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有无论文,中医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1 如何认识科学的内涵
(1)科学一词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对演进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科学一词是由scientia演化而来，本义是学问知识，源于中世纪拉丁文。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科学，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自然科学研究飞速发展。许多学者开始深深感到：变化才是科学本身具有的惟一不变特性。绝大多数西方当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像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劳丹等人的学说都反映出这样的共识：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可变的，处在不断的修正和发展过程中，科学进步既体现在累积式的量变中，又体现在革命式的质变中。
具体而言，西方对科学的相对性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结果看，科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理论知识体系。因为作为科研活动结果的科学知识，尽管是特定历史阶段或特定历史条件下科学家对科学问题或自然现象所作的最好解释，但并非完美无缺或一成不变，而要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所以说，科学在本质上是暂时的、公开的、可重复的、可能性的、人道的、历史性的、独特的、整体性的、实证性的；或者说是非道德的，不能从道德的角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判断，创造性的科学知识是人类创造活动的部分结果，科学知识是暂时的、简约化的，科学解释是简单明了、可检验的，科学知识经得起实际的检验，统一的各专门科学领域共同形成相互关联的定律、理论和概念体系[1]。概言之，如果把科学看作知识，那么科学知识既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又有暂时性和可变性。
第二，从过程看，科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究活动。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经由提出检验、接受或抛弃假设而作出结论，新的结论又引出新的问题，由此循环往复，步步深入，以至无穷。由于作为科学活动产物的知识体系不能很好体现科学探究的无穷特性，反而容易被人误认为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有许多学者认为科学探究或研究过程更能体现科学的本质，所以在西方科学与探究同义，有科学即探究science asinquiry之说，如保加利亚学者伏尔科夫认为：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科学生产[2]。美国学者克罗普福也于1969年指出，科学探究过程即科学知识的获得过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反映了科学的动态本质，并进而把理解科学观的形成过程确定为科学素养的一个要素，要求学生理解科学观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被检验、怎样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以及科学家从事这些活动的根本原因[3]。
第三，从人类事业看，科学会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及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过去人们总以为科学无价值偏向，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隐身书斋，埋首专业，不问政治，严守中立。因为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关心社会问题，承认自己对合法当局以外的事物有所偏爱，他就同样有可能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持有偏见而不可靠[4]。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为此把普遍性确定为科学的一条准则，指出科学研究以客观实践活动为基础，以实验作为检验科学假设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而不以人的社会属性、宗教信仰、政治态度来论是非。然而近几十年来，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遭到许多科学社会学家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既影响着社会价值观念，又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巴伯在详细说明科学研究受到诸如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宗教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后指出，时而是这个、时而是另一个社会因素对科学有影响，有时是相对有利于科学的成长，有时是相对妨碍之，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则。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社会相脱离的[5]，可以说，科学的社会性在科学主体科研过程和科学结果的运用中都有所体现。正是有鉴于此，在享有指导美国跨世纪科学教育改革《圣经》之誉的面向全体英国人的《科学》一书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把理解科学的以下三方面本质作为科学素养教育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科学世界。科学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科学观是可变的，科学知识是持久的，科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②科学方法。科学讲究证据，科学是逻辑与想象相结合的产物，科学作解释和预测，科学试图确定和避免偏见，科学反对权威；③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科学被分成专门领域并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研究，科学研究中存在着普遍的伦理原则，科学家既作为专家又作为公民参加公共事务，在科学素养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6]。显然，理解科学的相对性在美国的科学界较为普遍。
近年来，科学的本质也成为我国科学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学者们正围绕科学在本质上到底是相对静止的理论体系、动态的科学活动，还是二者的总和开展讨论[7]。不管能否达成共识，科学的相对性问题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2)不能以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来判定科学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古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中，往往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近代自然科学则开始对自然界分门别类地研究，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关注自然界的特殊性等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西方近代科学具备自身的特征，即严密的形式逻辑与系统的科学实验。
历史上的科学的衡量应该不是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形成的，毫无疑问，系统性、理论性、完整性的科学方法，到了近代才有，古代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西方近代以前的科学也远远达不到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标准，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西方古代科学的存在。以产生于欧洲的近现代科学为惟一尺度，去衡量并评判所有历史时期和所有民族或种类的科学的有无，是不合适的。科学在古代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古代医学就有中医和西医之分。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不但是科学哲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还关系到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划界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确实可靠性”标准随着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失败而失败；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标准因“意义”本身的难以确定性而告终；波普的“可证伪性”标准因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批判而削弱；受相对主义的影响导致“消解划界标准”思想的产生；萨加德、邦格的“多元标准”强调“科学特征”在科学划界中的重要性。这一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因而应用“历史现象学”方法论考察中国乃至东西方的，从古代到近现代的科学，实质性精神也就是把科学理解为一个演变和进化的过程。
