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时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5-0001-10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如何进行恰当的自我定位。这无疑 将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任务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反思和自 我辩护的需要，也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使然。由于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本文主要旨在 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一、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实际地运思，已经建构起来了自己的哲学。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时 代背景下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如何做?
马克思曾经说过，作为体现着哲学体系进展的并作为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的“个别 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 [1](第259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今天，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双刃”的要求，这就 是一方面针对着时代和现实，必须同时代和现实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另一方面则针对着 它自身，即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对马克思的那句被人们援引过无数次的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真正理解和领会了吗?什么是时代?什么是时代精神?什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 所处的现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它的精华又应该是什么?马克思说过：“一个时代所提 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 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第28 9页)而“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第289-290页)。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的“问题”何在，它又是什么?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高潮到低落，这样一种历史命运值得深刻而冷静的反思 。这种反思必将构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无法逃避的任务。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之所 以遭受巨大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从哲学上说，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理论“基因”的层面上存在着某种局限；二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存在 着误解和误读的成分；三是我们在设计由理论到实践的中介环节亦即可操作模式时出现 了失误。当然，也可能是由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回避对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进行重新解读、重新认识、重新考量。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对 此，就连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今天的历史情境和人类的际遇都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因此，就有一个难以逃避的问题：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 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21世纪的人们，仅仅是一笔具有“思想史” 价值的历史遗产，还是一付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回答都是否定的。一个沉重而有 趣的事实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曾经陷入过经学化的误区，但同时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文本却又存在着种种误读的地方。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富有讽刺意味的，也是 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践悲剧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时代是否还有足够的回应时代的能力?这是许多关心马克思主义哲 学历史命运的人们无法逃避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还是反对者都必须对此 做出表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诞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存 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衰竭， 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像才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 ；它是不能扬弃的，因为产生它的环境还没有被扬弃”。[2](第28-29页)应该承认，萨 特的话是不乏其洞见的，尽管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更具有说服力。大约20年后 ，美国思想家罗·海尔布隆纳在其《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的导言中追问道：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著作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竟然还有这样大的魅力，其原因何 在?或者，如人们经常提到的情况：自马克思从事著述的时代迄今，世界已变化得几乎 无法辨认了，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马克思请教，以获得洞察当代事务的眼力?”[3](第1 77页)因为对一切前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思想总是具有其固有的批判力和反思的性质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也就是他所谓的“哲学的实现”；而马克思说过：“哲学的 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1](第258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完 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退出历史舞台。
看看今天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超越马克思的哲学睿智和历史洞见吗?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见了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他提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 变”思想就蕴涵着20世纪全球化的内在规定性。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雇佣劳动同资本的矛盾关系表征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 这一点后来为依附理论所充分揭示。而有关这一趋势的思想，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就已得 到过透彻的表达。伴随全球化而出现的全球性问题这一系列人类生存困境，其出路何在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及其解决的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是历史展开并完成自身的必要方式和环节，但它 却不得不完成“非人化”，这就是马克思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辩证法。 它一方面肯定科学技术的历史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带来的异化和负 面后果采取扬弃的态度。这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历史命运，也同样提供 了思想坐标。
