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理论视角下的土地流失补偿理论分析_前景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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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正在掀起新一轮城镇化过程，农地城市流转现象将进一步凸显。而长期以来，因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主要焦点在于失地农民利益受损、补偿要求得不到满足引发的矛盾。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辅之以就业、住房安置及养老保险为主。国内学者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农民失地补偿标准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应给予农民更多的经济补偿，同时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进行转业再就业等，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以土地入股分红、建立土地银行制度等方式进行补偿。刘卫东等(2006)提出可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实际损失和政府出让土地价格对补偿的支付能力两方面进行分析测算。刘海云等(2006)对影响征地补偿价格的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土地征用后的用途是影响补偿价格的重要因素。何晓丹等(2006)对浙江省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合理性进行了评价，主张把“土地财产权”和农民“公民权”分开来讨论。黄兰慧(2007)研究了以土地收益理论测算土地补偿价格，取代现行的产值倍数法和区片综合价法。丁成日(2007)通过借鉴国外征地补偿经验，对中国现有补偿制度进行经济分析，认为应改变现有的补偿计算方式，实行“整片”征收，改变补偿模式。

      针对失地补偿满意度低的问题，一些学者也从满意度或者公平性的角度对失地补偿问题进行研究。叶剑平等(2010)在2008年对17省1773户农户调查中得出，68.6%的农民认为补偿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为补偿太低，48.7%是未征求农民意见，34%为补偿款被政府截留或挪用，26%认为是失地后没打工机会和收入来源。杨雪(2008)定量分析了土地补偿方案的公平性，主张运用基尼系数调整现有征地补偿费用，确定公平的、财政可承担的补偿方案。王心良(2011)探索了失地农民的满意度维度结构，实证研究补偿水平、补偿程序、补偿模式与失地农民满意度的关系及内在机制，结论表明失地农民对补偿水平最不满意，模糊的土地产权关系、制度和程序的缺陷等是引起征地矛盾的关键因素。王湃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合理拉近实际补偿与农民受偿意愿差距”是现阶段征地改革的重要依据。

      征地问题的核心是补偿问题，现有的研究表明补偿过低是导致农民被征地意愿和满意度低的主要原因，但潜在的心理因素却常常被忽视，以农民失地心理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尚不多，宋娜等(2013)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心理和谐现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民心理和谐状态处于中等水平。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不仅仅是一种稀缺资源，更是土地“所有者”就业与生活的来源、未来生活的保障和一种发展权，失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是一种市场交易活动，更可能意味着未来生活的颠覆。城镇化过程伴随大量农民失地现象，当前的征地补偿主要以农民一次性经济补偿为主，现有研究都遵循传统经济学范式以“公平交易价格”和期望效用理论分析失地补偿，而未将失地问题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心理认知对失地补偿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因此对为何以“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无法使失地农民满意的问题缺乏足够解释力度。行为经济理论关注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心理偏差，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许多异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前景理论作为行为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为失地补偿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

      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源于古典经济学，理性决策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期望效用论，但在解释现实问题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始终不变，其效用函数自始至终是凹形的，Friedman等研究发现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并非始终一致，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Kahneman等(1979)在Markowitz的“一般财富理论”和Allais悖论研究基础上，发现了理性决策研究者未发现的行为模式，构造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并对不同情景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异象。前景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选择行为，因为它使风险态度不仅由对结果灵敏度(效用曲率)驱动，还受概率灵敏度(概率权重)驱动，以及结果是否在参考点(损失规避/厌恶)上下波动的敏感度驱动(宋华东，2010)。

      前景理论的前景值是由“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决策权重”(Decision Weight)共同决定的：

      

      其中，π(

)是决策权重，它是关于概率的单调增函数；

是决策者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即价值函数：

      

      其中，α、β分别表示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性程度，在图上表现为价值函数曲线的凹凸性，λ表示损失的厌恶程度，在图上表现为损失比收益来得更陡的特征。Tversky等(1992)通过实验回归测算，α=β=0.88，λ=2.25。

