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视域中人与上帝的调适——兼论西方哲学发展的时代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西方哲学论文,人与论文,上帝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与神的原初状态与哲学的建构
希腊哲学中“上帝”和“人”两大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对原初意义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类哲学的童年总是同上帝或神的观念揉为一体的，从最原始泛神论的出现到上帝成为哲学的最高原则，体现出神灵崇拜与思辨的高度融合。用这种思维方法来探究世界就使得古希腊哲学呈现出鲜明的本体论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思辨与上帝观念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使古希腊本体论打上了上帝的烙印并得到日臻完善的发展。同时，如果说在希腊早期哲学家那里，作为主体的人尚与万物混为一体、人类主体性观念尚处萌芽状态的话，那么随着“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认识你自己”两大命题的提出，则标志着古希腊哲学时代主题的转变，即从自然哲学到人学的转变，在西方哲学史上，这是第一次以普遍命题的形式提出了人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且把人看作是这一关系的主导方面，使哲学具备了认识论倾向。在当时，由于主体意识尚未成熟，因而也就无法理解普罗塔戈拉和苏格拉底思想的深刻含义，在当时的社会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很大反响，但在哲学上的划时代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他们为以后哲学认识论和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上帝对人的异化与哲学的沉沦
纵观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古希腊时代，处于萌生阶段的主体意识和上帝观念被赋予了哲学的意义并成为哲学家解释自然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的话，那么到了中世纪，人与上帝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两者不再是哲学解释自然的辅助工具，相反，哲学成为神学的手段，上帝成为哲学的目的，上帝的哲学化最终被哲学的上帝化所代替。神学钳制着哲学、信仰扭曲了理性、上帝奴役着人，哲学丧失了其应有的品质和特性，成为不折不扣的神学婢女，于是，哲学沉沦了。同时，希腊哲学中刚刚诞生的主体性思想被超然的上帝所窒息。基督教对希腊思想的摧毁，最根本的是对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人”形象的摧毁。在上帝面前，人一无所有，人的理性和感觉一文不值，而上帝却在神学家的拥戴下居于“全知、全能、全善、全在”的主宰地位，人的主体性被完全剥夺。但从上帝的角度看，人却在上帝中曲折地表现了其最充分的主体性，上帝对人的主体性的占有，实质上是人的主体性的异化，上帝无限的主体性不过是人们对自身全知全能、无拘无束的主体性的幻想。然而，上帝无限主体性之生成和人的现实主体性的丧失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反对宗教神学、破除上帝主体性、解放人的主体性成为文艺复兴及其后来欧洲哲学发展的主潮。
三、主体性的人、功能性的上帝与哲学的勃兴
当人性被严重扭曲、上帝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自然和人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人性与神性、自然与上帝之间展开了空前的论战，哲学也一改过去神学婢女的地位，重新获得了勃勃的生机。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发展中，哲学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偏转，由过去本体论的研究转变为以认识论为中心，并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哲学方法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与此相应，人与上帝也分别在时代的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与上帝的功能性的定位及两者的互补与调适为近代哲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纵观经验论与唯理论在主体观念上的差异可知，近代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人从上帝那里收回自己的本质，并且从认识论的角度使主体性得到了重新的阐释。在这一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为，出现了以培根为代表的、在追求人的主体性过程中把上帝观念自然化并要求从经验、实证的角度求得主体完善的经验主义和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力求在人类理性王国中驱逐上帝的统治、重树人类理性创造力的唯理主义。究其宗旨，就是要解决关于世界自身，尤其是关于人与类自身的矛盾，重新弘扬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一宗旨体现了这一时代哲学发展的主题：理性与信仰的交织、唯物和唯心的争斗、自然性与神性的较量等等都在人与上帝观念的演变与调适中充分展现出来。这一主题为18世纪以后哲学向着理性化、人本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冷落的上帝、崛起的人与古典哲学的终结
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激烈争论、启蒙学者对宗教的犀利批判以及对人的平等自由的充分阐述等等，不仅向世人展现了崭新的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且表明了人似乎有着魔术般的实践创造力量和认识能动作用。于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以他们那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了“人”这个古老又陌生的概念，而作为那个超自然的存在物——上帝，则被大大冷落了。
