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纪念《史学要论》问世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几个论文,观念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5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51种著作正式出 版，这是李大钊有关史学的理论研究的总结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李大钊对史学与客 观历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史学的起源、目的、对象、性质、特征、系统、功能、史学 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它的出版，标志着李大钊史学理论体系的 形成，而作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此后影响日广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 部著作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作者的睿智，被体现这种睿智的观念所吸引。正是这些观 念，促成了李大钊史学理论的最终形成。
一、革新的观念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史界革命”、“史学革新”的呼声不断(注：如梁启超在《新史 学》一文中急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中华书局1989年3月影印 )。邓实在《史学通论》中也提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 史则无国矣”(《政艺通报》1902年8月18日)；也请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 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1983年第2期。))，学界的关注与 回应，引发了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但也应当看到，这些呼声大都停留于口头呼吁的阶 段，理论上的研究十分鲜见，这使史学革新的进展因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托而受到影响。 一些史学革新的最初倡导者未能将其主张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并付诸史学实践，理论探 讨上的缺失无疑是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李大钊从理论上对史学革新所进 行的深入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作为一名思想极为活跃的青年，李大钊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 思潮的影响之下，开始萌发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全面革新的思想。在他看来，包括政治 、思想、文化在内的社会诸方面的全面革新，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唯一途径。他在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11月)、《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以及《<晨钟>之使 命——青年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青春》(1916年9月)、《宪法与思想自由》(1 916年12月)、《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等文章中，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对现 实状况的分析，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冲破一切旧思想的束缚，坚持革新，才能使 国家和民族出现新的景象，获得勃勃生机。他从不同的角度反复阐明其革新主张，大力 倡导革新。提出应当重建“新道德”、“新制度”、“新生活”，“再造”“新文明” 、“新民族”、“新国家”、“新荣中华”、“新世界”。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与此同时，其 全面革新的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此后，他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 5号上的《新的!旧的!》一文中，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在《法俄革命之比较 观》中，以及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演说和文章中都表 达了这样一种认识：“新事业”的开辟、“新组织”的创建、“新运动”的开展、“新 秩序”的建立等一切革新，都要顺应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二十世纪新潮流”，而这种新 的时代潮流出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便是作为“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 。
由上可见，力主革新的观念在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对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步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倡导在社会各方面进行全面革新的观念，使他的思想始终 处于时代的前列。正因为如此，当他对史学思想史和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在 他对旧史学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史学革新并以最先进的理论指导这一革新 成为他的必然主张。在其史学论著中，他反复呼吁应当进行史学革新并从理论上对史学 革新的必然性和连续性等进行了详尽、全面的阐释。在他看来，史学革新是伴随人类社 会的变革与进步、历史观的更新与发展而形成的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解释与记述，是史学 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变革，“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 现代史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是史学革新必然性的体现。(注：李大钊：《史观》，《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他认为，史学革新不仅必然发 生，而且是一个连续不断、生生不已的过程，对历史的任何“改作重作”，都不是史学 革新的结束，都会在新的时代被新的改作重作所取代。不断更新的历史观念使史学革新 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不会终结、停止。因而，“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 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 》第4卷，第383—384页。)
与此同时，李大钊强调，进行史学革新，不仅是历史的记述上的，而首先是理论上的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其科学性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是历史理论 的建立，与单纯的“记述的历史”相比较，“理论的研究”是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表 现和走向科学化的标志。但在当时的中国，作为“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的历史学还没 有形成：“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 ”(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历史一辞的意义》，《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0页 。)因而，要改变中国史学的这种落后状况，需要进行史学革新，史学家要改变旧有的 观念，要知道“记述历史以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 。”(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2页。) 要进行方法上的革新，要根据历史理论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进 行新的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将自己的史学研究主要放在了理论的探讨上。他对近代西方不 同的史学理论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比较，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 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最终形成了自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体系。
二、开放的观念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内核的。但是，在李大钊对史 学理论进行探讨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注：文中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指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系统 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合理因 素。
李大钊在其史学论著中论及的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达数十人之多。在这些学者 中，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还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法国哲学家孔德、笛 卡尔、狄德罗以及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等。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原理及其影响的同时，李大钊通过撰写《鲍丹的历史思想》等一系列文章， 对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博丹(Jean Bodin，李大钊译为鲍丹)、历史学家勒卢阿(
