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束手稿的哲学地位——读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地位论文,哲学论文,读广松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使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全貌，尤其是双联页排印的方式，以及对各种版本差异的边注，对于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史，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理论贡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原生形态，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珍贵资料。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一书名是马克思1847年4月给某一报刊写的预告中第一次出现的。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二卷本，即第一卷批判德国哲学，第二卷批判德国社会主义，也不是最初的形式，而是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对全书结构进行调整的结果。这次调整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一次实质性升华，没有这次升华，也就没有现在的第一卷第一章，亦即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系统的正面阐述，因此深刻地理解这次调整，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次调整的全部文本就体现在广松所说的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中，本文重点论述小束手稿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小束手稿的诞生
广松认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是由两部分手稿构成：一部分称为大束手稿，共有17张大纸，即恩格斯所编的第6—11、20—21、 84—92张大纸，由于每张大纸由4小页构成， 马克思以后根据需要又对小页进行了新的编码，编号为8—72页；另一部分称为小束手稿，由7张大纸构成，其中5张，恩格斯用1—5号标示，另外两张没有编号，广松用｛1？｝｛2？｝进行标示。 广松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构架是恩格斯的编号所示的结构，第二构架才是马克思的编号所示的结构，小束手稿是为完善第二构架而对原手稿所作的补充，这一点对于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史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顾锦屏、柴方国在《国外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的介绍，英格·陶贝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确定的MEGA2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工作组专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确没有打算专门设一章来批判费尔巴哈，他们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主要是结合对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的批判展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过程中正面论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观点单独编成一章。”[1]（P20） 我认为这一推断或结论是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萌生系统地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计划，时间可以确定为1845年春，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当1845年春他（指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紧接这句话，马克思说：“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印付。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不难看出这个计划就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现在的问题是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是否包含用专门的一章来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呢？应该说没有，这可以从恩格斯编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构架看出来。因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大束手稿由三部分构成，根据陶贝特的研究，恩格斯所标示的第6—11张大纸，“原先是批判鲍威尔那一章的内容， 是在评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宗教时写成的。流传下来的手稿的内容主要是对‘未来哲学原理’的批判。”第20—21张大纸“原属于‘圣麦克斯’章‘教阶制’那一小节的内容”，马克思在确定写作《费尔巴哈》章后，才把它抽取出来并在边上标明“参见前面第XX页”，后改为“见前面费尔巴哈一章”。第84—92张大纸，“原属于‘圣麦克斯’章‘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那一节的内容”。[1]（P21） 正是由于要写作《费尔巴哈》一章，才分别把它们从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章节中抽取出来，目的是想集中公开阐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以划清与德国流行哲学的界限。也就是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构架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开始单独批判费尔巴哈并系统亮出自己观点的打算。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系统批判费尔巴哈并公开系统亮出自己观点的呢？“大概是在快写完‘莱比锡宗教会议’第二部分‘圣麦克斯’时，很可能是在写‘我的权力’一节、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这一节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拟定了‘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框架，想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连同对唯物史观和黑格尔以后全部哲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有关论述，写成绪论性的一章，即‘一、费尔巴哈’。”[1]（P19） 时间应该在1845年11月底12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萌生系统批判费尔巴哈并亮出自己的唯物史观的呢？
当马克思还是一个“费尔巴哈派”的时候，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1842年11月，马克思就认识到“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费尔巴哈的要害是不识人间烟火。所以在1843年10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2]（第27卷，P436，P442～443）
1844年11月，恩格斯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批判了施蒂纳的“边沁的利己主义”后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从这里上升到‘人’。”[2]（第27卷，P13） 显然1844年，恩格斯在主要的路径上也表明了与费尔巴哈的分歧。
1845年春，马克思在他1844—1847年笔记中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是即便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决心以专门的一章批判费尔巴哈，然而到1845年秋《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出版，情况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思想的清理，起始于1844年2 月公开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三篇重要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犹太人问题》（针对鲍威尔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8月，马克思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期间，收到鲍威尔主编的第8期《文学总汇报》，上面载有一篇针对马克思的文章《1842年》。8月底，恩格斯到巴黎， 马克思决定推迟《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并与恩格斯一起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其结果就是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1844年10月底，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莱比锡出版，对于这种“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的利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决定给予坚决的批判。[2]（第27卷，P12） 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施蒂纳的篇幅占了十分之七，就是证明。
1845年10月，《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在莱比锡出版，加速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鲍威尔、施蒂纳的步伐，在这期季刊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另一篇是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两篇论文都以强调了人的个体性而宣称克服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对各种批判提出反批判。
