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萧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萧条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176X（2000）05—0003—10
一、引言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 ）和波谷（trough ）是周期的转折点（注：参见PaulA.Samuelson and William D.Nordhaus,1998.参考文献〔1〕，第 433页。）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 ）或危机（ crisis ）、 萧条（ depression ）、 复苏（recovery或revival ）（注：这四个阶段的顺次出现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十分明显，但是二战以来变得不怎么明显了。）。其中繁荣和萧条是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阶段，衰退和复苏是两个过渡阶段。繁荣的最高点称为波峰或顶峰，这是繁荣的极盛时期，也是由繁荣转向衰退的开始。萧条的最低点称为波谷或谷底，这是萧条的最严重时期，也是由萧条转向复苏的开始。这种意义上的繁荣与萧条，就是本文将要研究的繁荣与萧条。
繁荣与萧条， 最好借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 JohnRichard ）的经济周期模型（注：希克斯集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之大成。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体现在他于1950年出版的《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Oxford:Clarendon Press.）一书中。）加以说明。在图1中，希克斯把每个周期分成四个阶段（注：希克斯对经济周期全过程的描述，参见参考文献[2]的Chapter 19。）。第一阶段是上升阶段，即复苏阶段， 从点a至点b，也就是从经济开始复苏到产量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为止这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充分就业的繁荣阶段，这是产量沿着充分就业线CC（注：希克斯认为充分就业线就是经济周期的上限，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这里的充分就业线就是图2的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 这条线是可以突破的，直至产量达到短期总供给曲线AS[,S]的垂直部分。因此，充分就业线并不见得是经济周期的上限，上限应该是短期总供给曲线AS[,S]的垂直部分。）运动的时期，即CC线上的点b至点c。第三阶段是下降阶段，即衰退阶段，从点c至点d，也就是由充分就业线开始下降，下至最低限线FF为止这一阶段。第四阶段是萧条阶段，这是产量沿最低限线FF爬行的时期，即FF线上的点d至点e。（注：关于周期的四个阶段的长度，希克斯还有其独到的观点，这里从略。）
图1 希克斯周期模型
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这里只提请注意衰退和萧条的区别。衰退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意思就是危机。衰退（危机）和萧条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经济学》中提出，有力的向上波动被称为繁荣，向下的波动被称为衰退，而严重的产量下降被称为萧条，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萧条由于其时间长和幅度大而被称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进而认为衰退的标志是GDP至少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也就是说当GDP至少连续两个季度下降时，就说衰退已经发生了（为了统计目的，年被分解为季度，GDP数据在每个季度结束时公布一次）（注：参见 Stiglitz,1993，参考文献〔3〕，第658页。）。
按照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的观点，衰退通常持续1—3年，在此期间，失业虽然上升，但一般低于12%。当衰退持续3年以上，并且（或）失业率介于12%—20%之间时， 经济便可说是在遭受一场萧条。当失业居高不下，衰退持续6年以上时， 这个国家遭遇的困境便可称为大萧条。因此，视其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可定义为衰退、萧条或大萧条。（注：参见莱维·巴特拉.1990年大萧条[M].上海三联书店，1988。 ）本文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严格区分了衰退和萧条，但是在不影响全文中心主题的前提下，有时也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
运用产出缺口的概念也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理解产出缺口，必须对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下一个比较精确的意义。潜在产出的概念由阿色·奥肯（Okun,Arthur M.）发明并强调。潜在产出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产出（Full- employment out-put），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能够创造的实际GDP水平， 或者说是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实际GDP水平。 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在不提高通货膨胀率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的实际GDP水平。 必须注意潜在产出与最大产出（注：潜在产出即图2中说的Y[*]，最大产出即AS[,s]的垂直部分所决定的产出。 ）的区别。潜在产出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或经济的物质生产能力，而只是在不导致猛烈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其实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上：在经济中存在着正常的磨擦失业，同时即使在经济运行相当好时，也有一些生产能力没有被完全利用。因此，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很难确定。
产出缺口则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
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实际的产出 （1）
产出缺口可以衡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周期性偏离的规模，也可以衡量经济的实际运行距生产可能性曲线（PPC ）（注：生产可能性曲线PPC参见图5。）究竟有多远。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里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口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以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繁荣与萧条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图2中的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量线重合。 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s]的垂直部分是由于受到经济的物质生产能力的限制。AS[,L] 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图2 ①繁荣与萧条状态
