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冷战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战后论文,第三条论文,民主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两难处境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苏东演变，使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终于看到了自己的 老对手的失败。起初，他们对苏东地区“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如释重负，甚至有一些 幸灾乐祸，以为可以从这个意识形态老对手的失败中分取“政治红利”。但是很快他们 就发现问题不是这样简单，这一次的政治大地震不仅彻底改变了前苏东地区的社会性质 ，也使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深受牵连，他们不得不首先分尝对手 失败带来的苦果，陷入尴尬的两难处境。
在西方资产阶级右派眼中，从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视同仁的，民主社会 主义往往被看成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一种略为温和的和略为软弱的形式。
鉴于此，社会民主主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不少政治分析家和理论家宣判了死刑。 西欧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纷纷得出结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已经终结。如这一派 的代表人物拉·达伦多夫第一个宣称：社会民主党的以“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劳动就 业、理性原则、国家、国际主义”为内容的政治方案到20世纪末完全丧失了物质的和思 想的基础，“社会民主党论述的纲领都是昨日的命题”，已经过时了。[1]
上述客观条件的变化确实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社会民主党的 理论家们更多地强调社会民主党要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强调在危机形 势下党的高层领导在目标选择、战略决策、政策调整等方面所做的主观努力的重要性。 德国学者沃·麦尔克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终结吗?》一书中写道：“所有失败论者， 尽管他们规范标准不同，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对社会民 主党仅做统计学观察，没有把社会民主党放到社会活动家的位置上。失败论者一方面对 70年代以来加速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做出了透彻的分析，另一方面只是简单地把社会 民主党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消极牺牲品。他们低估了社会民主党的‘修正’能 力，即用变化的眼光对战略、目标、政策进行检验，做出修正，以期为社会民主党的胜 利，至少是为政治上的继续生存创造条件，施加影响。”[2]可见，他们认为社会民主 党的衰落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随着对自身政策、目标、活动方式的不断自 我修正，社会民主党将会在西欧的政治舞台上重振雄风。事实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苏东剧变冲击波的减弱和欧洲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民主党确实出现了复兴的 趋势，其力量和影响开始缓慢回升，回升最早、最快的是北欧国家，但影响最大的是英 国、德国和法国及意大利等欧洲重要国家。而这次的回升是从用语的改变开始的。
二、从“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单词(Sozialdemokratie)，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 义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开始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在这里这个词是由两个单词组成(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意为“民主的”社 会主义，强调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民主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第一、二次世 界大战之间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采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的 是与苏联“集权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对立。二战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对立更 加尖锐，因而1951年社会党国际正式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纲领性目标。 但是在这里“社会主义”仍然是这个用语的主体，这表明他们仍未完全放弃以社会主义 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目标。
苏东剧变后，由于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在西欧 地区大大丧失信誉，无论过去使用这一名称的人将其赋予什么样的内涵，也很难解释清 楚“民主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 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论题并 就此发表了声明。声明和大会上的一些重要讲话都不同程度地交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和 民主社会主义二词。这一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表明，苏东剧变后一些社会党内对 于是否应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已经产生了疑问。这一 时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发生了关于是继续坚持使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还是以社会 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争论双方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概念和用语之争本身却反 映出某些实质性变化。托马斯·迈尔等人建议用“社会民主主义”(Soziale
Demodratie)取代原先的“民主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意为“社会的 ”民主主义，其主体已成为“民主主义”，表明他们认为社民党应赋予当前的民主主义 制度以“社会的”内容，而不再企求用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 或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了。这一建议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社会主义一词的消极影响 ，而主要是表明社民党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根本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在前苏东地区大肆泛滥，几乎所 有前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时间都改称为“社会党”，或者干脆改称为“民主社会 主义党”。这确令西方的老牌社会民主党感到十分尴尬和困惑，因为他们向来很忌讳右 翼势力将他们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牵扯上什么瓜葛。同时，东欧国家 的未来走向尚未明朗，“它们在这样做时实际上愿意接受多少民主，它们放弃教条主义 僵化态度的意愿实际上有多大，它们所完成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可信的，这都是 悬而未决的”。[3]