鲍威尔从人的自我意识出发，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类”或者“人的本质”同样是绝对之物，是“某种无法达到的、无法理解的、无法接触的、神圣的、超验的东西”，因此，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在这篇文章中，鲍威尔还首次对《神圣家族》做出评判，认为它毫无意义。鲍威尔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对费尔巴哈的教条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莫泽斯·赫斯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真正——完成者，他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而马克思恩格斯只不过是中间环节。鲍威尔、施蒂纳都以人的个体性——一个以自我意识为原则，而另一个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为原则——的名义谴责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用“类”压制个体，使人的个体性屈从于绝对之物，屈从于“类”，因而本质上没有脱离黑格尔哲学的根基。[1]（P16） 显然不从根本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已经不行了。
看到《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后，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社会明镜》上发表了一篇针对鲍威尔的文章《对鲍威尔·布鲁诺的反批评的答复》。[2]（第42卷，P364～367） 而在对鲍威尔的另一篇更详尽的批判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单独批判费尔巴哈的决定。陶贝特对此作了仔细的考证：“继这篇答复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一篇深入批判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现在保存下来的手稿有对开的六张和一个单页。从这些手稿来看，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是根据鲍威尔文章的章节构成展开的：费尔巴哈的前提；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特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宗教；费尔巴哈与‘唯一者’；费尔巴哈的一些结论及其与‘批判’和‘唯一者’的对立。”[1]（P18～19） 正是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思考，使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单独设立一章批判费尔巴哈的决定。
哲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步，谁不能唯物地说明“现实的个人”，谁就不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卢格，当然也包括与赫斯的根本区别，“出发点”、“前提”、“根据”之争，已成为当时哲学争论的焦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小束手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小束手稿的核心
在小束手稿广松标示为｛1？｝b－c的地方，即《费尔巴哈》章导言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由：“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就德国哲学以及意识形态整体]提出一些能揭示他们共同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3]（P9） 下面就是最重要的内容“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开始。
为了做到这一点，即为了系统“表明我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才决定把恩格斯标示的第6—11、20—21、84—92 张大纸的内容从大束手稿《圣布鲁诺》《圣麦克斯》两章中提取出来，构成第一章的内容，并把原来的写作计划由《圣布鲁诺》《圣麦克斯》《格拉齐安诺博士》《〈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修改为“一、费尔巴哈；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三、圣麦克斯；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四、‘格拉齐安诺博士’”。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使第一章内容更系统和完整，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上面三部分内容作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改，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最后由马克思对每一页作了重新编号（目前保存下来的有第8—35、40—72页，缺少1—7及36—39页），小束手稿正是这次增加和修订的最重要内容。
小束手稿由7张大纸构成，即恩格斯编的｛1｝｛2｝｛3｝｛4｝｛5｝及广松编的｛1？｝｛2？｝，由于第｛1｝张纸是对｛1？｝张纸部分内容的誊清稿，因此实际内容就是｛2｝｛3｝｛4｝｛5｝｛1？｝｛2？｝6张纸的内容。 尽管各个版本对它们的编排顺序有所不同，但内容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认它们在唯物史观形成史中的地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第一章是全书的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展示自己观点的第一个版本，内容极其丰富。从大束手稿转过来的三部分内容看，第6—11张大纸集中论述了实践与实践唯物主义、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分工异化与共产主义、市民社会、世界历史与两种世界观等问题。第20—21张大纸集中论述了分工与意识形态。第84—92张大纸集中论述了分工与工具、分工与现代社会、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共同体、共产主义、竞争征服与占领、分工与阶级对立、分工与人的发展、国家与法等问题。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内容统一起来，亮出自己的旗帜，划清与费尔巴哈的界限，并为以后的批判奠定基础。所有的思考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必须确立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是划清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形形色色“真正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根本原则，也是展开唯物史观所有以上重要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小束手稿的哲学地位正是由此而确立。
小束手稿｛1｝是《费尔巴哈》章的引言， 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小束手稿｛2｝是“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言，明确提出“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P10，P14） 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出发点。小束手稿｛1？｝在“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标题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前提问题：“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抛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P23）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现实的人”这一重要范畴，并从根基上划清了与德国哲学的根本分歧。小束手稿｛3｝｛4｝集中论述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第1卷，P68） 小束手稿｛5｝则再一次回到出发点问题。
在小束手稿的6部分内容中，我认为第｛5｝张大纸是最核心的内容，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连续4次强调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为了醒目，我将“现实的人”用粗体，以下同，笔者），并指出从“现实的人”出发对整个唯物史观的意义。我认为在这里所强调的“现实的人”，不仅是针对费尔巴哈，而且是针对当时整个德国哲学的，是从根基上对整个德国哲学作一次清理，因而本质上也是对实践唯物主义出发点的完整论述。
马克思首先指出人的现实性：“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P27） 这就把一切孤立、直观、非活动的个体研究方法请回了历史陈列馆。
针对一切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是这里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的。……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P29，P31）