Louis Le Roy，李大钊译为鲁雷)、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李大钊译为韦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哲学家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李大钊译为孔道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李大钊译为桑西门)等人的历史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全面的介绍和 评价。
在《鲍丹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李大钊介绍了博丹进步论的历史观及其历史思想中的 唯物主义倾向，在该文附篇《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中，他介绍了勒卢阿与 博丹进步论历史观相“类似的见解”。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中， 李大钊提出孟氏在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解释的过程中，采用了与神学史观完全不同的“方 法”，同时指出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的一些篇章中“把经济的原素引入历史科 学”，乃是“一个绝大的贡献”以及孟氏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论述，“于历史 科学，实为一崇高的贡献”。(注：李大钊：《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65、275页。)在《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 思想》中，李大钊介绍了维科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以及人类历史发展呈螺旋状上升 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带有“唯物的倾向”。(注：李大钊：《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82页。)在《孔道西(
Condorcet)的历史观》中，李大钊介绍了孔多塞关于历史是不断进步以及人类社会存在 着发展的规律的观念。在《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一文中，李大钊介绍了圣 西门“认进步为解释历史的关键”以及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 支配”的思想。(注：李大钊：《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 3卷，第295、294页。)
与此同时，李大钊在构建自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吸收 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合理因素，充分体现出他在建构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那种观念 上的开放性。
在进步论的历史观上，李大钊认为：“人类是有进步的，不是循环而无进步的”，人 类历史是呈螺旋状“前进的，上升的”。(注：李大钊：《演化与进步》、《史学要论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8、425页。)他 强调：社会的进步是在不断的变革中得以实现的，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 的历史(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9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了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使“历史学在科学上” 取得了“相当的位置”。(注：李大钊：《史学要论·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李大 钊文集》第4卷，第411页。)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先进历史观的指导和人们的主观努力 ，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进步的历史观”的指导下，“上前进去，用了我们 底全力”，“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注：李大钊：《演化与进步》，《李大钊文 集》第4卷，第288页。)
在非神学的历史观上，在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关什么神意”，而是“社会上的多 数人”一代一代努力的结果的同时(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 钊文集》第4卷，第383页。)，李大钊深刻揭露了神学史观的阶级实质，指出神学史观 把所有的“特权阶级”“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使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常 享特殊的权利”，因而神学史观“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注：李大钊：《唯物史观 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9页。)；他强调非神学史观的出 现对人们思想的积极影响，指出非神学的“新历史观”使人们懂得历史不是神意和天命 所造，而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从而激发人们“挺身而起”，为社会的 发展进步而“献身”(注：李大钊：《史学要论·现代史学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6页。)；此外，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 阐明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应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结构中是基 址，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注：李大钊：《马克思的历 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4—315页。)
在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上，在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现代历史学应当“于全 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去“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的同时(注：李大钊：《史学要论· 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0页。)，李大钊强调：要使史学成为“ 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必须致力于“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为目 的的研究，即探求和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史学“发展进步”的趋势，同时也 是“历史科学”得以“成立”的要求。(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 《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9—390页。)
在开放观念下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及其对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吸收，使李大钊建 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史学众多优秀思想在内的具有丰富内涵 的史学理论体系。
三、科学的观念
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史学应当是一种科学的学科，科学化是现代史学的追求，这种科 学的观念使他对史学的科学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相关论著中，他反复提及史学的科 学化问题。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特 质及其在史学走向科学化中的作用。
李大钊认为，历史学是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其科学性最基本的表现形态便是历史理论 的建立。他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说：“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为二部 ：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 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的事 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注：李大钊：《史学 与哲学·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4页。)因而，研究史学 的人，应当打破旧史学的局限，把历史理论的研究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实现史学在学 科形态上的科学化。李大钊同时指出，历史理论的研究是服务于历史规律的探求的，历 史规律的探求是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 “历史理论的研究，其目的尤在为关于历史事实一般的说明。”也即“就某种事实或对 象而为一般的研究，明其性质，究其理法。”(注：李大钊：《史学要记·什么是历史 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6页。)在《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中，他再次 明确指出：“历史理论是以一般就种种史的事实研究其普通的性质及形式，以明一以贯 之的理数为目的的。”(注：李大钊：《史学要记·历史学的系统》，《李大钊文集》 第4卷，第393—394页。)也就是说，作为史学科学化标志的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围绕探 求贯穿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数”或“理法”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展开的。因而 ，要实现史学的科学化，必须确立起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这一科学的研究目标。