②总需求减少导致经济下降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主要指标是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例如，在繁荣时期，失业率趋于下降，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长率上升。而在萧条时期，情况正好相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界定“繁荣与萧条”与经济周期的异同。相同的是，繁荣与萧条是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阶段，离开了繁荣与萧条，就不存在经济周期之说。但是，“繁荣与萧条”研究的重点是繁荣为什么走向萧条，以及萧条如何走向繁荣，不强调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而经济周期则重在产出对趋势水平的周期性偏离，即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循环往复的原因。
以上详细界定了繁荣与萧条。根据繁荣与萧条的含义，建国50年来，我国出现了多次繁荣与萧条（注：根据共和国经济史，笔者认为新中国所经历的繁荣与萧条（抑或衰退），大大小小的计有11次，它们分别为：1953年的“冒进”和1954—1955年的衰退、 1956 年的“冒进”和1957年的衰退、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和1960—1962年的大劫难、1965—1966年的繁荣和1967—1968年的大萧条、1969—1970年的繁荣和1972年的衰退、1973年的回升和1974年的全面衰退、 1975 年的繁荣和1976年的萧条、1978年的繁荣和1979—1981年的衰退、1984—1985年的繁荣和1986年的滑坡、1988年的繁荣和1989—1991年的大滑坡（市场疲软）、1992—1994年的繁荣和1998年以来至今的萧条。），并且繁荣的顶峰与萧条的低谷之间的落差很大，呈现大起大落的特征。
50年来的历次繁荣与萧条，其运行过程可总结为图3：
图3 繁荣与萧条的运行过程
图3表明，历次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投资波动。在乘数和加速数相互作用（Multiplier－accelerator interaction ）下，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相互影响，相互调节，进而形成经济周期。（注：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详细分析参见Paul A.Samuelson."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ulti- plier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 Review ofEconomics Statistics,1939,21,第75—78页.）正是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投资过度最终形成经济的繁荣局面。在繁荣的后期，由于受到资源约束和消费不足的约束，进而出现投资不足；同样，在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下，投资不足最终又形成经济的萧条局面。
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新中国历次繁荣与萧条的运行过程，具体内容是繁荣的形成，繁荣走向萧条，以及萧条如何走向繁荣。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怎样缩小顶峰与低谷之间的落差，力求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和增长。
二、投资过度和繁荣
透过历次繁荣与萧条，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两个重要特点：（1）工业中，重工业波动幅度明显大于轻工业波动幅度； 重工业中，又是制造工业波动幅度最大。（2）一般说来， 投资扩张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时，必然带来农、轻、重比例结构逐渐趋于失调：重工业比重偏大，农业比重偏小，这似乎已成为我国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性变化。这两个特点与投资过度论（Overinvestment theory ）（注：投资过度论就是哈伯勒（Gottfride Haberler）在其名著〈繁荣与萧条〉（1937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中所总结的一种重要周期理论。该理论从投资的角度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其中心论点是：“生产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工业，跟生产消费品工业对照下，有了过度的发展。”鉴于对引起投资原因解释的不同，投资过度论又可以分为三派，分别是：第一，货币投资过度理论（The monetary overinvestment theory），代表人物是哈耶克（F.A.Hayek）；第二，非货币投资过度理论（ The nonmonetary overinvestment theory），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斯庇索夫（Spiethoff,arthur august,1873—1957年）和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Cassel,Gustav,1866—1957年）；第三，由制成品需求变动引起的投资过度——派生需求加速与扩大原理， 即加速原理（Theacceleration principle）。加速原理也许首先是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利翁（Aftalion,Albert,1909年）和美国经济学家J.M.克拉克（J.M.Clark,1917年）提出。）所分析的现象十分类似。第一个特征就是投资过度论的中心论点，即“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工业，跟生产消费品工业对照下，有了过度的发展。”也就是说，资本品生产的波动比日常消费品生产猛烈得多。第二个特征就是哈耶克（F.A.Hayek）货币投资过度理论（The monetary overinvestmtnt theory）所说的“生产结构”失调。因此，分析中国的繁荣与萧条，有必要借鉴投资过度论。
收入和产量的增加，物价上涨，这种繁荣局面是由投资过度带来的。投资过度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货币投资过度理论认为是货币力量引起了投资过度，非货币投资过度理论（The nonmonetaryoverinvestment theory）认为是新发明、新发现、 新市场开辟等非货币因素引起了投资过度。中国投资过度，既有货币力量因素，又有非货币力量因素，但是笔者认为，引起中国投资过度的最重要原因则是体制性的，即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企业无限扩张的投资欲望和冲动，权且称之为体制性投资过度（注：体制性投资过度的详细分析，参见参考文献[5]第八章。）， 以此与货币投资过度理论、非货币投资过度理论相对应。
80年代以来投资过度又出现了一个新因素：财富高度集中带来的投机性投资的增加。（注：财富高度集中与投机性投资的理论分析，参见参考文献[4]，第97、98页。）