      Kahneman等描述的价值函数揭示了几个特点：(1)价值的载体是财富的改变而不是财富的最终状态，并以对参照点的偏离程度为标准，向两个方向偏离呈反射的S形状，即“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2)价值函数在参照点以上是凹的，而在参照点以下是凸的，显示人们对于收益的风险回避态度和对于损失的风险寻求态度，即当x＞0，有v’(x)≥0，v”(x)≤0；当x＜0，有v’(x)≥0，v”(x)≥0，且对于收益和损失都呈现敏感性递减规律。(3)收益变化的斜率小于损失变化的斜率，反映人们对于等量损失的心理感知比等量收益的心理感知更敏感，体现“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价值函数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在参照点上斜率的不连续性，这个拐点是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和预期效用理论中效用函数的重要不同点，所谓“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是指在评价某一事物时总要与某一参照水平进行比较，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标准。前景理论研究发现风险机会的价值更多依赖于可能发生的收益或损失是以哪个水平为参考点的，而不是它最终会带来的总价值。

      Kahneman等在Ouiggin(1982)和Schmeidler(1989)研究基础上，把累积泛函数引入到前景理论中形成了累积前景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累积前景理论模型中不再单独转换各个概率事件，而是转换整个累积分布函数，使权重函数规范化成为可能。

      

      其中，p为概率，χ、δ为参数。Kahneman等(1992)测算的结果是χ=0.61，δ=0.69。

      价值函数与权重函数如图1、图2。

      三、失地补偿的前景理论模型构建

      (一)土地价格测算

      国内目前对失地补偿基本采用年产值倍数法或者执行“区片综合价”计算补偿费用，也有许多学者主张按照土地收益理论以土地市场价值进行补偿，认为以市场“公允价格”补偿就可达到满意。

      土地收益理论认为，土地价格是土地纯收益即地租的资本化，这种由市场基础决定的均衡地价就是土地所有权价格。地租是指经济地租，即土地总收益扣除总成本的余额，则土地价格的理论测算公式为：

      

      资料来源：Kahncman和Tvershy(1979)

      图1 价值函数

      

      资料来源：Kahneman和Tversky(1992)

      图2 权重函数

      

      其中，LV是土地市场价值，

是未来期限内的土地预期收益，

是第i年恰当的土地还原利率。对于土地还原率

，学术界观点各异，而不同用途的土地还原率也不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林英彦(1995)所主张采用的实质利率，即以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基础，并用物价指数调整后再扣除一成的所得税得到的实质利率作为还原利率。

      如果土地具有无限使用年限，即n→+∞，则：

      LV=R/r (13)

      其中，R是土地每年纯收益，r是恰当的还原率。

      (二)心理账户和损失厌恶

      与传统经济学认为资金是可以等价替换的观点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会根据资金来源和资产用途等因素对资产进行归类，对不同类别的资产有不同的期望报酬和风险承受能力，即有限理性人内心设有心理账户(Thaler，1999)，并形成狭窄框定，影响其对所拥有资产的认知和决策行为。

      失地问题中“土地损失”和“失地补偿”是农民面临的两个主要前景，“土地损失”表现为土地资产减少，产生损失，形成负前景，“失地补偿”主要表现为可货币化资产的增加，形成正前景。依据传统经济学观点，“土地资产”和“货币资产”可以等价替代。从行为人视角分析，二者存在一定隔离，一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普遍具有损失厌恶偏好，行为主体对等量土地引起的损失与等量补偿引起的收益在心理感知价值方面存在差别，尤其是损失厌恶会引发禀赋效应，即当人们一旦拥有某项资产，对其的评估价值会远远高于未拥有时的评估价值，对资产的受偿意愿(WTA)大于其支付意愿(WTP)，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强其对失地的厌恶程度越高；同时，农民对于土地资产认知与现金及其他资产不同，稀缺的土地资源是农民参与社会生产的载体，是农民的就业方式，生活的来源和保障，更是农民发展权利的体现，研究表明，现行条件下多数农民不愿意被征地(钱忠好，2007)。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产，农民对土地问题决策心理相较于其他资产更敏感，“土地资产”和“货币资产”不完全等价替代。土地资产和货币资产的不同属性、农民对资产的不同心理认知，以及失地活动造成的财富变动形成不同前景，形成失地农民两个心理账户，对农民决策产生框定影响，正前景归属于正前景账户，负前景形成负前景账户，心理账户将失地损失和失地补偿区分。

      

      前景理论将资产的收益和损失定义为对参照点的偏离程度，且对于损失比收益更敏感，认为决策者对于盈亏的认知并非仅依赖于资产总量，更依赖于基于参照点的资产变化程度。“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是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存在的一个拐点，是指在评价某一事物时总要与某一参照水平进行比较，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标准，面对收益呈现风险规避态度而面对损失倾向于风险寻求，因此遵循心理账户框架采用不同的价值函数计算不同情境下的前景价值，并影响其风险态度和行为选择。理论上，失地问题决策中参照点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收入、收入来源比例、失地比重等，基于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产的认知，农民决策中往往会对“土地”产生锚定效应进而对补偿提出诉求。