李大钊提出，要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必须构建起一个科学的学科体系，这是史学走 向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在当时，“历史科学 ”之所以未能得以“成立”，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作为一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尚 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注：李大钊：《史学要记·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 集》第4卷，第388页。)因而，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史学，在重视理论研究和规律探求以 实现学科形态的科学化和确立科学的研究目标的同时，还应当努力构建一个完整、科学 的学科体系，以此为依托，实现中国的史学科学化。为此，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 中辟出专章，以文字论述与图表示意相结合的形式，提出了他对这一体系基本构架的设 想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李大钊强调，史学科学化的关键在于要“依据进步的史观”去“重作”历史，也就是 要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赖以 建立的理论依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摆脱了旧史学的窠臼，为人们开 辟了一条对历史作出正确解释的“新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 法是合理的”。(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 第3卷，第325页。)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历史学提到了“科学 的地位”(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1页 。)，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历史学的发展，“日益隆盛”。(注：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5页。)
李大钊的以上论述，不仅充分体现出他在史学理论探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的科学的观 念，也是对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理论阐发。
四、现实的观念
李大钊在对史学理论进行研究、总结与阐发的过程中，对现实社会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强调史学的现实作用，现实的观念是李大钊史学理论的重要特征。
在1923年发表的讲演稿《史学与哲学》中，他在论及史学的现实作用时说：“凡一种 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他在文中指出：史学“于人生有极大 的影响”，它激发人们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当人们“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 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 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 头。”(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7页。)也就 是说，史学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密切相关，这是史学现实作用的集中体现。
对于史学研究的这种现实作用，李大钊在其史学论著的很多地方都进行了论述，在《 史观》一文中他说：人类生活在“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前途渺渺， 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 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 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 第227页。)在《史学与哲学》和《史学要论》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历史观对于人们 人生观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旧史观使人们以为自己的生存与境遇的改善，只能“靠天 、靠圣贤豪杰”，因而“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旻天不吊’或‘我生不辰 ’的叹声”。这种陈旧落后的“听天认命的历史观”，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观，使 人们失却投身社会、变革现实的勇气，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只有树 立起新的科学、进步的历史观，才能“去掉”那种长期束缚人们的“悲观、任运、消极 、听天的人生观”，给人们以“乐观迈进的人生观”，使人们知道社会的进步是靠包括 自己在内的“一般人”所推动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历史，都是包括自己在内 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认识到“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进而 增添“新鲜的勇气”，“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注：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8、426页。)因而，摈弃旧史观，树立新史观，直接影响到人 们正确人生观的形成从而关系到对现实的改造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李大钊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也首先在于唯物 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 会正产生着划时代的深远影响，这是李大钊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的根本原因。他在1919 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说道：他之所以要“ 谈‘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自俄国革命以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的势 子”，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 了世人的注意”。(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9 、15页。)也就是说，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使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 作为这一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它给人们以“奋发有为 的人生观”，它使人们懂得，人类的生存与境遇的变动，不是天命的安排，不是神意的 驱使，而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是“像他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现 的结果”，在此基础之上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给人们以“很多的希望与勇 气”，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由此 采取“一种新态度”来看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用处的 “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一个忍耐的试验品”，进而改变了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 ，树立起新的人生观，“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于社会 有用”的人。由此，李大钊强调：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新的科学、进步 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认识社会，在推动史学发展的同时推进现实社会的进步，进而“ 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20—322页。)。
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使李大钊对当时日益发展着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撰写出了相关的文章，使他的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李大钊史学理论所蕴含的这些观念，使初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和实践 上呈现出这样一种基本态势，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史学革新而形成的先 进性，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包容性，始终不渝地追求史学科学 化而形成的科学性以及密切关注社会而形成的现实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创立之后 的不断发展及其影响的日益深远，正是以这种前所未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极具优势的基 本态势为基础的，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的理 论建设，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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