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学术转型——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倾向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政治威权的隐形和经济主角的上场，以及写作方式（如电脑）、传播媒介（如电视、信息公路网络）的现代化，90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来到了罗兰·巴尔特曾描述过的“非神圣化”的时期：“陈旧的价值不再被承继，不再被流传，不再引人注意。文学遭到了非神圣化的洗礼，学校无能为文学辩护并强行把它树为人的潜在的楷模。”〔1 〕这种“非神圣化”给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包括财经挂帅原则下对自由的滥用，譬如可以自由地拒绝无经济效益的好作品或高价收买市场看好的读物，自由地设奖或召开作品讨论会“捧角”，自由地拒绝“细写”与“细读”而以频繁的“出场”赢得虚名，甚至可以自由地望题生义进行褒贬或诉诸法庭，等等。一方面是，作品和作家的量在囤积，一方面是文学的边界和价值标准日益地模糊。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说这是个“丰富而贫乏的年代”，而我更愿意说它是一个嘈杂的年代，犹如每天早晨推开窗户蜂涌而入的市声：没有重大事件，没有中心话题，没有经典作品，只有乱哄哄的嘈杂。
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是越来越消失在“杂音”中难以辨认了。商业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规律不仅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文学的观念与写作、阅读的态度，考验着人们承受“自由”的能力。看来我们一下子还领受不了这份复杂的自由。恰当地运用自由更是一个尚待正视的问题。这是近年来普遍认同的文学和批评的“危机”留给我们的憬悟。然而90年代的文学与文学批评真的是无多可取，还是存在着别的观看与阐述的可能？在观看与阐述时，是以80年代形成的标准为标准，还是把80年代、90年代都当作我们反思与对话的对象？在这个过渡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我们是否可以多作一些冷静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少作一些情绪性的结论和评判？
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在文学问题的城墙之外，就是说，它与整个文学的边缘化处境有关。边缘化过程的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确曾驱使一些人“转业”，催生了大批的亚文类、亚文人和不负责任的批评文字。但这种处境也逐渐成就了不仅在政治生活高度集中的时代无法产生，而且在新时期那样的拨乱反正时期也无法出现的一种更为从容和冷静的批评：我把它称之为探讨问题的批评，或干脆叫作学术化的批评。这主要是一批长期在大学执教，有着丰富的材料积累和知识背景的学者，以及在80年代活跃批评的参与中逐渐产生了更严格学术要求的批评家。其特点是从文学现象的跟踪，个别作家作品的实际批评，走向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反思，提出和敞开一些真正的问题并让人们进一步思考它们；批评的文体也由即兴、随感式的发挥走向庄重、较为慎密的论文。如郑敏发表在《文学评论》和《诗探索》上以《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为代表，以新的语言观反思20世纪中国诗歌创作的系列论文〔2〕， 洪子诚通过“当代文学”规范的状况、性质、变化等，考察50—7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深层精神联系的论文《关于五十年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3〕。80年代成长的批评家，如南帆对一些理论概念的重新疏解，黄子平将革命对文学的改革落实到想象、虚构和叙事方式变化的研究，王晓明从作家个人心理障碍研究向文学史研究的过渡，陈思和对民间文学与主流文学关系的注意，以及夏中义对“新潮学案”的梳理等。还有一些90年代“出道”的年青学人，由于经过从硕士到博士的专业训练与系统阅读，开始介入批评便显出了较强的学术性，如韩毓海、臧棣等人从现代性角度对当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诗的探讨等。
郑敏具有诗人兼学者的双重身分，精通英语并有深厚的西方文论修养，她的论文既体现着一个诗人对五四以来诗歌写作的自我反思，又可视为具有双重知识背景的学者的文化反思。她最大的贡献是从语言本体论的立场出发，重新反思了五四以来激进的“语言革命”立场，从而对新诗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关系提出了新的洞见。洪子诚的论文则避开以往文学史对文艺路线斗争的表面描述，把焦点对准现当代文学领导者和权威作家的内部争战，通过当代文学规范确立过程的梳理与分析，追溯历史的渊源，提出了非常深刻、独特的观点：“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也就是说，‘五四’的时期并非文学百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观点与80年代普遍认同的当代文学“断裂”了五四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正因为此，它显示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进展和作者的自我超越：因为一切立足于扎扎实实的材料，因为有学术的勇气和犀利的眼光面对内部的症结，也因为文学观点已经成熟。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一篇不可多得的论文。
