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2012年大选中的左翼政党：一种理论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法国论文,政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几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分析选举政治的综合性框架，①即通过考察执政党的政绩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来判断其在即将到来大选中的最可能结果，并将其应用于对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等在2002年前后大选中表现的分析。一方面，这一分析框架仍是非常粗线条的，大概只能较好地说明上述三个变量影响力的相对变化——尤其是选举战略相对于政绩表现重要性的上升，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十年之后的欧洲选举政治正由于不断蔓延着的经济/主权债务危机而发生着深刻变化。就此而言，2012年举行的法国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个例，那就是，究竟应如何从理论上阐释社会党开局不利却大获全胜的大选结果，而这一选举结果又给予我们哪些理论上的启思。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将首先考察三个不同选举阶段(境况)下的竞选情势走向，然后在此基础上尝试得出一个更为综合精确的理论阐释。
一、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一场旗鼓相当的竞争
尽管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就已出现的对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差别，②但更为理性的一种判断恐怕是，法国选民在2012年4月22日将会迎来一场十分艰难的政治选择：③让尼克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连任新一届总统还是由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取而代之，或者说，萨科齐会不会成为第一个未能连任的第五共和国保守党总统，而奥朗德会不会成为一个临危受命而又逆转乾坤的社会党英雄？而从国际视角来说，这将是2012年数个世界大国政治权力更迭中的重要一站，尽管它也许远不及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国所发生的更重要。
这是因为，从影响大选结果的四个最重要变量来说，政绩表现上过去5年恐怕很难让法国选民感到满意，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发生重大的利好变化，因而总体上有利于已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反对党社会党人奥朗德，但后者的缺乏执政管理经验对于迷信总统个人能力的法国选民来说有一个明显缺陷；④在候选人素质形象上，萨科齐和奥朗德也是优缺点明显，前者很高调张扬，尤其是喜欢以欧盟和世界性政治家的形象自居——大选前不久发生的利比亚战争对于他来说大概更多是赢分而不是失分，后者谦逊平和，容易与普通选民沟通，但却未必就适合当代法国选民的政治口味；在执政周期上，社会党已经自2002年起连续在野，甚至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也已缺乏充分的掌权体验，可以说已是名副其实的反对党和在野党，因而总体上处在有利地位，但正因为如此，社会党能否组织一次让人感觉焕然一新的竞选就变得十分重要——无论如何，最终结果扑朔迷离的“卡恩事件”(国际货币组织前总干事、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社会党头号潜在候选人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突遭美国警方的性骚扰指控并被扣押，后又无罪获释)对于社会党的大选竞选组织应该会产生一定影响；在国际特别是欧盟层面上尽管关于萨科齐和默克尔之间特殊友好关系的无数故事版本——比如著名的“默克齐”(Merkozy)的戏称，但那毕竟都是政治故事，况且不同性质政党领导人携手合作欧洲事务的实例很多，很难说默克尔或德国偏好因素对谁更有利。
因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法国媒体的普遍性预测是，萨科齐和奥朗德两人将会携手进入第二轮竞争——这意味着，他们都不会获得取胜所必需的半数以上选票，但也不太会出现2002年那样一方被排挤出最后决赛的极端与尴尬场面；而对于谁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萨科齐侥幸连任还是奥朗德成功翻盘？民调结果大都显示，后者会在第二轮中顺利胜出，从而引导欧盟政治的“左转”风潮，⑤但笔者的看法是，如果上述对四变量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第二轮投票大概还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政治对决，奥朗德并没有轻松胜出的任何资本与把握——更何况，从总体上说，法国政治和整个欧盟政治一样并没有因为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而出现“左转”的清晰政治信号，而且不断年轻化的新一代选民的政治偏好和政治文化就像当今主流政党与政治家一样轻松地穿越于“左右”之间。⑥因此，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政治”和谁是好的“总统”，不仅我们这些“旁观者”正变得迷惑不解，而且广大法国选民这些“当局者”大概也不怎么明确清楚——依此，如果必须做一种“二选一”式的理性抉择的话，笔者甚至觉得萨科齐的胜率更大些。
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后：萨科齐何以会倒下
