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国际视野之建构——以《新青年》为观察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新青年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4－0029－13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自觉用世界文明改造自我之风气，从而使梁任公《中国史叙论》（1901）第八章“时代之区分”关于中国之认知的论述——“（中国的）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真正得以落实，进而醒目地凸显了“中国问题”之存在，即作为东方弱国需要通过引进外来文明对其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知识界切实认识到中国属于世界、中国问题不单是中国自产的也是世界促成的、中国问题之解决需在世界格局中方可进行，确立了用国际通用概念解释中国问题的思维，包括“共和国”、“人民”、“民主”、“科学”和“经济”等公共概念，建立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理学、工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换句话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有了进入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概念、范式，对这些概念的诠释和范式的使用也在这期间迅速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何以并非发达之国的俄罗斯却成为后来中国问题及其解决的最重要世界因素？苏俄何以不是以其先进性而是因斯拉夫魅力的苏俄价值观、不是以对德国学理上的马克思主义之真切学习而是以充满意识形态诉求的列宁主义之实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热切呼唤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何以不是欧美的思想和审美观而是立足于俄国本土意识的批判西方和怀疑引进西方文化之意义的俄苏文学更为中国知识界所热衷？这些今天看来极为严重的大问题，当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新青年》（第8卷第1期，简为8－1，下同）如是推介晨报社出版兼生所译《旅俄六周见闻录》（1920）：“俄国到底是什么情形？这一疑问，现在社会上稍微关心世界大势者，必定会想知道的。我们既然不能亲到俄国去观察，那只好择他人关于俄国著作来看。英国兰姆塞所著的《1919年旅俄六周见闻》，在西洋关于研究俄国的著作中是最新、最详、最公正的。”
实际上，把俄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世界认知的一种趋向。而造成如此境况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青年》之切实倡导相关。不否认《新青年》广泛关注世界文化思潮，且译介的对象和讨论的问题，如刘叔雅的《伯格森之哲学》（4－2）、凌霜的《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4－5）、高一涵的《斯宾塞的政治哲学》（6－3）等等，至今仍为知识界所肯定；社会影响力立竿见影，如昆剧意外盛行起来，新文化阵营有所不甘，胡适便策划易卜生专号（4－6）对抗之，果然传统戏曲的风光迅速让位于话剧，反传统风潮更甚。在这种世界视野中，苏俄很快成为主导性因素：前六期封面人物中俄国有两个，即托尔斯泰（1－4）、屠格涅夫（2－2），前8期分别四次连载陈嘏（陈遐年——陈独秀长兄陈孟年之子）所译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和《初恋》（这在《新青年》绝无仅有），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封面改成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手紧握，暗示中俄人民团结。《新青年》何以对俄国有如此热诚，并能预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趋势？
《新青年》这份前后持续不足七年之刊，其作者群有变化，初时主撰人为陈独秀、北大编译员安徽六安人高一涵（1885～1968）、后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合肥人刘叔雅（刘文典）、后任北大教授的江阴人刘半农（1891～1934）、曾在安徽执教的长沙人易白沙（1886～1921）、北大教授吴虞（1872～1949）和周作人（1885～1967）等，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改由陈独秀、钱玄同、北大编译员高一涵（1885～1968）、胡适、李大钊、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陕西人沈尹默（1883～1971）等轮流主编，鲁迅稍后加入，撰稿人增加浙江义乌人和《共产党宣言》最早译者陈望道（1891～1977）、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湖北人李汉俊（1890～1927）、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永州人李达（1890～1966）等。由此，哪怕作者中有不少是北大教授或与北大相关，但作者群具有全国性，故第6卷第2号（1918年4月）发表《新青年编辑部启事》说：“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这9卷50期刊物，因作者的视野和志趣而使之热衷讨论国际问题、论述亦具国际视野，如创刊号有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本人此后常在此发表讨论国际问题的文字。换言之，就是这样的作者群和编辑队伍，关注国际问题的主要视野转向了俄国，① 由此引发了持续不衰的俄国文学热、促成对苏俄问题的热情和对苏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等。
一
按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所描述，俄国文学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很兴盛，“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②。如此奇观，在一定程度上由《新青年》所引发：前8期连载《春潮》（1872）和《初恋》（1860），就预言了译介俄国文学乃该杂志的重要工作。屠格涅夫虽不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却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the novelist's novelist），创作了许多经由叙述爱情婚姻折射时代风云的力作，这两篇作品乃俄语文学中的美文——着力写出爱情之于当事者的美好、不可替代性。译者陈嘏有感，“作家乃俄国近代杰出文豪也……尤厌恶本国阴惨之生活……其文乃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也。《春潮》为其短篇中之佳作，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瞻臻其极，各国皆有译本”（1－1）。
殊不知，如此不吝版面刊出追求审美诉求的俄国文学作品，居然是《新青年》后来的志趣之一：鲁迅翻译阿尔志巴绥夫（М．Арцыбашев，1878～1927）的《幸福》（8－4），是作家创作中最少政治诉求而多审美叙述之作，且这样的译介带动了后来知识界对这位作家的兴趣，其许多作品被译出，如鲁迅本人后翻译其《医生》（《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1921年）和《工人绥惠略夫》（北新书局，1927年）等；留学美国的学人胡适，最早在《新青年》发表之作、该刊最早出现的白话文是由英文转译的俄国著名的“星期三文学社”创立者、苏联功勋艺术家捷列绍夫（Н．Телешов，1867～1957）的小说《决斗》（2－1）；尤其是周作人这位因《人的文学》（5－6）和《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每周评论》1919年第1、3期）等而享誉知识界的人物，不仅翻译了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卖火柴的女儿》（6－1）等著名篇章，更着力于俄国文学之译介，他是《新青年》翻译俄国文学最多的人物，包括托尔斯泰的《空大鼓》（5－5）、契诃夫的《可爱的人》（6－2）、象征主义作家索洛古勃（Ф．Сологуб，1863～1927）的《童子lin之奇迹》（4－3）（译序指出其著作多隐晦）和《铁圈》（6－1）、库普林（А．Куприн，1870～1938）的《皇帝之公园》、科洛连柯（1853～1921）的《马加尔的梦》（8－2）等。这些翻译值得嘉许，主要是19、20世纪之交以象征主义为主体的文学——1940年代后中国就遵从苏联而排斥其为颓废文学，直到1990年代才重视起来而视为白银时代文学。鲁迅《（幸福）译者附记》（8－4）曾解释曰：“阿尔志跋绥夫虽没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样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他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其本领尤在小品；这篇也便是出色的纯艺术品，毫不多费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可惜我的译笔不能传达罢了。”可见，鲁迅热衷于这样的作品，并非心血来潮，而有着特别考虑的——注重文学的审美诉求（况且创作之于他是阶段性的，翻译则几乎贯穿终生）。而且，《新青年》所关心的，也意外地促成了后来俄国文学热的另一个方面——对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