总之，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上帝观念进行的人格化解释，上帝的权威、上帝的功能，上帝的尊严逐渐为崛起的、全新的人所代替，这充分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时代主题。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是以理性在抽象王国的无限创造力量来肯定人的地位和价值的，体现了资产阶级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19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反宗教、反神学、降低上帝权威的斗争成为理论的主要课题，这就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产生。批判宗教的激进观点导致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复归，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他把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家关于人的思想提升到哲学高度，体现了时代哲学的主题发展。随着对上帝的否定和对人的理解的深化，精神的、抽象的人必然向历史的、现实的人过渡，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学必然为人的科学理解所代替，“人”必然取得最后意义上的胜利。
五、从“上帝之死”到“人的消解”：西方哲学的后现代指归
“上帝死了”，这对于西方人而言是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人本质的失落感、信仰的危机感和传统的崩溃感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欧洲人。为此，尼采推出“超人”来代替上帝。可见，在这里，上帝已不是昔日在哲学王国中游离的理性神，而是在价值王国中挡道的怪物。否定上帝是尼采价值重估的前提，他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
严格地说，“上帝之死”并不是死于人们对他的不信仰，而是死于人们的自大。人自以为随着传统人道主义训条的打破和固有理性的摧毁，人们可以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质和制度的手段在这个星球上游刃有余。然而，他们错了。20世纪以来，“启蒙时代的玫瑰红正不可挽回地消褪”（韦伯语），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的人处于极度的恐慌和焦虑之中。对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大声疾呼“人死了”。
福柯消解“人”的方式是颇具特色的。福柯对“人”进行了“考古”后指出，为世人所崇敬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本身并不是什么永恒的无限存在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人们的一种认识论建构。既然如此，人就不可能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自主性，相反，它只是现代的物质技术、制度发展所创造的“一个范畴”，“人”只是被建构的“外型”。因此，传统哲学赋予人类的诸如神圣性、至高性、超验性、绝对性、主体性等本质特征缺乏起码的科学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所宣称的“人死了”就是向传统主体思想的宣战。值得指出的是，福柯提出“人的消失”并不是笼统地否认人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是指要求取消作为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的人的存在，也就是说使人摆脱主客心物等相互依存的关系，摆脱对外在世界和普遍的理想概念的依赖。
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一切罪恶并不是在具体执行人道主义的原则和理论时出现了错误，而是人道主义的原则、理论本身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人道主义本身。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在于人道主义所建构的“人”——绝对的、神圣的、超验的、永恒的人的本质。福柯所宣称的“人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被彻底异化了的、与人道主义所宣扬的“抽象的人”格格不入的人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后人道主义”思想反映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控诉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摧残。，它既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思，又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同时它还是对哲学自身的一次自我反思。
总之，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与上帝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始终位居哲学的显赫位置，他们的调适与发展集中体现了西方哲学时代主题的演变。在希腊哲学中，从“神”和“上帝”观念的萌生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提出，标志着人与神揉为一体共同完成了对自然的解说。在漫长的中世纪，随着哲学独立地位的丧失，人类主体性被上帝所取代，哲学的神学附庸性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时代主题。到了近代西方，上帝观念在科学、理性和世俗的轮番冲击下地位一落千丈，人类的主体地位异军突起，弘扬人的理性和创造力量成为这一时代哲学发展的主题。19世纪末，尼采的一声“上帝之死”为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奠定了西方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基础。一个世纪以后，福柯的一声“人之死”向世界宣布了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解构、消解、虚无为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把现代人本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上的超越。可见，立足于人与上帝的调适来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