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一天的5月5日，法国媒体已几乎普遍预测，⑦奥朗德将会以53％－54％的得票优势战胜现任总统萨科齐，成为17年之后的又一位社会党人总统，而萨科齐将不得不接受败选失利的结果。而在此之前，笔者确实还坚持认为，萨科齐也许仍有政治翻盘的机会，其基本依据则是，围绕着上述四个基本变量的理论分析并不支持一种“一边倒”的选举胜利，而且我们也确实看不出欧洲主流社会包括法国政治文化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向左转向的明确迹象。但至此已十分清楚的是，这种基本面与法国选民的当下政治意愿并不吻合，那么笔者的初期选情研判“错”在何处，或者说，我们需要做哪些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呢？
单纯从4月22日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来看，奥朗德和萨科齐的得票率分别为28.63％和27.18％，其实是难分高下，而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左翼激进派候选人让-卢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中间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贝鲁(Francois Bayrou)分别获得了17.9％、11.10％和9.13％的选票。也就是说，虽然奥朗德的得票高于萨科齐1.5个百分点，但就大左右阵营得票的总比例来说，还是中右阵营更高一些，共计接近55％——即法国选民总体上仍是呈现为一种“中右取向”。当然，问题似乎也正是出在这样一种“亲右构型”上。萨科齐也许正是“读懂”了这种民意支持构型的选举政治意蕴，即如果没有勒庞支持者的极右翼选民的投票，他就不太可能赢得选举，所以，萨科齐此后或明或暗地向勒庞及其极右翼政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勒庞显然认为萨科齐迈出的步伐太小，而中间派候选人贝鲁却认为萨科齐是在“政治玩火”。结果，在第二轮投票之前，前者宣布她并不认为萨科齐是国民阵线政策的合法代理人，而后者则明确呼吁其支持者将转向支持奥朗德，理由是不想看到法国选民的政治分裂，相应的，选举政治的天平就完全倾向于社会党一边。因而，笔者猜想，如果萨科齐明确承诺立足于一种总体“中间化”的政治政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与移民政策上)，结果也许会更好一些(但鉴于上述结果所展现的选民基础差异，萨科齐肯定不情愿这样做)。因此，严格说来，萨科齐的结盟对象策略并没有“错”(取大舍小)，而是“错”在无论是中间派还是极右翼政治家(其最可能的政治伙伴)都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依此而言，正是极右翼国民阵线和中间派的否定性政治选择最终决定了萨科齐的去留和输赢。
就其他方面来说，在总统选举竞选的第二阶段，萨科齐糟糕的政绩和夸张的主政风格当然不怎么受人欢迎，但奥朗德缺乏政治经验的事实和矜持个性也没有实质性改变，但当前者不再能通过巧言令色来掩饰自己并不出色的政绩、而后者的寡言少语却被描绘为一种政治与道德诚实的表现时(多少有些像2005年德国大选中默克尔领导中右翼政党战胜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时的情形)，⑧这些当代选举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及其“合力”就逐渐变得有利于奥朗德一方。依此而言，决定法国2012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并不是两大政党的竞选纲领或总体性的选民政治文化，而是第一轮投票结果所彰显的政党格局中左右政治支持的构型特征以及大右翼阵营内政党的政治选择。
总统选举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法国选民是否会将国民议会的主导权也交给社会党领导的中左翼阵营。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很可能将会再次看到一个“红绿黄(中间派)”大左翼联合政府，而那将是中左翼政治在欧洲大陆重新回到舞台核心的开始(再考虑到将于2013年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
三、总统选举中的默克尔或德国因素
按常理说，德国或默克尔因素不应该成为影响法国选举政治的一个突出变量，但这在201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却成为了一个确定的事实。⑨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欧洲)经济危机应对思路，尤其是通过压缩财政支出、降低企业征税来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因而被媒体戏称为“默克齐”。而相比之下，作为社会党候选人的奥朗德却有着一些大胆而具有“破坏性的”想法——国内通过向富人征税来盘活法国财政，以及通过雇用更多的政府雇员来降低失业率，不仅如此，他还声称将领导一个“新欧洲”，因为“欧洲并不是由德国说了算”，其中一个标志性口号就是自己当选后的第一站就要去柏林“重新谈判”倾注了“默克齐”大量时间的欧盟财政契约。就此而言，默克尔或德国政府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偏好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情。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真正导致德国或默克尔因素浮出水面的却是长期作为欧洲一体化主动力的“法德轴心”在本次经济危机促动下的力量对比日益失衡，尤其是在德国方面——而且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实力意义上。
对此现象的一个生动阐释是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欧洲主任延·泰朝(Jan Techau)5月14日在清华大学所做的关于法国总统大选的时政演讲——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德国人士。结果，笔者的本意是想进一步检验自己关于法国总统大选的理论假设及其缺陷，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这位“欧盟”专家(该中心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身上透射出的竟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德国式“政治傲慢”——而且是法国大使馆人员在场的情景下。他的许多理论分析都是“正确的”或很有道理，但却是以一种多少有些颐指气使或洋洋得意的腔调，与笔者长期以来印象中的德国人的政治理性和含蓄(与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密切相联)大相径庭。
