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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6)1—0034—06
纵观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是一部从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的发展史；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完成了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化增长的飞跃。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成功，关键是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把我党建设成能胜任新的历史任务，并能长期执政、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党，必然要求我党推进集约化建设。
一、集约化刍议
“集约”最初是由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相对于“粗放”提出来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较少的劳动和生产资料，投放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即通过扩大土地耕作面积增加总产量；“集约”的经营方式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以较多的劳动和生产资料，投放在较少的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即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产品总量。因此究其本意来说，“粗放”与“集约”区别在于，产量的增加是依靠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的增加还是其产出效率的提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粗放”和“集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可以耕作的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而“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马克思还论述了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必然性和意义，他认为“一旦一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资、耕作和人口达到一定水平”，就会实行“耕作的集约化”，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意味着文明的进步，“只要已耕种的土地仍有竞争力，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一般地说，也就是一国的文明越发展”。[1]
马克思在这里研究的情况比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们要复杂得多，不仅涉及土地、劳动等自然的生产要素，还涉及“资本”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粗放”的经营方式大量投放的是劳动和土地，只投入少量的资本；“集约”的经营方式大量投放的是资本。就这些生产要素的属性来说，土地是自然物，粗放经营中投入的劳动是无需专门训练就能进行的、与生俱来的“劳动”，也是自然物，因此农业的粗放经营是靠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或称为客体要素)的扩大实现的；农业的集约经营需要大量投入的资本是农业资本家投资的载体和结果，这些资本的实际运动当然需要能运用它的劳动参加，但这时的劳动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胜任，因此农业的集约经营是靠资本及符合其需要的劳动等农业生产的人为因素(或称主体因素)的扩大实现的。可见，“粗放和集约的本质内容就在于，二者以经营中人为方面和自然方面的数量对比作为划分标准。在相对意义上，如果经营中自然的方面向‘大’的方向发展而人为的方面向‘小’的方向发展，称作粗放；反之，则为集约”。[2]
“粗放”和“集约”后来被引申到其他方面，首先是应用于工业生产，“把专门从事初级(粗)加工，对原材料利用不很充分的生产活动，叫粗放经营；把从事精加工，对原材料进行综合利用，发挥一物多用、变废为宝等生产活动，叫集约经营”。[3] 现代意义的“集约化经营”的内涵，则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8年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引用“集约”一词，解释其义为：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同一经济范围内，通过经营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含量的增加、要素投入的集中以及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来增进效益的经营方式。1969年前苏联提出了生产集约化的方针，1976年把实行集约化、提高效率和质量作为经济战略的核心，1986年提出要在全面集约化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我国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指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总之，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集约化经营是以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根本，以生产中的主体要素的扩大为主要手段对经营诸要素重组，实现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产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顺应国际经济、技术一体化的潮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建设物质文明进程中摸索总结出的集约化建设方式，将进一步引申到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
二、党的建设向集约化转变
党的集约化建设就是通过扩大党建的主体要素，耗费较少的执政资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党的集约化建设是相对于党的粗放式建设而言的，我党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证明，我党的粗放式建设有其历史必然性。纵观我党历史，出席一大的代表只有12人，代表着全国50多位党员，现在我党已经拥有6800多万党员，正是我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广大党员的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保证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保证了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主要依靠党员队伍的壮大、党员数量的增长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党建方式就是粗放式建设。其本质是党员的数量及党员的思想品格、政治觉悟等党建的自然因素向“大”的方向发展成为实现党的目标和历史任务的主要途径。
从组织上建党，扩大我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建的中心任务。1925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以为下列的两条是必要的：一、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二、……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入本党”；192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
在党员的数量有了一定的规模后，思想建设凸现其重要性，成为我党建设的重要内容。1929年，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非常之大。”“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39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党所面临的任务和党内状况，提出了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联系着”。[4]
思想建设解决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方向问题，使我们党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政治路线明确了，革命方向坚定了，并不意味着革命就能成功，作风问题就是事关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当时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盛行，已严重阻碍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发展，整风运动的开展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标志着作风建设已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时，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后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理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
改革开放后，如何从制度上建党日益成为我党建设的关节点，1987年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
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相比于建党初期着重“努力扩大党员数量”，我党的建设逐步向纵深发展，但仍没有摆脱粗放式建设的路子，因为思想、作风、制度等都是党建的“自然因素”。古田会议开创的思想建设，目的是“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解决党的纪律松懈、自由涣散的组织问题，消除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让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党员不仅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此后，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纯洁党的队伍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贯目标。始于延安整风的大规模的作风建设，其目的是通过整风使全党确立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十三大开始日益重视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内民主，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等等。可见，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指向都是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格，与党员的数量一样都是与党员作为自然人存在密不可分，因而都是党建的“自然因素”或称为客体要素，所以尽管党建的内容不断丰富，但党建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经过8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正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并实现从粗放式建设向集约化建设的转变。可以认为，通过党的粗放式建设胜利完成了我党作为革命党的历史使命，我党要完成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必须走集约化建设的道路。
