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文艺观的倾向——人民性与真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屠格涅夫论文,人民性论文,倾向论文,文艺论文,真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与人民的联系、对人民的态度、表达人民的心声等方面论述了屠格涅夫文艺观的倾向；从摆脱个人偏见、表现生活的本质规律等方面论述了屠格涅夫文艺观的真实观；并认为屠格涅夫的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屠格涅夫/人民性/真实性/文艺观
如众所知，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是以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崇高形象屹立于世界文坛的。但是，正如屠格涅夫自己所说：“在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是同时兼做批评家的。”[①]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来说，屠格涅夫本人就是一位“艺术家的批评家”。散见于屠格涅夫的《回忆录》、文艺评论、书信、文集序言以及演讲稿等多种材料中的理论主张，虽似零碎、难成系统，但如果深入研究、细加发掘，就不难发现，这些言论多方面地涉及了诸如人民性、真实性、典型及其创作方法、艺术的源泉等现实主义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乏精辟独到之处，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作为俄国“自然派”的重要作家，屠格涅夫不仅以其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而且也以其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论见解，坚决地捍卫了别林斯基的美学原则，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宝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关于典型化方法的正确见解，就比鲁迅“杂取种种人”的说法早了几十年；他从爱情问题上来观察人物，通过爱情来描写结构情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理想的宝贵经验，直接被巴金所师承，并在中国文坛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捍卫别林斯基“为人生”的艺术原则，多方面阐述了人民性原则与真实性问题，也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多先驱们的强烈共鸣。
屠格涅夫的理论主张，很多是在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之后，对其创作经验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总结。它犹如一把钥匙，对于我们打开屠格涅夫艺术宫殿的大门，进而对其丰富精湛的艺术珍品进行探幽发微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屠格涅夫的理论主张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系统地研究这些宝贵的理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文艺观倾向中的人民性原则与真实性问题进行探讨。
1
屠格涅夫所倡导的人民性原则，是与他对文学作用的正确认识紧密相联的。屠格涅夫积极捍卫别林斯基“为人生”的美学原则，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谬说。他认为：“在有的时代，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高于艺术创作的利益。”[②]这里，屠格涅夫虽然并未明确地指出艺术应为社会变革服务，但它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尖锐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下面这段话中，屠格涅夫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每个民族的发展中，文学时代总是走在其他时代的前面，不经历它，不熬过它，便无法前进。”继而认为：“艺术和诗歌的当前任务，就是要配得上这伟大与力量的预言家。”[③]这里，屠格涅夫明确地提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舆论作用，看到了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同社会变革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今中外的文艺运动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在鼓吹革命的同时，创立了资产阶级的“市民剧”，并以它作为表现资产阶级自身的强有力的工具，为资产阶级革命广泛地制造了舆论。拿破仑第一帝国代替资产阶级共和国时，也拿古典主义来为自己的政治变革服务。实际上，在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中，作为思想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总是走在社会变革的前列，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特别重视文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舆论作用。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该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就是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④]马克思从革命家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作为思想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在政治变革中的先导作用、舆论作用。不可否认，这是对文学作用的合乎规律的概括。