泰朝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法国社会党人的总统竞选获胜其实是得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真的依照竞选中的政治承诺一意孤行，奥朗德不仅会毁掉法国的前途，也会毁掉社会党自身。理由很简单，财政支出紧缩和实行结构性改革才是法国和欧洲走出经济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而德国目前的良好局面正是得益于社民党总理盖哈·施罗德几年前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为此付出了大选失利的代价。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国社会党人目前的政策主张与这种正确方向正好背道而驰。同样重要的是，今日的德国民众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德国并非主张见死不救，而是要求所付出的努力必须有所回报。这意味着，就像德国不会在援助希腊问题上无原则妥协一样，也不会向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做重大妥协。因此，法国方面既不要抱太大的政治天真，也不会有真正的机会得到德国方面的退让——改变紧缩财政应对危机的总体思路，尽管会给予一些脸面上的考虑和照顾。可以说，这位准官员学者所清晰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变化着的“德国欧洲观”：对于法国和希腊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时下德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中的一种普遍心态：我们已经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充当所有欧洲人的“出纳室”，已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想法。缘于这种心态，德国目前的经济一枝独秀就更加被解读为自己的辛勤劳动与艰苦努力。言外之意，所有的问题同伴都归根结底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和懈怠。由此才可以理解，德国大小官员一再表示的对希腊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漠视态度，以及默克尔总理对奥朗德竞选主张的公开反对态度。
从狭隘的经济立场来看，上述德国观点自有其道理，但若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却存在着很大问题：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复兴欧洲是德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其历史责任所在(并非只是出于战争原罪救赎)，这多少有点像历史上的神圣日耳曼帝国“无反顾地”致力于维护罗马天主教的权威与神圣，因为其他同伴无一能够担当这一使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腊绝非仅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经济累赘，法国也绝不是分量不断下降的不对等伙伴，而是必须要逐渐纳入一个统一的欧洲版图之中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德国如何担当好这种“领头羊”的角色。应该说，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德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今日德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毕竟它是统一欧洲市场的最大受益者。
围绕着2012年法国大选和南欧经济危机，德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它已认定可以放弃自己的某些传统伙伴，或者料定这些伙伴除了被动追随外已经无路可走。但就像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互动过程，并且，德国的经济政治实力也显然不足以改变目前的欧洲多极格局(更何况是整个世界)。逐渐强大起来的德国如何扮演一个并不怎么骄横的欧洲强权角色，挑战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德国新一代政治家来说尤其重要。⑩回到2012年法国大选，从一种德国立场来说，默克尔及其同僚的“偏颇言辞”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了奥朗德而不是萨科齐，而且如果不是在总统选举后的适时立场调整的话，德国有可能继续“帮助”社会党(利用民众此时敏感的厌德情绪)取得国民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无论如何，它作为外部机会环境的一个侧面的确成为了影响法国大选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总统选举过程中。
四、一种综合性理论阐释
6月10日和17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法国选民对奥朗德总统领导的社会党及其联盟政党的政治支持的印证，尽管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也极为罕见地取得了2个议席。其具体结果是：社会党及其外围政党314席、绿党17席、左翼阵线10席、区域主义左翼2席，而人民运动联盟及其结盟政党229席、中间派民主运动党2席、国民阵线2席、极右翼南方联盟1席。这样，社会党及其联盟自1981年以来首次获得了国民议会577个议席中的绝对多数，可谓是大获全胜。(11)再加上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两轮结果分别为28.63％∶27.18％和51.64％∶48.36％)，2012年法国大选最终成为了社会党喜出望外的一次“完胜”。作为一种回溯性理论分析，笔者所关心的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奥朗德领导的社会党何以能够从不利开局中崛起并完美赢得本次大选(或者说为什么萨科齐及其政党最终输掉了本次大选)？