当然，《新青年》更热衷于写实主义文学的译介，这方面尤其体现在对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介上。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以凌霜为名发表长文《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2－4，1917），是当时描述托尔斯泰创作情况最详细之作，认为“托尔斯泰之关系于近世思想界、文学界、道德界、宗教界既如此深切，其能转移学者之心理”在于“人道之正谊”、“和平之先声”、“诚爱真之美德”，总结其著述性质为“诚”、“爱”、“真”。这些表述，可谓抓住了托翁的实质。而探讨托尔斯泰思想之根源、发展，乃《新青年》兴趣所在：早在《青年杂志》（1－2）上汝非就发表《托尔斯泰之逃亡》，及时注意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事件，并解释为托翁精神探索的悲壮行为，“所处四周之丰亨境遇实与彼纯洁道义心有大相反对者。阅时愈久直觉身之所处者与其心之所怀抱者两不能相容”，“时人有云，使托氏学派再假以时日，流传播布，熏陶人心，今日欧陆之大战争，可以不作”；邹翻译日本升曙梦《启发托尔斯泰的两个农夫》（6－6），生动叙述了托尔斯泰主义（包括热衷于体力劳动、宗教）之产生的生活原因，即受到两个农民的影响。不单托尔斯泰的文字深刻，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亦然：周作人翻译英国W.Trites之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4－4）称，“近来时常说起‘俄祸’。倘若世间真有俄祸，就是俄国思想，俄国舞蹈、俄国文学皆是。此种思想却正是现在世界上最美丽最要紧的思想”，“正如俄国舞蹈一样，世界小说亦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指挥。《罪与罚》、《死魂灵》、《父与子》与世界小说比较，正同俄国舞曲和平常舞蹈一样的高下。陀氏是俄国最大小说家，亦是现在议论纷纭下的人。其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复活缘故就因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人说他曾受狄更斯影响，我亦时时看出痕迹。但狄更斯在今日已极旧式，陀氏却终是现代的，只有约翰逊博士可相比。此一部深为广大的心理研究，仍然现代宛然昨日所写”。这是中国较早使用现代性概念并以此分析作家重要小说《罪与罚》而誉之为幻想性小说的文章，论述之独到为后来中国罕见。
对苏俄新文学，自然有关注。郑振铎所译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8－2），乃高尔基给苏俄世界文学出版社首版目录所写序言，极为推崇文学：“文学是世界的心，一切世界上的喜与忧，人类的梦幻与希望，他们的失望与愤怒，他们对于自然的美的尊敬，以及他们对宇宙的神秘恐怖，多翱翔于其中。这个心因自己知识的干渴，激烈的、永久的颤动……我们没有一种世界的文学，因为现在还没有地球通用的文字，但所有的文学作品，散文的或诗体的，却满住着同样的，一切人所通有的感情、思想及理想……无论国家、种族、个人的内部怎样的差异，也无论政府、宗教、风俗的外形怎样的不同，阶级间的冲突怎样的难以调和——所有这些我们自己多少世纪来所创造的差别上，却翱翔着普遍认识的悲剧性人生的黑暗、压迫的灵魂以及人类在世界上的孤寂的残酷的意义。”正因文学如此美妙，具有超越时空的传承人类文明之意义，所以无论战争多么严峻，高尔基要致力于组织翻译、编辑和出版世界不同时代的优秀文学，打算出版1500多种书、3到5千个小册子。对此，郑振铎在译序中盛赞道：“不仅是高尔基的重要论作，也是现在最紧要的、最伟大的出版宣言，使我们与俄国的文学关系更增亲切。”然而，译者不知情：世界知识出版社是高尔基借助和列宁的私人感情，从苏维埃政权努力争取的一个项目——《不合时宜的思想》未能感动苏俄政府放弃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采取严厉政策，转而希冀新政权提供就业机会（编辑、翻译和出版等），挽留更多的人文知识分子留在苏俄，以在艰难环境下维护俄国的文化可持续发展，但计划很快半途而废。而译者却相信这是空前伟大的平民教育计划，表明“布尔什维克不是文化的破坏者，乃是文化的拥护者、创造者”，没看出高尔基何以要如此盛赞文学的伟大意义。同样，本期的李少穆译作《高尔基在莫斯科万国大会演说》，也没明白高尔基何以要这么强调文学的重要性。更遗憾的是，这样看苏俄文学是后来中国的潮流，哪怕鲁迅《（竖琴）前记》（1932）曾说明，“俄国文学，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其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堕入神秘，沦于颓唐，但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此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转变的，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意外的莫大的打击”，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1941）对此论曾有呼应，但认同新文学的潮流势不可挡。
《新青年》这样倡导俄国文学，有其目的性，即给改造中国提供一个亲切的参照系。第8卷第5号（1921年元旦）刊载周作人1920年11月8日在北京师范学校的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深刻说明中国需要译介俄国文学，“（不仅是因）俄国近代文学，可以称作理想的写实派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在这点上俄国的文学可以不愧为真的文学了”，更因为“俄国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中国创造或研究新文学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希望能通过俄国希腊正教之人道主义补中国宗教之不足、俄国思想自由补中国趋向权贵之不足、俄国文化的博大精神和激进思想补中国平庸妥协之不足、俄国文学对人民生活困苦之深切表达补中国文艺对生活苦痛只是玩赏或怨恨之不足、俄国文学富于自我谴责精神补中国文人或攻讦他人阴私或自我炫耀之不足等。而且倡导的确产生了预期作用：不单开始推出了持续不衰的俄国文学热，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诉求。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创立的大型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其成立宣言（8－5）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种；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业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种“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观，又使其很重视俄国文学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其会刊《小说月报》大量刊载这方面作品，推出过“俄国文学研究”专号（1921）。