我们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教旨主义”者，我们必须也只能立足于现时代，这 就是我们的此在性，就像当年的马克思不可能超越他所属的那个时代一样。我们正在创 造着历史，历史又反过来铸就了我们的“此在”。它使得我们有机会站在今天的历史高 度上去重新看待和解释马克思，在继承马克思的同时又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从而真正实 现坚持与发展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诚然，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无论是成功 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离开了实践和时代的基础， 就将丧失其生机和活力；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 导，也将迷失正确的方向。正是在这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中，一方面成就了理论(在实 践的运用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成就了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沿着正确的轨 迹前进)。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生命力只能是通过我们在自己实践基础 上的不断建构而展现出来的。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所提供的乃是智慧而非知识。它教给我们的决不 是一堆没有生命的知识，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学习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 候，有的人往往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地归纳为几 个概念、几组观点、几条原理，甚至只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到处套用，似乎只要把它 们记住了、背熟了，也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到手了。殊不知，即使我们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条文倒背如流，也并不曾同马克思“照面”。因为这种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做 法，同马克思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格格不入和南辕北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一种 思想，就像练习游泳一样，即使把游泳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下水后照样会被淹死。重 要的不是怎样“说”，而是怎样“做”。在马克思那里，“做”除了指他的革命实践外 ，还应该指他的实际地思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窍门”，在于遇到问题能够像马 克思那样去观察、分析、思考，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这才是“神似”而非“ 形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样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 我们的本己之物，而非形式和标签。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拘泥于“形 似”。所以，学习马克思，重要的不是他的个别结论，而是他的思想过程和思维方式。 我们借助于马克思的词句而又超越马克思的词句，才有可能“得意忘言”，把马克思的 真本事学到手、学到家。这无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从以往我们对待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态度所得到的教训而言，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
了解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前提，更高的要求应该是学 习马克思的运思方法，即不拘泥于和停留在他的种种结论，而是学习他在遇到问题时所 采取的反思方式。这样才能触及马克思思想的实质。马克思所针对的事实和问题可能会 过时，但他所采取的思考方式却不会过时。因为随着时代的迁移、时过境迁，我们面临 着全新的历史情境，又怎么能够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境呢?面 向实践的开放性，决不是为了摆脱困境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 在生命本身的要求。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研究范式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有一种被“边缘化”的焦虑，甚至存在着争取“话语 权”的冲动。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客观的方面之外，无疑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自身的方面。检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些问题，乃是 摆脱边缘化命运，重新拥有话语权的重要前提。因为正是这个方面才是真正的内在原因 。笔者认为，相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建构起属于 自己的独特研究范式。这是走出目前研究困境的一个必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研究范式?如果有，它又是什么或应该是 什么?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命运。
所谓研究范式，就是为研究者所普遍地自觉认同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它具有辨识 作用、范导作用、整合作用、评价作用和自我批判作用。与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 哲学也应具有自己所特有的研究范式。其实，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就已经 奠定了研究范式的基础。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回到人的“此 在”性，扬弃了一系列在旧哲学中存在的二元分裂和外在对立，从而体现了“合题”的 取向。它找到了实现这种扬弃的逻辑基础和历史基础，这就是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 亦即人的现实存在之表征和确证的实践。这是马克思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我们需要认 真对待并用心继承。
第一，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极对立。事实上，马克思从未企图拒绝哲学，因 为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乃是人的命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因为，只消我们 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4](第359页)所以，“人”“这个‘亲在 ’在‘在者状态’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乃本体论地‘在’”[4](第361页)。对哲学 本体论的拒绝，其虚妄性在于它无视人的宿命，不论这种拒绝是以“科学”的名义(譬 如像逻辑实证主义)还是以别的什么名义。马克思决没有终结哲学，他只是终结了传统 哲学的内部分裂，因为这种分裂恰恰造成了本体论的虚假化。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真正 结束了伪本体论的历史，恢复了本体论的真实性，从而把误入歧途的哲学拯救出来。然 而，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当年的“合取”姿态并把这种自觉意识贯 彻到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去了呢?