同样从扎实的材料出发，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了重要问题的，还有80年代就共同提倡“重写文学史”的王晓明和陈思和。关于王晓明我曾在一篇专文中谈过〔4〕， 根据他《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那样的扎实探讨，我们可以期待他写出一本非常有特色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里想多谈几句的是陈思和提出的“民间”〔5〕问题。在我看来， “民间”概念的提出标出了国家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争战状态中另一个被长期忽略的文化空间。陈思和认为“本世纪以来，学术文化裂为三分天下：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标出“民间”这一分“天下”本身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个“失声”的民间社会以沉潜的力量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选择和表述策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受益于广泛的民间动员，还是“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依靠了民间文化资源；无论是毛泽东提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还是鲁迅立志献身于“国民性”的改造，都意味着精英阶层对既是摇篮又是坟墓的这一民间社会的关注。而陈思和在90年代初重新提出“民间”问题，把它看成“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或许多少意味着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猛虎前堵后追的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又一次思想探索。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恐怕比我们理论的甚至想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读过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人会深刻感受到，这里决不是一个无权力管辖的自由公社，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权力运作之地而已。传统的民间社会尚且如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和文化型态就更加复杂，不仅城市的兴起形成了新的民间社区和文化类型，而且还得考虑现代文明与传播方式对乡土社会的蚕食。而在当代文学史的范畴中对讨论“民间”的沉浮，在口头文本向书面文本的转换过程中，显然又承受了现代语言、文类、叙事观点等方面的选择和改造。这种情形恐怕类似当年胡适把梯斯黛莱（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 ”（《在屋顶上》）翻译成《关不住了》，并当作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一样，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价值感和心智状态，理解与“传达”另一种语言与文化状态中的诗。更为典型的事例还有大跃进民歌中著名的《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稍有专业训练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其改写的痕迹：只有头两行具有民歌因物起兴、直觉显示的典型特征；而后面四行，无论在经验的性质或是形式上都与知识分子的话语相近，因此可说是一个把民歌和自由诗混合起来的诗例。事实上，这种文本分析的结论与这首诗的“写作”情形相一致，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6 〕有这样的记述：“西安一位同志告诉我，这首群众诗歌的产生的经过是这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这两句原来出于关中。流传到安康，就增加了第三四句：‘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有人把它投到报纸编辑部，报纸的编辑觉得意思未完，就提起笔来加了最后两句。”
注意到“现代”历史和作家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双重改写，人们便不难看到：不仅文学所处理的经验和题材已经非民间化了（无论是革命斗争题材——这往往是现代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还是社会建设题材，由无目的性变成了目的性明确的“团体”生活）；而且书写者和书写方式也有了“洗心革面”的变化。这是一个以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结构征服、利诱、教化、整编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的过程，虽然表面上不断在强调大众化、民族形式、工农兵立志，甚至发动过大跃进、小靳庄这类的民歌运动，但从根本上看，恐怕均属于利用民间形式开展的“无产文艺的通俗化”〔7〕运动， 或者说以改造民间和消解知识分子话语影响力的双重目的的运动。因此，陈思和从文学运动及其变迁中看到“民间文化形态被国家政治的改造和渗透”，从文学文本中发现民间文化和民间价值“隐形”、“还原”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型态中，是一种有洞见的观察。实际上，陈思和关于民间问题的系列论文，最有力量之处，不在概念使用的清明，而在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材料敞开了传统乡土社会及其文化的解体过程。尤其是，作者指出了民间文艺的“隐形”、扭曲，是在“大众文艺”的喧哗和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倡导中实现的，这种历史的反讽，势必带出“民间”范畴中更多问题的探讨：譬如，从理论上说，民间文化有自由自在的一面，可以免受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但中国民间社会文化中的内在权力和教化特点，是否与政治教化本身存在相通的因素，其形式、结构上的简单、直接，是否也更容易被利用？