屠格涅夫关于文学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应该成为预言家的论断，就一般意义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联系到屠格涅夫对社会革命的渐进主义政治观，我们当然不能说屠格涅夫的这一表述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我们甚至也很难把这一表述同高尔基的文学是助产婆和掘墓人的著名论断相提并论，尽管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然而，联系到屠格涅夫所处的那个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这种表述的巨大进步意义与积极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他从文学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上来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符合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也正是对文学作用的唯物主义认识，为其人民性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作家敢于正视文学与社会变革、时代生活的必然联系，那么，他就必然会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在社会变革与时代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民大众。对人民具有一定认识、怀有深切同情的屠格涅夫，正是这样。他捍卫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努力把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时代迫切要求当成自己理论主张的重要内容。他明确地指出，作家应该“仔细而认真地再现人民的生活”，“再现祖国人民，他的面貌，他的内心与精神生活，他的命运与他的伟大事业的发展。”[⑤]因为作家总是“属于自己的时代”。显然，屠格涅夫是从作家与人民、时代的联系来看问题的。在评论俄国作家符拉基米尔·达里的文章中，屠格涅夫认真地研究了人民性问题，并从人民性原则出发，认为达里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个人的独特天才，不如说是因为作家对人民的纯朴同情、对人民的血肉相联之情以及平时的观察[⑥]。在回忆俄国作家森科夫斯基时，他曾尖锐地指出，森科夫斯基虽然有“大部分同时代的俄国人也远远比不上”的“博学”，然而他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屠格涅夫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森科夫斯基的那些东西恰恰是读者群众所不需要的，而群众真正需要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却连“影踪也看不到”。同时，他还鄙视群众，“他给他的读者逗笑，同时又把他们当作村夫鄙妇，暗暗藐视他们；他们固然被逗笑了，可丝毫也不相信他了。”[⑦]屠格涅夫进而指出：“一个人具有多大的意义和影响，总是要看他为人们需要到什么程度而定。”[⑧]在对上述两位俄国作家的评论中，屠格涅夫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一条极为重要的规律：一个作家是彪炳史册、流芳千古，还是昙花一现、鲜为人知，关键在于他能否尊重与热爱人民大众，是否有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的感情，是否为人民大众所需要。对作家与人民大众之关系的这种理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金玉良言，放射出永恒的真理的光辉。与这种认识一脉相通的是，屠格涅夫还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著名的演说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哈姆雷特之流的的确确对群众毫无用处，他们什么也不能给予群众，不能把群众引导到任何地方去，因为他自己哪里也不去。不知道脚下是否有立足之地，他又怎么去引导呢？何况哈姆雷特之流还是蔑视群众的。”[⑨]作者正是从不尊重群众，不为群众所需要这个角度否定了哈姆雷特这个形象的积极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才在演说中一味贬斥哈姆雷特，极力褒扬堂·吉诃德，不仅言词犀利、痛快淋漓，甚而致于评论有失偏颇；但屠格涅夫从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对群众的态度来看待人物形象的意义，不仅体现出不容亵渎的高度的人民性原则，而且其批评方法也给人以很大的启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重视文学的积极影响，强调要“给群众什么东西”，并且引导他们前进的美学理想，进一步丰富了其人民性原则的内涵。能够从这样的高度要求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对于无产阶级作家来说，也是极可宝贵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人民性原则的精辟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屠格涅夫上述论述的可贵价值。对俄国文学研究有过独特贡献的列宁曾精辟地指出：“艺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⑩]毛泽东在论及如何运用人民性原则评价古典作品时，也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11)]由此可见，在人民性这个问题上，革命导师的论述与屠格涅夫的表述，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
表现人民的生活，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屠格涅夫提倡的人民性原则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在表现人民什么样的生活、通过什么对象来表现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客观实际出发，努力表现人民的悲惨遭遇，是屠格涅夫提倡的人民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知道，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的时期，在农奴制重压下的人民大众处于异常悲惨的境地。无庸讳言，屠格涅夫并未直接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能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来研究和观察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无产阶级解放的高度看待社会的发展。但是，凭着他现实主义者的真诚态度和对客观事物反映的不可比拟的敏锐性，他深刻地认识了农奴制这个“敌人”的“全部罪孽”，广泛地了解了人民大众的悲惨遭遇，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他的胸中蕴藏着当代的一切哀愁和问题。”[(12)]40年代中期，针对斯拉夫派批评家对表现穷苦孤儿悲惨命运的《乡村》这一作品的责难[(13)]，屠格涅夫旗帜鲜明地同别林斯基站在一起，热情称赞这一作品。需要说明的是，屠格涅夫对《乡村》的称赞，决非别林斯基美学原则的随声附和或简单盲从，而是与屠格涅夫对当时俄罗斯农村生活的深入观察和透彻研究相联系的。1846年夏秋两季，屠格涅夫背着猎枪走遍了奥廖尔和附近的几个省，接触了大量的普通农民，“仔细观察了农民和地主的生活”，对地主的残酷暴戾和农民悲惨遭遇，都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深入的了解，为尔后创作的揭露农奴制、表现人民悲惨遭遇的《猎人笔记》搜集大量素材。