可以说，《新青年》开风气之先，并因其巨大影响力，不同身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呼应，引发、倡导和促成了后来的俄国文学热。且不论上述《小说月报》作为1921—1931年间知识界又一个重要刊物出版了《俄国文学》专号，商务印书馆和北新书局等短短几年间陆续推出了《近代俄国小说集》5集、《俄国戏剧集》10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普希金小说集》、《托尔斯泰小说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等，冯雪峰1927年在北新书局出版汉译日本无产阶级学人升曙梦的《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等。这一批批具有规模效益的译作，连同许多报刊所发表的相关文字，促成一浪高过一浪的“俄国文学热”，促进了后来中国文学创作、改变了审美观念、提高了社会公众意识等。虽然中国经历艰苦的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时时警惕苏俄思想侵袭，却不影响国人对苏俄的认同感，情形如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1945）归纳抗战以后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所论，从七七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介绍的“主要是苏联战前作品，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从太平洋战争到抗战胜利前夕，“除继承前期工作而外，还把注意力普遍到英美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了——不用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是尤其介绍得多”③；稍后的《高尔基和中国文坛》（1946），茅盾描述了高尔基在中国的兴盛情形：“30年前中国新文学运动刚开始时，高尔基作品就被介绍过来了。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从日本重译，从英、法、德、世界语重译。即使最近十多年，直接从俄文翻译已日渐多了，重译还是继续不绝”，就算这是赶时髦，“持续了三十多年而未见衰竭”亦难得，且中国作家“不但从中接受了战斗精神，也学习了如何爱与憎，爱什么、憎恨什么；更从其一生事业中知道了一个作家若希望不脱离群众，便应当怎样的生活”，甚至说，对高尔基影响中国进行专门研究，“可写成一本厚书，而这工作本身也就是一种学问”。④
二
其实，《新青年》远不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审美趋向和文学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社会对俄国的正常认知。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已明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甚至五四主将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专习军事是因1903年帝俄违约不从东北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陈独秀亦是成员。而《新青年》不顾反俄之势，在倡导俄国文学的同时，更热衷于倡导新俄之美好，如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时，陈独秀还不是很清楚这是怎样的从帝制到共和制的革命（虽然《新青年》及时在第三卷第2号刊载“记者”之作《俄罗斯大革命》，详述了此次革命的远近因、新政府之构成、国际社会之认可等），便认为这次革命会改变正在变化的世界大战之国际格局，于是撰《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3－2）呼吁国人觉醒：“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所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史，大战后必全然改观。以战前史观推测战后世界大势，无有是处……吾国民所应觉悟者，俄罗斯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媾和，以其革命政府乃亲德派旧政府之反对者，为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如是分析虽有乐观之嫌，如临时政府延续帝俄参与世界大战之政策，但半年后十月革命所建新政府，如陈所料，立即退出战争。这些文字，同李大钊此时关于二月革命之作《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和《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等同等深刻。
《新青年》如此导向，很快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本不接受十月革命及其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格局。得知布尔什维克以革命方式推翻二月革命，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人士皆反对，如时任教育总长孙洪伊（1873～1936）《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元旦）称，布尔什维克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杀人流血之惨剧”，“俄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十月革命后一年多，挑起科玄论战的张东荪（1886～1973）在《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中认为，二月革命已“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而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民亦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但《新青年》则不然，在热烈译介俄国文学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过程中，就积极对待新苏俄：第6卷第4—5期（1920）刊发起明所译英国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Angelo S.Rapport博士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该文认为，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后黑格尔虚无缥缈哲学在俄国风行（政府认为那是保守思想而不加禁止），“这在俄国影响是有害的，使人只是空谈理论而不着实际。但当时也有益处，因为它使俄国思想家能用哲学文句来说尼古拉一世的检查官不容易懂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想从道德与精神的复活上求出人类的救济思想，也瞒了检查官的眼。这样，俄国哲学家能介绍新思想，有用隐晦文句讨论宗教政治的根据”。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先后流行赫尔岑斯拉夫主义革命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主义思想、巴枯宁满怀唯物论情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辨析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之差别（马克思期望受过教育者实践社会革命，巴枯宁则鼓吹爱自由者革命；马克思认为只有最进步的国家才发生革命，巴枯宁认为最具反抗本性和自由精神才发生革命）。虽然该文未讨论俄国宗教哲学、列宁等，但使人明白十月革命之发生有其历史依据。既然如此，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之邀来华演讲的罗素（B.Russell,1872～1970），其亲临苏俄的经历、感受和意见自然得到《新青年》的关注。他刊于美国周刊《苏维埃俄国》（Soviet-Russian）和伦敦《民族国家》（Nation）杂志上的长文《游俄之感想》，被沈雁冰及时翻译出（8-2,1920）。罗素在此介绍自己游俄的背景⑤，叙述见闻时分析说，“俄国现状和历史上事物最相近的是柏拉图的《共和国》”，把苏维埃理解成英国议会，布尔什维克只是苏维埃的一个部分，并又分为曾饱受牢狱之苦的老革命家、革命成功后掌握权力的布尔什维克、不很热心共产主义的普通党员等三派。对苏维埃制度下城市和乡村的不太好状况，他认为“俄国虽是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帝国，外相是极好看，但中心糟得不可言……我们若拿布尔什维克所不可能避免不满意而困难的情形来责骂布尔什维克，这是废话。