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光[1]2017年在《两汉宗族救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两汉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之一,以豪强大族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宗族在救灾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两汉时期灾害救助体系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两汉灾害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献记载的零散性和无针对性,使得学界对其研究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以传世文献为依托,充分利用前辈学人相关研究成果,对两汉时期宗族及其救灾行为和思想,宗族与两汉政府救灾互动等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及研究的重点所在,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学术史回顾,重点指出了两汉时期宗族救灾研究的可取之处。第一章论述了两汉时期宗族发展分布状况。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两汉不同时期主要宗族及其主要情况,并结合表格对不同时期宗族发展分布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二章论述了灾害发生及其史籍记载的基本情况、特点、成因和两汉时期官方救灾措施。在广泛搜集相关史籍中灾害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两汉灾害表的绘制,梳理出这一时期灾害发生、分布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对两汉时期官方救灾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第叁章从宗族救灾行为和救灾思想因素两方面探讨了两汉宗族在灾害背景下的生存状态。着重分析了宗族组织在战乱、自然灾害两种社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以及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思想因素。第四章主要探讨了灾害背景下两汉宗族与王朝官方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宗族救灾活动中自主救灾与协作救灾形态及其原因,考察了宗族这一社会主体在两汉灾害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及其演变趋势。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进行把握,指出在灾害频发的两汉时期,宗族组织在救灾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两汉王朝官方救灾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灾害救济体系,同时对后世宗族组织的灾害救济职能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业新[2]2001年在《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文中认为往古以来，中国灾害频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学者因此而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本文以灾害为切入点，以“灾害与社会”为主题，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阶段——两汉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从诸多方面对“灾害与社会”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全文由七部分组成： 导论。从宏观的方面论述灾害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以说明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灾害与社会”这一主题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并对两汉灾害与社会的研究情况、本文的思路等问题略加说明。 第一章对两汉旱、水、地震、虫灾、疾疫和雪、霜、冻、风、雹等灾害进行具体研究，主要从时、空等方面探索众灾发生的概况，力求寻找各灾发生的规律；同时，本部分又是以后几章对“灾害与社会”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基础和背景。 第二章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从自然和社会两大方面探析两汉灾害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季风与环流、变动不居的气候、天文异常等是引起两汉灾害多发的主要原因；而两汉时不当的生产开发活动、生活的浮侈和战争等对生态的破坏，是该期灾害发生不可忽视的社会因子。鉴于气候是影响古代灾害发生的要因，本章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学术界两汉气候史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本文认为，两汉时气候的冷暖变迁，似乎并不如以往学者所言西汉暖而东汉冷的状况，而是西汉略为寒冷而东汉稍暖，且冷暖经常波动；干湿也是变动不定，变动无常。 第叁章为两汉灾害思想研究。笔者认为，灾、异在两汉时具有一定的区别，本章对之稍加辨析，并以此为基础，将两汉灾害思想分为四个主要方面进行研究，即灾害的阴阳五行说、灾害的天谴说、灾害的天体运行式解释和灾害的天道自然式的解释。本文在对这些灾害思想进行归纳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分别对之予以相应的评说。 第四、五、六章分别对灾害与两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叁个问题加以探讨。 由于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和灾害思想的作用，两汉政治生活中留有十分显着的灾害印记，两汉时期的许多诏令、国家政策和措施，如皇帝下诏谴己责臣、人事任免等等，大多是在灾害或灾异屡发的时代背景下制订和颁发的，并围绕灾害、灾异而付诸实施的。——因此笔者认为：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看，两汉君主专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说，其本质就是灾害政治。 灾害与两汉经济的关系，本文主要从灾害对两汉经济的影响、两汉荒政思想和荒政实践等叁大方面来展开研究的。灾害对两汉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是消极的。这种消极。作用可通过以下叁点来说明：第一，灾害对两汉小农经济的打击；第二，灾害对两汉国家财政经济的制约，是影响两汉经济发展波动的要因；第叁，对两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平衡作用。 本文对两汉时荒政思想的系统研究，主要是从积贮备荒、重农、仓储、赈济等四个 ～。方面来进行的，并对其特点、作用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有所概括，这在两汉历史的研究上尚属首次。 由于灾害多发，荒政实践因此而成为两汉经济活动中的一件要事，加之以诸如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作用，两汉荒政实践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本文对这些皆有详尽的探讨和分析。 灾害与两汉文化的关系，可以两点来概括之：一是文化事象对两汉灾害的反映，如两汉文献对历史灾害的记载等；二是灾害对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化事象都留有灾害的印记，或者说某些文化事象的出现就是灾害的产物，如两汉祈雨礼俗等。本文重点以两汉灾异五家说、灾害与两汉文献、揖灾礼仪（以祈雨礼俗为解剖点）等叁大文化事象来折射灾害与两汉文化问的关系： 首先，两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在经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两汉时说灾论异者无不援用经学典籍。由于说者所据经学元典的有异，由此形成了两汉灾异学说的多元性。”本文根据历史记载，将两汉时的灾异学说分为五家，即（春秋》家、《尚书》家、《易》家、《诗》家和《礼记》家等，并对五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相关思想及其特点等略加概括。 其次，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全面地考察了两《汉书》“五行志”在历史灾害研究方面的巨大价值。二 最后，对灾害与两汉文化的副产品——洱灾礼仪（以祈雨礼俗为例）的关系进行探讨。