正如文革中所常说的从朴素的阶级感性出发很容易上当受骗一样。又如，在左的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扭曲民间文化传统的进程中，或许可以说，许多知识分子本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这一进程的“帮凶”，结果把民间文艺和自己都送上了祭坛。这是否与激进反传统思潮中制造的大众、民间神话有关？陈思和在文章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文化空间，文化价值取向上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冲突”。知识分子没能形成自己文化据点和文化优势，便很容易被外在的戏份所吸引。现代知识分子是来自民间的，民间是他们生命之源和始终关怀。但面向民间，与民间对话，或者作为民间之子提出把民间文化还给民间的要求，恐怕不应原地不动地站在“民间立场”，放弃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的和文化认知。更有效的做法或许正好相反，无论是还原民间或从民间吸取活力。事实上是，不是那些按意识形态语规改写民歌的笔吏，而是“歌谣研究会”（1918年成立于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1927年成立于中山大学）的学者，不是《苦菜花》那样从阶级斗争的既成套路出发，而是像《红高梁》那样从反思现代文明立场出发的写作，更好保护了民间文化，重现了这一社区的真实和生命活力。因为这些从事研究、写作的学者和作家，在文化上知道分层，理解不同文化层面的不同优势，人格上既不自卑又不自傲，同时有一套规划（学术的或创作的）限制主观权力的滥用。
陈思和所梳理的民间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沉浮，实际上跟“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这正是韩毓海、唐晓渡、臧棣所探讨的。当然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并不由他们开始，它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人们提出了，但将这一问题给予强调和突出，并把它和中国当代文学紧密联系起来，韩毓海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8〕值得注意， 尽管他对现代性的理论阐述并未超出西方学者的视野，但他通过苏青、张爱玲、钱钟书提示人们注意“渗透于日常世俗生活中的非断裂的、连续性因素的考虑”。这样，“创造历史的时间”与“生命的时间”的冲突、龃龉被提出来了，“现代性”不是盲目追赶的指标，而是成为我们必须联系生存的本质和文学生态展开反思的问题。唐晓渡的《时间神话的终结》〔9〕便是这种反思的一篇扎实的论文。 而臧棣的《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10〕则对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一个最有争议的话题，展开了切实的探讨。这是一篇经院风格的论文，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同时兼顾材料的归类和时间向度上的理论进展，采取了述而不断的陈述策略。或许这跟论题的敏感性有关，但作者也无意掩饰他的现代诗学立场：“用现代性的框架以解决新诗的评价问题，也许是我们迄今所能发现的可靠的途径。”不过，臧棣十分注意在美学和语言的领域里展开他的现代性阐述，这使他把现代主义的抗衡性和悲剧感，引向了罗兰·巴尔特的智慧和快乐的“写作革命”：把文学变成写作，把与现实、自我搏斗，变成“与语言搏斗”，提倡通过反抗语言体制来消解现实中的权力结构，从而使文学人性化、生命化。这种“敞开”的、投身未来的现代性立场，与作者本身是一个诗人有关，但我想说的是，对罗兰·巴尔特理论的心领神会，使他出色地解读了90年代的中国实验诗歌，《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11〕是90年代诗歌最到位的论文之一。现在社会上斥责90年代诗歌成了一种时尚，正如斥责批评是一种时尚一样，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于对中国诗歌前途的真诚关切，然而诗歌对语言的认识正发生变化，诗歌的社会承诺也在发生变化。为此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读一读臧棣的这篇文章，尽管它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它揭示了90年代诗歌可以作出另一种理解和评价，也能说明当代诗歌批评的敏感和水平。在这篇文章中，臧棣也对“后朦胧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这种切实的批评显然与那些空泛的指责在思想级次上完全不同，不是情感化的，而是切中要害的，说理的和分析的。作者这篇论文受益于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理论，但也显示了对以“新批评”为代表的“文本”理论的活用，因此对“后朦胧诗”滥用写作资源、“缺乏限度感”的批评富有说服力。在这里，以往有效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并未因文化思潮的更迭而被弃置一旁，而是被融汇贯通起来对付复杂的“中国问题”。这是重视积累、贯通的专业化批评不同时尚批评的地方。
当代的文学批评无法也无须切断跟“时尚”的联系，如果时尚指的是最新的创作现象和理论成果的话，那就更有理解、对话、沟通的必要，因为在信息化的时代和全球性的文化背景中，创作已无法在孤立的状态中理解，批评也需要吸纳新知识，调整旧观念，不过，面对“时尚”仍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行销贩运式的，考虑更多的是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这里姑且不多提它。另一种是求知求解式的：因为长期的关注和阅读，积累了很多的问题，需要更丰富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方法的启迪，以便更好地梳解复杂化了的现代中国问题。这本质上是本土问题与新的文化成果的对话活动，在互相激活，互相发现与澄清中把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这方面我注意到南帆和黄子平的一些批评。这是两个非常关注西方现代文论的批评家，可以说，从形式主义理论（俄国的、美国的）到罗兰·巴尔特和福科的学说，他们都曾留心过，然而他们从不卖