笔者认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相对的，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和演变的过程，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非历史性地以西方近现代科学的特征和定义作为惟一标准对科学加以判定，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古今中外的科学形态，实质上是用现成的东西（在此是现代科学的定义和特征）去反注历史上的“文本”，而不是从科学的“历史文本”，从科学的真实发展进程及其所有形态中抽象出共有的特征，这显然是有缺陷的。
2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
(1)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特征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时代中，古代科学文化或从属于经验性传统或幻想性知识，或从属于哲学，或从属于神学，与其他文化浑然一体。混合性或自然性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古代科学文化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传统，表现在重政治伦理、重实用、重技术、重整体、重直觉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主要是围绕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实用性成为其明显特征。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学、农学、医学等莫不符合这一特点。天文学高度发达，是为了制订历法和预卜世间的人事灾祸，因为帝王们认为天象直接联系着皇家的命运；农学的发展，出于统治者对全国农业生产实施宏观控制以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生物学、物理学这些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纯理论性科学，则与中国古代科技无缘。与此相伴的另一点是在古代科学活动中，人们偏重工艺技术和经验。中国工匠以及偏重工匠传统的学者，研究方法常常局限于个别经验事实的总结和归纳，甚少进行模拟自然过程的人控实验材料的量化分析，缺乏科学技术由经验形态上升为理论形态的动力、需要和条件。比如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如《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的特征。与之相反，中国传统科技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所谓整体性是指概念或范畴的不可分解性、有机性、关联性。例如医学方面，传统的中医理论不仅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而且也始终把人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辨证论治。朴素的整体观念，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宏观把握世界的高度智慧，构成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独特的理论模式，反射出中国文化的卓越光辉。
同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非常注重直觉思维，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对世界本原的回答，从殷周之际的《易传》提出本原是“太极”起，一种以“气”为万物本原的直觉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如沈括是最早发现磁偏极的人，然而他在解释为什么磁铁会有两极时却说：“有两种针，一种指南，一种指北，但不足为怪，因为有两种动物，它们的角分别在夏天和冬天脱落”[8]。以上是从宏观上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特征，但并不排除个别人或个别事与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接近的趋向。
中国古代贤哲的伟大发明创造往往是在满足于实际应用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希腊式的数理自然观，因此虽有许多重大发明和发现，却未把它们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我们的先人止步于技术的发明，而没有发展形而上的自然哲学；我们有机械的发明，而从未能建立抽象的动力学原则；我们的光学，有凹凸镜影之观察而未有物理光学类似光波之概念；我们的数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学；我们知道“勾三、股四、弦五”，却没有去寻求证明它的“公理化”逻辑体系。我们有磁石的应用而从未达到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中国古代的科技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强的实用性，一旦实现便提不出进一步穷理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极重觉和悟，有优点，但缺点是重觉轻理，重悟轻析。中国科学落后，与传统文化有关。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带来物理化学，中国才有了西方的科学，清朝受到外国枪打炮轰的教训，亦痛感不及。科学的宗旨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觉性不可少，但离开理性分析，定不彻底。因此，中西文化应该汇合，取长补短。
(2)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界定 对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文化的讨论由来已久。从1915年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创刊时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开始，近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气象学家竺可桢，以及外国人戴孝骞、德籍犹太历史学家魏特夫等，还有当代学者吴大猷、中科院院士席宗泽等人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看法各异，形成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文化之争。学者们的论著观点鲜明，论据确凿，言之成理，但实际上他们对什么是科学文化的理解却不相同。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学者，往往就是严格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去衡量中国古代科学。如说“在16世纪前中国只是在技术和在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从来就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头，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9]。然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自然科学，是经由16世纪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于17世纪在欧洲形成的。此前，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古代中国和希腊都没有。
“有”“无”观争论的焦点和症结就在于怎么去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把握历史。我们不能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对科学的认识当作惟一的科学范式来衡量其他时代、其他民族，从而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去剪裁古代科学文化。
科学作为一种历史的进程，在每一文明中都有某种科学成分成长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对科学阶段的划分：古代科学、现代科学和未来科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学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并非有无科学。东方人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有其自身的科学成就、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加以证明。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即中国的明朝初年），他列举了大量科学家的名字，而中国的科学家就有249人。这些人中，研究天文学的最多，医学和数学次之，而真正搞技术的只有5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技术贡献卓著，“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0]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是存在的。文化就是人类为了生存与理想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能力及其产品。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就是古代中华民族认识与改造世界以及使生活方式不断变革的一种特殊能力、活动和产品。它是古代中国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要素。
(3)科学具有民族性和地城性，中国古代科学产生于独特的文化之中 对比中西文化，无论从文学、美术、戏剧、舞蹈、医学、建筑，还是从抽象的学术观念、哲学思想等方面，皆有鲜明的阴阳分野。
