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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对非洲文学的贡献已经不限于现代时期。在口头传统中，她们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充当故事讲述者和表演者。这个传统总是给妇女的声音以有意义的地位，她们从作为妻子、母亲和管家人的观点唱歌和背诵故事。这种观点从埃塞俄比亚安哈拉语歌曲的嘲弄下流笑话中听得出来。歌子嘲弄男人是“鼓风的裤子冰雹的釦／糊涂的马儿涨水的渡口”〔1〕。
在其些社区中，妇女作为口头艺术家已经众所周知，表达了她对社会作为整体的体验。比如，在南非，已故的A·C·乔丹在着手编集他的科萨故事时，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些讲故事出名的老太太。乔丹探讨了妇女在口头传统中占有支配地位，反而促使一个评论家注意到现代南非存在一种对比鲜明的情况：“妇女完全从文坛消失了”，因为殖民主义、西方技术和识字活动缩小了妇女艺术家原先活跃于其中的口头传统的重要性〔2〕。就现代非洲整体而言，妇女艺术家并没有完全从文坛消失。不容否认，同男性艺术家相比，她们的人数相当少，但是她们对仍然作为现代非洲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经常采用的原料的某些基本主题已经作出了贡献。
例如，加纳的阿夸赫·拉鲁亚赫（即格拉迪斯·海福德）的诗歌就探讨了非洲同西方之间某些紧张情势。诗歌《降生》则以非洲人物重新创造降生的场景，去考察基督教精神和非洲特性所固有的冲突性要求。作品因陈腐派生的语言受到损害（“在土著的茅含里，在黎明之前”）这反映作者作为诗人的局限，她竟然接受陈腐的西方用语“土著”。尽管艺术上有严重的局限性，但这首诗总的说来还是有意思的，因为，尽管她是个守惯例的基督徒，为了适应作为一个非洲人的持续感，这位诗人仍然觉得不得不修改基督神话中的白人、欧洲人形象。在这里，男女问题几乎暴露出来。土著性的非洲化充满男女性别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不同寻常的黑人，而且是在不同寻常程度上的男女结合。（非洲的）圣母玛利亚和黑色的基督孩子受到女人以及男人的拜访：“黑肤女人如此智慧地带来她们的爱，把她们的母亲精神吻进他母亲的眼睛”〔3〕。
在乌干达，巴巴拉·基曼尼对文化冲突提出了持续不变的讽刺看法。她两个主要的短篇小说集都是以乌干达农村作背景，描写家庭生活、私人怨恨和社区的公开捣乱分子。基曼尼用漫画的方法惠顾她小说中的人物，这种明显的趋向对她也有损害，但是在她两个短篇小说集《卡拉桑达》（1965）和《再访卡拉桑达》（1966）中持续使用讽刺喜剧，乃是现代非洲文学中一种罕见的尝试，理应受到称赞。
每个集子的中心焦点，即把所有人物和故事联系起来的焦点，就是卡拉桑达村。人物出现在这个故事又出现在那个故事：基督教领袖、酋长、快活酒吧的老板，还有村里年老的爱讲闲话的南同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集体的复合的人格借予这个村庄本身。这个村庄是颇为保守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过去感——比如说，这种过去感对基督徒破坏神圣树的未遂企图并不友善，这树神圣树可追溯到土著宗教的过去。这个村庄也接受变化，只要这种变化是温和的适中的——正象在穆齐兹身上出现的那样——尊重当地传统。
基曼尼象阿夸赫·拉鲁亚赫一样，使我们意识到妇女在这个新与旧、土著制度与外来制度混合的世界上的存在。拉鲁亚赫的《降生》是在基督教背景下这样做的，可她又想方设法，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对支配基督教神话的白人男性观点给予相当克制而又尖锐的批评。基曼尼的喜剧故事要比拉鲁亚赫更世俗化地处理妇女题材。妇女以各种角色出现在卡拉桑达村的生活中。这里有社区领袖的地位显赫的妻子，攻击神圣树遭到可耻失败的基督徒——她们是一群令人骇怕的妇女。还有一个妇女，她经营快活酒吧。说到底，出现在两个短篇小说集中的最具有支配作用的人物，就是南同多寡妇，一个控制不住的拨弄是非者和捣乱头子。
尽管妇女人物在基曼尼的作品中突出，但是她处理这些人物时，从决定意义上讲更受到限制，一直限制着，比阿夸赫·拉鲁亚赫的基督教限制更厉害。基曼尼屈尊俯就的漫画使得她的男女人物成一维度的嘲笑对象，而不是复杂的可信的人物。就妇女而言，这种漫画通常取决于有名的、陈腐的、刻板的妇女类型。比方说，在《重访卡拉桑达》中，基督教妇女是荒唐的，这不是因为她们这般的基督教狂热和她们对当地过去喜剧般的轻蔑，而是因为她们是真正歇斯底里的女人。因此，她们精神错乱，傻里傻气地，在深夜用大砍刀砍树——结果受到无数蚂蚁的攻击，得到应得的奖偿。
在《卡拉桑达》中，当地贤达，即卡巴卡，出人意料的造访，在这个小小的妄自尊大的村庄里激起一阵喧闹和疯狂。就是那些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人们：母亲联盟的主席在这出事情的漩涡中成了活跃的爱管闲事的人，在竞相争取卡巴卡注意而引起家庭间和朋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时，“偏袒了在这样的时刻女人所有的敏捷。”象这类故事中的基本问题，不是基曼尼把某些特征归于妇女，而是她按照陈旧的例子暗示这些特征多少属于地区性的、固有性的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想去探问这些特征的来源及与妇女在她们的社区传统中被怎样对待和怎样理解的联系。就是这个缺点使得她的女性人物变成陈腐的模式和漫画形象，正因为这样，她的作品同布奇·埃米契塔和恩瓦帕这类更有份量的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后者在描写世俗的女性弱点时采用了另外的方式。
