一朝统大众二十余万，为平吴都督。[32](P1611)
可见，儒生常与学士、文士连称来泛指文人。“文士”也与“武士”、“武夫”等对称，显示其缺乏武略的特征，此已见上文分析。不过辨析史料可发现，“文士”与“儒生”的所指侧重点不同。先将文士的史料略举如下：
后进文士秘书郎郤正数从(孟)光咨访。[16](P1024)
时将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晧，帝用勖所作。[14](P1153)
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32](P1874)
文士则褚(介)[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40](P147)
太建中，山阴县多豪猾，前后令皆以赃污免，高宗患之，谓中书舍人蔡景历曰：“稽阴大邑，久无良宰，卿文士之内，试思其人。”景历进曰：“褚玠廉俭有干用，未审堪其选不？”[40](P460)
宴之文士，兼有武干，每与岳帷帐之谋，又常以短兵接刃，亲获首级，深为岳所嗟赏。[33](P468)
累迁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是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邵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词致宏远，独步当时，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33](P478)
例中郤正“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畴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16](P1034)徐湛之“颇涉文义”，“善于尺牍，音辞流畅”。[32](P1843、1844)他们与《陈书·侯安都传》所列文士及《北齐书·邢邵传》所谓文士之冠的温子升和邢邵，都是善文章辞赋的文学之士，而非研习经书的儒生。
“学士”一词的含义则与儒生相似。
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15](P1997)
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14](P1977)
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36](P976)
则学士一词汉代即已出现，词义多与儒生相近，最后一例还特指学士与文吏的差别。然而，学士一词到南北朝时已经职衔化。南朝尤其梁陈的学士名号五花八门，主要有总明观、礼乐、西邸、高斋、西省、文德殿、华林、东宫等诸学士。[46]北齐则有士林馆学士，北周有麟趾学士。
以文化知识见长的人群称“文人”，出现在史书中是较晚的事，南北朝的史料中比较常见。
窃见桂阳贼赏不赦之条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钟爽同在此例，战败后出，罪并释然，而吴迈远族诛之。罚则操笔大祸而操戈无害，论以赏科，则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其四可论也。[36](P895)
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帅师赴夏口，西朝议行州事者，坦谓众曰：“湘境人情，易扰难信。若专用武士，则百姓畏侵渔；若遣文人，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城，军民足食，则无逾老臣。先零之役，窃以自许。”遂从之。[34](P300)
武夫则猛气纷纭，雄心四据，陆拔山岳，水断虬龙，六钧之弓，左右驰射，万人之剑，短兵交接，攻垒若文鸯，焚舰如黄盖，百战百胜，貔貅为群。文人则通儒博识，英才伟器，雕丽晖焕，摛掞绚藻，子云不能抗其笔，元瑜无以高其记，尺翰驰而聊城下，清谈奋而赢军却。[40](P225)
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19](P27)
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而侪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33](P624)
从例中可见，文人与武人、武士、武夫、武职等对称，所指比较宽泛。
综上所述，汉唐间儒生、文吏、学士、文士、文人等词都用以指具有相当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的人群，其中儒生侧重指精通儒家经典者；文吏则强调其对法律文书的精通；学士所指与儒生相近，但南北朝时该词已职衔化；文士则多用以指长于文章辞赋的文学之士；文人所指最宽泛，但较晚出。尽管以上诸词的所指各有侧重，但它们都与武人、武夫所指的人群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三、小结
通过对这些名词的辨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首先，从文武官职的角度来看。军国之别的观念早在先秦就已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依旧存在。“军将”与“军吏”在这一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以及军府的属吏，他们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史料中明确记载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常与军将、军吏同义。
文官与武官的称呼从东汉起开始普及，狭义上用以指中央官职的文武区分，这种用法也更为多见；广义上则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中的重要官职。世入魏晋后，虽然文官与武官仍多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但当时已用文武连称来泛指群官，其中包括朝官、国官、地方郡县官以及军府属官等。
两汉地方职官中常出现文吏与武吏的对称，主要指地方郡县长官下属的基层吏员集团，而基本不涉及中央职官。武吏以逐捕盗贼为要务，与精通法律、处理文书的文吏相区别。武吏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与军吏属于军队系统有别。魏晋后文吏与武吏依旧频繁见于史籍，但基本不成对使用。文吏一词在汉代除了与武吏对称外，还常与儒生有别，强调两个群体知识结构的不同。魏晋后文吏一方面依旧以精通文书法律的特征与儒生群体相区别，另一方面以不娴武事的面貌出现，与武臣、武将群体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春秋战国前，人群不存在文武的区分，春秋战国时的“侠”可视为一尚武的集团与尚文之百家相区别。然而西汉统一后，这一集团因不驯难制而屡遭杀戮，东汉后则逐渐无闻。先秦时期以士为称者很多，善士、文学之士、法士、辩士可视作文人，他们或有德行，或有知识智能，或能言善辩；侠士、力士、勇士、国士可视为武人，他们或见义勇为，或力大而勇悍。其中尚有“武士”一词，多是对士卒的称呼，并不特别强调人的勇武特征。但文武作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则并未出现。
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这些名词最初用来指军队士卒或统帅，也用以强调人勇武的特征，后逐渐被用来指称一个群体，他们或从军队出身，或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使这一群体更多介入了国家政治活动，他们与文人群体的对立也日益凸显。具有相当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其中儒生更多侧重其对儒家经典的研习；文吏则强调其对法律文书的精通；学士所指与儒生相近，但南北朝时该词已职衔化；文士则多用以指长于文章辞赋的文学之士；文人所指最宽泛，但较晚出。尽管以上诸词的所指各有侧重，但它们都和武人、武夫所指的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注释：
①张金龙认为：西汉初年，制度规定了文武官制之分，但这种区分只是初步的，真正的文武官制之分尚未形成；东汉历史的记载才有了明确的文武官制之分。见其《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6、8页。书中对《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官”条史料未作辨析。
②对汉代郡县这几个机构职能及设官的分析，可参看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28、136、227、228、232、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