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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改制始祖复出
在蛰居了两年之后,广东华帝集团的老板复出了。
这一天是2001年11月28日,距离这家民营企业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战略刚过两年。
两年前,当华帝的七位老板齐齐从公司经营层退出的时候,媒体曾这样评价这家民营企业的行为———“中国民营企业创始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血缘纽带,被华帝生生斩断了。”两年之后的今天,华帝却以老板的复出延续了曾经被“生生斩断”的血缘纽带。
老板的复出是从华帝的成功改制开始的。
改制之前,广东华帝集团的股权结构一直保持着7位创始人分别持有公司10%的股份、其余30%的股份由政府持有的状态。因为“股权高度集中”,这种股权结构被华帝认为是一种“需要改变”的股权结构,而改变的方向则是“股权改造、引入新的投资伙伴、增加自然人股东”。
11月28日,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召开成立大会,公司方面声称华帝公司已经成功转制。前身为中山华帝燃具有限公司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由3个公司法人和3个自然人股东组成。其中第一大股东为九洲燃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股份公司50%的股权;第二大股东为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7%;华帝集团公司为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8%;3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总量为5%。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变动是已经退居二线的老板的复出。在股份公司创立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董事会根据决议聘请黄启均出任股份公司总经理,黄是华帝集团公司的七位老板之一。而两年前作为“两权分离”的标志而被送到前台的华帝集团总经理姚吉庆并未顺理成章地出任这一要职。
改制之后,华帝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7000余万元,净资产约2700万元;而新成立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逾3亿元,净资产为5360万元。改制后,原华帝集团逾90%的员工被安排到股份公司上班。
华帝方面用了诸如“两权分离的深化”、“实现了历史的飞跃”这样的词句来评价本次转制。
为什么改制?
对于出资人来说,企业只是一种盈利工具。两年前,华帝的七位股东之所以选择了职业经理姚吉庆作为公司经营层的最高首脑,是因为他们清楚姚吉庆比他们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将使他们的资产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理性的。两年前,当华帝的“两权分离”正轰轰烈烈的时候,媒体对七股东之一的黄启均曾有如下描述:
“高中毕业的黄启均是7位老板中最年轻、学历最高,并惟一以技术入股的一个。他直言自己已经‘江郎才尽’。自创业之日起,7位老板一直是亲临一线,分头执掌华帝的管理、销售、人事、财务大权。7年下来,尽管华帝一直在赚钱,但发展速度却从前些年的50%下降到10%左右。‘显然,企业已经出现了问题’,黄启均认为,主要原因是家大业大之后,7个人都比以前懒了、麻木了。黄认为这种惰性的形成与民企的机制有关,‘责任不能落实,监督就很难到位’。黄启均说:‘人们常常批评民营企业决策拍脑袋,但不拍脑袋又能拍什么?我们先天不足,后天又补不够。这样思考下来不如干脆退下来,让贤!’”
事实上,这种思考不仅属于黄启均,华帝其他的出资人也有同感。
事实证明,当初华帝老板们的决策是英明的,姚没有辜负华帝董事会的厚望。两年后,姚吉庆交出了一份很像样的答卷———2000年,华帝公司销售额比改制前的1999年增长15%,连续6年蝉联中国灶具销量第一;燃气热水器增长率高达40%,进入行业前五名;烟机进入行业十强。在市场竞争激烈,燃具行业普遍不景气的2001年,华帝集团的灶具和燃气热水器仍然分别实现了15%和20%的增长,而烟机更是出现了百分之百的增长。
由此,华帝集团董事会对姚吉庆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董事会所有成员对姚吉庆总经理的业绩十分满意,认为他在营销、品牌、管理、技术上都使华帝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今天‘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改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决定由出资人自己经营还是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问题上,最简单的判断是看谁更有可能将企业变成盈利工具,除此以外的评判标准都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非理性的因素。以华帝七位出资人的高瞻远瞩和人品,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华帝集团董事会全体成员对姚评价的真实性。事实上与姚吉庆所做出的业绩相对照,老板们对姚吉庆的评价是公允的,甚至带有某种感激之情。但问题在于董事会对姚吉庆的评价愈高,人们就愈难理解老板的复出和姚吉庆的落选。
据说,当初华帝集团对姚吉庆出任的总经理并无任职期限。董事们这样表示:“不设期限,既有避免产生短期行为的考虑,也是一切以业绩为考核标准的反映。总经理业绩糟糕,任何时候都应该下课;总经理业绩良好,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下课。”
如果真的以这样的要求来审视此番华帝的改制及相关人事安排,将不可避免地发现疑问。既然董事会所有成员对职业经理姚吉庆十分满意,为何股份公司选择了老板的复出?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老板的复出?