这就说明基曼尼笔下妇女的有限范围。她是歇斯底里的，或者在《赢家》一类故事中她是阴谋操纵者。这个故事描写一个男子的喜剧性困惑：他在一次公开彩票抽签（中球赌注）中获胜，接着被朋友、亲属和不认识的人围拢起来。是一个女人，也就是他的表妹萨拉赫，成了他们当中的真正胜者，因为她劝说这个男子皮亚斯获得成功：他真的需要她持家（并且花掉这些钱），他已经有钱了。（见《卡拉桑达》第37—48页）最后要说的是寡妇南同多，她既是阴谋者，又是歇斯底里的女性。她老是多嘴饶舌，老是当捣乱分子，带有滑稽的恶巫的外貌和行为方式：“灰白的圈腮胡”，“上千上万的干瘪的小皱纹”，“剃光的脑袋”，还有“骨瘦如柴的脖颈”。（见《卡拉桑达》第8页）在南同多这个人物身上，最明显可又总的说来有代表性地看到基曼尼处理妇女的手法。这个女人总的说来是个有趣的陈腐。但就基曼尼有限的漫画而言，似乎还能行得通。
关于文化冲突与变化的题材，已经受到另一位具有喜剧特点的散文作家更加发人深省，更加实在的对待。阿道拉·里利·乌拉希（尼日利亚）（1970）和《许多事情开始变化》（1971）中，把悲剧性同讽刺性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突出殖民制度对伊博人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第2部长篇小说是第1部的续篇，因为两部作品描写一系列重大事件。当乌卡纳村酋长死了，埋葬他，根据风俗又把他臣民的20个头埋进坟里。这引起主要冲突，从而构成乌拉希小说情节的基础。割取人头在当地风俗中是认可的，可是从英国殖民者的观点来看，明明白白是凶杀，至少该地区年轻的区长官助手约翰·麦金托什这样坚信不移。
麦金托什努力追溯割取人头的人，反而受到两个方向的阻挠。一方面，新酋长奥欠兹是个无情的人，他的支持者把割取人头者藏起来让殖民警察接触不到，继而采取步骤，包括利用巫术，保证割取人头行为的潜在证人（一个受害者的哥哥）由于过于骇怕不能提供证词。另一方面，麦金托什的顶头上可区长官麦逊却让他的热心的年轻助手灰心丧气。不论什么情况下，这位年老的区长官都是无情而有效能的行政长官，却不愿意干预当地风俗习惯，除非对（殖民）和平有明显威胁，或者这种犯罪在公众眼下臭名昭著、以致殖民行政当局不可能置若罔闻，不然就表现得太轻率了。在缺少见证人的情况下，他倾向把这件事当作流言蜚语和当地习俗放过去，而不是当作一桩重大犯罪。
在麦金托什因病不得不回英国之前，他能进行的调查已确认这是一种犯罪，但是没有证明割取人头者真实身份，没有新酋长同谋犯罪的证明。麦金托什突然而神密地死去——据说是巫术的结果——则阻止他找到证据，既然犯罪这一事实已经确认麦逊再也不能无视这件事，麦金托什离开之后，他把调查工作接下来，可是当他太接近真相的时候，他却遭到埋伏，被奥贝兹和他的手下人杀死。
这种事件的连续反应由此开始，直到第2部长篇小说《许多事情开始变化》，才达到高潮。这种作品具有高度戏剧性，讲述了奥贝兹和区长官乔治·休斯之间长期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由于区长官神秘的失踪，区专员不得不亲自出场，最后奥贝兹酋长输了。麦金缺少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位酋长犯了割取人头的同谋罪和杀死麦逊的凶杀罪，依法逮捕他，但是他想方设法给人留下相反印象。奥贝兹不愿屈从于他担心将带来逮捕的那种羞辱，反而自杀了。
两部长篇小说写得好，乌拉希有相当好的窍门构造和维持叙事悬念，不仅通过情节结构，而且通过巧妙处置人物与个人动机的方法，诸多事件的积累则集中在对奥贝兹慢而又无情的暗示和殖民行政管理上的微妙的政治技巧方面，正因为如此，乌拉希的叙事则是对人类本性作出控制得、恰当到好处的研究，调查的展开不是以坚实的事实基础，也不是以明显的假定为基础，而是以双方的猜疑和偏见为基础。这就是乌拉希处理文化冲突的悲喜剧手法同对男女角色的兴趣相结合的所在。
阴谋和调查不单单是文化冲突——照此说来，当地风俗对英国法律——反映，虽然这是中心问题，母庸置疑。它们也同男性角色的各种模式交织在一起，男性角色模式似乎就是以男性为方向的世界中政治权力的性质与意义的组成成分。事实上，乌拉布一般强调文化冲突，以一种讽刺的态度强调持不同文化观点的双方在对待性别与权力关系态度上的相似程度。在非洲方面，奥贝兹和他的人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人物，行使这种权力不仅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职能，而且也是自觉的男性行为过程，正象其中一个割取人头者在预测新酋长的统治时明白表述的那样，政治稳定取决于迫使妇女安于（无政治权力的）地位的程度，从他的这个观点看来，先使权力，或者说对这个问题的公开兴趣，似乎不是在一个妇女身上，因为这个原因，新酋长的母亲是个很坏的女人，她表现出那种倾向干预政治的女人的一切征象。这样的女人根本不是真正女人，她有怪诞的味道，因为她试图篡夺男性角色：“她举止随便，举止随便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
