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汉语几种富有特色的句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句法论文,几种论文,特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假如把《马氏文通》的出版视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时期，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语言学自创立以来就致力于汉语个性和特点的发掘。“《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语法而为人诟病”（朱德熙1980），其实作为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也颇关注汉语语法中若干不同于泰西语言的特点，比如《马氏文通》数处提到汉语语法中“华文所独”的语法现象。
（1）“华文所独”的语法现象（马建忠1898）：
a.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泰西文字，原于切音，故因声以见意，凡一切动字之尾音，则随语气而为之变。古希腊与拉丁文，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同者。今其方言变法，各自不同，而以英文为最简。惟其动字之有变，故无助字一门。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323页）
b.议事论道之句读，如对语然，起词可省。《论语·学而》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四单句皆无起词，盖泛论治国，起词即治国之人也。……大抵论议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读未有无起词者。（387页）
c.句读内有同指一名以为主次、为宾次或为偏次者，往往冠其名于句读之上，一若起词者然，避重名也。《论语·季氏》云：“夫颛顼者，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史记·老庄列传》云：“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
此例为华文所独，故不惮繁引如是。（390-392页）
四十年后，王力先生的《中国文法学初探》（1938）是一篇旨在探讨汉语语法“若干特性”的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里，王先生明确提出：“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在汉语语法特点方面，王先生除强调“助词为中国特有的词品”外，特别归纳出汉语在“词的次序”方面所显现的若干“重要的规律”，认为这些规律“在中国人看来，觉得平平无奇；在外国人看来，这正是中国语的大特色”（王力1938:364-365）。
王力（1938）之后，发掘汉语语法的个性与特点很大程度上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很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和努力。
语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人类语言的本质既体现在语言的共性上，又体现在语言的个性上。”（沈家煊2008）因此，任何语言学家在研究个别语言时总是难以回避特定语言语法和语言共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语法学家在描写汉语语法时致力于汉语语法特点的探求和发掘，本是非常自然的。问题是如何判定汉语语法的个性和特点？以往的学者似乎主要基于汉语跟少数印欧语的简单对比来寻求汉语语法的个性和特点。由于缺少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视野，过去认定或断言的汉语语法的个性和特点大多难以成立。比如《马氏文通》和王力（1938）认定汉语的“传信”和“传疑”助词乃“华文所独”，其实这类助词绝非汉语的“专利”：Dryer（2005a:473）的数据表明，“传疑”助词是人类语言表达是非问的基本手段，在其842种取样语言中用疑问小词（question particle）表达是非问的语言就有520种（占62%）①。另一方面，Dryer（2005b）显示，在用疑问小词表达是非问的467种语言中，句尾疑问小词型语言有272种，占疑问小词型语言总数的58%,这类语言分布于欧洲以外的世界各个地区。同样，句尾“传信”助词在东亚和东南亚语言里也十分常见②。由此可见，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如何寻求和确定汉语语法的个性和特点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跟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世界语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角度讨论汉语几种极富特色且跨语言罕见的句法模式，尝试证明这些句法模式极有可能是汉语语法真正的特点和个性。
二 汉语几种富有特色的语序模式和句法结构
（一）“Rel-N”[关系小句-名词]语序模式
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在人类语言里主要有“名词-关系小句（NRel）”和“关系小句-名词（RelN）”两种类型，比如英语采用的是前一种模式，日语则使用后一种语序：
（2）英语：the book[that the student bought][学生买的]书
日语：gakusei ga katta]hon[学生买的]书
学生 主格 买 过去时 书
