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国际比较与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背景论文,成员论文,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类型：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85-08
一、导言：文献综述与评论
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因上分析有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e inflation)。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论战中，规则论者强调通货膨胀的可控性，认为因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给外生性情况下，央行有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由于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theory)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和产出的动机，因此建议实施货币政策规则。Rogoff(1985)提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既有相机抉择又有灵活性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则事后通货膨胀可以下降。其逻辑关系是在央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保守银行家决定货币供给，其偏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保守中央银行家（中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偏好，或者说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如何决定？理论上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比如公众态度(Maier and Knaap,2003; Maier and Bezoen,2004)、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保险、政府等，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给予的权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两者权重不是很明确）、政府偏好对保守中央银行家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自身的教育与职业背景等(Belden,1989)。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对通货膨胀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与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早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理解和认识，且后天的干中学效应(Learning-by-doing)没有改变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在个人提升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ildea,1990; Havrilesky,1990)。而职业背景不仅加深了他们及其所在行业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识（如房地产等行业明显喜好通货膨胀），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
国外学者最早研究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是Belden(1989)，他发现，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投票决定经济政策时，委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等对投票有决定作用。Gildea(1990)、Havrilesky(1991)和Chappell(1995)研究了教育、职业背景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G
hlmann和Vaubel(2007)分析11个国家和欧盟1973-1998年的数据，发现：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最长职业背景考虑，在5%的置信水平内，保险公司背景和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如果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所有职业背景考虑，在10%的置信水平内非中央部委部门公务员背景的委员，在5%的置信水平内中央部门背景的委员、银行背景委员和保险公司背景委员，都有负的通货膨胀倾向；在1%置信水平内，中央银行背景的委员也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综合考虑了教育背景、最长和所有职业背景、央行独立性与不具有独立性、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后，他们发现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有通货膨胀倾向，相反，来自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尤其是在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一般经济学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法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比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倾向。研究支持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但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存在什么关系，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国与他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教育背景分布特点；最后给出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中国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划分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工程学和其它，委员有跨学科学位时本文仅考虑最高学位的教育背景（样本中仅两个人存在这种情况）。考虑中国具体现实，且结合国外文献(Gildea,1990; Havrilesky,1990)，职业背景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一是只考虑此人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前最长的职业背景；二是考虑到样本中此人所有的职业背景，且分别赋予相同权重。职业划分为：银行家、保险公司管理者、经济学者、地方政府官员、中央部委官员、企业管理者、农民、中央银行官员。由于中国1997年才开始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也不是很频繁，样本选区从1997-2006年，样本区间比较短。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委员的教育、职业背景资料来自新华社播发的个人简历。样本区间以自然年为单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年内有调整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底公布为准。
1.描述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5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财政部副部长1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但是2000年开始由12人组成，2001年增加为14人，2002年增加到15人，此后一直稳定在14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从1997年到2006年分别是：11、11、11、12、14、15、14、14、14、14。2003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主要变化有：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为更全面、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据认为调整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见。
表1是1997-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所有任职与最长任职、年通货膨胀率、年经济增长率、年失业率分布表。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学历结构中经济学占绝对优势，为56%，各年总体稳定在7人左右，工科背景一直稳定在2人，占15%左右，再次是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委员。经济学背景占绝对优势是因为经济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体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其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系数很大，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按规定多由经济金融部门人员组成。从最长任职经历来看，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占前三位。一个显著变化就是：2001年以前，曾长期任职于银行的官员比例很大，36%左右，但是2001年后，有银行经历的官员只占不到10%；相反，中央部委背景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20%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7%。增加中央各部委背景的委员可以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现更多宏观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央行工作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从1997年最初设立时候的19%，提高到2002年的36%，最近几年稳定在20%左右。中央部委和央行背景的委员合计占77%。从所有职业背景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银行管理者居前3位。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部委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委员各年基本稳定，银行管理者工作背景的人员逐年下降。所有职业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人员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特点、中国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官员的提拔方式，即看重地方工作经验，同时更加注重把握全局工作的能力。
2.统计分析
Ghlmann和Vaubel(2007)认为，估计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偏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区分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他们还认为，即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对政府提出建议，其对通货膨胀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在固定汇率、央行非独立性下对教育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的研究表明，在1%置信水平内，法学教育背景人员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在5%置信水平内，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背景和银行背景人员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