与粗放式建设相比较，党的集约化建设通过扩大党建的主体要素来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党建的主体要素主要是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又是党员个体能力的系统合力。对党员个体来说，“能力通常是指个体从事一定社会实践活动的本领。在能力中，又可分为智力、性向和成就三种。智力是指个人的一般能力；性向是指可以发展的潜在能力；成就是指个人通过教育或训练对学识、知识和技能方面所达到的较高水平”。[5] 可见，党员的能力高低不是由其思想品格和政治觉悟决定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度甚至近乎于零值，教育训练才是提高党员个体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人为因素——学习和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党员个体的能力。由党员个体能力有机合成的执政能力包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五个方面，这五种能力的提高只有通过党自身积极主动的活动才能实现，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党中央全会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提出了明确的建设方案，作出了周密的行动部署。可见，党员的个体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都是党建的人为因素或主体要素，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我党的建设已向集约化方向转变。
党的集约化建设不是对粗放式建设的否定，强调党的集约化建设不是要放弃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也不是说我党在这些方面的建设已经完成，相反党的集约化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党的新的历史任务对这些要素加以有机整合，通过在指导思想、中心任务和建设路径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党的集约化建设。
三、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特征
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特征表现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执政效率为中心，以先进性建设为路径。
(一)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第一个特征是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了党的建设的三个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为党的集约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揭示了怎样强化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6]，“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揭示了如何获得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智力元素和精神动力，我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指导下取得的，只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为党的集约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揭示了党的集约化建设的力量源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有所依靠，才能取得党的各项事业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成功。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集约化建设确立了建设路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元素创造性地加以有机构造，根据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第一次全面而准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先进性，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党的先进性不仅是执政能力高低、执政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因素，而且是能否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先决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耗费较少的执政资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必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才能完成执政使命。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扩大和增强党建的主体要素从而实现党的集约化建设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政策和法律促成了非工人阶级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而且在这些社会阶层中聚集着大量的社会精英，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具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如果把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并加以教育培养，无疑将大大增强党员的个体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达成这一目标提供了解决方案，因为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为党的集约化建设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第二个特征是必须以提高执政效率为中心。
实际上集约化与粗放式的本质区别正在于资源效率的高低。执政效率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所达到的成效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因素构成的成本之比，也就是执政绩效与执政成本之比[8]，用公式表示为：执政效率＝执政绩效/执政成本。可见，执政效率与执政绩效成正比，与执政成本成反比。
执政成本取决于为取得执政绩效所耗费的执政资源，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有利于执政党履行执政使命，在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管理社会事务中可调动和利用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诚然，有效开发、丰富执政资源，是我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执政主体所能使用的执政资源是一个存量，具有一定的刚性，因此提高执政效率的关键是提高执政绩效。
执政绩效是一个宽泛的问题，究竟哪些方面的成果和效率才体现为执政的绩效，通常来说，人均GDP的增长、公民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治安状况与犯罪率、社会福利指数等等，都可以被视为执政绩效的评判指标。考察执政绩效的难题是有些绩效产出的滞后性，有时执政主体在投入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以后，其“产出”的效率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认定，如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就很难直观地对此做出关于效益的评估。甚至有些长期来看非常必要的执政决策要牺牲当前绩效。对于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通过技术的设计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被调查者对于执政主体的执政成果的认同性和支持度进行量化评估。[9]
(三)党的集约化建设的第三个特征是以先进性建设路径。
这既是由党的集约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规定的，也是总结了我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强调要保持先进性，但明明确确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还是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科学命题，标志着我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举措”。[10]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贯彻到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并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同时，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党员队伍中还存在着与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求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因此必须在全党开展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学习贯彻党章党纲，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促进党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党的执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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