血浓于水
姚吉庆不兼任“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的公开原因是———根据“三分开”(指在管理、财务、办公方面,控股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分开)的原则和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控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不宜担任股份公司的高层职务”的规定。但是,将华帝集团公司当作控股股东,这一说法其实相当勉强。
事实上,在华帝改制成功后,华帝集团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权比例仅为18%,在股份公司三个法人股东中,华帝集团这一持股比例是最低的。而董事会的表述却是“华帝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共持股68%,仍成为控股股东”。在这一表述中,董事会方面如果不是无意疏忽,就是有意模糊了“关联公司”的真实身份。这种有意模糊,抑或无意疏忽事实上可能体现了一种特意的安排。
其实,这家“关联公司”才是真正的控股股东。该关联公司全称是“九洲燃气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新设立的股份公司50%的股份,出资人即为华帝集团的七名创始股东。出任股份公司总经理一职的黄启均亦承认自己是九洲公司的董事。记者曾就华帝集团在股份公司的股东地位询问黄启均,黄的回答是,“你要说它是第三大股东,它就是第三大股东。”
由此看来,姚吉庆之所以不符合任职条件,完全是因为董事会在姚身上刻意安排的“控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华帝集团实际上背了“控股公司”之名,却并无“控股公司”之实。当董事会有意将华帝集团和作为“关联公司”的九洲公司合并起来的时候,华帝集团就成了股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成了控股股东。当将两者分而视之的时候,华帝集团只是股份公司股权比例最低的法人股股东。与姚吉庆相比,真正具有“控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身份的应当是以九洲公司董事身份出任股份公司总经理一职的黄启均。
事实上,这种煞费苦心的人事安排还有更深意义的考虑。按照相关法律,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为保证连续经营,股份公司主要领导人应当保持稳定。华帝董事会显然清楚这一规定,股份公司总经理黄启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我们对规定的理解是———总经理三年内不得有变。”
华帝董事会承认,股份制华帝正在寻求上市。毫无疑问,企业的上市辅导期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新设立的股份公司经不起任何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折腾”。在这一时刻,必须将企业完全置于控股股东的掌控之下。显然,这才是华帝老板复出的真正动因。
姚吉庆没有下课
在华帝尚未透露转制成功的消息之前,网上已经有传闻称“姚吉庆下课了”,甚至一些媒体也把董事会未选择姚吉庆出任股份公司总经理简单地说成“姚已经下课”。事实上,这一说法无论对华帝集团、华帝股份,还是对姚吉庆本人都是不公平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姚吉庆获得了董事会的高度评价,且继续留任华帝集团公司总经理一职。这种安排怎么能说成“下课呢”?
当然,因为在资产数量和员工人数方面,华帝集团与新设立的股份公司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种安排让人明显觉得———在华帝董事会看来,姚吉庆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尽管华帝董事会不承认,董事会甚至认为“一定意义上说,姚留任集团总经理,担子更重、挑战性更大”,但这种说法显然因为过于牵强而招致多方质疑。12月7日下午,华帝董事会方面专门安排了包括股份公司董事长黄文枝、总经理黄启均、华帝集团总经理姚吉庆等在内的相关人士与媒体的见面会。显然,这不是一次愉快的见面。在华帝高层通报情况后,媒体的尖锐发问接二连三。
记者:为什么董事会聘请华帝集团的董事黄启均为股份公司总经理,而不是姚吉庆呢?
黄启均:我想,董事会聘请我当总经理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我在两权分离之前,担任公司营销副总,对企业经营非常熟悉;二是在两权分离之后,姚负责企业日常经营运作,而我进行企业的资本运作,即为股份制改造和争取上市进行前期筹备工作,比较专业。
记者:股份公司是华帝集团的核心,
姚留任集团总经理而没有出任股份公司总经理是否有被架空之嫌?
黄启均:华帝燃具虽然是华帝集团的核心业务,但非惟一业务。作为集团公司,在原来子公司、分厂的基础上,肯定会发展第二核心业务、第三核心业务,甚至会进入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行业。所以,姚留任集团总经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担子更重、挑战性更大。
从现状来看,华帝此番的改制很有可能再次被媒体定性为资本和职业经理人的冲突,但以这一方式来诠释华帝变局显然过于简单。当记者要求留任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姚吉庆评价自己两年来在华帝的业绩时,姚吉庆表示,自己的最大功劳在于帮助华帝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这一关乎民企寿命的根本制度,而其它的业绩都是这一制度的衍生品。
姚吉庆没有攻击华帝的老板,他说:“我尊重资本的一切意志。”姚甚至说,因为两年前华帝的“两权分离”,自己才获得了一个展现才华的平台,为此他永远感谢华帝的老板们。姚还说,因为“华帝现象”他已经不仅仅代表他自己,“现在,我必须为中国职业经理人而战。”
当一种全新的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习惯了固有思维的人们肯定会有某种不适。华帝老板在角色定位上的摇摆折射的也许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不规范到规范道路上心态的矛盾和彷徨。
“在这样一个时刻,你怎样评价老板事实上的复出?”记者这样问姚吉庆。“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办?”姚吉庆反问道。事实上,几乎所有记者都带着和姚吉庆一样的问题离开广东中山小榄镇———一座两年前因为一家民营企业实施“两权分离”而引发广泛关注的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