到这年12月，他已开始构思《猎人笔记》的头几篇作品。可以说，《乡村》在表达人民的痛苦方面与屠格涅夫的见解是极为合拍的。因而屠格涅夫认为《乡村》这部作品，“按时间来说是我国文学接近人民的初步尝试。”[(14)]50年代初期，屠格涅夫曾写信给阿克萨柯夫，陈述他与后者在“俄国生活与艺术”问题上的分歧：“我认为是民族的悲惨遭遇，这遭遇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悲剧，而您却认为是史诗上的僻静所与避难所。”[(15)]在给阿克萨柯夫的另一封信中，屠格涅夫进一步说：“照我看来，人民生活——不光是我们一个民族的生活，而是每一个民族的生活——的悲惨的一面被您忽略了，但是我们的歌曲却大声歌颂着它。”[(16)]表现出作者对忽视人民悲惨遭遇的创作现象的深切担忧，也昭示出作者对人民命运的极大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中发现人民的悲惨的一面，借以暴露农奴制的残酷与腐朽，是屠格涅夫美学理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屠格涅夫坚定不移地遵循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屠格涅夫文学创作的显著特色之一。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评价俄国多种多样的天才时，曾把作者称作“悲伤的屠格涅夫”，正可理解为对这一特点的精辟概括。
通过什么样的对象来表现人民的现实生活，也是屠格涅夫经常考虑的问题。40年代，社会变革的浪潮把农民推上了重要地位，农民因而成了社会特别关注的对象。屠格涅夫及时抓住这一重要现象，写出了《猎人笔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涉及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别林斯基甚至认为，《猎人笔记》“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17)]。作者因而赢得了俄国人民的崇高敬意与由衷感谢。1852年，屠格涅夫被拘留于乡间，这给他进一步观察农民提供了机会。但是，通过观察与分析，他发现自己无法更进一步描写农奴制的弊端，因而将妨碍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反映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尽管描写农民题材的《猎人笔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他也不得不告别他无法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生活、表达社会理想的“农村题材”。他把目光转向了他所熟悉的贵族知识分子和逐步登上社会革命这个大舞台的平民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表现“民族的悲惨命运、社会的巨大悲剧”，表达人民的心声，反映时代的本质。事实证明，他告别农民题材后的创作，在表现人民生活、反映时代本质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我们可以从屠格涅夫创作题材的转变并且同样获得成功的事实中，得到极有益的启示：即人民性原则固然要描写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并借以表达时代的本质、人民的心声，但并非只有描写人民大众才算具有了人民性，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重要的是抓住时代的本质，表达人民的心声，至于通过什么样的人物来表现，那是可以听作者自便的。
综上所述，从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待作家、评论作品、褒贬人物，从现实出发，通过不同的对象努力表现符合时代本质的人民的悲惨生活，构成了屠格涅夫人民性原则的丰富内涵。至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卓越的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人民性原则对作者的深刻影响。其实，屠格涅夫同时代的人们早已领会到了屠格涅夫人民性原则的精髓，因而在1879年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上，人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把屠格涅夫称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充分揭示了屠格涅夫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也是对作者的最高奖赏。
2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关于真实，古今中外的作家、批评家有过不少精到的论述，屠格涅夫也不例外。他关于真实尤其是如何达到真实的论述，的确不无深刻独到之处。
“经常接触你要描写的环境”，广泛地观察与研究社会生活，是屠格涅夫真实观的基石。屠格涅夫深知，活生生的现实是“一切艺术的永恒的源原”，要准确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反映时代的要求，表达人民的心声，进而达到艺术的真实，就必须深入生活。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艺术是真实底表现，唯有现实才是至高的真实；现实以外的一切，也就是说由某种‘撰述人’所杜撰的任何现实，都不过是撒谎和对真实的诽谤而已……”[(18)]屠格涅夫几乎始终都没有离开别林斯基所开辟的美学道路，他在《回忆别林斯基》一文中说：“我要重复说……他对艺术，也和对人的一切活动一样，要求真实，即活生生的生活真实。”[(19)]他正确地认为，没有“活生生的真实，没有生活的真实”，也就没有艺术中的美，也就丧失了艺术的生命。而要达到活生生的真实，首先就要“经常接触你要描写的环境”。1854年，在关于丘特切夫诗歌的评论文章中，屠格涅夫指出，“人民的共同生活”是“一块能够提供给他汁液和力量的土壤”，作为一个作家当然是不能离开它的[(20)]。尔后，他在给鲍特金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我觉得，我们作家的以及多半是我的主要缺点，就是我们很少接触现实生活，接触活生生的人；我们读得太多，而且抽象地思索着。”[(21)]作者严肃地指出了当时作家们远离现实的情况，其中也有对自己的严厉的解剖。实际上，屠格涅夫始终是忠于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者，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主要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更关心人的面貌的活生生的真实，对于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漠然处之……”[(22)]屠格涅夫从不放弃深入生活、研究社会这一对于作家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权利。即使居住在国外，对于这一权利也未肯轻易放弃。他几乎每年都回国，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深知远离他所描写的俄国社会的严重后果。