在英国人方面，毛里斯·麦逊作为区长官的力量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源于同样的男性自我主义，男性自我主义强调了性别关系。他妻子住在英国，多年来他不去探亲，他宁可同非洲女人发生性关系；既然任何牵连这类的事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他能够安然地超 脱——和控制——这些风流的韵事，这也是标明他行使行政权力所表现的那种操纵上的超然态度，相反，年轻的麦金托什却是个本意良好而又无效能的行政官员，他对象割取人头这类当地风俗的感情含义太敏感了，他 对感情牵连也太怀有疑心了，他的非洲仆人背叛了他，一得知行政事务的机密与信息，便立即告诉奥贝兹酋长。他缺乏能力对付奥贝兹、麦逊和区专员乔 治·休斯身上朗具有的那种明白直露，以自我为中心的男子气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麦金托什也是性压抑，完全没有奥贝兹和麦逊那类男人的异性爱的发泄。他唯一的性活动抑或说性兴趣，只是同他的仆人发生的有限而又偷偷摸摸的同性恋。
对所有这些，乌拉希手下的妇女作出巧妙而具有颠覆性的回答。在《许多事情开始变化》中，奥贝兹的妻子对自己说，在每个男子汉身上就有某种自我：“一个小男孩”。换句话说，殖民范围型是掌权和用权的各种模式的大规模实践的场所。因此，殖民主义展 示了它的（男性）权力掮客观察和评价权力的方式──不论他们是殖民者还是殖民地的臣民，在看待权力和行使权力中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义，就是这种自我主义助长折磨人的不愉快的操纵的人格，可是没有这个，一个人无法面对大到整个世界小到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统治的社会统治的统治的残忍现实。最后，男人们似乎十分熟练地干着这种权力经纪业，因为如此多的社会是男性居支配地位，因而鼓舞男人对权力把戏保持着孩子般的迷恋——也就是这种自我中心的迷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有效行使权力却是必要的。
考虑到乌拉希对殖与过程中性别角色重要性直言不讳的兴趣，她有几分成为主要集中于文化冲突的广泛问题的妇女作家和更直接关注性别角色重要性的妇女作家之间桥梁。后者几乎只从妇女的视角观点处理这些主题，为此，她们强调妇女如何观察她们的社会和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强调：我不是在把某些男性（非洲人）世界观必定不相容的普遍而又固有的女性观点归诸于这些作家。这种归属常常不是因为它对文学本身作出明显的有用的说明，而是因为它引起无休止而又无效益的辩论更为人们注意。
我所揭示的是，在写作关于妇女和她们的男人的作品中，这些作家强调：用文化界定术语说，妇女的体验、身分与角色同男性的各各不同，在这些妇女中间，她们更关注她们想象成为限定妇女角色的东西；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样的妇女已经生产出一批同男性主流相区别的文学作品，但常常只是假定的题材，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想到或写到非洲文学，就这样认为。
例如，象艾克文西和桑戈尔这样的男性作家自动地把理想妇女界定为母亲，阿契贝小说中的男人赞成普遍而又理想的概念——超级母亲，但是这里被讨论的女作家对母亲性通常持模楞两可的态度，她们很少用一种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术语界定。当然，她们通常承认在把生儿育女看得忒重的社会里大多数妇女生活中担承母亲角色的重要性与巨大声望。而这些作家几乎不可能描写成反母亲性的。她们对母亲的神秘性造成某些妇女限制的方式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因为对她们的选择感强加一些限制：人们期望她们成为母亲，而且是多次期望，如果她们达不到社区的期望，无论是选择还是天然需要，那么她们就被扣上不是一个完全妇女的恶名。
现在把男人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同女人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简单的比较，还是有帮助的。埃里奇·阿迈迪的《姘头》和芙劳拉·恩瓦帕的《埃福汝》（二者都在1996年发表）都是关于同男人关系不成功的伊博妇女的长篇小说。阿迈迪的伊胡马为好嫉妒的海王所爱，恩瓦帕的埃福汝却被湖中女人选为她的特别祟拜者。在每种情况下，神祇代表有关妇女的分离和特殊性格。在阿迈迪的小说中，情景是，真是男性问题，也就是说，海王对伊胡马的爱使得她不能得到活的男人。因此一些昏头昏脑的男人失掉财产，过着一种决心同伊胡马同床或结婚而到头来一场空的生活。在恩瓦帕的作品中，强调的不是男性的欲望或需要，而是女人的，埃福汝的需要。湖中女人真正是埃福汝作为一个非同寻常妇女的自我感的神性象征，她不能容忍男性自我中心论甘做一名因袭常规的妻子。埃福汝最后决定献身做神祇的特别崇拜者，则标明她接受她作为一个妇女的态度。