据Dryer（1992、2007、2009），动词和宾语“成分对”（pair of elements）跟名词和关系小句成分对具有单向语序关联，即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跟名词和关系小句语序之间具有单向蕴涵（implicational）关系：
也就是说，在人类语言里VO语序蕴含NRel，ReIN语序则蕴含OV。汉语的语序模式则对Dryer概括的语序蕴含共性提出了挑战：汉语是VO型语言，但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是ReIN而非NRel。其实，像汉语这种VO&RelN语序匹配模式在人类语言里极其罕见。请看表1和表2。
表1和表2中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是“语组”（genus）的数量而不是具体语言的数量。语组是基于发生学关系对毗邻地区不同语言所做的归类，每个语组包含数量不等的语言。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世界语言中VO&NRel、OV&NRel和OV&ReIN三种匹配模式均为常见，而VO&RelN则极其罕见，在Dryer（1992，2007）的语种库里仅见于汉语语组。
此外，Dryer（2005c）的数据显示，在756种取样语言中只有五种语言具有VO&RelN匹配模式（如表3所示），其中粤语、客语和汉语官话属于汉语语组，另外两种语言是云南境内的白语（藏缅语）和台湾境内的阿美语（Amis）（南岛语）③。Dryer（2005c:390）推测，后两种语言VO&RelN的匹配模式应是汉语影响的产物。
由此可见，SVO语言而拥有RelN语序模式，极有可能为“华文所独”。
（二）“PP-V”[介词短语-谓语动词]语序模式
附置词结构（PP）相对于主要动词（V）的位置，在人类语言里有V-pp和PP-V两种模式。比如英语表处所的附置词短语位于动词之后，日语则居于动词之前：
（4）英语：He is reading[in his home].他在家里读书。
日语：Boku wa[heya de]yasunda.我在房间休息。
I TOP room LOC rest（PAST）
Dryer（1992，2007，2009）证明，附置词短语和动词成分对跟动词和宾语成分对之间是一种双向语序关联，即：
（5）VO<=>V-PP; OV<=>PP-V
也就是说，若一种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VO，则该语言的附置词（前置词/后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采用V-PP，反之亦然（即若一种语言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采用V-PP，则该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VO）；另一方面，若一种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OV，则该语言的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通常采用PP-V，反之亦然（即若一种语言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采用PP-V，则该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OV）。
汉语的语序模式再一次对Dryer的语序蕴含共性构成挑战：汉语是VO语言，但介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是PP-V而非V-pp。事实上，汉语VO&PP-V这种语序匹配模式在人类语言里也是极其罕见的。请看表4：
表4显示，在所有六个区域里，OV语言的附置词短语通常位于动词之前，VO语言的附置词短语一般位于动词之后。换言之，在世界语言中OV&PP-V和VO&V-PP两种匹配模式普遍可见，OV&V-PP相对罕见，而VO&PP-V则极其罕见。事实上，在Dryer（1992:92）的625种取样语言以及Dryer（2009:186）的1500种取样语言中，VO&PP-V这种语序共现模式仅见于汉语语组。
此外，据Dryer和Gensler（2005），动词、宾语和旁语（oblique）三种成分的共现语序，逻辑上有六种可能，即VOX（X代表旁语）、XVO、XOV、OXV、OVX以及VXO，但世界语言中实际存在的只有前五种，第六种语序VXO未被证实。Dryer和Gensler（2005）的取样语言中，具有这些模式的语言数量如表5所示，其中XVO语序模式也仅见于汉语语组（粤语、客语和汉语官话）。
由此可见，SVO语言而拥有PP-VO语序模式，显然是汉语一大特色，而且极有可能是一种“华文所独”的句法模式。
（三）差比式“S-P NP-VP”语序模式
差比式作为一种跨语言普遍可见的结构式，主要由比较主体（记作S）、基准（记作St）、形容词（记作Adj）和比较标记（记作M）四个成分构成。类型学家对差比式语序的跨语言比较和研究主要基于两个句法参项，即基准、形容词“成分对”的语序和基准、比较标记成分对的语序（Dryer 2007:72）。就基准与形容词的语序而言，世界语言的差比式有Adj-St和St-Adj两种类型。比如英语差比式采用Adj-St模式，日语则使用St-Adj模式：
（6）英语：you are more pretty than your sister.你比你姐姐漂亮。
你是更 漂亮比较标记你的姐妹
日语：Tokyo-wa Sapporo-yori atatakai.东京比札幌暖和。
东京-话题标记 札幌-比较标记暖和
Greenber（1963）基于30种取样语言的考察显示，VO语序和差比式的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语序之间以及OV语序跟差比式的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语序之间具有很强的语序关联。Dryer（1992:91;2007:72、130; 2009:186）则进一步证明，动词、宾语成分对跟差比式的形容词、基准成分对具有双向语序关联，即：