有两种思考方法，“前一种思考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3]（P31）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要如此强调“现实的人”这一的根本前提和出发点？因为正是在这里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则分歧。思想、理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上，前提错了，那么结论也就错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鲍威尔从自我意识出发，费尔巴哈从非实践的人出发，施蒂纳从自私自利的唯一者出发，他们都离开了人的现实性，离开了人的现实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现实的关系，离开了人的现实的环境，因而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只有现实的人才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唯一能动的主体，“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费尔巴哈虽然把人确定为主体，但是却离开了实践、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费尔巴哈不能能动地说明历史的发展。正像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所揭示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里面发现了他在学生时代从唯物主义的始祖之一德谟克里特那里发现的同样的缺点：缺乏‘能动性原则’。”[4]（P145）
在紧接着的第｛6｝张大纸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就集中阐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以说明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物，不仅具有能动性，同时具有受动性，不仅是个体，同时也是整体，可以被思考之观念的总体。人不仅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同时人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正是在两种生产与两种需要的关系中，在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的能动性根源。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小束手稿的哲学地位，那就是以人为本，全面、明确、深刻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根据与出发点，奠定了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从而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创立；不仅划清了与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划清了与一切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界限；不仅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贯通和激活历史唯物主义一切其他概念、范畴创造了条件。这在马哲史上是第一次，在人类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次。马克思是用人的存在说明人的意识，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人的存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的最大的“物”，正是这个“物”，蕴含着历史发展的一切能动性根源，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诞生。
关于第一小提琴手
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文献学价值，但是广松涉的结论却不能为学人所苟同。广松涉认为“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发现此遗稿主要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笔。”因此，“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3]（P358） 这一结论过于粗率，正像张一兵教授所指出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谁创立的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要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笔迹来推断。”[3]（P15）
我认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应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时期以及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如果就最主要的观点而言，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不同的领域共同达到这一点的。1844年《德法年鉴》表明了大家的共识，马克思主要从法和哲学的角度（《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恩格斯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恩格斯的贡献：“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自从弗里德里希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2]（第2卷，P83） 1845年3月，马克思写下了《提纲》，恩格斯后来回忆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共同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2]（第4卷，P193） 这个观点恩格斯在1883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也曾提到：“到1845年春天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2]（第1卷，P232） 因此试图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笔迹来重新推断谁是第一提琴手的思路是不可取的。
即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不能轻易根据笔迹来断定谁是思想的第一发明者，因为写作分几个阶段，中间还发生过结构的变动和多次誊写，而原始的数据现在又很难考证。以第三章《圣麦克斯》为例，广松涉认为：“现存的第三篇手稿是以经过马克思的加笔、修改后再誊清的部分为主干，该最初的草稿是恩格斯按他的计划撰写出来的。”[3]（P352） 而根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确定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工作组专家陶贝特推测，“手稿最早是在1846年1月初开始写的，手稿主要出自马克思之手，篇幅也越来越长。”[1]（P18） “因为马克思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施蒂纳著作的结构写作的。”（注：这一风格与《神圣家族》一致，恩格斯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0页。）如果参照笔迹，目前第三章的笔迹是恩格斯和魏德迈的，难道凭笔迹就可以断定恩格斯和魏德迈是思想的原创者吗？
另外，根据马克思按第一章要求对原大束手稿中的内容进行重新页码编号，说明马克思在第一章的编写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是马克思把它们从第二、第三章中抽取出来，并纳入第一章。这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与出版中的角色定位是一致的，1846年8月1日《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为了把我编辑的和恩格斯等人合写的著作的第一卷手稿安全地带过边境，这个朋友在布鲁塞尔一直呆到5月份。……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5]（P8） 在这里，马克思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我编辑的”和“我的著作”，因此虽是一部合作的著作，但马克思起了主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恩格斯以他文笔的明快著称，在第一章中到处留下他的笔迹，他的风格也深深地促成了第一章的诞生，因此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有他不可抹煞的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随意更换“第一提琴手”。
根据顾锦屏、柴方国介绍，目前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1部分第5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文是按照如下次序排列的：
1.马克思《答布鲁诺·鲍威尔》
2.马克思《序言》
3.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
4.恩格斯、马克思《费尔巴哈》
5.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
6.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7.马克思、恩格斯《一、费尔巴哈。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
8.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9.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
10.马克思、恩格斯《莱比锡宗教会议》
11.马克思、恩格斯《二、圣布鲁诺》
12.马克思、恩格斯《三、圣麦克斯》
13.马克思、恩格斯《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14.赫斯（马克思参与）《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
15.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
16.马克思、恩格斯《〈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17.恩格斯：《卡尔·倍克〈穷人之歌〉》
18.马克思《四、卡尔·格委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
19.赫斯（恩格斯参与）《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
马克思在写作中的主导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1]（P26～27）
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在唯物史观的创建过程中，马克思起了更加主要的作用，是最高意义的“第一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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