阿迈迪的长篇小说不必因此逊色，因为它反映对妇女角色与可接受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兴趣与关注。的确，叙事逻辑和现实主义要求，这应当是考察以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小说中普遍关注的地方，但是，这也是关键的问题，人们所期待的来自女作家的以女性为方向的观点，虽然逆反，但却是真实的。真实的问题是，在某些非洲社会就是存在着界限分明的性别角色，因此给这些女作家留下余地，她们决意详细说明妇女关于自身角色的观点。结果，女作家们更加关注妇女经验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不取决于男人对自己需要的看法，而是妇女对这些经验的自我意识为基础。这种参与在抗议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最清楚。
要在抗议作家与严肃艺术家之间划出界限常常是冒险的，有时是恶作剧，这样的区分只能激发有关艺术对抗争论不休的陈腐滥调。在区分作为抗议作家的妇女和非洲文学中的其他妇女之间的不同时，我不打算暗示：抗议只限于其作品比其他女人的作品低劣、缺少意义的一个单独的妇女群。象艾都和黑德那样的主要作家在表示抗议时常常十分直接，各种抗议成分的存在并没有损害她们艺术的复杂性。相反，我不希望暗示，仅仅因为我们碰巧同情某些作家抗议的负载，就把她们当作主要艺术家。在这些预防说明以后，我们需要强调一群作家——一群抗议作家——的艺术优点是有限的，但是她们率直而又频频富有劝说性地指控男女不平等的作品，却使读者直接洞见非洲妇女关于她自身和她所处的社会的看法。
洞见包括方方面面，从贫困的题材料做母亲的日常杂事以及更加贫困社区的难以逃避的苦工。在这些作品中，抗议作家直接和毫不掩饰的热情补足了主要作家转弯抹角而又复杂的陈述。抗议作家的直截了当特别有助于研究非洲妇女文学，因为她们的热情本身就很有意义。它对把非洲妇女当作已经解放了的妇女的固定形象提出挑战。尽管抗议作家（艺术家）有她们的艺术缺点，但她们在非洲文学中占有一种特殊地位：她们表达了深切的痛苦感，这种痛苦感迫使那些郑重从事考察非洲妇女用以观察和评论她们在当代非洲生活的种种方式的注意。
这种抗议传统可追溯到现代西非某些较早的英语文学。阿代莱德·凯斯利一海福德（塞拉利昂）在她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中描写了米斯塔·克里夫尔（小说以他的名字命名）和他的儿子托马斯之间代与代的冲突，托马斯反对他父亲对英国殖民者的宗教与社会习惯的毕恭毕敬态度。虽然托马斯重新发现了沃洛夫服装和民族自豪感，而这些曾是他父亲教育他鄙视的东西，但是他也反叛他自己文化中的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尽管他对英国大多数习惯不喜欢，但是他喜欢英国男人对待妻子的方式：英国男人同妻子一道用餐，可是他自己文化中的非洲男人却吃一切最好的东西，单独吃，把吃剩下的东西留给孩子，留给“一直在厨房里辛辛苦苦做饭莱”的妻子。〔5〕
在稍后一代作家中，梅布尔·达夫一但夸赫这位在现代非洲第一位当选政府议会成员的妇女，反映对男女传统角色的厌恶。她的短篇小说《参与》，采用讽刺手法记述了一夫多妻制和男性傲慢专横。一个上了年纪的新酋长鲁莽地娶了个漂亮的舞女。在新婚之夜，他睁眼一看，反倒发现两年前他已经同她结婚——可是他还有39个妻子。对于这个妻子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记忆〔6〕。
莫桑比克的诺米亚·德·索扎写出了反叛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苦战。在诗歌《呼吁》中，作者的讽刺具有锋利的双刃性。首先，这首诗唤出了男人们常常拥戴的母亲形象。接着以清醒的现实同这个形象（英勇的姐姐”）作出对比：她的“姐姐”有一种压抑的倦意的声音，还是一个奴隶般的人物“受到孩子与屈从的束缚”。第二，对性别从属关系的攻击因猛烈的类似情况而加强。欧洲殖民者“卑鄙而又残忍的犀牛鞭子”抽打在非洲妇女身上——换句话说，男人掌握中的性别从属和欧洲外来者的殖民征服，在非洲妇女的生活中是可起互换作用的，在以男性为方向的殖民地社会中，她作为非洲人和妇女要蒙受双重的不幸〔7〕。
肯尼亚的马里纳·加什（埃米模·恩卓）依靠苦工的形象描写充当驮畜的农村妇女。在《村庄》这首诗中，老妇人和年轻的妻子干起活来象驮驴，大家“掀起土壤……就象孩子们寻找蚯蚓”。在这里，在德·索扎的诗作品，明明白白地强调了妇女的负担。这首诗拒绝把母亲性本身这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当作明确的美比的胜利。因此，加什手下的妇女弯屈于“沉重的背负之下”／“腰间系着她们的婴孩”〔8〕。
无论德·索扎还是加什都没抨击照此说的母亲角色，但是她们明显地动手抹掉母亲形象的浪漫色彩。梅达德·卡塞（赞比亚）几乎用同样的方法在《黑肤母亲》这首诗中描写了几个母亲的艰辛。卡塞笔下母亲的丈夫在分娩时毫无感觉，背过脸去，在漫长的奶孩子夜间，他们只是不住地打鼾。反过来，孩子长大了，不理睬年纪老了的母亲”〔9〕。卡塞的《黑肤母亲》是与列奥波德·桑戈尔的《黑肤母亲》是不相同的世界。真是无独有偶。肯尼亚的来歇尔·吉瑟—穆戈的讽刺诗《丈夫的妻子》中也有个打鼾的丈夫。这首诗控诉了男性为自己僭取的舒适特权和毫无感觉的精神状况。在夜间，他用“鼾声”保护家人茅舍；一旦自昼到来，其正的负担的责任全都落在女人肩上。这些负担“沉重地压在弯曲着身子的母亲身上／在她清扫茅舍的时候”。〔10〕尽管语言陈腐，古瑟—穆戈和其他像她那样的诗人似乎相当一致地把局外人的形象加在男人身上，甚至在她们揭穿男性把母亲理想化的传统时也是这样。事实上，加什的《村庄》结束时则暗示这些心不在焉的男性。黎明时分，他开车出去干自己的营生，结果村庄真的成为妇女的世界——苦工的世界。