它们，甚至很少直接运用西方的理论模式阐述中国作品（在这一点上显出他们跟港、台和旅外汉学家的区别），而是自觉将这种关注，作为现代学者必要的“强身”活动，增强理论活力，添加透析的视角，冲破以往比较单一的阐述模式。这种以自己的问题和材料与西方（其中还包括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理论、方法对话的做法，是取得了成果的。譬如南帆对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一再探讨〔12〕，不仅反映了现实主义小说对传统“经典阐述”的提问，也多少显示了这一命题的学术拓展。而黄子平，则把他长期关注的20世纪中国小说的问题，引渡到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文学传统等层面进行讨论，通过小说文体叙事秩序的变化，揭示现当代小说的对历史的承担和承担过程自身所产生的改变。目前，他已基本完成了“革命历史小说”“经典”的研究，这些系列论文〔13〕精采地讲述了革命小说“文本”与现实语境难解的纠缠和不断转化，其中语言与现实的亲近与疏离，遮蔽与敞开，“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一份新的参照，而作者从形式下手谈论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既突破了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先入为主的僵化模式，又对新批评、结构主义“文本”体制化的倾向作了必要的反拔。
在我看来，从新人新作新思潮的当下关注中“后撤”进更广大的历史与现实范畴，以提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对问题展开更专业化探讨的倾向，并不意味着批评的危机，而是批评的发展和深入。无论如何，标示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毕竟不是印象的，即兴的批评“小品”，而是提出、回答了重要问题的论析性的论文和专著。我们不轻看那些感觉锐敏、快人快语、意气风发的短小评论，但提倡文学批评的深思熟虑与中肯是有益的。尤其在一般读者常常把传媒中的诸多新闻式的文字、文学作品的推销诡计也误认为是“文学批评”的时候，指出这种专业性批评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克服社会对批评的偏见。同时，我还想说，学术化的批评是文学史和理论发展的基石。
注释：
〔1〕《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P18。
〔2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 《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语言观念必须变革》，《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诗探索》1994年第1辑； 《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诗探索》1995年第1、第2辑。
〔3〕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4〕参见拙作《讲述问题的意义——王晓明的文学批评》， 《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
〔5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1月号； 《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6〕何其芳：《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何其芳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P10。
〔7〕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文学运动史料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P366。
〔8〕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 《上海文学》1994年11月号。
〔9〕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10〕臧棣：《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11〕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2〕南帆在80年代曾写过《现实主义：涵义，范围与突破》（《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90 年代又再次探讨了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写了《个案与历史氛围——真、现实主义、所指》（《上海文学》1994年11月号）。
〔13〕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系列论文主要有：《灰阑中的叙述》，《八方》（香港）第12辑。1990年；《小说与新闻：当代中国的知识、文化、权力和媒介》，《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12月号；《文学住院记——丁玲〈在医院中〉及其他》，《今天》（香港）1992年4期；《革命、性、长篇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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