过度投资在乘数的作用下，引致收入和产量的增加。收入和产量的增加，在加速数的作用下，又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在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下，过度投资带来收入和产量的轮番增加，同时伴随物价上涨。收入和产量最后冲至充分就业线，即经济波动的上限，形成繁荣局面。经济在充分就业线上将运行一段时期。这个过程类似于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中从点a→b→c（参见图1）。
三、繁荣走向萧条：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的约束
（一）引言
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复运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繁荣为什么会走向萧条，即什么因素引起了衰退和萧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不断探索，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至少有几打。这些理论，有的确实只是解释繁荣为何走向萧条，有的则进一步发展成了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周期理论。
在这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位著名学者大约在同一时期所做的工作， 实际上起到了划分周期理论研究阶段的作用。 他们是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哈伯勒的贡献主要是在《繁荣与萧条》（1937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一书中，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TheGeneral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中虽然并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但他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却为以后的经济周期理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的方向。从此以后，经济周期理论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希克斯集周期理论之大成。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 cycle theories）又大大地推进了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
总的说来，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大多数西方宏观经济学家都相信，周期是由总需求的变动引起的。总需求减少直接导致衰退或萧条。（注：有时总供给的扰动也确实能导致经济衰退（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但一般不认为周期是由总供给波动引起的。不过，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的充分就业线，是由于受到资源要素条件的限制，也就是受到供给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供给是经济周期出现的重要原因。说周期是由总需求的变动引起的，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则不成立的，参见下文的论述。）（注：这种观点参见Paul A.Samuelson and William D.Nordhaus,1998.参考文献[1]第436页。）
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始终是由总需求的收缩造成的，总供给的扰动有时推波助澜，但一般不是主要原因。繁荣走向萧条，可以运用AD－AS模型来解释。在图2中，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 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注：当产出小于潜在产出但接近潜在产出时，经济也可能已经处于繁荣状态。）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这个转变主要是总需求减少造成的。
（二）中国的繁荣走向萧条
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摆脱不了繁荣走向萧条的束缚。在图3中， 经济在繁荣状态，或者说在充分就业线上（借用图1 ）将运行一段时间，但不可能运行很久，必然出现衰退，进而走向萧条。中国的繁荣走向萧条比市场经济国家更为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及80年代初、中期的繁荣走向萧条，主要是由于受到了资源约束（注：这也就是希克斯所分析的b点已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进一步增长会受到资源要素条件的限制，或者说科尔奈（Janos Kornai）所说的“容忍限度”，“容忍限度”参见参考文献[7]，第3.2、9.10、10.6节。）受到资源约束是因为在繁荣时期已经出现了第二个特征，即“生产结构”失调。这时各种资源供应紧张，资本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基础瓶颈”越来越狭窄。这种紧张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于是，中央政府实施紧缩政策（注：投资过度论不同的是，不是由政府出面来实施紧缩政策，而是各厂商自动减少投资。），压缩投资，出现投资不足。
但是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期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据测算，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据测算，市场化程度已经从改革之初的5%以下上升到1995年的60 %左右（假设某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为80%—85%，这里的5%和60%就是以80%—85 %为参照标准）（注：具体的量化分析，可参见东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根据前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始终是由总需求的收缩造成的”结论，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繁荣走向萧条开始受到总需求不足的约束，并且其约束力呈日益加强之势。也就是说，此时的繁荣走向萧条受到了资源短缺和总需求收缩两方面的双重约束（注：双重约束笔者有详细分析，参见参考文献[5]。）（参见图4）。
图4 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之间的替换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主要受资源约束，位于图中的点A。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主要受需求约束，位于图中的点C[,0]。 中国的经济周期所受约束正由资源约束向需求约束过渡，如图中从A点向C点的移动所示。现阶段需求约束基本上已占据主导地位，但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应于图中的点B。