男人的出现也加强了严格界定的、坚决维持的男女（性别）角色模式所固有的这种分离。在加什作品中的“苦劳村”就是一个女人的世界。男人在黎明时开车去的世界模糊不清，恰恰反映他同她的世界的距离，正象它代表女人同他的世界的距离，表现女人不了解他的世界。女人的诱惑，有的人甚至说是女人需要，就是把两个分离世界之间的障碍拿掉。这是弗兰西斯卡·叶同德·佩雷拉（尼日利亚）在《两个陌生世界》中冥思苦想的那种革命的变化。她的语言象其他小的抗议诗人的声音那样粗陋，可是这里这首诗也反映了对传统的性别角色的重大的烦燥不安。她抱怨说，企图侵入男人的外面世界的妇女都是傻瓜，如果她们一边“显示／柔情的弱点”，一边这样做的话。
佩雷拉并不谴责入侵本身是愚蠢的。她只是对带着只有在女人世界形成和界定的观点和情感反应企图在相对陌生的男人世界发挥作用是种莽撞行为——因为女人世界对男人是陌生的，正象男人世界对她是陌生的一样。事实上，这位诗人在要求应当对以两个陌生的（即水火不相容的）世界的持续为基础的旧角色界定重新估价。在这样做的时候，她暗示需要这样的社会变化：能使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单一而又充分结合的世界。
男性与女性观点和体验的差异也吸引了公开抗议传统之外的作家。肯尼亚的格雷斯·奥戈特便是这样的好例子，采用压抑的间接的抗议的小作家之一。在我们考虑到她的长篇小说《上帝许给的土地》（1996）和短篇小说集《没有雷声的土地》（1968）〔11〕时尤其有这种看法。一般说，奥戈特避开直接抗议。在描写性别角色和态度时不用或几乎不用夹叙夹议或政治评判的方法。这种通常与这种叙事技巧相联系的微妙多重的暗示，在奥戈特的作品中并不特别明显，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奥戈特作为小说作家的局限造成的。她仰仗无灵感而又相当沉闷的风格，她的人物通常是木呆得很，没有展开，引不起令人信服的情感反应。
奥戈特的《上帝许给的土地》写的就是发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惊人的部族仇恨故事，坦桑尼亚就是奥楚拉和他的妻子尼亚波尔，从肯尼亚移居后当农场主的地方。因为他们是罗族人，他们成功了发财了，引起当地人的嫉妒。奥楚拉有个邻居是巫医，他是当地人中最嫉妒最恶毒的家伙，向奥楚拉施放咒语，后者就病倒了，后来被医生治好，但是为了在敌人能再危害他们的性命之前回到肯尼亚，尼亚波尔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农庄和财富。
这一对是两个性别原型。奥楚拉是循规蹈矩的男子汉人物——支配着他作为一家之长的男性特权并且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他的发财欲和他潜在的担心失改的心理，部分归因于他出身贫穷，而这些特性却又跟他的男子汉式的自我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这种欲望是作为一种说不清的品性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之中。它导致物质成功，可又以割断他们同社区和在肯尼亚的家族的重要联系为代价，最后，他确实不得不被拖离农场，因为，虽然他既贪心又有野心，他宁愿让自己和家庭再暴露在危险面前而不放弃他的财富。从另一方面说，尼亚波尔是传统妻子的典范——她听话，屈从于她的丈夫，干着为妇女安排的一切营生。
这里有强调这一切的没有言说的判断。作为一个妇女，尼亚波尔已经免去了那种咄咄逼人的自我中心，而这种咄咄逼人的自我中心在她丈夫摆脱掉的物质野心上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虽然她象丈夫即样受到贫困的压抑，但是更不愿意以家族和社区联系的牺牲作为代价去寻求物质财富。在这个基础上，她的女性角色似乎有利于促进某种仁慈，使之同她丈夫的物质主义抗衡，它有自己的力量。例如，同她的丈夫不同，她也不怕表现她担心一些事情一担心一个陌生的社会，担心农庄附近森林中夜间出现的嘈杂。这种爽直的态度就是他缺乏的一种力量——一种道义的力量。况且，她对家庭与社区的使命感不仅使她不愿意移到坦桑尼亚，而且最后在奥楚拉被迫回家的时候得到证实。说到底，这种女性仁慈也是奥楚拉死去母样的亡灵分享的。她的亡灵清楚地表明不赞成他移居坦桑尼亚，而且它同奥楚拉不畏风险而弃置不理的家族的和社区的更大的集体精神相结合。
这种仁慈不是女性独有的，甚至也不是继承的。奥楚拉的父亲，现在年老了，也祈求尼亚波尔吁呼的这种家族感和社区感。既然奥楚拉属于决心不惜一切要取得财富的那种新型的其势汹汹的年轻一代，明白无误的含义就是：男子汉式的自我容易受到新物质主义的吸引，这种物质主义吸引年轻人，为了成功不惜牺牲早已确立的习惯和家庭纽带。意味深长的是，象尼亚波尔这样的妇女，还有象奥楚拉的父亲那样的男人，相对地说，不为这种新物质主义所动。