（7）VO<=> Adj St; OV<=>St Adj
也就是说，在人类语言里，动词和宾语的VO语序蕴含差比式的Adj-St语序，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宾语和动词的OV语序蕴含差比式的St-Adj语序，反之亦然。
现代汉语的比字句（“小王比老李高”）的语序是M-St-Adj。作为一种VO语言，汉语的这种差比式语序模式再一次对语序类型学的蕴含共性构成挑战。不过，像汉语VO&StAdj这种语序匹配模式在人类语言里也是极其罕见的⑤。请看表6和表7。
由表6和表7可以看出，世界语言中，OV & StAdj和VO & AdjSt两种匹配模式普遍可见，OV & AdjSt相对罕见，而VO&StAdj则极其罕见。事实上，在Dryer（1992，2007）600余种取样语言以及Dryer（2008，2009）1500余种取样语言中，VO&StAdj均只见于汉语语组。由此可见，小句语序为SVO而差比句语序为M-St-Adj，极有可能是“华文所独”。
（四）极性问构式“V不V”
世界语言的疑问句，功能上可分为三类，即极性问句（polar question）（也称“是非问句”[yes-no question]）、特指问句（content question）和选择问句（alternative question）⑥。汉语的疑问句在类型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极性问句除了“吗”问句（如“你吸烟吗？”）外还有“V不V”这种正反问（A-not-A）形式（如“你吸不吸烟？”）。
有证据显示，类似汉语“V不V”这种A-not-A疑问构式是跨语言极其罕见的极性问模式。Sadock & Zwicky（1985:181）将世界语言中是非问句（即极性问句）的表达手段概括为五种模式：（A）语调模式（intonation pattern），即利用特定的语调模式（不同于陈述句）来表达疑问信息；（B）句首小词（sentence-initial particle），即通过在句首附加疑问小词来构成是非问句；（C）句尾小词（sentence-final particle），即通过在句尾附加疑问小词来构成是非问句；（D）特定的动词形态成分（special verb morphology），即通过使用特定的动词词缀或附着词来表达疑问信息；（E）语序（word order），即通过改变陈述句的语序（一般是主语和限定动词位置的倒置）来构成疑问构式。另一方面，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Haspelmath et al.2005），基于大规模的语言样本将世界语言极性问句的构成归纳为下面几种类型：
（A）疑问小词型。即利用疑问小词（包括疑问附着词）加在对应的陈述句上来构成极性问句。特定的疑问小词可以加在句子之末，如美布拉特语（Maybrat）（属于西巴布亚语）；也可以用于句首，如基奥瓦语（Kiowa）（属于北美印第安语）。
（B）疑问性的动词形态型。即利用表疑问的动词形态成分来构成极性问句。这种类型的语言通常的策略是在动词前后加上疑问词缀，比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尼卡语（Tunica）。
（C）疑问小词和动词形态兼用型。这种类型的语言兼用疑问小词和动词的疑问形态成分来构成极性问句。这两类疑问标记可以单用于不同的结构式，也可以并用于同一个结构式。比如巴西境内的派拉哈语（Pirah
）。
（D）语序变化型。这种类型的语言是通过改变对应陈述句的语序来构成极性问句，最常见的策略是“主谓倒置”。这种表达极性问的策略主要见于欧洲语言（如德语）。
（E）语素从略型。这种类型的语言是利用陈述句中某一语素的删略来构成对应的极性问句，如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泽依斯语（Zayse）。
（F）语调表达型。在这种类型的语言里，极性问句和对应的陈述句在词汇、语素和语序上完全相同，差别只在于语调模式的不同。换言之，这类语言只用语调手段来表达极性问。比如很多南岛语就用这种方式来构成极性问句。
（G）缺少标记型。这类语言的极性问句没有上述任何手段，即疑问句和陈述句在形式上毫无区别。墨西哥境内的一种米斯特克语（Chalca-tongo Mixtec）即属于这种类型。
根据《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Haspelmath et al.2005），上述极性问句七种类型中，第一种（即疑问小词型）在世界语言中最为常见，而第七种（即缺少标记型）极其罕见。各种类型的语言数量如表8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Sadock & Zwicky（1985:181）和Haspelmath et al（2005）的极性问句类型中均未提及A-not-A，原因可能是他们像Ultan（1978）一样，将A-not-A视为选择问句；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疑问构式在世界语言中十分罕见，而他们的语言样本中又未出现。
不过，有几种证据可以说明，A-not-A确是世界语言中罕见的疑问构式：
第一，Siemund（2001:1016）观察到，有些语言利用析取结构（disjunctive structure）（X or not X）来作为极性问的编码手段，所举例子正是汉语官话“他在家不在家？”这样的A-not-A疑问构式，并认为这种构式在汉语官话里业已语法化，成为表达极性问的一种常见手段。Siemund（2001）将汉语A-not-A这种“析取式”（disjunction）跟“语调模式”（intonation）、“疑问小词”（interrogative particles）、“疑问附加语”（interrogative tags）、“语序”（order of constitutes）、“动词屈折形式”（verbal inflection）一起概括为世界语言编码极性问的六种手段；但他同时又指出，像汉语“A-not-A”这种用“析取式”作为表达极性问的手段在人类语言中是非常罕见的（参看Siemund 2001:1012）⑦。
