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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文化中产生了奇特的作用，对他的时代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对他多无好感。他的风格极具吸引力，但谁又能指出其魅力所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哲学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但未必具有深刻的，系统的思想。他的文学作品充满哲事性，但他的作品并不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剖析见长。他将体系与情感，宗教与政治，个人的与社会的交织在一起，使人有时难以确定其体裁。他的长篇小说具有历史哲学性，其研究作品具有主观色彩，传记作品具有创造性，政论作品具有宗教色彩。安德列·别雷写道：“要弄清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活动就必须想象出一种我们时代还不曾出现过的创作形式。”
“圣洁的”评论界没有马上接受梅列日科夫斯基。女诗人济娜伊达·吉皮乌斯，梅氏的妻子指出，谩骂梅列日科夫斯基已成为一种传统。不仅写文章，甚至写书，似乎只有一个目的——证明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个极其微不足道的作家。梅氏在自传札记中承认：“俄国文学界普遍对我不友善。我可以庆祝被评论界无情排挤25周年。”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害怕牛：它们那迟钝而又好奇的眼神使人判断不出它是否会牴人。某些批评家就总是用这种目光看人……”
一个作家如果得到自己人的支持，即使受到众人的攻击，他的生活和创作都会轻松得多。但这方面梅列日科夫斯基也不够幸运。他在俄国文学中达到了导师的地位，但却没有得到书面的“通知”。他没能像他的朋友纳德松和大多数白银时代的“名星作家”体验到普遍承认和成功的幸福时刻。经常到他那里寻求忠告和支持的是一些文学新人（勃洛克、扎伊采夫），他周围常聚集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别雷、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后来他们都离他而去，摆脱他个性及文学魅力的影响，对他评价不高，从未表示激赏。
1916年尼·别尔嘉耶夫写了《新基督教》一文，像是对早已忘却的过去进行总结。作者表面上很宽容，很友善，称梅列日科夫斯基为“文学宗教思想领域的先驱”之一，但对梅氏却没说什么好话。这位哲学家在文章一开始就声称：“梅氏的思想既不深奥，也不丰富。”接着长篇累牍地、详尽地证明梅氏的思想是如何不深奥、不丰富。
我们常认为文艺的阐释是哲学阐释逻辑的翻版。按此原则，作品中的主人公都给贴上了标签，被划分为“基督”和“反基督”，这样一来，作家的整个艺术世界都给翻了个底朝天。评论家在指责作家“公式化”的同时，又完全屈从于这种公式化。直到现在，仍没有弄清梅氏作品的一般意义、感染读者的方式、魅力的实质及作家本人在俄国文化中的地位。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存在方式在民族文化中是十分独特的。别雷于1911年写道：“这里（梅氏家的聚会上）产生了新的思想……数月后，这些新思想开始五光十色地出现在各个杂志上，有时被歪曲、颠倒，没有火花，不合真情，而却说：这就是新流派……”。梅列日科夫斯基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如此曲解，哈哈大笑。别雷又写道：“在这里，在梅氏家中真正创造了一种文化，在他家使用的语言被精明的语言投机者四处搬弄……很多人在这里学习过，聆听过他的语言。现在这些被更换了标签的语言发出幽暗的光。但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家里这些语言是熠熠闪光的。人们惧怕他，所以才避而不谈，掩盖痕迹。”
要想验证别雷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由于在白银时代的环境下，思想仿佛自然产生，不取决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人，自由地飘浮于大气层，但是文学借鉴还是明显的。只要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瓦·勃留索夫的《胜利的祭坛》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有些部分几乎完全相同。或者细读长篇小说《列奥那多·达芬奇》中白魔一章，青年妇人飞到女巫那儿去歇息的一幕，难道不令我们想到另一著名的情节吗？在《彼得和阿列克赛》中古老信徒教牧师拖着教士“以火净化”，狡猾地假装自焚，难道这不使人联想到关于彼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语言的投机者”，像勃留索夫、C.布尔加科夫、阿·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未必需要抄袭。显然起作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内在的魔力，不是抽象逻辑的，而是具体个人的，“素有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轻易就能找得到的。