他在给波隆斯基的信中说：“我非常了解，我经常居住国外妨碍我的文学事业，看来会把它完全毁灭。”[(23)]流露出一个老艺术家对于脱离他所描写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不安与深切担忧。晚年，屠格涅夫总结《处女地》这部作品失败的教训，也从反面证明了他应该深入生活的理论主张。“不，不能企图从外部抽出俄罗斯的本质，几乎是住在离它远远的地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做了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24)]。屠格涅夫在给弟弟的信中坦率地说：“丝毫不用怀疑，《处女地》是失败了，正象你所写的那样。我开始想，这种遭遇是它应得的。不能认为所有的杂志都是有某种阴谋而反对我，应该立刻承认，我错了：我做了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并倒在它的重担之下。的确，不生活在俄国而写俄国是不成的。”[(25)]显然，作者是从创作主体与生活的必然联系这个角度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的。在下面这一段话中，屠格涅夫则从创作主体与生活的关系阐述了其成功的奥秘：“我现在所有的相当不坏的东西，是生活赐给我的，而完全不是我自己的创造出来的。一般说来，生活就是‘一切艺术的永恒的源泉’。”[(26)]法国著名批评家莫洛亚充分肯定屠格涅夫来源现实生活同时又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说屠格涅夫是“几乎从未杜撰过的为数极少的小说家之一”[(27)]。晚年，屠格涅夫曾引用歌德的话作为自己告别文坛的“临别赠言”以告诫青年作者：“把手深入生活的深处吧！”再次指出，要把握和抓住生活，“单靠有才气还不够，必须经常接触你要描写的环境。”[(28)]这实际上已不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对青年同行的恳切忠告，同时也是一个辛勤耕耘、不懈追求的老艺术家创作经验的可贵总结。
为把握生活的底蕴，表现生活的真实，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这当然是绝对必需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一个作家的理论主张仅仅停留于此，那就难免肤浅、流于一般。屠格涅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指出了如何把握生活的本质，为现实主义创作如何表现生活的真实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屠格涅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作家必须具有“自由精神”。屠格涅夫认为，为了表现生活的“严酷的真实”，“需要看法上和理解上的自由，充分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受到束缚，他还能‘抓住’‘把握’他周围的环境吗？”[(29)]他进一步指出：“没有真实，没有教养，没有广义的自由——对自己、对自己的祖国的偏颇的思想体系，甚至对本国的历史的不受拘束的态度，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的；没有这种空气就不能呼吸。”[(30)]作者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德国政治家别尔内所说的“摆脱个人自私自利和浅薄虚荣的任何杂质”[(31)]，而且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一切偏正。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屠格涅夫抨击斯拉夫主义者道：“斯拉夫主义者们尽管具有无可怀疑的才华，但是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写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因为缺乏这种自由精神的缘故；他们中间谁也不肯摘下——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自己的有色眼镜。”[(32)]进而指出，“当他想用自己生气勃勃的天赋来制造死的玩物，当他迷惑于艺术家的轻易胜利，迷惑于轻易支配自己的庸俗的感情的权力”时，“对于一个作家是痛苦的”[(33)]。屠格涅夫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作家的“广义的自由精神”是把握生活本质的重要条件。第二，去伪存真，通过意外的偶然性达到典型。屠格涅夫在给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的信中告诫道：“要注意观察周围的一切，不仅要努力从生活的一切现象里抓住生活，而且要努力去了解它，了解生活依之而运动的却不是经常表现出来的那些规律；必须通过意外的偶然性达到典型——不管怎样，要永远忠于真实性，不要满足于表面的研究，要避免一切印象与虚伪。”[(34)]应该说，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紧密相联的，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二者是不能偏废的。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发现，作者所要指出的是：必须对生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努力去表现那种反映社会本质规律的“对于个人感触的不可破坏的真实性”[(35)]；为此，必须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必须具有“广义的自由精神”。这就是说，作家不应该抱着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去剪裁生活、臧否人物，而是相反。应该以对社会的清醒而冷静的理解，挖掘出埋藏在那万象纷呈的生活现象下面的本质和底蕴，真实地再现客观现实。而当他对生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他的同情、偏正发生矛盾时，他务必要牺牲后者而忠于前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表现“对于个人感触的不可破坏的真实性”的目的。