陈冬仿[3]2014年在《两汉农民生活研究》文中提出汉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民人口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生活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重点探讨两汉农民居住场所、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政治及精神文化等生活状况，力求勾勒出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动态和立体的画卷。根据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两汉乡村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经过人为规划的聚落和自然分布的聚落都较为普遍。一般来说，考虑到修缮成本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因素，自然分布的聚落为其主要形式。两汉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新兴聚落”和“自然聚落”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其外在形式不等同于“散村”。聚落内部布局是农民长期因地制宜抉择的结果，其形态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大部分农民的住宅而言，每户拥有独立的庭院，其形制为“一堂二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两汉农民居住场所是一个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有机体，其内在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农民姓氏普及和宗族的发展，聚落内部血缘性联系日益增强，由若干族姓农户杂居成为其主流趋势；从农民家庭结构发展变化来看，聚落内更多是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共存的局面。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技术在进步，生产工具在改进，两汉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导，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特点。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农业各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地位自然会有所不同。两汉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构成农业生产的普遍形式；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内部生产分工的自然模式；根据不同农作物种植的最佳时间来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化和合理化，并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的农民人际交往，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深受当时统治思想及儒家新伦理观的影响。在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中，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构成的家庭、家族联系与互动处于基础性地位。在儒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夫妻关系为主的农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西汉中期以前的基于自然情感下相对平等的关系逐渐趋于不平等的从属关系。随着农民宗族血缘意识的增强，宗族成员间的生活互助更为经常和普遍，并通过族内祭祀活动密切其联系与交往。受相对闭塞生活环境和安土重迁特性的影响，以近距离婚姻为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邻里、朋友及师生等关系也是两汉农民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家族一起构成农民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此外，通过社日和市场等公共性、开放性的节日活动和场所，农民不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满足不同层面的交往需求。随着现实政治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两汉农民生活的政治环境处在动态变化中：一方面，乡里社会权力介体豪族化，由西汉中期以前国家所主导选任的乡里胥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另一方面，以什伍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效果也不断发生变化，连坐机能相对弱化。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汉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给予农民一定的优遇。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使农民具有参政的权利和可能；出于受教化的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受教育机会；享有民爵的权益和一定的法律地位。西汉中期以后，以财势为右的社会现实使农民所具有的种种权益和机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悖离的局面，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忠孝一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由对父家长权威的敬畏与服从延伸到对皇权的崇拜与依附；各种民间组织及活动所使用的称号和组织形式体现出农民对代表皇权意志的乡里制的认同；通过祠祀及谣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的认知。受其自身局限所致，农民的政治观念是代表皇权意志的国家统治理念长期浸润的结果。两汉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鬼神信仰成为两汉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和禁忌习俗，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性及生活化。出于祈求福佑、禳除灾疫等目的，两汉农民尤其注重祭祀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社神和对家庭生活影响较大的灶神。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与敬重，祈求护佑子孙，两汉农民主要以墓祭的方式来祭祀祖先，逐渐形成具体的时间和相应程式。为了免受鬼魅的侵害，形成服事以娱鬼魅、驱傩等驱鬼辟邪的方法。基于不死成仙的幻想，两汉农民也有“长生不死”的强烈愿望，积极奉行养生术，建构身后的幽冥世界。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形成时日岁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禁忌。