他们的问题只要在下面方法中取得一个便可解决：（1）停止战争与封锁，那就可以使他们拿货物供给农人换粮食；（2）渐渐发展一个独立的俄国工业”；虽断言俄国倦于战争、期望和平，“但俄国是后进的国，还不配用平等合作的方法，这方法是西方诸国所求以代替政治上和工业上专断的。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或是免不了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就他们大体下批评。不过，这种方法不合宜于先进国，若社会主义者要去看他们，模仿他们，这可就是不必退化而退化了”。接着，《新青年》（8－3）刊出雁冰翻译哈德曼讨论罗素如何对待苏俄无神论问题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⑥：罗素把苏维埃政权比作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科林威尔，“信仰共产主义者很像清教徒军人，怀抱有严格的政治道德，克林威尔对议会的处置，类似于列宁对宪法会议的办法”，这两个时代有相似处，克林威尔对待反对革命的议会之坚决，和列宁对待杜马相当；在排斥宗教方面，“罗素应该不是反对俄国之形似无宗教与艺术的第一人”，俄国人对民族理想之坚信，就是全体人民共有之理想，似于宗教信仰，“‘马克思福音的宗教般的信仰，代替了基督教殉道者天堂的期望’，却是我们在列宁身上看见马克思方法不杂着宗教的元质。我们宁可设想这是俄国民众，要把马克思教义变成宗教”。当然还注意到时任英国健康保险咨询委员会顾问、后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的邦菲尔德（Margaret Bonfield,1873～1956）赴俄观察报告《克鲁泡特金告英国工人》（8－3）：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呼吁英国停止攻击苏俄。这些文字趁着罗素热，及时向中国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苏俄信息、考虑苏俄问题的另一种思路。
实际上，《新青年》对苏俄问题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开始开设“俄罗斯研究”栏目，先后持续4期共35篇（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妇女政策等，纽约《苏维埃俄国》周报的最多）。在这些译介中，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历史合法性依据成为首先关心的问题。首篇乃曾留学美国的中国政治学创建者张慰慈（1890～？）翻译美国社会学者洛史与伯尔曼介绍苏维埃政府构成基本情况的《俄罗斯苏维埃政府》（8－1）：“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政党，是一种政治制度”，1919年3月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对德和约签订，布尔什维克只是9个党派中人数最多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一种苏维埃的阶级制度，从乡村苏维埃、城市苏维埃到全俄苏维埃全包括在内”，“苏维埃制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拿职业做代议制度的单位，打破以前以地方为单位的制度”。佐野学著、李达译的《俄国农民阶级争斗史》（8－6，1921）则从俄国农民史上证明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原是从事牧业生产并有重商变化的斯拉夫人，13—16世纪经鞑靼统治而成为离不开土地的农民，16世纪以后农奴制度形成，彼得大帝打开俄国开放西方的窗户，却颁布了许多严加限制农民的法令，叶卡捷琳娜大帝虽和启蒙主义者有往来，但强化了农奴制，导致农民不断反抗，以至于不得不进行1861年改革，但资本主义改革带来农民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故引发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更为激进的是李守常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9－3）把俄国历史叙述成革命史：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1861年改革及其引发的自由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运动、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俄国革命首领对人民很抱一种热望，把他们的希望放在农民身上，并常注意村社，一向把它当作未来的理想社会，但运动愚钝的农民去实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许多革命领袖主张‘教育比革命还要紧’……屠格涅夫曾寄书于一热烈的革命家说，‘你想革命的要素存在于人民中，其实恰恰相反，我可以断定革命，从他的真意思、最大的意思解释起来，只存在于知识阶级的少数人’……当时俄国人民总有一亿农民，极其守旧，故革命运动的事也不能不单在少数知识阶级的肩上……大俄罗斯自成一部，或存或亡都为一体，在其六千万人口中约有10％是构成俄罗斯革命的要素的，其余都与革命无关……俄罗斯中心只是俄国一部分，而在大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又只在大俄罗斯全人口中少数的知识阶级”。而震瀛译自美国《苏维埃俄国》的《劳农协社》（8－3）、《俄罗斯的我观》（8－3）、《列宁与俄国进步》（8－6）等文，分别介绍农奴解放后农民组织情况和反对资本主义必要性以及英国劳工组织官员R·威廉亲临当时苏俄观察劳农情况的生动印象、布尔什维克用新思想救济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表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按R·威廉记录：“我经过许多严密观察，以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英国反对和俄国通商，必至失败。俄国东方的政策，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犯，不过盼望英国不要联合各国来攻击劳农政府。我深信列宁、托洛茨基等辈，和各国陈腐外交家脑力战争，列宁等辈终必占优胜利。”期间还关注俄国工运史：陈望道译山川均的《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8－5）介绍旧俄国没有劳工组织联合大家，新俄国全体劳动者则因有劳工组织而权益得以保障；懂日、英、德、法等外语的李汉俊以其号（汉俊）为名译伦敦俄国人民通讯社的稿件《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8－1），介绍源于1905、1908—1916年间受到打压的俄国同业组合运动的发展史，尤其是二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就学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0年回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中俄通讯社的山东平度人杨明斋（1882～1938）翻译《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8－3），详述1905年以来工会运动变化发展史和圣彼得堡工会情况。这些文字强化了人们对苏俄的好感，尽管《彼得格拉的写真》和《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8－4）介绍了期间苏俄不好的情况，如“俄国人有些怨恨布尔什维克同志，对共产社会实业的改组，负担的责任太重。这些艰难，不易克服。时症流行，死亡甚众。俄国深受战争和革命的痛苦，缺乏各种需要”，粮食紧张、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奇缺、儿童教育和社会风尚需要改善等，中俄通讯社来稿《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8－2）介绍苏维埃粮食委员会规定粮食必须国有、配给，食品店（“点心店”）作为补充只供给富裕之家、当政者和儿童，但这些情形没有妨碍正在扩大的认同苏俄之潮流。