第二，根据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A-not-A这种极性问句在东南亚之外的语言里鲜有报道。我们目前见到的可能的例外是土耳其语和Kobon语。Hgrris&Campbell（1995:295）提到，类似汉语A-not-A这种疑问构式也见于土耳其语，在这种语言里A-not-A结构与句尾疑问小词结合使用。例如：
（8）Kadm tarla-ya git-ti-mi git-me-di-mi？
woman field-DAT go-PAST-Q go-NEG-PAST-Q
‘Did the woman go to the field（or didn't she go）？’
在这个例子里，肯定的动词形式git-ti-mi与对应的否定形式git-me-di-mi并列在一起。但正如Harris & Campbell（1995:295）所强调的，土耳其语这个结构式跟汉语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前者使用了疑问小词，而且也体现在土耳其语的上述结构式即使不出现“-not-A”（即git-me-di-mi）也完全符合语法。实际上，土耳其语的极性问句主要是由疑问小词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在Ultan（1978）、Sadock & Zwickv（1985）和Haspelmath et al.（2005）以及K
nig&Siemund（2007）等类型学文献里，土耳其语都被归为疑问小词型语言。另一可能的例外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Kobon语（属于跨新几内亚语Trans-New Guinea]系），据Miestamo（2007），这个语言也具有“Disjunction（A-not-A）”这种疑问构式：
但这个例子中，动词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之间可以出现选择连词aka“或者”，足见此例不是典型的A-not-A疑问构式。
第三，根据Yue-Hashimoto（1993:41），“A-not-A”这个术语是赵元任（Chao 1947）最早使用的，此前一般语言学文献里未见这个术语。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A-not-A这种疑问构式在世界语言里罕见。
综上所述，类似汉语“V不V”这种A-not-A极性问构式罕见于世界语言，很可能是中国境内语言特有的一种性极性问模式。至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里A-not-A极性问构式的来源，吴福祥（2008）证明是在汉语影响下产生的，具体说，是对汉语“VP不VP”模式的“复制”（replication）。如此看来，A-not-A极性问构式极有可能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法模式。
（五）能性述补结构“V得C”和“V不C”
世界上很多语言用情态动词、助动词、小品词或词缀来表达情态范畴（Bybee et al.1994）。汉语则有所不同，除了助动词和小词外汉语还用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来表达情态范畴⑧。例如：
（10）a.这东西太沉，小孩拿不动，大人才拿得动。
b.外边下雨，咱们出得去出不去？|光线太暗，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情态范畴概念上可分为“情状情态”（situational modality）和“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两类，每类又可分为可能性（possibility）和必要性（necessity）两个次类。其系统如下：
（11）情态范畴系统（参看van der Auwera et al.1998;Ammann and van der Auwera 2002）
（Ⅰ）情状情态（situational modality）
（i）情状可能性（situational possibility）
（a）参与者内在可能性（participant-internal possibility）
（b）参与者外在可能性（participant-external possibility）
（c）道义可能性（deontic possibility）
（ii）情状必要性（situational necessity）
（a）参与者内在必要性（participant-internal necessity）
（b）参与者外在必要性（participant-external necessity）
（c）道义必要性（deontic necessity）
（Ⅱ）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
（i）认识可能性（epistemic possibility）
（ii）认识必要性（epistemic necessity）
语义上，汉语的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一般只表达情状可能性的（a）、（b）两类，即“参与者内在可能性”和“参与者外在可能性”。
有证据显示，汉语这种表达情状可能性的述补结构“V得C/V不C”罕见于世界语言。
第一，Bybee et al.（1994：181-182、188-189）基于76种世界范围内取样语言的考察显示，非认识情态（即“情状情态”）的表达手段（expression）最常见的是助动词或情态动词，其次是词缀（多为后缀）和小词，但未见句法结构式。
第二，van der Auwera和Ammann（2005）将世界语言表达情状可能性的手段分为三类：（Ⅰ）动词词缀（verbal affixes），如Lavukaleve语（所罗门群岛内的一种南岛语）：
（12）Lavukaleve（van der Auwera and Ammann 2005）
Valai! Ngai a-vo-nen.