第二，超越实证与思辨的两极对立。马克思当年的研究注重并实现了辩证法与现象学 、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内在统一，并把这种统一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把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改造成了关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揭示，把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改 造成了实践的辩证法，而这一切又都是借助于经验的实证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成果来完成的。当然，实证研究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已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科学 考察，而是从属于他的哲学视野的对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方式的把握。在此意义上，实 证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已经被马克思超越了。反过来也一样，由于实证视野和方法的介入 ，思辨的视野和方法也被马克思超越了。它们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反观 我们的研究，实证的和思辨的这两者似乎又被剥离开来了。我们要么在经验事实上纠缠 不清，缺乏足够的哲学洞见；要么则在思辨的范围内徘徊不前，找不到历史地展现和完 成的恰当表征方法和途径。
第三，超越理性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理性与价值的关系可以被归结和 还原为“是”与“应当”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的存在是有其理由的。但对于人的存 在的完成而言，这种分裂又是需要被克服的。否则历史就无法完成，人的本质的丰富性 也无从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为什么追求二者统一的原因之所在。S·胡克认为：“马克 思之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是在于他认为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是在我们寻求了解和控制时 所能成功地使用的唯一方法。正是在这种的意义上，他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产儿。 ”[5](第132页)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其实，早在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作者就已经 通过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的推崇为人的自由意志寻找地盘了，后来他又进一步受到 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确立其价值尺度提供了 必要的思想史资源。但是，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这个更本质的方面。虽然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但如何在马克思的语境 中实现理性与价值的内在统一，仍然尚未得到恰当的解决。
回顾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笔者认为，在研究范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
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原理 + 例子”的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 中，被我们当作“例子”的事实，要么是作为人的存在的展现方式的环节，要么是作为 “说明”的方便而非“证明”。就前一种情形而言，“例子”完全是内在的，而非突兀 的；就后一种情形而言，“例子”则是必要的领悟契机。我们的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 只能跟在自然科学的后面亦步亦趋地附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总是需要修订 ，这种修订不是由于哲学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科学提供了新的事实。殊不知，任何全 称判断都无法由有限事实所“证明”，其中的“归纳跳跃”难题使这种“证明”成为不 可能。显然，我们的研究不仅误解了“例子”在哲学语境中的意义，而且误用了“例子 ”。这种误解和误用导致了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
第二，在应用研究方面，存在着“实际 + 标签”的模式。按照现实需要或策略需要去 诠释和剪裁哲学，是所谓应用研究中经常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大量所谓的“研究”不过 是为现存事物寻求合法性依据。这对于现实和哲学来说都是一种悲剧。它一方面使现实 丧失了纠错机制，另一方面也消极地影响了哲学的声誉。这种模式不仅不能发挥哲学的 批判和范导作用，而且必然导致哲学的庸俗化并助长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
第三，以知性的视野和逻辑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存在着“肢解马克思”的危险 。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被机械地切割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这样三个部分是缺乏理由和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广 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哲学的，它必须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来展开并完成，而所谓科 学社会主义作为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结果，不过是这种哲学的一个内在的结论而已。应 该承认，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划分，是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开其先河的。这与恩格 斯的论战对象有关。19世纪70年代，杜林宣称改信社会主义，并在不到5年内先后出版 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 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 年)等三本著作。为了对此作出回应，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一书，并把全书分为哲 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编。恩格斯的做法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以致列宁专门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小册子，逐渐变成 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解释模式。这一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为了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误读，我们必须恢复它的总体性和有机性。
任何哲学都需要不断地回应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诘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同一 切可能的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自我辩护。这种辩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 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本性并不矛盾。因为正是在这种不停的自我清算、自我 追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证了自身的合法性，显示了其逻辑力量。作为它的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已经这样做了。后来，梅林有一本小册子就叫《保卫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写过一本著作叫《保卫马克思》。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或应该辩护，而仅 仅在于如何辩护才是有效的和恰当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怎样才能提高辩护的能 力和水准。
必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护决非狭隘利益的要求。一个真正伟大的思想家， 其思想之所以伟大，归根到底就在于能够超越思想家私人利益的羁绊和束缚。在一定意 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家对自身的狭隘性摆脱得愈彻底，那么他的思想就愈能够超越他 所属的那个时代，从而获得恒久的价值和魅力。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思考仅仅局限于狭 隘利益、偏好和成见的范围，他就决不可能成就伟大的思想。这对于马克思来说同样适 用。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贫病交加的窘迫处境中度过的。他身处社会的边缘， 遭遇种种排斥和迫害。这种社会地位的确造就了其平民立场和反抗情结。在给恩格斯的 一封信中，马克思甚至自我解嘲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 ‘货币’的文章!”[6](第189页)他以至于窘迫到连邮寄研究货币的手稿(即《资本论》 )的邮费都支付不起。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在通信中说：“同这种拥有金钱和种种斗 争手段的官方势力作斗争，当然是极其有趣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 加光荣，因为斗争的另一方拥有金钱、权力和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 写信的纸，如此等等。”[7](第65-66页)据爱克尔曼记载，黑格尔曾当面向歌德承认： 辩证法“只不过是经过整理和方法地训练了的反抗精神罢了”[8](第169页)。这的确是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黑格尔由于成了普鲁士政府的官方哲学家， 即使拥有辩证法，也难以将其引入实践。这一点只有在边缘化的马克思那里才成为可能 ，其中缘由耐人寻味。但这只是属于马克思的最原始的、甚至是无意识层面的冲动。在 他的哲学建构中，这些都被扬弃了。因为他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所显示出来的真 诚，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的思想对一切可能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充分表明马克思不是通 过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拒绝以往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消解一切派生意识形态的社 会根源和历史基础来实现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克服。
罗素在其哲学史著作中对马克思评论说：“马克思和其余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学说是 真实的；他不认为它无非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 绪的表现。”[9](第340页)言外之意，马克思的哲学不过是一个具有反抗情绪的犹太小 市民的想法。刘易斯·M·哈克尔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个很重要的词 ，……我们必须清理马克思、恩格斯、索姆巴尔特等人陆陆续续加在这个古老的城堡上 面的破砖烂瓦。……辩证的革命，理性主义精神，对人的剥削，人的贪婪——这些都是 一百多年间积累下来的流行的套话，复仇的狂热，迷乱的情绪!”[10](第48页)这就歪 曲了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性。因为马克思只有超越其狭隘利益和复仇情结，才有可能实现 其哲学建构。否则的话，他就决不能够祛除意识形态之蔽。
那么，我们又如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呢?