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很难被同时代人承认，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受到批评界的抨击，人们读他的作品提心吊胆，从不敢公开拿在手里。他吸引所有人，又跟大家保持距离。写到他都很不友好，但作为一种现象，一个大师，人们对他又怀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只是在侨民范围内获得了成功，那已是革命后的事情了。后来才得知西方翻译、阅读他的作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十分敬慕他，他跟布宁一起被提名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又是功败垂成，诺贝尔奖还是布宁获得了。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及其妻子晚年被看作是一种文学的遗迹，一个美好过去的影子。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以象征派诗人开始其文学活动的。他同吉皮乌斯、巴尔蒙特、索洛古勃、明斯基同属老一代象征派诗人，俄罗斯象征主义从它诞生之初就遭受到评论界的攻击，但他们并未参战回击，他们决定以自己的方式确立什么是艺术以及他们在艺术中的位置。19世纪初出版了三本著作，被看作是早期俄国象征主义的宣言：沃伦斯基的文章，明斯基的《凭着良知》，梅列日科夫斯基《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它是由梅氏的讲义整理而成的。
文章一开头，梅列日科夫斯基就是作为坚定的象征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梅氏在俄国“前象征主义”文学中找到了象征主义的种子，列出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梅氏肯定地说，只有现在象征主义才成为美学纲领。他归纳出新艺术的三要素：艺术感染力的扩大，神秘主义的感知，象征主义的手法。象征主义者同时一定是神秘主义者，这是他的创作方法，象征主义如宗教一样，是作者的世界观，是他评判世界的方式。
梅列日科夫斯基特别注重文艺批评。他把自己看作是“新文化”，“新宗教意识”这座建筑综合体的缔造者。他像许多人那样，感觉自己处于批评史、文明史，宗教史的交叉口上。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制定了主观批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后来的评论研究中得以彻底实现（《永远的同行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超凡诗人》，《果戈理和鬼》等）。信仰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从创作之初就与批评的“科学”方向背道而驰。他把自己的批评方法称为“主观文艺”方法。在俄国与梅氏同时还有一位主观评论家——瓦·瓦·罗扎诺夫。他们同时形成了主观批评的信条，又同时将其具体化，并同时反对评论界的“科学方法”。
理智上梅列日科夫斯基明白，科学批评原则将来可能很有成果，但心理上不能接受。梅氏认为欧洲科学批评起源于伊·泰纳，他是个彻底的实证主义者，其方法基础为：艺术的法则同自然法则实质上是统一的，因此是可以被认知的，由此而产生的任务是对创作起因的认识应像对研究自然的起因一样。
根据罗扎诺夫的观点，对美的敏锐性正是以不存在艺术上的共同尺度为保障。科学批评抓住了创作者精神生活的初始线索，以后参加争论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观念，假说，理论，罗扎诺夫指出了这种客观方法的局限性，和与其对立的另一方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创作者不是某种理论的材料，他是活生生的人，是像“上帝”一样的人。
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主观评论与“唯科学的，批判的，分析的思想”相对立，尝试着建立主观性的前科学的均衡。科学评论应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它的研究对象最终要枯竭，这种批评能一劳永逸地给作家一个正确的评价，再也不需要重复了。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真正理解作者的目标是极为广泛的课题：必须深刻地认识作者的个性，他的主观的“我”，以及通过主观的“我”，反映出对世界独特的看法，反映出独特的如上帝一样的“我”。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永远的同行者》的前言中到：作者希望向读者展示的不是评论者外在的，而是主观的，评论者“我”自身世界观的内在联系，因为它不是以科学的文艺批评为目的，他只是尽可能真诚地讲述他喜欢的书，忠实的朋友，生活安详的伴侣是怎样影响他的理性，情感和意志的……一个主观评论者如果能在熟悉中发现意外，在他人中发现自我，在陈旧中发现新颍，那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主观批评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这种批评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对作家重新认识、重新理解，并对其作品提出不同的看法。