具有农民自身特色的歌舞及小型杂艺等精神娱乐活动，是其积极乐观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由于投入时间和娱乐内容上的限制，农民很难成为娱乐活动的经常参加者和享受者；因地域和习性等不同，农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两汉农民的“生活世界”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轨迹。源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传承性，农民的不同生活形态是对由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特性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对两汉农民生活“小世界”的窥探，不仅可以引领我们去感知那份厚重的乡土人情，促使我们对今天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及其生活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思考，同时也可更深入了解人们生活方面的渊源关系及中国农耕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张喆[4]2013年在《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六章,即《道家、原始道教与汉代政治思想》、《道家、原始道教与汉代政治的践履》、《道家、原始道教与汉代经济思想》、《道家、原始道教与汉代教育思想》、《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保障》和《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生活》。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如下：从西汉道家到东汉道教,无论是对朝廷施政,还是民间社会,道家和道教都发挥着重大影响。西汉前期,随着道家的勃兴,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守政治国的指导思想,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东汉以降,道家宗教化趋势加强,并最终形成道教。东汉诸多皇帝均不同程度地同道教高士有过往来和接触,东汉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民众骚动事件也都受原始道经影响。道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如都将劳动致富、勤勉节俭、公平交易等视为重要的经济规范。但在求利、求富的问题上,道教推崇“贵义轻利”的义利观,主张“无为”；基督教要求教徒节制对物质的贪欲,分享财富；而伊斯兰教则强调义利统一。通过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圣经》、《古兰经》的比较,既可以更明晰地概括道教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与价值,也可以借以关照西方社会和伊斯兰世界的经济生活和观念。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以《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为代表的原始道教经典有着极为独特的贡献。在教学目标上,原始道教主张崇“道”,顺应自然。在教学方法与内容上,提出循序渐进、言传身教等教学原则和以“道”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在学习方法与内容上,倡导刻苦勤勉、持之以恒、融会贯通等。而在道德教育方面,则论述了积善修德、少私寡欲、淡泊名利等内容。这些都不乏合理之处,对现代教育思想及其方法论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汉代灾害频仍,探讨原始道教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显而易见,社会心理中的灾异意识成为汉人长期关注的问题,并最终以诉诸宗教的形式得以解决,从而也成为原始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心理背景。原始道教与汉代民众的婚姻观念、禳灾祛疾、延生送死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原始道教从民俗中汲取养料,在某种程度上又指导着民间的信仰和习俗,在此过程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约制和转化功能,在与社会机体的互动中表现出自身的规则和功能。综上所述,汉代是中国古代道家和原始道教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本文围绕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以个案带动整体的研究方法,揭示道家、道教思想的特殊文化内涵,及对汉代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邓玲[5]2016年在《汉代灾异思想的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是“罪己诏”形成与盛行的时期,两汉在400多年的历史中,共发布了80份“罪己诏”,其中有45份“罪己诏”是因为灾异而下达的,其他的“罪己诏”也包含了丰富的灾异思想,作为一种特定主题内容的研究文本,“罪己诏”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人类学为解释路径,以“罪己诏”为第一手资料,在对“罪己诏”中的灾异思想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做“解释的理解”。本文主要分六个部分对主题进行论述。第一个部分是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通过这部分的分析明确了“罪己诏”作为一种研究灾异的文本的巨大研究空间,而阐释人类学、大小传统、原始思维等理论与方法作为人类学民族学文化阐释的核心理论,为汉文化这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异文化”提供了文化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二个部分首先对汉代人的灾异观进行了定义,认为在汉代人眼里灾异事件和现象是违背自然和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和现象,具有对人事的预警功能,它具有危害性,这个危害性包括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对大传统中的高层文化以及小传统的灾异思想进行了归纳,为“罪己诏”中的灾异解释提供了背景;第叁个部分主要介绍了汉代“罪己诏”发布的情况,包括“罪己诏”的定义、数量、类型、内容、发布原因等,对材料的了然于心是本文研究的基础;第四个部分对“罪己诏”中的灾异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释了“罪己诏”中的灾异概念、灾异解释、灾异应对措施以及其体现的特点,得出了汉代人眼中灾异运行的图式是人事作用于“天”导致灾异发生,这个“天”包含了自然与宗教两层含义;第五个部分根据前文对“罪己诏”中的灾异思想的解释,进行“解释的理解”。运用原始思维理论,从汉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的角度,认为在汉人的思维世界中世界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神灵、鬼怪,人类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整体之中,这个整体本身是极具秩序性的,违背了这个整体的秩序灾异就会发生。除此之外,大小传统之间的文化博弈以及与今日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也是汉代人之所以将灾异与人事联系起来的原因;第六个部分则是小结。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把汉代灾异思想作为一种“异文化”来看待,承认汉代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心性和心智,之所以作为汉代文化代表的统治阶级文化呈现出人事作用于“天”导致灾异发生的灾异图式,这是由汉代人的思维方式、大小传统的文化博弈以及深刻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