首先，应该看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上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已不仅仅是个 别观点或结论上的了，而且是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预设本身。由此决定 了今天所做的辩护必须是针对前提的，而不是针对个别观点和结论的。否则的话，这种 辩护必然是苍白而乏力的。它不仅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很可能会反过来败坏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声。这也是以往那些蹩脚的辩护所给予我们的教训。
其次，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宣布”，而是“证明”。因为宣布的只能是意见，而证明了的才能是真理。恩格斯在谈到扬弃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11](第223页)我们过去曾经进行过的对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因为真正的批判不仅应该是针对被批判者的逻辑前提的清算，而且必须是借助于逻辑的证明。而过去的批判却往往习惯于“宣布”对手的“错误”。有时甚至只是一种近乎“唐·吉诃德式”的批判，即在预先曲解或误解了对象的基础上进行文不对题的谴责。这种做法除了仅仅宣泄政治义愤之外，丝毫也不能从学理上动摇或颠覆对方。当年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文第二版译序中提到，斯宾诺莎在谈到培根时曾经批评说：培根没有证明自己的意见，而只是叙述了自己的意见。[12](第144页)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宣布”，不是“叙述”，而是“证明”。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智慧不在于对历史所作的现象学描述，也不在于宣布一 种应然的诉求，而仅仅在于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要“习得”这种运思方式，首 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因为马克思的字面意思只是一 种运思方式的载体，而不是运思方式本身。我们必须通过对马克思已经说出的东西“读 出”他尚未说出的东西，在文本的表层结构中发现背后隐藏着的隐秩序和潜结构。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学术领域的“失语”和“缺席”，固然有其外部原因 ，但也毋庸讳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方式存在着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 问题，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
现在国内学术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及其关系问题。应该承认，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或“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是有其历史理由 的。在反省和总结历史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时，我们的确无法回避以往曾经出现过的 按照某种外在意图去实用主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深刻教训。为了更本真地解释 马克思，无疑需要采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立场或态度。这对于纠正对马克思的误读，无疑 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同时，国内学界的历史变迁，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所发生 的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变，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复活提供了必要的 氛围。再者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话语的日益凸显，也迫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 我调整，以便回应来自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领域的挑战。现在的问题在于，作为纯粹学 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可能?它是否会遮蔽或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或灵魂? 在祛魅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面临着沦为纯学术操作的危险?如果避免这种 危险，又何以防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马克思所一直批判的意识形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把自己的学说当作“科学”来看待和研究的 。当然，这里的“科学”并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而是指学术 的诚实和严谨。但是，这并没有使马克思变成一个沉湎于书斋的纯粹思辨式的学者，从 而未曾妨碍马克思去关注现实，他只是以一种学术的反思态度去关注而已。
在学术上，“咬文嚼字”往往被看成是严谨的需要和扎实的表现。对此，意大利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不以为然，他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该书受到 过弗·梅林、普列汉诺夫、克罗齐的肯定和称赞，恩格斯也把作者称作“严肃的马克思 主义者”[13](出版说明，第3页))中就曾讽刺并批评说：“历史的和社会的研究，象其 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而且比所有其他的研究更容易遭到不小的障碍，甚至是令人讨厌的 障碍，这就是只有书本知识的人所固有的通常被称之为咬文嚼字的恶习。这种恶习渗入 到一切知识领域并在其中蔓延，然而在关于所谓道德世界即历史的和社会的科学的综合 的研究中，词句的崇拜、词句的权威常常使事物的活生生的和现实的意义被曲解和化为 乌有。”[13](第52页)在我们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果仅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对现实的 切实感受和终极关怀，就会陷入十足的矫情和虚伪。
即使单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注意避免黑格尔当年曾经提醒过 的两种偏执。在《小逻辑》第1版序言中，黑格尔写道：在哲学研究中有两种不良风气 ，一种是“任性的作风”，“它的内容却常常充满了人所熟知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同样 它的形式也仅仅是一点有用意的有方法的容易得到的聪明智巧，加以奇异的拼凑成篇和 矫揉造作的偏曲意见，但它那表面上对学术严肃的外貌却掩盖不住自欺欺人的实情”[1 4](第一版序言，第2页)。另一种是“浅薄的作风”，即“本身缺乏深思，却以自作聪 明的怀疑主义和自谦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的批判主义的招牌出现，愈是空疏缺乏理念， 他们的夸大虚骄的程度反而愈益增高”[14](第一版序言，第2页)，从而助长一种“压 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14](第一版序言，第3页)。这两种情况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呢?