总之，尼亚波尔比奥楚拉仁慈、高尚。她作为一个妇女的相对受到保护和限制的角色，反而使她避开了男子汉世界的成功伦理学以及产生这种伦理学的新的、富有破坏性的物质主义。由于更加避开，所以她也更加传统，更加保持她同在社区里那些精神价值观念的联系。正是这样导致她性格上乃至情景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正是传统主义也保证她从属于一个明显缺少创见的男人。这个问题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从未得到解决。尼亚波尔的观点已经取胜：奥楚拉最后被迫回家。然而，他是被迫返回的，不是出于对她意愿 或担心的尊重，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变化，既然谁也没露出象他们需要另一种情况，缺少这种度化倒是尼亚波尔世界颇为现实 主义的表现。因此，奥戈特理应受到称赞：她没有把某种超常的解放形象或独立形象强加在尼亚波尔身上。同时，人们感觉到叙事本身存在着某种犹豫不决——仿佛这位小说家本人对尼亚波尔的传统世界陷入了相互冲突的两种回答之中，在强调传统主义精神和社区遗产的同时，她承认对妇女的有限作用。这部长篇小说突然煞住——正象奥戈特的许多作品那样——不是完整的结束，人们不能得知对尼亚波尔全部经验的含蓄的抑或公开的叙事评判 。
在这部小说中，处理西方妇女也存在相似的叙事上的犹豫不决，托马逊太太是没能治好奥楚位的那位白人医生的妻子，在处理她同丈夫的关系时她是过分自信的，独立身主的。而她又把这些素质同当地妇女的顺从作了对照。（见第175页）如果说托玛逊太太的独立精神同尼亚波尔的顺从适成对照的话，她作为一个白人基督徒 ，是一个其文化与宗教使她成为一永久的局外人同尼亚波尔的世界相关极为有限的女人，因此，她的独立存在是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不相容的品性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奥戈特自身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困惑，在短篇小说中还在继续，在处理妇女主题时表现出来，可是又带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在〈年老的白人巫师〉中，非洲妇女挑选 这个白人妇女的世界，可是这种选择实际上没解决任何问题。这篇小说描写非洲护士在医院举行罢工，抵制她们的白人女总管（即：“年老的白人巫师”），因为她们不愿意照吩咐的那样倒便盆。这次罢工是由这些妇女的强烈的传统主义引发的，倒便盆将使她们不配找丈夫，她们的这种姿态一直是奥戈特困惑的核心，这些妇女无疑接受了早已确认的性别法典，包括那些甚至连她们赚钱谋生的方式也加以规定的那些法典，同时，他们，实际上，在坚持产生法典的全部文化传统的完整，事实上，这种强烈的文化完整感使女总管杰克困惑，她发现这些妇女对待她要比对待她们的丈夫态度强硬。事实上，女总管希望她们象男人那样对她顺从（《无雷声的土地》第17页）。女总管杰克这个局外人误解的问题，是这些妇女对男人屈从和对她抵抗之间没有真正的矛盾。在抗拒她的要求时，她们严格地保护着她们在她们文化中赞成的性别习俗——而这种习俗需要她们屈从于男人。奥戈特的困惑就在于这样的事实：从广义的非洲历史和非洲个性来看，鼓励这些性别习俗的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近乎神圣不可侵犯。奥戈特没有一篇作品显示：她手下的妇女能够既维持和拥护的文化传统又拒绝这些（性别）习俗——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什以暗示奥戈特想象到足以这样做的任何办法。
选择白人的妇女世界的护士只是朝这个方向采取一种试验性的最后不明确的步聚。这个护士就是莫尼卡·阿达香彼，女总管杰克喜爱的护士，事实上领导了这次罢工。莫尼卡最后作为病人回到这家医院，因胃部感染奄奄一息，这个女总管白天黑夜护理着她直到她死去。既然莫尼卡在灵床上接受了圣餐，实际上她已经回到女总管杰克的西方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大概拒绝了导致罢工的性别习俗和那然宽泛的文化的传统。但是，如果说莫尼卡皈依了女总管，世界就代表战胜非洲传统及其性别法典的话，那么这也涉及了一种文化背叛。以此为基础，它表明了这种没法解决困境让奥戈特象她手下的妇女一样受挫 。
对奥戈特平心而论，我们需要重复关于《上帝许给的土地》中相似困惑的正确看法。不论它多么可能表示作者没有解决的办法，它也表现她的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某种现实主义。缺少解决办法也是奥戈特的妇女世界中继续存在、或许不可能解决的冲突与困惑的结果。在另外一些集子中写妇女的短篇小说中，缺少解决办法或者不能解决，有效地创造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对写得糟糕的短篇小说集是帮不上什么忙。妇女，还有她们世界里男人，都受限的——男人受到熟悉的男性自我中心模式的限制，妇女受到她们的从属地位及其形成的顺从限制。一般描写限制保持的逆来顺受的态度，倒是一种持续的而又根深蒂固的现实。
在《竹舍》中，村里酋长的妻子生了双胞胎——一个男孩和一个子孩，可是为了满足酋长只要儿子的欲望把女儿送出去了。许多年以后，她不得不暴露这个欺骗行为，因为要避免她儿子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的结婚。她已经认出这位年轻女子正是新郎的孪生妹妹。小说以新酋长宽宏大量原谅妻子而草草结尾。（第27-37页）