主观批评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会耍手段的。他总是独立地看世界，认真倾听自己的心声，这正是科学方法所排斥的。在评判托尔斯泰不理解拿破仑的个性时，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托翁未寻找到理解拿破仑的途径。只有找到通往研究对象的个人之路，主观评论者在作家身上发现他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才能理解被研究的对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评论者才有权进行评说，因为这时他才能完全对自己的话负责。
主观批评家的任务是双重的：首先是展示作家的灵魂，然后是说明这一灵魂对批评者理智、意志、情感以及整个内心生活的影响……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时间不能将其磨灭，而是使之更新，每个时代都会赋予他们新的身躯和与之相似的灵魂。换言之，艺术家是用自己的语言诉说生活，主观批评家是用艺术家的语言来诉说生活，甚至可以这样说，艺术家以世界的化身展现自己的个性，批评家则以艺术家的化身来展现自己的个性。
梅列日科夫斯基所钟爱的蒙田在《实验》一书的开场白结束时写道：“我的书的内容就是我自己，你不愿意读，就别读吧。”类似的原则同科学是相违背的。科学要求根据体裁法则所引用的每一页都应成为某种巨大体系的有机部分。主观评论者则请读者同作家、同自己进行个人交流。因此，这种交谈可能与信息相交织，但具有丰富的意义，对读者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它语气亲切，好象是促进读者同作者共同解决迫切的问题。
瓦·罗扎诺夫写道：“就其天赋与资质而言，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个评论者。在他评论别的思想家或一个人时，他能出色地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思想。评论应是他工作的方法、方式和风格。”著名评论家尤利·艾亨瓦尔德称他为无与伦比的引文大师，他人的主宰，深刻的博学者。梅氏在引用被研究者的文章时往往随心所欲：引用原文不加引号，改动作者的原文却加上引号。梅列日科夫斯基大量地连续引文完全是有意识的，似乎在告诉我们：我试图在向你们展示作家的灵魂，展示自己同作家灵魂融合在一起的思想。在这方面《永远的同行者》中的文章表现得异常充分，文章的有些部分几乎全是引文。关于蒙田的随笔中四分之三引自《实验》，而这是文集中最生动，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篇。梅列日科夫斯基没有阻挡作者，也没和作者搅和在一起，相反，在保持其声音、调语后，使其尽可能地展现。
梅列日科夫斯基大量引文，好像要使我们相信他对原文的忠实。这可能是当评论界指责梅氏时，唯一不可能对其主观批评方法进行吹毛求疵的情况。主观批评的最初宗旨，就是要冲淡公正的语文研究和自由创作的界线。在“理性与情感之间存有和谐与统一”。不仅情感与科学相统一，而且空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科学就是与情感、个人、内心相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象征主义美学概念的基本点之一。而我们记得，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以象征派诗人开始其文学活动的。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本主题之一是现代人信仰上帝的能力。这一主题贯穿于梅氏的整个创作。在他的优秀的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中有大量篇幅是描写这一主题的。这三部长篇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好象不是同人，而是同神相关。小说中历史被看作是无限重复的提坦之战，并且选择的都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梅氏特别感兴趣的是单个人陷入历史灾难的磨盘中的情况，不是军事的或政治的灾难，而是更深刻的神话危机的磨盘中。
历史破坏性的巨变，世界观体系的破灭时代都特别吸引梅列日科夫斯基：他从中看到了自己时代的反映，这是各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体系都来反对基督教神话的时代：一方面是实证主义，启蒙时代的继承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再信仰上帝，把天上的东西拉到尘世上来；另一方面是尼采的声音宣称上帝死了。还有一些信仰多神而又什么都不信的神智学者……俄国伟大的作家，一代“宗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在重新提出上帝的问题后，又不由自主地作了摧毁神话的工作。