倘若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就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贵族 化和经院化。当年马克思主义吸引萨特的魅力是什么?决不是它的学术技巧，而是它的 实践性的存在。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写道：“我阅读了《资本论》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光彩焕发地理解一切，而我在那里却丝毫没有理解。理解，那就 是改变自身，走出自身之外：而这种阅读并不曾使我改变。但是使我开始改变的，却正 相反，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工人群众沉重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支庞大而阴郁的队 伍使马克思主义活了，它实行马克思主义，从远处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施加一种不可 抗拒的吸引力。这种哲学，当我们在书本中读到它时，在我们眼里，并没有享受到什么 特殊待遇。……但是当这种思想献身于无产阶级的现实决定时，它作为这个阶级的行动 ——为这个阶级而又是自在的——深刻的意义，便无可抗拒地吸收着我们。”[2](第21 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秘密就在于实践本身。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指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 经院哲学的问题。”[15](第55页)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
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5](第55页)。马克思的结 论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第57页)由 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 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第75页)。值得指出的 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16](第777页)。这不是出于个 人的性格，而是出于马克思的哲学信念。然而，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越来 越变得精致化和技巧化了，越来越沦为一种知识论建构和知识论规训。人们的问题意识 日益淡薄，所操的工具和话语越来越造就一种带有“经院哲学”色彩的学究式的争论。 它往往迷失于细节，从而丧失宏观的洞识。但这恰恰游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经院哲学”式的探究，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倘若在抽象的意义上非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为学术和现实这样两个层面不可的话 ，那么，我们毋宁说必须在这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任何一种极端化的做法都是有 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的。其实，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 性，似乎没有多少分歧，也没有多少意义。关键在于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提出所依赖的 特定历史情境。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为我们恰当地处理学术性与现实性 的关系提供了成功范例。然而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却出现了某种错位：一方 面，在本该凸显学术性的地方，却缺乏学术的视野和工夫，而是在所谓“应用哲学”的 名义下热衷于为现实策略做图解和辩护，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睿智(反 思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在本该与现实发生内在联系的地方，又失去了回应现实的 冲动和能力，仅仅满足于大而化之的玄想和不着边际的思辨，从而陷入那种缺乏具体性 环节的中介的空洞抽象，遗忘了“改变世界”的使命。诚然，我们的研究也有其学术维 度和现实维度，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学术性和现实性之间缺少必要的对应关 系。这才是真正值得反省和需要矫正的地方。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时，有一个更具有前提性的问题需要回 答：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同马克思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的能 力?如果缺乏这种能力，那么这不应当由马克思来负责，而应当由他的后继者们来负责 。从这样的高度反观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应当说 ，它同当年马克思所曾达到过的境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涉及一个作为研究 主体的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和“条件”问题。我们先不要奢谈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怎样“接着讲”的问题，首先需要反省我们是否有能力“照着讲”。马克思 当年所曾达到过的理论高度，他的那种“普罗米修斯式”殉道者的献身精神，他的那种 为了信仰而牺牲私人世俗利益的勇气，他的深厚学术修养，他的崇高哲学境界……，面 对这些，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具备?倘若不具备的话，我们又怎样能 够真正领悟和契合伟大思想家的心灵?这里不仅有一个专业训练问题，还有一个人格境 界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们倘若不能花功夫解决这类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妨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和活力，甚至败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声。在这个意义上，恩格 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大概会有一种像海涅对自己的拙劣模仿者所说的那种担忧：“我播 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1](第695页)。