二是这一选举结果的政治意蕴又是什么呢？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选举政治的一般理论来说，我们可以把影响一次大选结果的变量要素概括为如下三个：执政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其中选举战略还可细化为竞选纲领、议题创制、候选人政治形象和竞选策略，政治机会环境还可细化为执政周期、政党格局及结盟构型、国际环境等方面。总体而言，上述三维变量组成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仍可以(有助于)解释法国2012年大选的结果：相对糟糕的执政政绩尤其是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表现，再加上并不成功的选举战略和不怎么有利的政治机会环境，共同决定了萨科齐及其领导的中右政党的败选或奥朗德及其领导的社会党的成功。(12)对这次大选而言稍显特殊的是，伴随着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而日趋明显的左右平衡政治的“右翼化”并不能保证温和右翼政党的竞选连任，而经济危机/困境的总体背景使得主流政党的竞选纲领及其政策主张更难以动员起获胜所必需的充足选民数量，结果是极端性小政党生存空间和政治平衡能力的空前增加——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的两轮投票选举体制下，而主流政党因势利导地调整竞选战略和利用变化着的政治机会环境变得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次级指标因素：政党竞选纲领、竞选策略、候选人政治形象、执政周期(政治时钟)和默克尔或德国因素。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奥朗德的反紧缩竞选政治口号的确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下层选民，但一方面，适当的财政紧缩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克服经济危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恐怕是法国中产阶层主体都心知肚明的政治道理，另一方面，大约30％的工人阶层并未参加投票，而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大量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国民阵线(30％左右)和左翼阵线(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党。至于第二个因素，虽然很难说奥朗德有着更为出色的竞选策略，比如在竞选过程中的刻意平民化形象取向和在电视辩论中的温儒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萨科齐的媚从极右翼政治议题与选民的策略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极右翼政党领袖勒庞并不买账，而中间党候选人贝鲁则公开批评，使其争夺极右翼选民和保持传统中间选民票仓的意图落空。在第三个因素方面，尽管两个主要候选人的得票结果上的确有些群体性差异，比如奥朗德获得了更多年轻人和公务员阶层的支持，而在性别方面，他虽然的确获得了更多男性选票，但女性的支持率并没有变化，而一般来说，女性选民更多受到候选人个性魅力的影响。也就是说，政治个性形象作为奥朗德区别于萨科齐的一种竞选策略也许是非常成功的，但却很难说是影响选民决定的重要因素。对于第四个因素，法国已经在中右翼总统的统治下达17年之久，尤其是本届政府最初还同时拥有议会两院的多数地位，但法国在欧盟和世界中的大国地位与法国选民的生活感受却是每况愈下，这种状况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客观必然性，但对于任何执政党来说却是十分不利的。正因为如此，一种倾向变革的氛围实际上早已开始酝酿，而经济危机进一步使之强化和发酵，换句话说，法国政治时钟的“左摆”之势已然形成，这方面有着三组支持性的数据：一是64％的投票人感觉生活水平在下降，而2007年大选时只有55％；二是媒体一直预言奥朗德会在总统选举中的第二轮中获胜，但在各方面综合评价上却是萨科齐得分更高些；三是依据得票实际结果分析，奥朗德更多受益于选民的“不希望对方获胜”(44％∶32％)和“政治倾向”(43％∶29％)而不是“竞选政策”(55％∶57％)和“个人魅力”(22％∶28％)。(13)此外，尽管奥朗德的反紧缩、反德国(主宰欧盟)立场的确为其增加了不少媒体关注度，我们却很难说默克尔或其他德国高官的言论实质性影响了法国大选的总体结果(尤其是国民议会选举)。因此，也许可以大胆一些说，如果要从上述五个因素中确定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竞选策略和执政周期，而不是政党竞选纲领、候选人个性政治形象和默克尔或德国偏好因素。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竞选连任的最重要条件是能够根据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并不怎么有利的环境)适时制定/调整契合选民意向的竞选策略，否则的话，那些相对客观性的变量比如执政表现和执政周期压力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14)
再谈第二点。笔者认为，法国2012年大选的政治意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总统选举与国民议会选举的良性互动效应。从纯理论上说，2007年两大选举的积极结果(中右翼政党同时掌控总统府和总理府)并不能保证今年选举中的必然重复，尤其是考虑到目前欧洲的动荡局势和法国选举政治文化的易变特点，但事实证明，奥朗德的胜利大大增添了社会党的获胜机会——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国选民对政党政府的政治信任，希望通过政治授权带来他们所希望的经济社会政策改变，从而暂时终结了20世纪80、90年代曾几度困扰法国政坛的“左右共治”(总统府和总理府分别为不同的左右主要政党所控制)难题。二是对于法国政党体制的影响。