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中国政党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之道论文,政党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803(2006)05-0015-03
乍一看，中庸之道与中国政党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个事物，前者是古代的儒家哲学思想、民族传统文化；后者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笔者在学习研究中，觉得两者在思想文化内涵上颇有些联系，现试作如下分析探讨。
一、谈谈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孔子的思想。在过去极左思潮笼罩时期，中庸之道一直受到批判，一提到中庸之道就被认为是调和矛盾、折中主义、没有立场原则等贬义评价，其实，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
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反对过与不及，在过与不及之间选择一个中点，即恰当的度，以保持事物的稳定和谐，反对极端倾向。如《论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答：“过犹不及。”[1] 这说明孔子反对过头与不及两种极端倾向。
孔子的中庸思想倡导以恰当的方式方法处事为人。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就是说孔子交友要选择合乎中行的人，不得已才选择“狂狷”的人。他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2](意为君子一言一行都按中庸的准则，小人的行为却违反中庸准则。君子所以能做到中庸，是因为君子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以最恰当的方法处事，小人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顾忌和畏惧)。
可见，孔子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选择一个中道。但这个“中”又不是绝对的中间点，而是“时中”，就是当时条件下最适当的“度”或方法。那么如何选择和把握这个“中道”或者说是“度”呢？孔子的办法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把握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用中间最恰当的方法处理，达到最好的效果。孔子以古代圣人舜帝为例，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2](其意为：舜可算是位极有智慧的圣人。舜很乐意向人请教，并且喜欢推敲浅近的语言，容忍别人的缺点而宣扬人家的优点，善于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运用中间恰当的处置方法给人们作榜样，这就是舜所以成为圣人的缘故吧！)孔子称赞舜帝善于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以最恰当的方法即中庸之道的方法处理，向人民作示范。孔子把这种方法看成是圣人之道。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两端”实际上包含了“过与不及”两个极端和事物的两面性或多面性。我们知道汉语“端”的第一义项是事物的开头、物品的两头之意，如“开端”、“两端”之说，引申下来也可以说“两个方面”，再引申下来就有“项”的意思，如“变化多端”。这样看来，“过与不及”和事物的两面性、多面性在内涵上有一些差别，前者是相反的两个极端，后者多是并列的多种因素。但不管有多大差别，都可以说是矛盾的诸多方面。要求得矛盾的解决，就需要根据当时当地和矛盾双方的情况，采取最恰当的办法解决。情况千差万别，解决矛盾的办法也要多种多样，不可囿于一法。对于“过与不及”，要“执其两端，用其中”，要实事求是，反对走极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庸之道内涵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事物的两面性或多种因素，则要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采用辨证的方法、统筹兼顾的方法处理，基本精神仍然是要“执其两端，用其中”，要考虑到两个及两个以上方面的情况，不能只顾一头，不及其它。从这个方面看，中庸之道又包含着辨证的精神，统筹兼顾的精神。
孔子的中庸之道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到底怎样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圣人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不管矛盾问题多么复杂，只要我们正确领悟中庸之道的思想精髓，就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办法较好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
用现代哲学的精神研究孔子的中庸之道，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事物对立面统一的规律，企图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研究和把握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以最恰当的方法求得适中的统一。孔子中庸之道的着眼点在于观察和解决社会生活和政治问题，是为了经世致用，可以说是“中用之道”。但孔子之后的儒家传人却对中庸之道作了广泛的发挥，将一些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溶进了中庸之道，从而降低了中庸之道思想的科学性。当然，孔子中庸之道本身也有它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较大的差别。如它只讲对立面统一，不讲对立面斗争；想保持事物的稳定常态，畏惧发生质变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哲学水平来苛求于古人。
孔子视中庸之道为儒家最高道德准则，后世儒家把它作为治国处世的普遍原则加以运用，几千年来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如在处理国家治理问题上，主张不能一味宽容，采取无为的态度；也不能使政策过于刚猛，或刑罚过重而引起民变，要刚柔相济。在经济上，要给老百姓实惠，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不能铺张浪费；要让老百姓勤于劳作，但又不能过于压榨，引起民怨。要以人为本，允许各种欲望得到满足，但不能鼓励贪婪、腐化堕落没有限度。在伦理道德上，视遵循中庸原则的人为君子，将行为过激的人视为小人。在处事为人上，认为主观武断、不留余地，以我为中心，固执己见的人是偏执之人，不合中庸之道，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朴素辨证精神。在现今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同样需要用中庸之道来处理所遇到的事物和矛盾。如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原则性与灵活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等等问题，都要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处理，既不能搞极“左”，也不能搞极右；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言和行都要讲个适度，不要说过头话，不能行极端事。人们常说“矫枉必须过正”，对于特别突出的错误采取超越适当界限的措施坚决纠正，也许是需要的，但不可长久实行，否则必然产生另一种极端错误。当然现在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行事，处理问题可能更科学一些。但笔者认为，孔子的中庸之道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还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标准，都显示出较高的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检验之后的今天，它仍然闪烁着理性思想的光辉。宋代理学家程颐说，中庸之道“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唉！”[2](意为：中庸之道的内涵无穷无尽，但都是实在的学问。善于读书的人只要认真反复地研究，是会有很多收获的，若终身运用它，就将受益无穷。)古人称其道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并非是虚妄之词。笔者以为，发掘、继承和吸取孔子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促进我国包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在内的一切建设事业，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我们党和个人正确处理一切矛盾和问题的能力，都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