四、反思“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使命，就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的反省。批 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固有要求。早在西方哲学的古代形态那里，这种批判本性 就已经内在地具备了。苏格拉底所提出的“马虻”之喻即象征性地表达了哲学之于时代 的张力关系。马克思说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 命的”[17](第24页)。“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 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 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7](第24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 判在当代“批判”的对象和方式是什么?就批判对象说，是现代性；就批判方式说，则 是一方面是内在的扬弃，它拒绝那种外在的知性地否定，既反对浪漫主义式的乌托邦， 也反对那种历史宿命论式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是诉诸实践活动，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一 切事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马克 思早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 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第75页)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归宿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历史的最后完成，其结论只能是共产主义。这也是理 有固然、势所必至。因此，马克思的批判性是最彻底的。这并不是出于马克思个人的偏 好，而是其学说的内在要求。而这一切首先表现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的反思和超越。作 为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前提，资本主义构成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当然，在今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更应该注重借鉴马 克思对浪漫主义的警惕和扬弃。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己化和科学技术的非人化，对于 人性的展现和历史的完成来说，都是必要的“恶”和历史的阵痛，就像暴力和战争对于 历史的意义一样。马克思甚至用诗化的语言写道：“……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 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 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15](第766页)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 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本。”[15](第9页)而所谓“抓住事物的根本”，按照笔者的理解，应该包括理论的逻 辑彻底性和理论的“实践能力”(马克思语)。逻辑彻底性不仅要求一个理论在逻辑上是 自洽的，亦即它必须首尾一贯、自圆其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确立的原则必须同时也 适用于它自身。这样才能使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力量，具有“逼人”的力量。按照马克 思的哲学理想，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回顾以往的哲学，可以发现“哲 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必然要求哲学作 为理论，具有“实践能力”。只有具备了逻辑的彻底性和实践能力，理论才能彻底，从 而也才能说服人，进而掌握群众，最后变成物质力量。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性的反思，同样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笔者认为，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了种种质疑。
这方面，哈耶克和波普尔可能最具代表性。作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哈耶克特别 推崇自发生成秩序的逻辑，而这一立场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这也 是近代以来的所有自由主义的一般特征。哈耶克认为，抽掉了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这 一基础，就必然因否定个人主义而导致集体主义对个体的剥夺，也必然因否定自发性及 其生成的秩序而陷入建构论的理性主义。这两者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 。哈耶克正是从这些方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的。其实，哈耶克的致命问题在于，他 把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加以神圣化、永恒化，进而视其为历史的最高成就，而未能从 历史暂时性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刻反思。这种无批判的立场，使其所有观点都成为有待清 算和怀疑的。事实上，哈耶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疑本身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 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并不是那种排斥和剥夺个体的人的“虚幻的共同体”，拿黑格尔的话 说即外在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作为个体与类之间互为外在关系的扬弃，亦即马 克思所谓的“真实的共同体”。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 论”中所论甚详，此不赘述。其次，马克思也从来没有为人类的未来筹划一种可操作的 具体方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有人“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指《资本论》第1卷—— 引者注)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 就大错特错了。……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只是最一般地谈 到”[18](第243页)。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谦虚，也不是因为研究得不充分 ，而是决定于问题的本性。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那种在扬弃人的个体和类之间 矛盾的基础上所达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并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从事人工设计 和人工策划的主体扮演上帝的角色，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和管理。相反，这种联合 体本身作为人的内在必然性的最恰当的表征方式，通过自己构成自己的自组织机制，构 成每个人实现其自由自觉的本质的条件和保障。它意味着马克思所谓的自然主义与人道 主义的统一，从而是人的自然化的完成，亦即“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 现了的人道主义”[19](第83页)。显然，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认识论问 题，把“自觉社会”中的“自觉”了解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筹划，乃是一种极大的误 解或曲解。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同哈耶克所批判的极权主义毫不相干。极权主 义只能导致人的异己化和外在必然性对人的奴役和支配。