和谐随神话的破灭而消灭了。一部分留在了过去那个文化的黄金时代，一部分将进入未来的乌托邦空想。后代人能从任何无政府状态与混乱中建立和谐。认识到现实残缺的现代人，除制造美好幻想（包括关于往昔）别无选择。新“歌手”对象征主义者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在现实面前毫不畏缩，而是勇敢地开始构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民主的”神话。
俄国象征主义寻找的是另一种神话。明斯基宣称“向不可实现的崇高去追求”。巴尔蒙特提议：“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勃洛克、别雷、索洛维约夫——在本世纪初宣告了他们的新信仰，新理想。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神话有自己独特的范围。这是一个离群索居的读书人的神话。《论当代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一文写道，“书就是活生生的人”，主观艺术评论家“喜爱书，或者憎恨书，以它为主、因它而死，为它欢乐或痛苦”。梅氏出籍《永远的同行者》不是无端存在的。它体现了某些高层面的本质，相互斗争与妥协展示了过去，保证了未来的和谐。其中每一个都是一种象征，正是根据象征主义原则创造了宗教。他研究的对象总是体现了自我敏锐的感觉和关于自我的理想。
以随笔《马克·阿夫列利》为例，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罗马皇帝是什么样的呢？这已不是文学肖像画家力求描写的有心理活动的人。对梅氏来说，马克·阿夫列利是哲学家的恭顺勇敢与谦虚相结合的化身，是没有争斗的来自于权利和荣誉顶峰的感觉，是人们所追求的一切转眼即逝的感觉。“不考察宗教信条，却创造了各时代和各民族所能接受的信仰，不考虑哲学体系，却创造了不可摧毁的道德学说，不考虑文学风格，却创造了人类良知的深刻诗篇。”在这里梅氏对他的同时代的和未来的批评家，他的体系的反对者作出了回答。马克·阿夫列利属于不畏惧死亡的最后一代罗马人，这种恐惧感是神话衰落时代罗马人所共有的，也是梅氏同时代人——另一种衰落时代的人，“渴望信仰的怀疑主义者”所特有的。
在《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论文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神话创作激情达到了顶峰。在这里表现了他努力克服基督教二元论。在梅氏眼里俄罗斯国土上的两个伟大作家不是简单地对立：他们是俄罗斯意识、俄罗斯实质、民族精神论以及作者本身的两极。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看到了与可怕的梦呓并存的同样可怕的现实。他常引用陀翁的话：“彼得堡是一场梦，梦者苏醒，一切就会消失。”梅氏认为，只有信徒保罗的话才适用于陀翁：“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新约希伯来书13、14）
运用幻想方法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的影子，他们如同一对相互对立的双生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彼岸世界就如这影子。托尔斯泰的一切更多地是在现实本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象是在托翁那儿酿成的雷雨，最终降了下来。
梅列日科夫斯基并没有在作家那寻找哲学问题的答案，他是和作家一道，平等地寻觅。安德列·别雷写道：“梅氏所追寻的方向超出了文学范围；文学仍只是一种形式，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想要艺术，他对文学提出了要求，而这些要求，文学作为一种形式是无法完成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不想安于现状，不想满足于艺术这一种形式，不想拘于历史和文化的条条框框。因此他不被任何人理解，孤独地传播建立在世界末日、启示录基础上的未来宗教。
梅列日科夫斯基评论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是他自己的灵魂，他自身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同时代人的反映。吉皮乌斯回忆说：中学毕业后将《永远的同行者》赠送给成绩优秀的中学生是不无益处的。现在为对梅氏书籍抱有好感的读者提供一份认识资料，以便对那个时代进行思索，那个时代包含着二十世纪俄国悲剧的命运，也是我们自身的命运的根源。
摘译自《永远的同行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和国”出版社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