当然，新政权如何构成和苏俄发展等情况，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杨明斋译自莫斯科《普斯拉科夫》报的《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8－4）介绍苏俄劳农地方议会及其代表构成情况，震瀛译自《苏维埃俄国》的《中立派大会》（8－4）和《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分别介绍苏维埃会议及代表构成情况（尤其是1920年4月苏维埃全俄职工代表大会情况，包括党派构成和与执政党的关系）。其中，经济问题尤其得到关注。震瀛译自美国《国民》杂志之作《俄罗斯的实业问题》（8－4）介绍了因战争、内乱、封锁、运输不济、没有食物等困境，“苏维埃俄国的实业生产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俄国的实业问题，最后演变为信用问题。农民不肯供给食物，是因为不能即刻取回制造用品，而工人也不做工，除非先得食”。而他译自《苏维埃俄国》的三篇文章，即介绍生产劳动（军人转岗从事生产的必要性）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8－4）、介绍国内战争带来苏维埃设立经济局直接管理经济方式和实行国有化政策的《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8－4）、列宁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辩护的《过渡时代的经济》（8－4）等。其中《过渡时代的经济》声称，“社会经济根本的制度，便是资本主义、小生产力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完全是被压制的，由于生产方法不良，他们的财产便全被劫掠。所以劳动和资本是很大的仇敌，这一次革命非根本解决不可。自从有产阶级被推翻以后，战胜了政治势力，无产阶级成为治人的阶级”。更为重要的是，周佛海提供了当时中国认真研究新俄国的重要文献《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8－5），基于俄罗斯乃农业国，研究苏俄土地国有化、成立农社、农业改良、森林经营、农民对苏俄农业改革的态度等许多问题。在论及土地国有化问题时他指出，劳农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知识少、眼界低的农民再次把土地私有化；论及农民态度则指出，政府对农民的处置抑制了富农的自主性，贫农在十月革命后获得土地，成为支持政府的重要力量。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兴起社会主义思潮、《新青年》日趋左翼时，居然注意到经济发展，尤其是当时中国不可能想到的电气化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邓生（1901～1930）翻译俄国电气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关于开发水利和在全俄各地建立电站的答问《劳农俄国的电气化》（9－3）。沈雁冰翻译布哈林《俄国的新经济政策》（9－3）文中称，“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我们从前的革命程序观念完全是痴人说梦。从前即使是最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为无产阶级只需抓住政权便可以充分管理生产机构了。但经验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每次革命包含一次复杂的社会改组。而无产阶级革命所包含的社会改组，比过去的中产阶级革命所包含的要复杂得多。无产阶级革命不单需要人民抓得政府而改组之，并要去抓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机关而改组之，并且更为重要”。如此客观说明苏俄发展经济的文字，当时中国罕见，后来中国也不多见。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追求个性解放年代，使得苏俄妇女解放和婚姻制度改革问题，成为《新青年》又一个关注的方面。李汉俊翻译的Lincolin Eyre之作《苏维埃共和国的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8－2），介绍苏维埃政府在婚姻登记制度的人性化、产妇保护、育婴福利、儿童培养等情况：“布尔什维克既努力于人类的改良，又不忘记科学。不但没忘记，他们还把它与公民教育和公共健康一样的看待。科学家，无论他们如何反对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受到最大的尊重。”而震瀛翻译的《俄国与女子》（8－5）作为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介绍女工代表大会的构成（包括行业代表和党派代表）；苏俄新政府让离婚手续更为便捷而真正实行婚姻自主、男女平等；批驳西方关于苏维埃政府把女子收归“国有”或“公有”、虐待妇女等舆论；帝制时期连上流社会女子也不能介入社会政治，而二月革命后妇女解放，改变了这种状况；女子能从军并在军旅中建功立业和接受教育；十月革命后女工在家庭和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和解放。有趣的是，李达所译《劳农俄国的结婚制度》（8－6）和《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9－3）分别补充说明了妇女革命、母亲和儿童保护、婚姻制度等问题，如新政府虽推行放松结婚和离婚制度，但办理婚姻的机关并未出现应接不暇的状况，如此结果得于新婚姻法承认男女恋爱属于私事、排除宗教对婚姻的干预，还附录了苏俄婚姻法主要条款，对比苏俄和日本的婚姻法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个根本的相异点在于，前者以金钱为本位，后者以人为本位”。这些连同李达所译的要废除一切歧视妇女之法规的《列宁的妇人解放论》（9－2），让倡导男女平权的中国得知了苏俄妇女解放和婚姻革命情势。
由于《新青年》编辑队伍多为知识界名流，关心苏维埃新政权的文化发展和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了。李汉俊翻译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和红十字会秘书洪福利（Wilfred Humphries）的《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8－1），如是解释了苏俄文化困境：“（过去）在彼得堡数月所看的歌剧，比我有生以来看过的还要多。在莫斯科每天晚上看见妇女们出入剧场”，进入革命和战争以后，许多人就失去了平静生活，政府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强行干预，大家还是很配合的，以至于知识分子很疑惑这样情景，“资本家问士兵，‘你们为何不信任受过教育的人来指导你们，反而信任那个德国委员会的列宁？’士兵答曰，‘我们是愚昧者，不晓得什么，但有一桩事我们知道，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常常欺瞒我们’”。而震瀛译自《苏维埃俄国》的四篇文章提供了另外的情形：《文艺与布尔塞维克》（8－4）和《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8－5）用苏俄新政府变皇室和许多的贵族庄园为收藏历史文物或艺术品且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以及出版及艺术创作照常等资料，反驳诋毁苏维埃政府破坏艺术和文化遗产的舆论，说明布尔什维克不是阻碍世界文明的生番野人，而《赤军教育》（8－4）和《俄国的社会教育》（8－5）分别介绍苏维埃政权中军队教育情况、列宁之妻克鲁普斯卡雅作为苏俄社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所发布的社会教育情况。其另外三篇译文《俄罗斯的教育状况》（8－4）、《革命的俄罗斯的学校和学生》（8－4）、《苏维埃的教育》（8－4）等，分别介绍小学生入学情况、新政权下速成教育和义务教育及劳动教育、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发展平民教育报告等。而杨明斋所译苏维埃年度公报《苏维埃平民教育》（8－2），突出苏俄新政权在改造旧式教育、发展平民教育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大学改革等方面的创新、业绩。