波普尔则明确反对历史决定论。他宣称：“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 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20](序，第1页)问题在于，这种“纯粹的逻辑理由”， 完全是一种认识论范围内的推论，即“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不 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20](序，第1页)。这就把对未来社会的预设仅仅缩减为 一个认识论问题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未来社会的理想的。它 只是从应然的角度为理想社会建立一种尺度。对于这样做的恰当性，波普尔实际上也无 法否认。因为他承认：“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 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21](第417页)问题仅仅在于，赋予 历史以意义和目的的根据是什么?是个人的偏好，还是人们在应对环境的特定情境下的 具体选择，抑或是集体的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种能够被客 观地揭示的逻辑。
第二，在实证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学描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在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时，往往采取一种貌似严谨的形式——历史 学的实证方法来加以“证明”。他们甚至认为，对资本主义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批 判的思想家，“是透过对历史事实的大胆的曲解而创造出反资本主义精神的”[10](第1 40页)。阿什顿说：“挑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有关社会不幸的证据，炮制一篇描写剥削 的生动故事，[比证明资本主义带来繁荣和幸福]要容易得多。”[10](第23页)实际上恰 恰相反，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卷宗中挑出几个有利于替资本主义作辩护的个案并不困难， 相反的例子同样存在。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诚然，透过事实理解历史的真实，不等于 可以不尊重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尊重事实就必然地把握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离 不开基于事实的洞察力。在这些资本主义辩护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资本主义 所作的剖析和批判，不过是他们杜撰的一个意识形态“迷思”，甚至是对历史的“妖魔 化”。阿什顿说：“我无法相信，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无所有，只有残忍和剥削。”[10] (第39页)其实，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以及释放和塑造出来的 日益自我膨胀的需求和欲望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相反，他们 在进步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只是他们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进而看 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问题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人的异化也不再表 现为肉体的自我剥夺，而是转移为精神层面的自我否定。这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它 只是变得比肉体异化更为隐蔽，从而也更具有欺骗性、更加虚伪而已。对这种晚期资本 主义的批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它仍然需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自己的批 判武器，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马克思的逻辑并没有过时。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时指出：“马克思所引证的一切事实材料，都取 自最可靠的来源，大部分是取自正式的议会(指英国议会——引者注)报告。”[18](第2 39页)事实上，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马克思“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 研究”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而仅仅在于他的这种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18](第237页)。表面看来这仅仅是一场关于特定历史 叙述是否真实的争论，其实它却掩盖着背后的价值取向上的冲突。严格地说，评论学术 不应揣测研究的动机，而应就事论事，但既然马克思已经被这样揣测过，我们似乎也有 权作出对等的揣测。那就是这种新“历史学”对马克思的反驳背后隐含着一种对资本主 义制度安排的价值偏好。诚如哈克尔所承认的：“在[历史的]底层，我们将会看到一套 思想体系和一套态度，它能促进人类的物质进步、减缓人类的痛苦。我们可以将这套思 想体系和态度称为‘资本主义’；就历史分析而言，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个人发 挥承担风险的功能……，而国家则创造和维持健全的财政政策，那么，我觉得，我们就 能够把这个词从它所蒙受的种种耻辱中拯救出来。”[10](第49页)就自由主义重镇哈耶 克来说，“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更多地不是他在专业经济学上的贡献 ，而是承认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捍卫”[22](第191页)。既然掺入了意识 形态的成分，那么他们提供的历史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丧失其证伪作用了。因 为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挑战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早就把“ 自由竞争、生存斗争”之类的商品经济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当作最高的历史成就 加以颂扬”[11](第275页)。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正是对这种挑战加以 回应的结果。毋宁说，正是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辩护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才具 有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和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不是作一种充分的反驳。因为这决非一篇论文所能担当的。笔者 意在指出挑战的主要所在及自己的基本态度，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