一方面，本次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结果进一步表明，法国长期以来的“左(共产党11.1％/6.91％)—中左(社会党28.63％/29.35％)—中间(民主运动9.13％/1.76％)—中右(人民运动联盟27.18％/27.12％)”的“两大两小”相对平衡格局已不复存在，左翼阵线和法国民主运动在总统选举中相对突出的表现很难解读为这一构型的恢复，而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已稳定取代了传统中间派的政治位置，尽管这更多意味着一种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的确是法国大左翼的又一次政治振兴机会，尽管绿党的选举表现非常一般(得票分别为2.31％和5.46％)，而社会党的“一党独大”也许会产生一些相反意义上的影响(鉴于绿党和左翼阵线在议会多数中的非必需地位)。但是，社会党在失去总统职位17年和失去议会领导权10年后又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的核心(同时掌控总统府、总理府和议会两院)，这对于一个选举性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对于法德关系和欧盟/欧元的影响。奥朗德当选对于传统的法德轴心关系及其革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机会，这将是1981年大选后法德关系发展轨迹的重复呢还是一种颇为不同的新走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但避免出现“德国的欧洲”显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国自己，今天恐怕更是如此，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欧盟和欧元的未来密切相关。四是对中法关系的影响。尽管社会党和绿党对外政策上的特点对于中法关系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至多是在“磨合期”长短的意义上，从总体上说，法国的世界地位和内部危机重重注定了中法关系不会有太大的波澜，除非我们对此过于敏感或寄予太大的期望。因此，在笔者看来，法国2012年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的影响更多是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尽管我们绝不能说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大选。
注释：
①(12)郇庆治：《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83－157页。
②央视网："Hollande may win 1st voting round of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20422/109974.shtml,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③李其庆：《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5期。
④应强：“‘三无人员’奥朗德：无经验无特点未结婚”，参见新华网：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306.htm，2012年8月21日。
⑤⑦(11)Wikipedia,"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12",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nch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2,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⑥《法国希腊政坛大风吹欧洲政治方向左转》，《联合早报》2012年5月8日，参见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13/fincrisis120508a.shtml；沈孝泉：“奥朗德当选总统法国一片‘玫瑰红’”，参见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92.htm，2012年8月21日。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单纯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希腊极左翼政党力量的崛起也未能改变其主导性的政党格局与政府构型，相反，结果是主张欧洲一体化和施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及其联盟在第二次大选后上台执政，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意向与选择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内传媒多少误读了欧洲左翼尤其是极左翼政党近年来复苏的选举政治意蕴。
⑧郇庆治：《选举政治视角下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载刘玉安、蒋锐等著：《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4－440页。
⑨董铭、青木、纪双城：《德国总理默克尔被媒体批评干扰法国大选》，《环球时报》2012年4月28日，参见http://news.sina.com.cn/w/2012－04－28/010024342056.shtml，2012年8月21日。
⑩Carnegie Europe,"Germany:Making or Breaking Europe?" http://carnegieeurope.eu/events/? fa=3586&lang=en,27 March 2012,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13)这些数据都来自理查德·巴尔默(Richard Balme)教授2012年5月24日在清华卡内基中心的学术演讲：“法国大选及其对华关系影响”。
(14)赵怀普：“萨科齐执政5年对内经济发展乏善可陈”，参见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51.htm，2012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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