要说明的是，该刊译介苏俄问题的文献很有召唤力，得益于张尉慈、李汉俊、杨明斋、陈望道、周佛海、李达、震瀛等译者、作者，是他们的世界眼光和热诚促成了如此选择。以一人翻译22篇的东莞人袁振英（字震瀛）为例就能说明问题。他幼年受业于曾中过秀才的父亲的私塾，1905年废科举后随父来到香港，先后在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就读，迷恋上无政府主义及其理想社会（“无治主义”），毕业时回内地投考北大并于1915年进入其西洋文学系。大三时，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震瀛作为班长，意外成了杂志作者，处女作乃翻译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女士的《结婚与恋爱》（3－5）；胡适策划《新青年》“易卜生专号”时（1918），震瀛受邀提交了影响力至今不减的《易卜生传》。这意味着，日后对苏俄问题的关注，不囿于苏俄意识（该刊刊出以袁振英为作者名的许多文章），由此他既能注意到罗素积极评价苏俄的文字，又能看到对罗素的不同批评，如翻译《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8－4）（批评罗素游历苏俄五周多，且不懂俄语和东欧俄国之实情，如何可能正确知道苏俄这么大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还译有罗素对高尔基矛盾印象的《罗素和高尔基》（8－5）（高尔基身体强壮、步行不倦，却对新俄国很失望，发表许多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文字），更译有《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8－4），“罗素带着共产党的眼光考察俄国。他见共产党已实行，但有些误会——对共产党实行的法子，不大表同情。提出许多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地方，是没有民主选举的方法，也有对待国家的管理。罗素一定是受了各处资本家和帝制派所载新闻的影响……罗素虽是无心之矢，但已铸成大错。我们从前以为他是天上人，经历人生许多污浊的奋斗，完全同大多数庸俗的公理相反，结果却说出这样的话，‘若我们继续拒绝和平与通商，我也不以为布尔什维克政权会坚持不下去。俄国将忍苦耐劳于来日，如过去数年一般。俄国人习于劳苦，西方民主没有一个及得来；他们能在我们所不能忍耐的情形下生活工作。’”尤其是翻译丹麦著名学人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的《俄罗斯》（8－6）——介绍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国际社会反应，“反应是无意识的，全由恐怖而发生，他们担心革命的思潮由俄国传播到欧亚。这种同盟性反对革命俄国之事，类似于过去欧洲联合起来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法国革命之理想输入保守的德国，德国人只采用那些适用于他们的政策，贵族还是保守他们的财产。欧洲各国如能容许俄国自由处理各事，而俄国人对于欧洲各国和平待遇，使各国也可以平安地处理自己国内的事情。历史上许多经验，凡一种政治运动，各国不加干涉，自然日趋于和平，摆脱暴乱，由内部发动起来，达到一定程度，适宜于联邦各国的关系”，欧洲各国干涉苏俄内政，“已有六年战争，应该取消封锁政策，同谋和议。这不单是人道的理由，亦为欧洲各国的利益”。可以说，只有世界眼光和历史意识，方可写出如此论述；亦只有世界意识，方可发现勃兰兑斯这样的批评家及其关于俄国问题的论述。
《新青年》所创“俄罗斯研究”，迅速带动了对俄国问题关注之风潮。1920年代初许多报刊大量发表关于苏俄问题的意见，如《妇女评论》（2－2）刊瞿秋白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曙光杂志》（2－1）刊王统照的《新俄罗斯艺术之谈屑》和《罗素游俄感想之批评》、宋介的《彼得格勒之粮食的分配》和《俄国之女劳动家》及《赞列宁》（2－2）、睛霓的《苏维埃俄罗斯的现在》（2－2），《今日》杂志（1－3）刊程天山的《俄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和王中君的《托尔斯泰的哲学》，《解放与改造》杂志（2－15）刊福同的《苏维埃俄国之妇女与儿童》、沈江的《克鲁泡特金之社会思想研究》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且，还不只是关注信息，更培养了社会对苏俄的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十年，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北斗》1932年第2卷第2期）中坦言：“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骗得太久了。十月革命后，他们总是说苏联怎样的穷下去、怎样的凶恶、怎样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石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吗？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没有炸掉么？文学家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格拉特科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么？”对有人说苏联购物排长队，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受帝国主义压迫，物品不足是正常的：“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知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名记者告诉我。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吗？你不去打他，成功就早，阶级消灭得也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自然排长队是一时难免的……我们不受骗了，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他说着怎样甜腻腻的话，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三
实际上，经由《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更深刻变化的，是在把俄国文学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苏俄问题乃世界上最重要问题之同时，也改变了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认知方式。曾留学日本的周佛海（1897～1948）在《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8－5）中声言：“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良药。恐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良心上也是承认的。不过，尚需讨论的是中国于最近的将来能否实行社会主义。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出版物的气概”，“罗素来中国以后，谈社会主义，一定会加大勇气。那晓得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罗素有‘中国须发展实业，振兴教育’这两句话，反引出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是以中国现在宜发展实业、振兴教育，不宜谈社会主义为论据的”，但对欧洲尤其是苏俄社会主义趋势和中国贫富悬殊现象，他认为中国虽没有资本家阶级，却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和资格。虽然其论述有知识上的不足，但因“苏俄”视野的介入，道出了一种新鲜的社会主义判断。与之相当，湖南岳阳人李季（1892～1967）这位1918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1920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留学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1924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人，其《社会主义与中国》（8－6）中则明言：马克思去世不过38年，俄国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有4年，并取得可观成绩，西洋社会主义由留日学生间接输入、留法学生直接输入，辛亥革命后，社会主义运动消退，十月革命后又有人注意到社会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重新盛行，虽然真正认识社会主义者甚少，但不影响人们信仰社会主义，作为和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消费等不同的现代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发展多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工人高强度作业和贫困，农民田产极少，这与俄国相当，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不必再发展让更多人痛苦的资本主义。