总需求不足（注：总需求不足在我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笔者已有专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学说、主导型约束机制、生产和消费的体制性矛盾三个方面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参见参考文献[8]。）首先表现为消费不足。（注：我国消费不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城乡居民当年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挤占了大量消费。这不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宏观经济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略。）消费不足将导致商品市场的萎缩，商品需求的减少。这时，企业发现产品的销售下降了，因而增加的新投资机会也减少了。同时，银行也考虑到借款者的还款能力，不大愿意贷款给企业。于是，企业减少投资，出现投资不足。（注：消费不足引起投资不足，这是加速数原理作用的结果。消费的减少必定引起消费品生产的削减，消费品生产的削减又必定引起资本品生产的削减。也就是说，消费的减少必定引起投资的减少。）消费不足引致的投资不足又加剧紧缩政策导致的投资不足。也就是说，投资不足是紧缩政策和消费不足双重力量作用的结果。（注：这股双重力量只存在于繁荣末期和衰退阶段，进入萧条阶段后，紧缩政策一般已转向为扩张性政策。）
投资不足在乘数的作用下，引致收入和产量下降。收入和产量的下降，在加速数作用下，又引致投资的减少。乘数和加速数相互作用，收入和产量进一步下降，直至跌入下限线，同时伴随物价的不断下跌，这时出现萧条。经济在萧条阶段将运行一段时间。这个过程类似于希克斯经济模型中从点c→d→e（参见图1）。
（三）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从理论上得出如此结论：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两次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总需求不足的约束呈日益加剧的趋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事实上，我国现阶段的萧条，总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主要原因。
四、萧条走向繁荣
研究中国经济繁荣与萧条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和增长的途径。双重约束表明，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与此相适应，萧条走向繁荣就要立足于双重约束的缓和。资源短缺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体制性投资过度带来的。因此，缓和资源短缺的约束，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体制性投资过度（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是投资不足，但投资膨胀的基因依然存在。）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缓和总需求不足的约束，主要是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进一步深化改革，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多方面的内容，诸如政府职能的变革，国企改革，本文仅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论述。
1.提高效率与推动经济增长：科教兴国
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是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借用生产可能性曲线(PPC)图形,社会主义经济位于大大低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地方,如图5—A中的E点。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克服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障碍,从而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有效地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使经济从E点移动到F点,即移动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第二步，挖掘生产潜力，促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如图5—B所示。
图5 经济效率与增长
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促使经济从E点移动到F点，进而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其动力源泉是经济增长。本小节集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它们各自的相对重要性，进而得出必须以科教作为立国之本的结论。
经济学家们已经深入研究了研究增长的源泉。他们发现，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以下因素：资本品积累（投资）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技术变革（注：萨缪尔森等在《经济学》第16版中认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车轮是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 ）、 自然资源（ Naturalresources）、资本积累（Capital formation）和技术（Technology），用总生产函数表示为Q＝AF（K,L,R），式中Q代表产量，K和L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R表示自然资源投入，A代表技术水平，F 是生产函数。参见参考文献[1]，第519、520页。）。这三个源泉， 可以通过总生产（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or APF）得到更清晰的描述。 方程2表示总生产函数：
式中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A代表技术水平。方程2表示产量依赖于要素投入K和L及技术水平A。 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的改进将导致产量的增加。
经济学家们进而测量要素投入和技术变革在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这方面的经典研究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 · 索洛（Solow,R.M.）作出的。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间的数据， 得出的结论是：在这段时期每劳动小时产量增长的超过80%的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