至于西欧的共产党，虽然大多数早已改宗“欧洲共产主义”，宣布与苏联模式决裂， 甚至表示了与列宁主义分手，但这次苏联的崩溃仍使他们再次陷入困境。他们中间，除 分崩离析、被迫解散者外，一部分改名易帜(如意共)，迅速向右滑动，另一部分虽保留 原名(如法共)，但在纲领和政策上却必须进一步社会民主党化，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 。他们的纲领政策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差距越来越小，实际上是在抢夺社会民主党的 地盘，这些都促使民主社会政党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定位。
可见，由“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还远不止是概念和名称的转换或是向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归，而是包含了更为本质的变化，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 的迷惘和对待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背弃。同时企图在这个概念之下寻找 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应对时代的挑战，克服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三、复兴了的社会民主主义：新的“第三条道路”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赢得大选，入主内阁，或单独执 政，或参加联合政府，欧洲政治版图又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粉红色，这种现象被一些西方 学者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神奇回归”。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治上的成功，特别是 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四大国的中左政府上台，社会民主党人在纲领更新、理论变 革以及发展模式方面的探索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这一次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归 在西欧各国各具特色，并没有多少一致性，惟其共同的地方是重新对市场作用采取了更 加开明的态度，在政策上表现为对民主社会主义遗产和新保守主义遗产的双重继承，即 在国家与市场、安全感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某 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他们自己则将其归为“第三 条道路”。
其实，“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许多政治家和理论家都在不同的意义和语 境下使用过这一概念。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上，20世纪30年代以前，第三条道路指一 种吸收“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二者长处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手 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东西方的尖锐对抗，50年代成立的社会党国 际明确提出要搞一种介于苏联式的集权共产主义和野蛮资本主义两极模式之间的社会主 义；后来，在前苏东地区持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西欧国家“欧洲共 产主义”派的共产党中又提出要建立一种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既能克服苏联 模式的消极面，又区别于社会民主党鼓吹的、实际上是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社会主 义模式。
而9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第三条道路”与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内涵不 同，是指一条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 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自称是一条“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超越传统的 左右政治概念”的道路。其理论明确主张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要从以往民主社会主义 自身和新自由主义这两大派的理论中吸取生命力，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种种挑战。“第 三条道路”的积极鼓吹者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它并不仅仅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它设法要吸取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的基本价 值观念，将这些价值观念应用于一个有着根本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世界。”[4]布 莱尔的主要政治智囊人物安东尼·吉登斯也说：在全球化时代，“左和右的划分在一些 我们所面临的最基本的政治议题上不再能提供解决的框架。”[5]“‘第三条道路’指 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 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6 ]
在种种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政策探索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托 尼·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倡导和尝试的所谓“新英国、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
1994年，一个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托尼·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提出“新工党、新英国 ”的口号，并对工党进行了大刀阔斧、脱胎换骨的改造。其“精神导师”、伦敦经济与 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右》一书，为推动这一改造提供了理论基 础。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工党就由一个传统的、注重意识形态的政党变为以争取上台执 政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纯议会政党，实现了“现代化”。这一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 是修改党章。1995年4月29日，在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以布莱尔为首的现代派以65%的 多数实现了对党章的修改，放弃了支持76年的象征工党宗旨的“公有制条款”，承认“ 积极的市场竞争是个人与国民财富的基础”。伴随着党章的修改，工党的内外政策也发 生了重大的转变。布莱尔宣称，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不改变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不 再实行工党政府以往的诸如国有化、扩大福利等措施，工党也会代表企业主的利益。与 此同时，“新工党”在组织上拉大了与工会的距离，宣布工党是“全民党”，不再是“ 工会党，今后工党将吸收企业和个人的政治捐款，以减少在经费方面对工会的依赖。为 了进一步摆脱或平衡工会的影响，工党在中产阶级中大批招募新党员，“许多讨厌社会 主义思想意识的人”加入工党，致使工党的党员队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些作法赢得 了占选民大多数的中间阶层的欢迎，工党的支持率开始上升。1997年5月1日，工党在大 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重新上台。