而经由苏俄中介讨论社会主义的趋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已显露出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第3册，1918年）称，“俄国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十月革命周年后他发文《Bolshevism的胜利》（5－5），在世界民主革命潮流下查考布尔什维克革命，根据苏俄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柯林泰（А．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答英国记者问解释何谓布尔什维主义，即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即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革命，以图打破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障碍，“全世界无产阶级拿起他们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个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布尔什维主义虽为俄人所创造，但其精神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的，毋宁说是列宁的；是李卜克内西的，是马克思的”，“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是年11月末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5－5）同样称，“1789年法国革命是19世纪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世界”。这并非李大钊一厢情愿，蔡元培在给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写序言（8－1，1920）中同样解释说：“西洋社会主义，二十年前，始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于《新世纪》周刊上。后有《民声》周刊介绍。俄国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报月刊上常见这一类题目”，由此改变了中国固有的社会主义⑦。
的确，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更热心于译介马克思主义，以至于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6－5）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专号：开设“马克思研究”栏目，发表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福建人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推出一系列后来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典文献，如毕业于北大经济系（1917）并于英国和德国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刘秉麟（1891～1956）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6－5）（上）、曾留学柏林大学的北大教务长顾兆熊（1887－？）的《马克思学说》等一系列文章。而且，这些篇什与苏俄十月革命不无关系，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6－5）中声言：“自俄国革命以来，几有‘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之势，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极其贫弱，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不是绝无裨益的事。”可见，知识界改变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苏俄社会主义成为潜在的或公开的参照系。在李达的《马克思还原》（8－5）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在俄国完全实现了，但还有许多人怀疑，实在有解释的必要，特意作文”，以解释何谓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不过，马克思主义发展到苏俄，实行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其实是马克思所倡导和主张的，毋须担忧；马克思既是理论家又是实干家，“列宁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简明地彰显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诸如此类的论述，在后来中国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如影随形。
当然，因苏俄社会主义之引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论战的复杂性亦加剧：其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声音。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8－4）作为对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强调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贫困、“增加富力”，即经济的重要性；介绍周恩来和朱德入党的介绍人张崧年（1893～1986）所译罗素《民主与革命》（8－3）主张，“自由、民治、平和、生产效率的增加、经济的公平，只有世界的社会主义才能做到。据我所见，没有别的法子能做到……将来做得到这些或做不到这些，却要看那先驱者之态度如何、奋斗的勇气如何、胜利者的性情如何”；曾在北大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的李大钊，其《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8－4）深刻辨析唯物史观说，它包括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等，“社会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变动，勿需人类的活动，而坐等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听天由命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恶影响。这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同样，周佛海的《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9－2）等有类似观点。其二，推崇“革命”社会主义的声音更甚。同一个陈独秀，把《马克思学说》（9－6）简化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其《民主党与共产党》（8－4）认为，“民主主义乃资本阶级在从前拿它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度，就是现在我们绝不能反对。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既不能代表封建主义，也不能代表劳动阶级的意”；类似的还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疑梁任公》（9－1）、高一涵的《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9－2）、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9－2）、成舍我的《无产阶级政治》（9－2）等等，这种看重马克思主义革命性诉求的情形在后来演变成浩浩荡荡的潮流。