      因此，失地农民在心理账户狭窄框定下将土地损失和经济补偿的效应隔离，将参照对象锚定在“土地”上，依据资产变动状况(收益或损失)采用不同价值函数分别计算失地前景价值，即在参照点水平下丧失土地的价值函数与依赖于参照点的经济补偿增加所得的价值函数之和：

      

      其中，

，分别表示相对于参照点的正向偏离程度(收益)和负向偏离程度(损失)，α、β分别表示对于收益和损失的敏感性程度，λ表示损失的厌恶程度。

      有效的征地补偿就是要使经济补偿带来的满足感足以抵消农民失地的痛苦感，使失地农民心理账户中对收益和损失的感知价值达到收支平衡。征地活动使农民拥有土地资产绝对减少，在农民心理账户上记为损失；经济补偿是货币化资产的绝对增加，依据前景理论对于损失和收益的界定，经济补偿至少要超过参照水平才能在心理账户中记为收益，给失地农民带来满足感以冲抵土地资产心理账户上的损失痛苦感。损失厌恶特征揭示了对于损失和收益计算的不对称性，因此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以市场价格对失地进行补偿产生的满足感一般不足以消除失地农民的失地痛苦感，甚至在现实失地补偿过程中经济补偿水平可能低于参照水平，引起失地农民不满，过低的补偿造成强烈的损失感导致其进行风险寻求，采取过激行为。这种潜在的心理机制是造成征地过程中失地补偿矛盾的潜在原因。

      (三)参照点与失地价值函数

      心理账户的狭窄框定，使农民在失地决策中区分失地引发的正负前景，损失厌恶揭示人们对等量收益和等量损失的心理感知价值是不同的。基于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产的认知，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使农民在失地决策引起的资产变动会锚定在“土地”资产上并过高评估其价值。因此，价值函数的参照点可选取“土地”。对高比例失地农民，按现行办法都是“农转非”，以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较低，大量土地被剥夺引起的心理感知比低比例失地农民更敏感，其心理倾向于认为完全失地，因此以其土地禀赋价值

为参照点；对低比例失地农民而言，低比例失地不彻底影响其农业生产，且经济补偿也使其失地的敏感性不如高比例失地农民，故以失地价值η·

作为参照点，其中η为失地比例。因此根据失地比例和参照点可以分为5类情况：

      

      根据前景理论，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依据参照点的财富水平的变化而非最终水平，在(1)、(4)情况下，补偿大于参照点

和η·

，超出参照点水平的经济补偿被视作收益；第(2)类情况中补偿小于参照点

，却大于η·

，表明在补偿虽达到市场公允水平却未满足其心理预期，此时农民的心理价值感知为损失；在(3)、(5)情况下，经济补偿小于参照点

和η·

，补偿则不会被看作收益部分，而被认为用于减少损失。于是对应有5个价值函数：

      

      其中，EC为经济补偿价值，包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等与“土地”相关的货币化补偿收入；

为失地农民土地禀赋价值，由(13)式测算；α、β分别表示农民对失地受偿补损后的盈余和失地损失价值函数的凹凸程度；λ为农民失地厌恶程度；η为失地比例，0＜η≤1，设定

=0.6，则当0.6≤η≤1为高比例失地，当0＜η＜0.6为低比例失地。

      

      (20)式结果是基于前景理论价值函数对市场公允价格进行调整而得出的满意失地补偿价值。由此可知，失地比例越高，农民对失地的厌恶度越高，失地意愿更低，对补偿的要求也越高。满意的补偿价值既依赖于失地比例和对资产变化的敏感性，也依赖于对拥有土地价值的认知。

      (四)失地群决策机制与群体价值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农地流转的补偿理论上应补偿给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因此集体土地征收并非个体决策问题，而是集体中受影响者群体决策问题。理想的征地要使每个失地个体都满意，但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所以对集体土地征收要进行民主决策制度安排，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权利，采取投票方式，服从多数的原则，只要多数人感到满足，即可实行征收，在此基础上可遵循卡尔多和希克斯的补偿原则，对个别不满意者进行补偿调整，改进征地效率。目前的文献对于集体补偿的定量分析较少，在此基于前景理论权重函数可以构造群体价值函数，分析群体决策问题。