大选后，工党政府必须明确提出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以消除人们对新工党的模糊认识 和疑虑，于是布莱尔开始在公开场合表明工党所走的路是“第三条道路”，并从理论上 加以阐述。1998年9月，费边社发表了布莱尔撰写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 的新政治》，标志着“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理论基本形成。安东尼·吉登斯于同年发 表其代表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对第三条道路作了全面理论阐述。
“第三条道路”的核心是：试图在市场和社会、进步和公正、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求平 衡，从而实现其超越传统左右的局限，适应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及选民的政治 取向，同时还试图用这些新的价值观来重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维 系个人、政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间的协调发展，克服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危机，应对 21世纪人类发展提出的新问题，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有如下一些特征：
在政治哲学上，认为全球化虽然还没有使民族国家、政府完全过时，但已使其形态及 人们的观念发生改变。“国家边界(尤其以欧盟的例子为甚)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 得模糊。‘政府’因此变得同原来那种‘政府’(即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范 围也变得更加宽泛。”[7]
在经济问题上，“第三条道路”主张“新型的混合经济”，这种“新型的混合经济” 强调的不是所有制而是“竞争和规则”。布莱尔认为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平等的一个 手段。原有党章中关于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甚至说， 工党在党章中写上实行国有化的主张是很愚蠢的。吉登斯认为，与老式混合经济不同的 是，新型混合经济“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福利国家 问题上，“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原则是：“无责任即无权利”。目标是将传统的福利国 家改造成为“社会投资国家”。
“第三条道路”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新工党执政后在政策领域的基本 指导思想是：重新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布莱尔十分赞赏撒切尔时期的财政大臣奈吉 尔·劳森的做法，即“政府不应承担通过干预来帮助市场成功运作的责任。相反，政府 应该在一切实际可行之处，停止干预市场过程”，“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是实现本目标的 惟一工具。一旦政府不骑在私营部门的背上，私营部门将会确保实现迅速增长和充分就 业。”[8]因此工党政府基本上继续了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和梅杰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严格 的预算治理财政政策，拒绝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政策。
以“社会投资国家”来改革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建立一个新的、现代的福 利国家是工党社会政策改革的核心部分。布莱尔认为，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左翼把福利 简单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 将这些人推向市场。而“第三条道路”则主张在坚持撒切尔时代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不受 到限制的同时，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止人们 滥用福利。布莱尔强调，未来政府的作用不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 和规范；重新界定福利的对象和方式，由单纯的穷人受益转为普遍受益，以鼓励人们努 力工作、赚钱，从而减少失业开支对纳税人的负担。总的原则是：为有能力工作的人提 供工作机会，为无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扶助，而不是施舍。
吉登斯和布莱尔认为，现代社会应克服两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即社会上层主动摆 脱社会责任和社会下层被迫被排挤出社会生活。为克服这种双重排斥，促进社会包容， 新工党赋予就业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获得就业不应该首先依靠传统的国家就业计划， 获得劳动权利应该首先通过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来实现。要求个人承担更大的义务，也 要求国家积极创造可能，加大对教育的公共及私人投入。
为了保证上述社会政策的实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新工党的目标是通过改革其传 统的宪政体制实现“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其中首先是改造上院现存的世袭制及限制上 院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赋予地方权力机构在各自社区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新 的权力，“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
总之，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政治上站在左和右之上，经济上站在公平和效益之 上，以寻求工党的最有利的地位，对外政策上站在美国与“老欧洲”之间，重建大英帝 国在当代欧洲及全球性的影响。
四、“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影响及发展前景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触及到了关系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涉及到传统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表达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和走势的关注和思考； 反映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一代”(战后出生的)政治领导人力图适应时代变化进 行的理论探索，因而开辟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解放”的新时期。
“第三条道路”的风光亮相，首先在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它 透过欧洲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折射出的光谱是五颜六色的。
以施罗德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中提出了“新中间派”理 论和政策，并作了明确的阐述：“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高技能的 和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学校中承担养育和教育儿童重任的妇女和男人，依靠 富于远见的、有事业心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产阶级、手工业 者和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 靠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依靠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