邹越[6]2017年在《汉画像石所见禳除旱灾题材的考古学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以旱灾为代表的自然灾害对当时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影响较为严重,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思想信仰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研究两汉时期画像石有必要探讨当时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思想信仰,以及在此信仰基础上采取的禳灾措施。这些内容虽然在《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有所反映,但存在一定的记载不足情况,需要通过研究汉画像石这一类考古资料来进行印证和补充。本文主要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汉时期画像石中所见的禳除旱灾题材进行探讨。文中将汉画像石所见旱灾题材大致分为叁类图像:应龙图案、虎食旱魃和气象神出行图,对每一类图像首先搜集文献的相关记载予以印证,整理该类图像的画像石资料,对其进行分区和分型。通过探讨这一类画像石的图像内容、雕刻技法、画像风格以及在墓中的所处位置和伴出图像,探讨禳除旱灾题材在汉画像石中的表现形式与内涵,分析旱灾对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通过汉画像石所反映出来的禳灾手段。通过画像内容架构分析及在建筑空间中的运用,从整体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汉画像石禳除旱灾题材在墓葬思想与习俗中的功用,理清其与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赵锐[7]2011年在《两汉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策略相互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代是我国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开启阶段。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和完善。关中地区在汉代的政治地位极为重要。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是京畿重地和基本经济区。东汉时期,关中地区也是王朝统治的重要地区。汉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学界对于汉代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有很多统计。由于受史料挖掘、统计原则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学者对汉代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统计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目前学界很少就汉代某一地区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进行详细统计。同时,学界对于汉代政府的应灾措施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很少就政府应灾策略的弊端进行论述。再者,自然灾害的发生必定影响政府应灾措施的建立和发展；反过来,政府应灾措施的建立或者废弃誓必会对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危害程度等产生影响。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则很少涉及两者的互动关系。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本文整体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研究范围的界定及历史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研究的现状以及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第二部分对两汉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进行分类统计,得出各种灾害的发生次数,并分析其年际、年内分布特征以及自然灾害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各种灾害的年际分布呈交替变化的趋势,西汉时期各种灾害发生次数较多,尤其是西汉中后期,东汉时期各种灾害发生次数较少；就年内分布特征来说,夏、秋季节是水、旱、蝗、风、雹等灾害发生的主要季节,而冬、春两季发生灾害的可能性较小。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给关中地区人们的生命财产、农业生产、社会秩序、道路交通、灾民心理及自然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第叁部分,对两汉关中地区政府应灾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汉时期,受“阴阳五行论”、“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政府热衷于禳灾,但还是建立起了套包括灾前预防、临灾救助、灾后补救叁个环节的行之有效的应灾体系。这一体系对灾害的救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因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因而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大大降低了救灾的成效。第四部分,对自然灾害的发生与政府应灾策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关中地区的水利、仓储建设以及其他救灾措施的发展完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反过来,两汉时期各种应灾措施的建立、发展或破坏也对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危害程度等都产生了影响。
李长辉[8]2010年在《儒学与汉代禳灾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经治国更是成为汉代社会统治的一贯方略。汉代自然灾害频发,统治者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应对和消除灾害。禳灾便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其思想来源却是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禳灾思想备受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禳灾,是我国古代先民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手段,也是古人与自然灾害长期反复博弈的产物。受神灵观念、自然崇拜等因素影响,围绕着预防或消除自然灾害的目的,人们企图借助于对神灵的祈祷、或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进行控制而使自然界不再降下灾害,这种观念和行动的总体系就构成了禳灾制度。依据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汉代人将所有被寄予禳灾功能的观念和方式都囊括到这种制度之下,这就是汉代的禳灾。汉代禳灾措施主要包括君主自谴、策免叁公、出宫女、录囚、赦免、避正殿、雩礼等等,以期达到禳除灾害的目的。它适应了处于迷茫恐惧之中的各阶层人们求变的心理需求。本文以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从禳灾起源、禳灾措施、禳灾特征等不同方面专门系统地考察儒学与汉代禳灾的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论述了汉代禳灾起源的思想渊源。汉代禳灾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儒家的禳灾思想,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儒家禳灾思想为汉代禳灾提供了原始的理论依据。面对自然界的双重性,古人缺乏足够有效的了解。受神灵观念、自然崇拜等观念影响,人们希望通过对自然神进行祈祷崇拜而获得风调雨顺和免除灾异。其次,考察了儒学对汉代禳灾措施的深刻影响。针对灾害频发的社会现实,在儒学独尊的前提下,两汉统治者将禳灾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推行了一系列体现儒家思想精神的禳灾措施。诸如体现天人感应的君主责己遣臣、改元；体现儒家仁政的赦免、录囚；体现儒家任贤纳谏的选举贤良、纳谏；体现儒家礼仪的雩礼、止雨礼、日食礼,等等。同时亦深刻探讨了各种具体禳灾措施对汉代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再次,揭示了依据儒家禳灾思想,汉代禳灾所形成的历史特征。汉代禳灾既求助于虚无缥缈的神灵,具有神秘性,又关注现实社会求诸己,具有现实性,是神秘性与现实性共存。汉代整个禳灾过程体现了官方性与民间性相结合的历史特征,而且禳灾还蕴含着浓厚的政治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双重特色。汉代禳灾措施的社会整合功能、政治教化功能、调适和联结社会关系的功能也突显出来。