《白色面纱》写的是女性对男性专横和无感觉作出的口是心非的反应，情景更加阴郁。阿楚拉因为未婚夫选另外的女人被抛弃，因为阿楚拉不愿意在婚礼前上床。她的未婚夫不理解为什么根据基督教理由他们必须放弃婚前性交而白人基督徒却不要作这类牺牲。当奥维拉的婚期确定之后，阿楚拉才到教堂去，用一条白色面纱乔装让她本人取代未来的新娘子。直到牧师宣布他们结婚之后，她才暴露她的真实身分。故事以满面热泪证明这个骗局是正当的。奥维瓦是她的，因为她爱他一辈子，而且从现在起他将永远是她的。（第111——140页）这种对性爱的抗拒竟然响亮地宣布了终生的报复。
《白色面纱》暴露男人和女人的口是心非和狭隘的自私性，而这个十分坚强的“伊利沙白”则强调妇女作为牺牲品。伊利沙白是这个城里的打字员。她遭到男雇主的强奸。当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就自杀在他的房前。在这个故事里，除了伊利沙白悲惨地成为牺牲品之外，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对那个男人没有惩罚，甚至连可能惩罚的迹象也没有。最后，我们只是听到伊利沙白的年龄大些的女朋友郑重宣布：男人已经向社会的法律挑战。但愿上常处置地。（第189—204页）
这种消极的虔敬行为出现在奥戈特的小说中是恰当的，因为在她的世界里真的没发生任何变化，连一点可能变化的迹象也没有，甚至连求得变化的个体能量也没有。她手下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锁在具有明显限制和露骨破坏性的古老态度之中。似乎谁也不能脱身，连《年老的白人巫师》中的莫尼卡不破坏不背叛这些生命攸关的重要文化传统（而那些态度似乎同它们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也办不到。就一种意义而言，奥戈特小说中现状的坚持则反映一种可能的有关人类行为、尤其性别态度和人类本性继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主义。有可供选择的办法，即使是好的，却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从另一种意义来看，奥戈特小说中那种明显的逆来顺受的态度有可能含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更富有想象力更为复杂的艺术家，象南非的比西·黑德，就有相当大的能力，不用怎么费力气，强调受限的社会现实的持续性，同时暗示或预见在她的人物的内心和外界可以接受的选择。事实上，她想方设法利用预见或企图实现这些可供的选择来强调现状的韧性。要在奥戈特身上找到这种复杂性则是不可能的。她是否缺乏广阔的想象视野，或者说简直就是因为她那单薄的叙事风格不能维持多于虚构视野的骨瘦如柴的单维现实，这都不清楚。
另一方面，佩兴斯·赫纳库·艾都（加纳）显然能够更复杂地看人民和社会。她的剧本《公司基金》（1972）以非洲文学中几乎是普遍的那种背景来考查这位年轻的城市女子的种种体验——那种背景就是在早巳确立的乡村道德和现代西方化的城市里杂乱不安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种种矛盾。在艾都的剧本里，这些冲突集中在一个年轻女子企图赢得独立上：一方面避开公开给予保护的农村母亲，一方面避开大城里献殷勤的男子，确保自己的完整和自由。她想方设法挡开巴蒙尼（一个无足轻重的诈骗者）走近，可又不知不觉地赢很学生洛夫莱斯的感情和尊重，后者钦佩她的精神和独立人格。在剧本结束的时候，巴蒙尼自然退出舞台（他因走私而被逮捕），在洛夫莱斯看来，似乎他要受到奖赏，同她结婚。因为他承认和尊敬阿凯比的完美人格。
年轻的阿凯比的经验和成长突出了非洲现代妇女生活中的困境。这是奥戈特在小说中殚思竭虑想和以解决而又不得解决的一种困境：如果妇女们决定忠于环绕她们的以村庄生活以代表的旧传统，她们将受到保护而且也受到阿恺比的母亲所受的几乎相同的限制。另一方面，西方化城市中的解放及其外国的生活方式给那些珍惜非洲传统感和个性完整的妇女带有特有的各种危险。象阿凯比这样的妇女所面对的挑战，是用同农村传统的最佳成分和谐一致的方法维持这种独立精神，而她们作为有文化的西方化的中产阶级妇女正在离开农村传统。
阿凯比并不拒绝婚姻和做母亲或者母亲的传统世界的其他的重要风俗习惯。的确，她随心所欲地一再宣布城里的独立精神，但是她得助于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保守的道德观念，同男人们连续战斗。尤其是她热情地献身子她明明知道在男人支配的世界里女人争取新的而又困难的独立地位。这是关于女人长处与短处的清楚认识，无论小作家还是主要作家的作品都传出这利信息。
她们都坚持：女人的经验和扮演的角色同男人的不同，而且通常不在公平的理由上。在这些作品中，女人的经验是围绕她的自我感觉而不是围绕男人的需要。在这些作家中，主要人物则是那些在常常具有艺术想象与创新性的作品中，能够用复杂而认真的词语传达这种女性的自我感觉。这些作家则是这项研究其他部分的主要焦点。她们是布奇·埃米契搭、埃夫亚·苏瑟兰、阿马·阿塔·艾都和比西·黑德。
总的说来，能有这些作家的抗议都是针对传统非洲与现代非洲中的性别不平等。这种抗议通常与坦常地强调妇女需要发展和肯定自己的意志力量交织在一起。只为自己作为性别牺牲品抱怨是不够的，应当为这种牺牲做些什么。布奇·埃米契塔初登文坛是一个这样的抗议作家：猛烈控拆英国的和尼日利亚的大男子主义，既激烈又直接。可又常常受到损害：拖沓冗长的宣教竟然几乎没有给复杂而又可信的性格描写（人物刻划）留出余地。可是当她成熟起来以后，她的小说变得更复杂了，把继续抗议的调子同有趣的而又常常吸引人的人物刻划，还有一种更有趣的叙事风格混成在一起。