二、谈谈中庸之道与中国政党制度的联系
我国政党制度虽然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而来，但其制度体制和运行方式内涵着中庸之道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在与世界政党制度的比较中就可以显现出来。
世界政党制度模式如果从数量上来划分，主要是三种：即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特殊模式。一党制是只有一个政党是合法的，是执政党，或者有其它合法政党，但不能参政。如朝鲜、古巴、老挝、摩纳哥等国的政党制度。两党制以英美为代表，长期两党竞争，轮流执政，虽有其它合法政党，但力量不足以影响两党轮流执政。多党制是由三个以上的政党并立竞争，谁的票多或议席多谁执政，或者几党联盟组阁执政。如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许多国家都是多党制。这三种模式从特性差别上看，一党制和多党制可视为两个极端。两党制在竞争上与多党制性质一样，但比较规范、稳定。这三类政党制度都有各自的利和弊。一党制的优点是能够集中统一领导，政治上扯皮的事少，国家政局相对稳定；弊端是缺少民主监督机制，不能集思广益，容易导致独裁专制，政权易于产生腐败，政治上易犯大错误而导致国家一朝倾覆。苏联和东欧的教训即是如此。两党制在政党制度评价中是被国外看好的政党制度模式。其优点是选民对政党有选择余地，政党之间监督和制衡机制较为严密有效，被看作是比较公平稳定的政治体制。但弊端也是明显的，为争取上台执政，两党相互攻讦拆台；两党对立轮流执政，容易导致政策和立法上的反复，造成资源浪费大，民主成本高，而且广大的无党派人士没有执政和参政的机会。多党制最大的优点是，形式上要民主公平一些，它为各阶级、阶层、政党提供了执政或参政的机会，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多党制的弊端较多：政治上扯皮的事多，执政效率低；政府更换频繁，如果没有强大的法律保障，极易造成政局动荡；而且执政党的政策难以顺利推行，多党政府常常软弱无力。
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介于一党制和多党制之间。它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纯粹的多党制；它与一党制和多党制既有质的不同，但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是一种中间状态的、中和状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机制形式上具有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的特点。若说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毕竟有8个民主党派参政，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参政的人员和范围在不断增加和扩大。国家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省市一级党委都要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然后决策。这与国外的一党制独立决策是不同的。但它又不是纯粹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搞竞争选举，不组织议会党团。国家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中共占主导地位。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商、建议和决策。这与国外的多党制又根本不同。这种状况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既吸取了一党制和多党制的优点，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党制和多党制的缺点，在集中统一领导与多党参与、民主决策两个方面做到了中庸之道所要求的“既不‘过’，又无‘不及’”；中共的领导和执政不是垄断和独断专行的，但也不会放弃领导，无为执政；多党参与、民主决策，不是纷争不止，难以统一，但也不是做做样子，敷衍塞责。领导和被领导、执政与参政两方面的合作关系形成了民主团结、生动活泼、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比较融洽真挚的关系。
按照孔子“执其两端用其中”的思想，要达到处理事物适度的“中”，就必须在“两端”之间努力寻找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契机，或者努力创造条件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不致激化矛盾，以达到和谐、协调、适度的“中”。在不阻碍社会前进的前提下，尽量保持社会或事物的稳定，在稳定中求得发展，稳定中的发展就是量的积累，量变终将导致质变，这符合社会和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在这样的“两端”之间实际上就呈现出一种“弹性空间”，一种具有回旋余地的、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方法解决问题的“弹性空间”。我国政党制度在实践上就具有这种“弹性空间”。这种“弹性空间”就是在处理政党关系和把握一党领导和多党合作之间的“度”上，有较大的伸缩余地。比如说，在某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大政方针或某个重大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那么中共就可以减少协商的形式和时间，少花一些民主成本，顺畅地、较快地贯彻大政方针或解决问题；在某一阶段，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某项方针政策或重大问题上意见不同，分歧较大，那么中共就不急于决策，多花一些民主成本，与民主党派加强沟通和协商，共同进行调查研究，更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可能取得共识。例如三峡大坝建设问题，这项工程投资巨大，移民众多，安全风险大，政协会议上部分民主党派持反对意见，认为在地理、环保、生态平衡等许多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中共没有急于将三峡大坝建设列入全国人大表决程序，而是与民主党派一道展开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经过几年的大量调研论证，有了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民主党派与中共有了基本的共识以后，三峡大坝建设才列入全国人大表决程序。如果是国外的多党制，就可能出现要么议案通不过，事情办不成；要么政府会在不信任案中倒台，或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解决问题的选择余地不大。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出现不同意见或矛盾，这是正常的。中共坚持实行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为了能够听到不同意见。有了不同意见或矛盾，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机制，中共与民主党派搞好沟通协商，调整政策，加强相互协作，从而消除矛盾，达成共识，保持政治稳定。那么这种政党间的协商、协调、协作，互谅互让，它就是一种“弹性”。这种弹性具有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柔性”、“相融性”或“和合性”。这种“弹性”运用的好，可以使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保持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使中共与民主党派在合作中达到共存与共荣。从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来看，这种“弹性”是符合民主政治基本取向的。它有利于在国家治理中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调动各政党、各阶层人士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实现积极的动态平衡，总体上降低民主成本。它和西方国家那种政党对立竞争所花的成本要少得多。因此这种具有中庸之道内涵的“弹性空间”也是我国政党制度在运作上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历史的发展又与思想文化的发展、积淀相联系，思想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因而我国的政党制度不可能不受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种受特定民族思想文化影响，与特定民族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成为区别于其它国家政党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也是使我国政党制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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