这些都是我们所信赖的人。我们同我们社会中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新 中派。属于这个新中派的还有那些想在职业中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实现自己 的工作意愿的人。属于新中派的还有那些正在寻找培训和工作机会的青年人，以及一切 不甘忍受事业和不公正现象的人。”“我们将同绝大多数公民一起，为德国重新走向繁 荣昌盛而共同奋斗。”[9]
法国社会党自1997年6月重新执政后，加大了理论政策的调整力度。该党强调，一方面 要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另一方面要进行理论创新。
1997年6月，若斯潘在向国民议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表达了社会党的总政策。在政治方 面，主张通过修改宪法加强议会的立法和监督机制；在经济方面，主张把凯恩斯和马克 思的观点结合起来，支持国家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宏观责任，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持批 评态度，主张停止私有化，保持公用事业的国有性质，但也不继续扩大国有化，而主张 通过调整分配政策，扩大消费，以带动经济增长；在社会生活方面，强调社会公正，通 过削减工时、增加工资、巩固和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来维护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在欧洲 问题上，主张加强欧洲联盟，并积极推进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
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改革具有浓厚的传统左翼的激进风格。如对 全球化存有很大的戒心，支持政府主导的传统经济政策和凯恩斯主义观点，以维护传统 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北欧国家以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则继续贯彻福利国家的主张和政 策。
可见，尽管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先后走上了改革复兴之路，但各有各的走法与以 英国布莱尔的工党政府为代表的“现代派”不同，以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党为 代表的改革则更多地保留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色彩，它们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上表 现出虽非实质但也十分重大的区别。这些不同的原因一是各国的国情包括经济模式和文 化特征存在差异。二是各国党所接受的外部影响不同，各国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大 多同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结成联盟。
社会民主主义对人类共性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在西欧新社会运动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将社会民主主义带进新社会运动，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增强了他们的社会 影响力。
其中，社会民主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尤为明显。生态社会主义思潮首先出现于 绿色运动的大本营德国，80年代以后，随着绿色生态运动的蔓延迅速在整个西欧国家崛 起。其代表人物多是由传统的左派转入绿党阵营的，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信奉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介入，使绿色运动区分为“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派”理论认为：“贯穿整个80年代，绿党已经进入了德国 左派的社会化代表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实际上后者的各种新思维、政治改革、战略 陈述、生活方式……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 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喜欢将 绿党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散的孩子”。[10]1999年，德国的绿党与社会民主党联 合竞选成功上台组阁，使红、绿关系的发展变得更加令人瞩目。
然而，“第三条道路”的光环常是明亮和暗淡交替，社会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上仍有许 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时陷入窘境也不足为奇，这是因为：
第一，它在发现和提出问题方面虽有独创性，而在解决问题时又回到了老路上，是一 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主要是竞选的需要而不是解决制度的缺陷 ，甚至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靠拢。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98年就对第三条道路表 示过这样的担心：“在天花乱坠的宣传背后必须要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否则公众很 快就会发现富丽堂皇的外表后面所隐藏的，不过是败絮。如果新工党只能让公众了解到 一些运用传媒的实际技能，它在政治舞台上逗留的时间就不会太长而它对社会民主复兴 所做出的贡献也将十分有限。”[11]
第二，冷战后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风靡世界，其实用主义政治文化，被 奉为“现今全球体制的主要思想支撑”。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灵感正是来自大 西洋彼岸克林顿那里。但是，其后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及其在对外政策上的霸道行径，加 之布莱尔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引起欧洲国家上层人士和舆论的普遍反感，不能不使第 三条道路的影响大打折扣。
第三，以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剧了发达国 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和“新贫困”，中间阶层发生严重的分化 ，出现了所谓“边缘人群”，由此导致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 政党以此为契机重新积聚社会进步力量，力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在全球范围 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新斗争。右翼极端势力利用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和当权 者的政策失败扩大势力、兴风作浪，使中间路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现象都不得 不引起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重新思考。
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末的“神奇回归”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多党制下政治轮回和政策 趋同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还面临许多挑战，还要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影响。这 一点无论是西欧学者还是我国学者都曾做出过恰如其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