迄今非洲女作家受到的有限注意，大部分集中在艾都和苏瑟兰身上。她们在把她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同她们用以工作的文学形式结合得很好。作为戏剧家，她们暗示，戏剧的习惯程度和性别习惯程式类似，以致涉及自觉的角色扮演模式。因此，她们戏剧中的角色是以社会中普遍的性别角色作模特儿留意塑造的。况且，作为短篇小说作家的艾都，却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她的技巧，以致每篇小说对它能描写的妇女的人品只是直接的框架式的反映。
从纯粹数量意义上看，夫劳拉·思瓦帕的两部长篇小说只是有限的产品，但从总体看，她获得的成就却是相当大的。尽管她选择的艺术载体有其文字结构与先例，但是她已经把两部长篇小说发展口头形式。每部作品的语言与结构都重复了她的农村妇女的口头的和强烈社区性的环境。恩瓦帕尽量具体地再创造这种环境，但也有效地突出在阻挠或禁止妇女私欲的社区背景下作品人物作为妇女所有的私欲。最后，她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的作品说明那种高度有效的风格与形式感，也正是这样风格与形式感取得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成就。
比西·黑德把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带到她的长篇小说，而这种理想主义只有她那关于种族歧视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和经济上的不公正之类严厉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才能与之抗衡。可是在比西·黑德的长篇小说中，外部的恶势力与压迫现象总是同她手下人物的私人生活与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权力问题不仅仅是外部的政治问题，它也是每中个人身上的道德与心理危机。因此，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就在于个人的自身力量以及机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比西·黑德乃是这里新讨论的艺术家中最深刻的代表之一。她的社会眼光聚焦在直接而有具体的非洲意义的事物上面。同时，她还提出有关女性自我意识的性质和需要女性自助与内在力量的问题，这对任何地方的妇女都富有不言而明的意义。比西·黑德，象其他作家一样，可又比大多数明白得多，代表非洲妇女讲非洲妇女的问题，同时迫使我们注意这是代表所有妇女的一种声音。
注释：
*本文译自苏埃德·布朗著《黑非洲的女作家》，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1981年版。
〔1〕冗朗格斯顿·休斯编《黑非洲诗歌》第31页，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2〕见《南部非洲故事.前言》第XV—XⅣ页，该书前言由帕洛·乔丹撰写，导论由哈罗德·舒件撰写，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出版社1973年版。
〔3〕阿夸赫·拉鲁亚赫《土著》，见《黑非洲诗歌》第76—77页。
〔4〕巴巴拉·基曼尼著《重访卡拉桑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2年。
〔5〕巴巴拉·基曼尼著《卡拉桑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97—99页。
〔6〕阿道位·里利·乌拉希著《许多事情你不了解》，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73年版第35页。
〔7〕阿达拉·黑利·乌拉希著《许多事情开始变化》第153页，伦敦柯林斯出版社出版1975年版。
〔8〕阿代莱德·凯利—海留德著《米斯塔·克里夫尔》，见朗格斯顿·休斯编《非洲文库》纽约金字塔图书出版社1961年版等138页。
〔9〕梅布尔·达夫一但夸赫著《参与》，见《非洲文章》第159—62页。
〔10〕诺米西·德·索查著《呼吁》，见杰拉德·莫尔和乌里·贝尔编《非洲现代诗歌》，英格兰哈蒙兹沃斯企鹅丛书1963年版第239页。
〔11〕马里娜·加什著《村庄》，见《黑非洲诗歌》第47页。
〔12〕梅达德·凯西斯著《黑肤母亲》，见《赞比亚新作》第2卷第2期第22页，1971年版。
〔13〕米歇米·吉瑟——穆戈著《丈夫的妻子》，见《奥卡柯·非洲新作》1973年12月第4期78页。
〔14〕弗兰西斯卡·叶同德·佩雷拉著《两个陌生的世界》，见《墨非洲诗歌》第94年页。
〔15〕奥戈特著《上帝许给的土地》和《没有雷声的土地》，前者为内罗毕东非出版社1966年版；后者为内罗毕东非出版社1968年版。
〔16〕佩兴斯·赫纳库·艾都著《公司基金》，见奎尼斯，汉德森和柯斯莫，彼特斯编《九个非洲广播剧》第163—85页，伦敦海因曼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