王四方[9]2006年在《秦汉西北农业开发与灾害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对西北地区进行大移民、大开发的时期。多年以来,对秦皇汉武所取得的繁荣昌盛一直为后人所称赞。同时,秦汉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灾害高发期,这中间是否有一定联系,学界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出土简牍等文献的爬梳整理,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秦汉西北农业开发进行了全面考察,分析和探讨了西北农业开发与灾害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北农业开发与灾害的相互影响。对秦汉西北农业开发遗留给后人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在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中,仍需要反思。首先,秦汉时期,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环境艰苦,匈奴等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为抵抗匈奴,在西北大量驻军,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所限,为解决军粮不足,缓解内地人地矛盾,并解决灾害造成的大量流民的民生问题,有必要向西北移民、屯田。其次,西北农业开发中由于滥垦、滥伐,农业、畜牧业反复交替,水资源利用不合理,造成整个黄河流域灾害频发,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再次,受灾害影响,小农经济遭到严重打击,为求生存,引起灾民自东而西、自北而南的人口流动,对汉代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消极平衡作用。同时,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大量灾民流向南方,加快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为经济重心的南移做好了前期准备。最后,灾害不仅在经济上起到破坏作用,而且还在政治上对王朝的兴衰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灾害对汉代思想文化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因为它使秦汉社会风气由开拓进取转向迷惘颓废,在此背景之下,才缓缓拉开“魏晋风度”的历史序幕。
林兴龙[10]2008年在《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文中提出社会救济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是指国家和社会以多种形式对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残疾等原因而无力维持基本生活的贫困者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福利设施的社会行为。汉代是中国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汉代的社会救济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汉代的社会救济为汉代以后各朝社会救济提供了模本。本文采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两汉灾害救济、弱势群体救济、两汉民间慈善救济和两汉社会救济的特点比较等问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对汉代自然灾害次数统计进行辨误。关于汉代自然灾害的次数,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统计,但这些统计数字有误,都不能真实反映两汉灾害发生的真实情况。故有必要重新梳理史料,对这一数据进行校正。第二章、探讨两汉救灾的职官、财政及相关的奖惩制度等问题。第叁章、两汉灾害救济的措施及其评价。这一问题学界已取得很大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如作为灾害预防的措施之一——仓储制度,就包括常平制度。常平制度无论在平准物价方面还是在灾荒救治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学界对此问题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治理河患是救灾措施之一,但学术界很少有涉及此问题。本章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第四章、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本章从残疾者救济、优恤妇女、儿童、养老制度、一般贫困救济等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第五章、对贫困官吏和寒士的救济。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往往陷入贫寒的境地,因此也是政府救济的对象。第六章、两汉民间的慈善行为。两汉时还不存在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但是,民间自发的慈善行为,在两汉已经普遍存在了。本章从两汉个人慈善行为、宗族救济、民间互助组织、邻里互助四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第七章、对以往学界所忽略的两汉社会救济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希望此研究能对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两汉宗族救灾研究[D]. 白云光.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2].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D]. 陈业新.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3]. 两汉农民生活研究[D]. 陈冬仿. 郑州大学. 2014
[4]. 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研究[D]. 张喆.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5]. 汉代灾异思想的人类学研究[D]. 邓玲. 西南大学. 2016
[6]. 汉画像石所见禳除旱灾题材的考古学研究[D]. 邹越.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7]. 两汉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策略相互关系研究[D]. 赵锐.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8]. 儒学与汉代禳灾关系研究[D]. 李长辉. 曲阜师范大学. 2010
[9]. 秦汉西北农业开发与灾害关系研究[D]. 王四方.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10]. 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D]. 林兴龙. 厦门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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