《新青年》如此倡导马克思主义，促使知识界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过程中尤其关注苏俄社会主义问题并将其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С．Т．及时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用对话体讨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意义及其问题的《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9－6）；复刊后的《新青年》第1号（1923年4月）为“列宁专号”，刊发陈独秀的《列宁主义与中国民主运动》、瞿秋白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等。同时，加剧了知识界对苏俄社会主义的认同：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写发刊词《短言》说，“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他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国正是这种方法最大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列宁五十寿辰之际，《苏维埃俄国》推出《列宁专号》（8－3），震瀛择译（George Lansbury的《列宁——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该文描述道，“各国政治家，没有一个像现在俄国指导者的智能、忠诚和刚毅。我和他初次相见，便能肝胆相识：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生活简朴，没有佣人、只有一个秘书，“他的宗旨是，能知必能行。他言行相符。他在内阁开会时，态度非常冷静，很像一个临死的人。虽然他是这般的温柔，但到了必要的时候，必然要愤怒”，“有许多人以为我在俄国日子很久，一定知道其中很多残酷的事情，这是很不对的。我曾遇见一个牧师，他告诉我列宁是极力保持秩序的人，并肯负责任。他非常赞赏列宁的为人。他讲英语，非常娴熟，我们可以自由言谈”。如此领袖形象，使列宁很快成为中国最为知晓的国际人名：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发刊词说，三年前中国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现在北大进行“世界第一伟人”民意测验，497张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第二位的威尔逊仅得51票；列宁去世（1924年1月24日）再次引发中国关注列宁，恽代英的《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中国青年》第16期）塑造了一个有知识、有能力、有品格的革命家和学者列宁形象；3月16日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集会追悼列宁，李大钊发表演讲《列宁不死》；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陈独秀的《列宁与中国》（《向导》周报第99期）塑造了一个同情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形象。与此同时，胡愈之在《东方杂志》连续发文《列宁与威尔逊》，披露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及巴黎和会如何成为谎言，介绍列宁如何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在对比中张扬列宁的伟大。
可以说，《新青年》及其倡导苏俄式马克思主义，促成了无政府主义趋于式微、自由主义发展之不足等时代潮流，哪怕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专门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有70多种（如《劳动》、《进化》等），但知识界契合了《新青年》呼应，不少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919年4月10日至26日渊泉在《晨报》上连载《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发表《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含义，是年5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并连载《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表明“吾侪固深信马氏之学说，乃现代万恶社会之唯一疗法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热潮，加速无政府主义退潮、改变了社会主义及其讨论方式，使来自法国或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让位于来自苏俄或经由日本中介的苏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也发生着激进化的变化，情形如易嘉（瞿秋白）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北斗》1932年第2卷第2期）所说，“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光荣的五四革命精神，已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五四遗产是对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主”，这种极端观点依据的却是列宁对俄国1860年社会解放运动的评价，并认为五四一些知识分子和当时俄国西欧派相似。
总之，《新青年》所倡导并身体力行去译介俄国文学，把苏俄及其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国际因素，从而推动了五四知识分子建构更有直接效益的国际视野，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邵力子等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张东荪等主编《时事新报·学灯》等副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等周刊，《少年中国》、《新潮》等杂志无不发生了这样变化。由此，影响了中国认知世界思路之变化，即从发达世界寻求文化资源，转向直接从苏俄搬用思想和方法；同时，胡适之《新思潮的意义》（7－1）所说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倡导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估不是破坏），很快被对苏俄的强烈认同及其所激发的革命热情、反传统情绪等所淹没，哪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7－5）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反思，“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除去旧宗教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构国际视野的立足点之转化，显示出中国知识界认识世界思路的变化，即从关心发达的世界转向关注反对西方和资本主义的苏俄，促成了长盛不衰的俄国文学和苏俄问题热；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导致科学和民主吁请之衰微、反帝和反资声浪之高涨，更关心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冷静检讨中国文化结构的症结问题。
注释：
① 据笔者统计，翻译文字占40％，关于俄国的篇章则过半，中国作者撰述文字也有不少涉及俄国。
②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61页。
③ 《文哨》创刊特大号，1946年5月4日。
④ 参见《时代》周刊1946年第23期。
⑤ 1920年5月11日—6月16日随英国劳动代表团访俄。在苏俄看来，该团和苏俄共产主义休戚相关。实际上，罗素说“我们此来，是欲尽我们的所能，求出俄国的情形和俄国政治的方法”，外加罗素不是代表团正式成员而有些个人自由，分别访问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些城市。
⑥ 哈德曼（Jacob Wittmer Hartman），以及时翻译介绍苏俄革命和战争而著名，1918年在密歇根大学的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Lewis Corey选编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著有长文《苏维埃俄国：苏俄政府机构的官方机关》等。
⑦ 《论语》曰，“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周礼》曰，“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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