古代中西文化有很大差异，中西方科学的差异不但是领域有相异之处，更是不同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建构，其研究方法也是有差异的。西方科学的两大特征是产生了形式逻辑方法和实验的雏型，中国古代科学的特点是技术型和经验型，从整体把握复杂体系的规律。西方科学是西方特定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的产物，其根本宗旨就是要实现人对自然的认识、控制和征服，其显著特点是区别事物，找寻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有着不同的含义和特征，其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一个突出特点，有机宇宙观、元气论是指导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主流思想，其重要特色是求同，探寻自然事物共同具有的元气阴阳规律，中国古代科学中的阴阳五行之说和“术”皆源于古代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哲学思想。
中西科技传统本质性的差异是由中西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深刻影响，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也使当前科学在面临大量复杂性现象时有着巨大的困惑。但中国古代科学的文化价值已被为数不少的有远见的科学家注意。诺贝尔奖得主比利时化学家普利高津说，新的自然观“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达，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997)。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主张新科学要合乎伦理道德，并认为“前进的惟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1985)。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对欧洲科学近代化乃至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培根和马克思有关中国四大发明对欧洲近代化意义的评断，特别是李约瑟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详尽研究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1]。首先，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科学精神宝藏。科学精神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它和人文精神是一致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遗产可供借鉴。其次，道家的自然观对后现代科学具有启蒙作用。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道家已经把个人、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的不安全性展现在人类面前。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公正与公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会对我们这个时代有新启蒙思想的作用。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对科学的人性化有借鉴作用。当代科技文明发展的困境要求科学必须人性化。早在1920年，萨顿就发出“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吁。李约瑟认为，“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整体观念，无疑会对当代的环境科学、区域开发和技术发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把传统科学作为目的基因转入现代科学中，使现代科学得以有新的发展。如东方天文记录的现代价值，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吴文俊院士将中国数学传统的算法用于定理的机器证明而获得成功，使中国数学范式获得新生。中医学作为现代医学的补充不可或缺，当代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这种转向为中医学的新生提供了际遇。
3 如何认识中医的科学性
(1)中医学具有自身特征 中西医相比较，表面看起来，中医古朴、西医现代，有明显的时代差异。这一点常常让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中医落后、西医先进。甚至以中医理论与西医迥异为由，根本不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然而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既定的原则出发。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辨证论治有不可否认的疗效。对于当今人类面临的大敌——癌、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他许多疑难病，中医可以发挥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见，中医是一门与西医有显著差异的科学。本质差异不在时代，而在于中医是以生命的整体论观察人，西医传统是以机械的还原论分析人。中医的“望闻问切”，重点在“望”，在“觉”，然后辨证施治。西方则恰恰相反，如美国的斯佩里，研究大脑，先把大脑切开，而后分别研究，得出左脑司抽象、语言，右脑司形象、空间的结论，其剖析思路甚是明显。中医将人看做是不断地进行着自组织活动的过程，是能动的整体。因此中医学着重研究人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应关系。认为人的一切生理病理变化服从于整个自然界的有节奏的运动过程。人的脏腑经络、气血百骸能够通过自我调节，使人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中医学尽管在基础理论上尚未脱去朴素形态，但它采用的方法能够全面容纳人的复杂性而不加以简单化和破坏。中医学尊奉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以儒家“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为指导，其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和提高人自身具有的调控机能，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以此祛病健身。因此中医学强调神对形的统摄作用，将摄生和治病置于首位。
西医在奠基之传统上，将人看做由各种部件组成的精密机器。现代西医虽然努力向整体观靠拢，但其基础理论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方法无法完全摆脱机械观的影响。因此，西医学的特点是要求精确测定人体发病的部位，从器官组织、物质成分的角度弄清发病的机理。西医学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是在整个西方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它能够方便地及时地吸纳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准。但是西方传统的科学思想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然带有将人当做简单性器物来处理的趋向，具有浓厚的还原论的色彩。还原论有其局限性，也有其相对真理性。整体层次的规律有其特殊的优越性和相对独立性，但是如果没有对局部——形体构造、物质成分等的深入了解作支撑，也难于充分地把握，难于在认识上不断前进和升华。
(2)中医学的认识方法和理论体系本就是医学科学的应有之义 牛顿力学在严格定量实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完整的、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当时在其他领域并未表现出如此明显的特点，近代西方医学也达不到完全公理化体系的水平。建立在实验和解剖基础上的西医具有典型的“生物医学模式”特征，忽略了科学本身应有的人文因素，其认识人体所采用的分析还原方法，限制了对人体整体功能和整体规律的探索；换言之，西医学也存在认识盲区，但不能否定其科学性。在现代医学发展中，“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成为趋势和潮流，而根植于传统的东方人文土壤之中的中医学已经具备了这种雏型，形成了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多学科知识渗透的学术体系，具有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相兼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融性，受古代哲学的影响尤大，中医的整体观念、恒动观念、辨证论治理论都源于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医学中的绝大多数概念和理论具有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表述形式，在表述人体的整体规律方面，较之西医学概念无疑更具优势。这也是我们可能对中医理论进行现代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
中医的科学性还表现在现代被人们普遍重视的大系统、大科学的概念在古代中医已有萌芽，而现代人则对大系统、大科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整体、系统等思维方式本身就是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必不可缺的部分；实际上医学同哲学一样，是跨自然与人文的学科，把它看成单纯的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认识。当然，中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弊端和缺陷，应当批判地吸收西医的精华，融合创新，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医学的科学性。
收稿日期：200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