（注：参见索洛的论文“Technical Changeand the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StatisticsAugust 1957.）索洛之后该领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是由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F.Denison）做出的。 丹尼森的研究成果支持了索洛的估计，丹尼森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人力资本是重要的，但技术变革起着支配性作用。（注：对经济增长各种源泉的相对重要性的精确估计极其困难，研究成果中也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例如，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森宣称，增长的大部分因素可以归功于资本品的增加，参见Dale Jorgenson、 Frank Gollop 和 Barbara Fraumeni 所著的Productivity and U.S.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中译本：《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李京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包括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和J.W.肯德里克（Kendrick, J.W.），也都突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典研究都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注：技术变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加以论证。中国近代经济发过程中的两次繁荣（1886—190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始于1991年 2 月的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无疑是高科技， 即技术变革。）技术变革的组成部分或源泉是研究、教育和培训。事实上， 有时为了强调教育和培训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 也把人力资本（Humancapital）（注：人力资本本是个古老的概念，但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来才在专业论著中获得广泛的使用。人力资本的发展来自于正规的学标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以及幼年时期父母在金钱和时间上所作的许多投资。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全部资本中的2／3到3／4是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单独的投入写进总生产函数。这时，总生产函数被表示为：
Y＝AF（K，H，L） （3）
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
在式（3）中， 代表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处于与技术变革并列的地位。其实，技术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是技术进步的基础，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决定了对研究与开发基本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即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笔者认为，为了突出教育和培训，不妨把教育也作为与技术进步并列的一个源泉。因此，本文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变革和教育。这个提法，对于不重视教育而欲大力发展经济的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将技术进步和教育列为最重要的源泉，以科教作为立国之本，这是本文的结论。（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证分析，可参见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描绘了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关键是如何落实了，国人将拭目以待。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运行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马歇尔（Marshall,Alfred）均衡与瓦尔拉（Walras,Léon）非均衡并存的极端事例。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处于持续不出清状态，但各类价格（包括工资、利率和商品价格）拒绝调整，因而市场是稳定的，经济停留在一个静止点，从而陷入停滞。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自动伸缩的工资机会、自动伸缩的利率机制、自动伸缩的价格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拒绝调整、完全由政府计划制定的工资机制、利率机制和价格机制，这种机制无法调节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供求，于是，这些市场长期处于不出清和非均衡状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三大市场运行状况如下：（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三大市场运行的图形分析，可参见Stiglitz，1993，参考文献[3]中的Chapter 40，本文从略。）
（1）劳动市场：主要特征是劳动者缺乏激励。这样的结果是， 一方面职工具有稳定的工作保障，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很低。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作为代价的。
（2）资本市场：主要特征是政府拥有全部资本， 尽可能通过压榨农民来压低消费，使得整个国家实际上进行高储蓄，并得以实行重工业化。
（3）商品市场；政府制定的计划价格， 通常比市场出清价格低许多，在这一价格水平下，需求量超过供给量，即存在超额需求。结果是出现短缺现象。人们为了购买到有限的商品，不得不排长队等侯。
由于三大市场固有的相互依存性，一个市场的价格不能随供求而自动伸缩，不能顺畅运行，实际上也使得其他市场的顺畅运行成为不可能。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变革，快速或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过渡期，市场运行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市场价格已绝大部分放开，由市场定价。据测算，商品市场的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从1979年的2.25%上升到了90年代中期的85%上下，比较接近某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陈宗胜等，1999年）。但是，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则要滞后很多，这是走向繁荣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走向繁荣过程中，要突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革，同时进一步完善商品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顺畅运行。
（二）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
假设现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即位于图6中的点E。这时， 产量为Y[,0]，低于充分就业水平（Y[*]），位于充分就业线左边。E 点在走向充分就业，即走向繁荣过程中，面临政策选择，即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财政扩张推动IS曲线右移，将均衡点移动至点E[,1]，这时产量提高了，实现了充分就业， 但是利率提高了。货币扩张推动LM曲线右移，均衡点移动至点E[,2]， 这时产量也提高了，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利率下降。华币政策情形下的较低利率意味着在点E[,2]的投资高于在点E[,1]的投资，不过，如果IS曲线的移动是由投资补贴引致的，情况就不同了。