How I 1SG.SUBJ.-come-POS.
‘What？ Can I come？’
（Ⅱ）动词构式（verbal constructions），即由情态动词或助动词来表达情状可能性。比如法语用情态动词pouvoir‘may/can’表达情状可能性，因为pouvoir具有人称、时态和数的屈折形式，所以明显是主要动词。例如：
（13）法语（van der Auwera and Ammann 2005）
a.Je peux le lui donner.
I can.IND.PRES.l SG it him give
‘I can give it to him.’
b.Vous pourrez me visiter.
you.PL can.IND.FUT.2PL me visit
‘You will be able to visit me.’
c.J' ai pu le voir.
I have.IND.PRES.1SG can.PRET.PTCP him see
‘I was able to see him.’
（Ⅲ）其他标记，包括小品词、副词、名词、形容词以及某些复杂小句结构（complex clausal construction）。比如在韩语里，表达参与者内在可能性和外在可能性时使用情态名词，但道义可能性则采用复杂小句结构：
（14）韩语（van der Auwera and Ammann 2005）
a.Halapeci-nun wuncenha-si-l swu（-ka）iss-usi-ta.
grandpa-TOP drive-SUBJ.HON-PRESway（-NMLZ）exist-SUBJ.HON-DECL
‘My grandpa can drive.’
b.Ne-nun ka-to coh-ta
you-TOP go-even.if good-DECL
‘You may go.’（literally says that even if you go,it is good）
据van der Auwera和Ammann（2005），世界语言中采用第二种编码策略的语言最多，第一种次之，属于第三种类型的语言最少。各种类型的语言数量如表9所示：
既然表9中第一、二种情状可能性的表达手段跟句法结构无关，我们只要调查第三种类型的13种语言就可了解van der Auwera和Ammann（2005）的取样语言中有没有类似汉语“V得C/V不C”这类能性述补结构。这13种语言表达情状可能性的手段如表10所示。
表10显示，属于“其他标记”类型的13种语言中，没有一种语言跟汉语一样采用述补结构来表达情状可能性，也就是说，在van der Auwera和Ammann（2005）的跨区域和跨语系的234种取样语言中，未见有用类似汉语“V得CV不C”的述补结构来表达情状可能性情态。
第三，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源自结果补语结构“V得C/V不C”的语法化，而后者最终源于连动式（吴福祥2002b）。既然述补结构源自连动式，而连动式通常与分析性形态类型相关，那么似乎可以预测，缺乏连动式的非分析性语言不太可能具有表达情状可能性的述补结构。跨语言的考察表明，具有连动式的分析性语言主要见于非洲（西非）和东南亚，而这两个地区的语言未见有能性述补结构的报道。尽管国内个别民族语言里也可见到类似汉语“V得C/V不C”的能性述补结构⑨，但这显然是汉语影响的产物。
综上所述，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是一种罕见于世界语言的结构式，很有可能是一种“华文所独”的句法现象。
三 汉语为什么会有这些异乎寻常的句法模式？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汉语五种富有特色的句法模式，其中前三种语序模式，即“Rel-N”、“PP-VP”和差比式“S-比NP-VP”，是SVO语言中极为罕见的语序模式⑩；后两种结构式，即极性问模式“V不V”和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是罕见于世界语言的特殊结构式。现在的问题是，汉语为什么会具有这些异乎寻常的语序模式和结构式？
Dryer（2003:51-53）从区域维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官话）“RelN”和“PP-V”两种语序模式的产生动因进行解释。主要观点是，原始汉藏语是OV、RelN和PP-V型语言，原始汉语虽由SOV变为SVO，但保留了原始汉藏语的RelN、PP-V等核心居后的语序模式。至于汉语为什么会保留原始汉藏语特征RelN和PP-V，他的解释是北方阿尔泰语言的影响，这些阿尔泰语与汉语（尤其汉语北方方言）地理邻近且广泛接触，构成了一个语言区域。Dryer（2003:51-53）强调，语言接触导致的区域影响，其后果不仅表现为触发语言发生演变，也体现在（甚至更常体现在）促使语言保留特征。