“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也是作者孜孜以求、努力遵守的最高原则。屠格涅夫不仅自己在创作中力戒成见，不以个人之好恶来对待生活，力求达到“严酷的真实”，而且在评论他人作品成败得失时，也以艺术真实为准则。如他在评论法国作家梅里美时说：“他重视真实，憎恶矫揉造作和空泛的词藻，可是也避免极端的现实主义，要求有选择，有分寸。”[(36)]联系到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的真实观，是既反对带有作家偏见的对生活的歪曲描写，又反对那种自然主义的不加选择的照相式的刻板反映的。作者所追求的真实，乃是那种从客观现实出发，同时又不拘泥于客观现实，经过典型化从而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规律的艺术真实。因此，当作家的登峰造极之作《父与子》问世之初，人们攻击他是“从观念出发”，歪曲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时，作者深感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他诚恳而略带抱怨地写道：“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种真实同他个人的爱好并不相符合。”[(37)]他甚至以《贵族之家》为例，说明他本人怎样违背自己的政治观点来塑造人物。在作者看来，“在这个场合，照我的理解，生活正是这个样子，而我首先就要做一个忠诚老实的人。”[(38)]他一再申明：“生活就是这样……我正应该这样来勾画他的形象。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的爱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我所描写的典型，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不但没有抱成见，而且还很同情。我非常尊重艺术家、作家的使命，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昧良心。”[(39)]这里，作者把艺术家的良心、使命同尊重客观生活，努力表现客观生活的必然规律联系起来。
真实准确地反映客观生活的本质规律，同那种忽视客观生活、不顾作家使命、耽于玩弄词藻的唯美主义倾向是水火不相容的。屠格涅夫曾指出：“1855年之后，社会虽然已经觉醒……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生动表现，而且跟其他社会力量的其他同样重要和更加重要的表现一脉相通的文学，是没有的，正如没有报章杂志，没有公论，没有个人自由一样，有的只是词藻以及我们以后再也不曾见过的词藻大家。”[(40)]对当时文坛的这种断语是否公正姑且不论，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无视社会功利、回避客观现实、躲进艺术象牙之塔这种创作现实的极大不满与深切担忧，充分表现了屠格涅夫努力捍卫作家使命、真实反映时代生活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屠格涅夫关于真实的论述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真实性领域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要求从现实生活出发，努力表现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本质规律，却道出了真实的重要品格。为了达到真实，他从创作主体出发，要求作家摆脱个人偏见，应具有“自由精神”的理论见解，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屠格涅夫的人民性原则与真实观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屠格涅夫在论及人民性原则时，常常涉及到艺术的真实性，而在阐述真实性问题时，也旁及到人民性原则。这应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屠格涅夫的人民性原则与真实观，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都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之正确理解为基础。或者说，屠格涅夫的这些见解都是从时代生活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正是从这一点看，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的屠格涅夫，同样可以说：“我是现实主义者和自己的时代的产儿。”[(41)]
当然，屠格涅夫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高度，但对于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滋养的无产阶级作家来说，屠格涅夫的理论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这里，请允许笔者引用加里宁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凡是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42)]
本文于1996年10月12日收到。
注释：
①屠格涅夫：《回忆录·译后记》，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6页。
② ③ ⑦ ⑧ (28) (29)(30) (32) (36) (38) (39) (40)屠格涅夫：《回忆录》，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36页、28页、103页、96页、97页、97页、115页、90页、89页、1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⑤ (33) (34) (35)彼得罗夫：《屠格涅夫》，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38页、78页、79页。
⑥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⑨ (27)《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144页。
⑩《列宁论文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6页。
(12)转引自布罗茨基：《俄国文学》（下卷），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853页。
(13)《乡村》是俄国“自然派”作家格利戈罗维奇的中篇小说，作品表现了一个穷苦孤儿依照主子的专横意旨而被迫嫁给一个恶棍的悲惨命运。斯拉夫派批评家批评作家在乡村只看到野蛮与残酷，别林斯基则认为“《乡村》是去年的优秀作品之一”。
(14) (23) (24) (25)转引自普斯托沃依特：《屠格涅夫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143页、169页。
(15) (16) (37) (41)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326页。
(17)转引自《猎人笔记·译本序言》，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8) (19) (26)转引自张耀辉：《文学名言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150页、139页。
(20) (21) (22)转引自《外国文学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83年第5期，第90页。
(31)转引自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
(42)《加里宁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90页。
标签：文学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猎人笔记论文; 个人努力论文; 乡村论文; 别林斯基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