图6 扩张性政策与产量构成
现在究竟是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抑或应该选择财政扩张和货币配合的某种政策组合从而趋向一个中间位置？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乘数或政策效力强弱等问题。
这里借用IS—LM模型（注：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先工具，它是财政货币政策乘数大小的理论基础。）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大小（注：政策效力强弱笔者已有论述，参见参考文献[8]，这里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乘数。 两者的结果对政策组合的选择是一致的。）
财政政策乘数可表述为（推导过程从略）：
dya[,G]
───＝────────────
dg b （4）
1+ka[,G]───
h
式（4）中的dy／dg就是考虑了利率调整因素的财政政策乘数。 式中a[,G]为简单的政府支出乘数（
1
a[,G]＝────────，
1－c（1－t）
c 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收入税率），b用来衡量投资支出对利率的反应程度，k与h分别反映实际余额需求对收入水平与利率变化的反应的敏感程度。
由式（4）可看出，财政政策乘数dy／dg的大小取决于a[,G]、k、b、h这四个因素。为了分析的方便， 这里集中讨论投资支出对利率敏感程度b和实际货币余额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a[,G]和k暂且假定为不变（注：这只是假设而已。有学者对这种假设进行了攻击，参见张一驰，对霍尔和泰勒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力分析的修正[J].北京大学学报，1997， （1）。），事实上a[,G]和k也被认为比较稳定。根据式（4），b越大（即IS曲线斜率越小或IS曲线越平坦），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小；b 越小（即IS曲线斜率越大或IS曲线越陡峭），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大。h 越大（LM曲线斜率越小或LM曲线越平坦），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大；h越小（LM 曲线斜率越大或LM曲线越陡峭），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小。（注：财政政策乘数大小的各种可能性还可用Robert E.Hall and John B. Taylor的Macroeconomics-Theory,Performance,and Policy (1991.W. W.Norton & Company,Inc.）第175页中的图来表示。该图显示了4 种情况，详细说明了各种可能性。）
货币政策乘数可表述为（推导过程从略）：
dya[,G]
───＝──────────── （5）
dmh
──+k·a[,G]
b
根据式（5），货币政策乘数的大小取决于a[,c]、k、b、h 四个因素。同财政政策乘数的分析一样，暂且假定a[,G]、k不变。因此，b 越大（即IS曲线斜率越小或IS曲线越平坦），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大；b 越小（即IS曲线斜率越大或IS曲线越陡峭），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小。h 越大（LM曲线斜率越小或LM曲线越平坦），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小；h 越小（LM曲线斜率越小或LM曲线越陡峭），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大。（注：货币政策乘数大小的各种可能性还可用Robert E.Hall and John
B.Taylor的Macroeconomics-Theory,Performance,and Policy (1991.W.W.Norton & Company,Inc.）第174页中的图来表示。该图显示了 4种情况，详细说明了各种可能性。）
根据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的分析，萧条时期的财政政策乘数比货币政策大（注：因为萧条时期的b比较小，即IS 曲线斜率比较大或IS曲线比较陡峭；h比较大，即LM曲线斜率比较小或LM 曲线比较平坦。），效果比货币政策强。因此，萧条走向繁荣过程中宜突出财政政策。但是，同时必须提防财政政策的副作用。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主要是存在“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内在滞后（The inside lag）较长，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五、结论
本文通过全面分析新中国历次繁荣与萧条的运行过程，可得出如此结论：1.历次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投资波动。在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下，消费、投资和收入相互影响，相互调节，进而导致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2.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两次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总需求不足鱿帧*2.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两次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总需求不足的约束呈日益加剧的趋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事实上，我国现阶段的萧条，总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主要原因。本文最后立足于双重约束的缓和，提出了萧条走向繁荣的若干政策主张。
最后还要表述的是，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往复，不仅是新中国经济的特征，而且也存在于中国漫长的2 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中。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动荡起伏，如用曲线表示，波峰到波谷之间落差非常巨大。从秦汉时代到近代的2000多年历史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的动荡起伏，其中有几次波动非常巨大，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它们分别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交的经济波动、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至东汉初年的经济波动、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的经济波动、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的反复波动、宋代社会经济的局部波动和元代大崩溃。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生巨大波动的根本原因是小农制经济的长期存在，直接原因则是天灾人祸，详细分析参见参考文献[12]。
收稿日期：200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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