      前景理论价值函数刻画的是行为人对于损失和收益的心理感知价值，征地过程中涉及失地群体，则群体前景价值可以表示为个体价值的加总：

      

      (23)式的前景函数中，未纳入群体决策中各个个体的权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即默认所有个体在群体决策中有相同权重，有失公允。从公平角度出发，个体失地份额占集体总失地的比重越大，则其对群体决策的影响权重理应越大。

      对任一失地农民，均面临两个前景，一是经济补偿所带来的正前景，二是失地引起的负前景，对所有失地农民的失地价值进行升序排列并编号，即：

。

      

      (25)式中，纳入经累积前景理论权重函数调整的个体决策权重，但由于损失厌恶的存在和心理账户属性不同，行为个体决策时会对两个账户的重要性程度评估，对失地决策中具有收益属性的正前景账户和具有损失属性的负前景账户心理评价不一致的赋予不同的心理权重。理论上，补偿价值应满足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并使正、负前景账户收支平衡，即：

      

      

      如果WGV(f)≥0，则表明征地补偿满足卡尔多和希克斯补偿原则，群体利益总体未受损，群体价值有所改进，征地对失地集体而言是有效率的，反之，如果WGV(f)＜0，说明被征地群体利益受损，征地是无效率的。

      四、案例分析

      本部分以亚行(ADB)贷款项目甘南LN市公路建设项目(局部)LS村土地征收为案例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该项目ADB监测评估报告的调研，样本户23户。

      参数设定：前景理论模型参数α=β=0.89，λ=2.25，χ=0.61，δ=0.72(Kahneman等，2000)。

      该子项目所在区农地年统一为18000元/公顷，折合1200元/亩，土地还原率为6.5%，根据(13)式得出土地各户固有土地价值。设定η=0.6，当0.6≤η≤1为高比例失地，当0＜η＜0.6为低比例失地。

      结论：在没有进行加权的情况下，

，从失地群体角度而言是可行的，这个价值仅是简单的算术相加，未反应到不同失地程度个体的意愿偏好。利用主观赋权法，将个体失地的程度和个体对正前景、负前景两个不同属性账户的心理评价纳入综合权重中，能更合理反应补偿效率：

      

      纳入个体决策权重后的集体失地前景价值为151，而经过对心理账户赋权后综合群体前景值为-1370，说明补偿没有完全到位，少数失地较大者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但前景值相对较小，因此征地总体效果尚可，本案实际征地过程顺利，监测评价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对补偿没有不满意。数据显示，失地比重越大的个体，对收益的赋权越低，而对损失的赋权较高，反应个体对失地的厌恶；而对于失地比重较小的个体，对于补偿收益的赋权较高，倾向于失地，这与征地实际过程吻合；除个别农户外(主要因为其失地比重小，受影响程度低)，其余失地绝对量较大的前10户农民，个体前景值为负，说明征地补偿未使他们满意，其他农户的前景值为正，说明对土地征收补偿基本满意。

      前景理论对征地实践重要启示在于征地中应关注农民损失厌恶心理导致其对土地补偿过高的期待，恰当的干预手段使其改变对土地的认知，利用多样补偿模式影响其参照点设置以增加其对补偿的满足程度，尽量稀释其失地的痛苦感；同时，征地中要注重受影响程度较大的高比重失地农民，提高整体满意度。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失地问题，将失地损失和收益补偿依据心理账户进行区分，利用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计算正负前景价值。根据个体失地程度和累积前景理论权重函数确定个体在群体决策中的权重，并综合个体对正前景和负前景心理账户的评价权重，建立正、负前景心理账户综合权重，提出群体价值函数，从全新的角度对失地补偿问题研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地城市流转越发频繁，有效的征地不仅要关注失地补偿的经济问题，还应重视在征地活动中农民心理感知价值，提高征地满意度。

      文中依据参照点将损失和收益区分求其前景价值，但是价值函数中的参数α、β、λ和权重函数的χ、δ采用Kahneman等的实验结果，这些参数不同学者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如Harrison等(2009)、曾建敏(2007)分别在美国和中国情境下对参数进行测算得出不同结果，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适合征地问题分析的参数。失地补偿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模型构建是基于正前景和负前景两个心理账户的设定，而权重函数的确定仅依赖于失地程度，忽略其他对群体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政策的认知偏差对个体及群体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等。此外，关于农民失地决策中的偏好逆转、后悔现象等屡见不鲜，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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