本文的模型如下：
为了检验职业背景系数的稳健性，增加变量经济增长率g[,t]，之所以选择这个变量是因为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一些文献认为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2～3年(Batini,2000)。Gerlach和Svensson(2003)认为欧元区为9个月滞后期。王志强(2000)利用1990-1997年的月度数据，证明货币供应量对GDP时滞为4个月，对物价时滞为8个月。卞志村(2004)利用1995年1月-2003年3月的月度数据证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GDP滞后时间为7个月和8个月，对CPI滞后时间为3个月和6个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1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年至少有4次会议，经济政策至少有4次调整的可能，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几个月的时滞，认为在1年研究的样本期内可以不考虑时滞问题。
本文分别讨论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最长）、职业背景（各种职业背景）以及其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样本区间较小，教育背景与最长职业背景的组合、教育背景与所有职业背景的组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不予考虑。
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工科和经济学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为0.81，法学为1.1，工科影响为2.2，文学和管理学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告诉我们，虽然总体上这3个学科都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背景的委员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偏好，而工科背景的委员则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偏好，法学背景居其中。这也许是因为偏向文科的委员对通货膨胀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理解。
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长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中，各变量影响都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后，结果仍然不显著。所有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回归不显著，但是若增加经济增长率变量后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变量和中央部委职业背景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2，中央部委背景变量的系数为-0.44，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1%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2.2%，这也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厌恶，这可能因为他们对1989年和1994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危害记忆犹新，也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的理念。这也与Ghlmann和Vaubel(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2 计量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所有任职背景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最长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再列出这些结果。为什么影响不显著呢？Cukierman(1994)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不相关，因此在央行独立性假定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就更不相关了。
还有可能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内生性增强。据统计，中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例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见表3。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最长任职经历）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作用，但是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比央行独立性强的国家高。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不存在诺德豪斯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央行没有利用相机抉择政策制造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动力。Fuhrer(1997)认为通过汇率安排将本国货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可以成功地稳定通货膨胀。Mckinnon(2005)也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钉住美元成功稳定了通货膨胀。
三、国际比较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背景与通货膨胀统计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上述分析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正如Rogoff(1985)所说，职业、教育背景对个人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是有影响的，理论上与通货膨胀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为此，本文认为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中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与美国等12个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教育背景，表4表明总体上经济学背景在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都占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法学。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经济学教育背景占第一位，法学占第二位，管理学占第三位。在中国，工程专业占第二位，这在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而法国、英国等大国都是法学专业背景占第二位。
从表5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大国来自企业的比较多，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听取企业意见，而我国来自企业的委员相对较少；小国倾向于央行官员，与国家经济单一、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任职最长职业背景包括：地方政府、央行和企业等。我国为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侧重专家学者，法国、德国侧重于企业。中国侧重于中央部委，也反映了中国央行接受政府领导，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理念。从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和银行背景的官员比例下降，而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增加。而中国如表1所示，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比例显著提高，央行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表6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有任职情况。小国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有央行背景的人员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表5是一致的。大国如德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行背景的人员都占很大比例，法国中央政府、央行、地方政府背景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也是较大的，美国来自经济学者、银行、央行与地方政府背景的人员占前四位，中国依次是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背景、银行背景和央行背景。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与西方大国分布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经济学家和企业背景委员所占比例偏少。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经济学理论，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或者外界因素干扰较小情况下，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做出决策。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中工科、法学、经济学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工科有最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其次是法学，最低是经济学。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仍然如此。所有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率关系中，中央部委工作背景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教育背景与西方大国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委员职业经历结构广泛，既有地方背景，也有中央、企业和银行背景，体现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本文还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经济学者背景和企业背景的委员比例偏少，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广泛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往往分歧较大。现有委员组成中没有企业代表，由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占我国GDP很大比例，因此货币政策不能不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
最后，一个新的趋势是，近年来，我国具有中央部委和央行职业背景的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我国最近比较突出的新特点。
收稿日期：20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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