他（Dryer 2003:51-53）的证据是：第一，OV语序跟“修饰语-被修饰语”语序的关联是亚洲语言一个显著的区域特征，最典型的是北亚的阿尔泰语言以及与印度—伊朗语族有接触关系的西部藏语支语言，这些OV语言几无例外地呈现高度一致的“修饰语—被修饰语”语序。而这种语序关联并不见于世界其他地区的OV语言，在这些OV语言中修饰语和被修饰语的语序（包括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既可以是“修饰语-被修饰语”，也可以是“被修饰语-修饰语”。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修饰语和被修饰语的语序高度平行于北方的阿尔泰语但异于西边的与之同源的藏缅语。例如：
就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而言，世界其他地区的OV语言里NRel、RelN两种语序都很常见，也就是说，虽然RelN蕴含OV，但OV并不蕴含RelN。例外是中国北方的阿尔泰语，这些OV语言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无例外地是RelN，而汉语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正好也是RelN。因此，汉语的RelN语序不能简单地视为OV语言的特点，而应该视为一种与北方阿尔泰语密切相关的特点。另一方面，汉语的PPV语序虽然跟北边的阿尔泰语和西边的藏缅语均相平行，但如前所述，汉语在其他核心居后的语序模式方面更近于阿尔泰语。这说明汉语的这些特点最应视为东北亚语言的区域影响。第二，汉语VO&ReIN和VO&PP-V这两种语序关联模式不能简单地视为原始汉藏语RelN和PP-V特征的保留。因为世界上其他原本是OV&RelN或者OV&PP-V但后来变为VO的语言，其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以及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都变成NRel和V-PP不再是RelN和PP-V语序。因此，理论上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汉语由SOV变成SVO之后还保留Re1N和PP-V。第三，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将汉语RelN和PP-V这两种模式视为汉语内部演变的产物。因为既然VO&RelN和VO&PP-V两种关联模式是跨语言极其罕见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定存在某种因素阻止这种关联模式在语言中最初产生；另一方面，即使这种关联模式真的得以产生，上述因素也会促使相关的语言演变成另外的类型。更重要的是，无法解释如此罕见的VO&RelN和VO&PP-V匹配模式为什么会在汉语中产生，而不见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
Dryer（2003:51-53）的“区域影响”说确有启发意义，特别是他提出的汉语和阿尔泰语在“修饰语—被修饰语”语序模式上的高度一致很值得关注。不过，他的解释并非无懈可击。首先，正如Chappell等（2007）指出的，Dryer的假说要能成立，就必须有证据显示原始汉语和原始阿尔泰语史前时期即已广泛接触，因为这是汉语保留早期特征RelN和PP-V的先决条件。但这样的证据实在很难找到，我们所熟知的汉语跟阿尔泰语的强烈接触是在唐代以后，而如此晚的时间深度显然难以解释汉语RelN和PP-V等语序模式的产生。因此，除非具有足以证明史前时期原始汉语和原始阿尔泰语具有接触关系的历史证据，否则Dryer（2003）的上述解释最多是个猜测。其次，既然在语序类型学上OV并不隐含RelN（OV语言可以是RelN，也可以是NRel），也就没有多少理由假设原始汉藏语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是RelN，同样也没有太多的根据假设原始汉语是RelN型语言，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很难确信现代汉语RelN模式是与阿尔泰语言接触引发的原始汉语以及原始汉藏语特征的保留。此外，据Djamouri和Waltraud（1997），甲骨文里由介词“于、在”构成的介词短语作附加语（adjunct）时可自由出现于动词前后，而做论元（argument）时只出现在动词后。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上古汉语并不是典型的PP-V型语言。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非论元的介词短语PP虽然以动词后的位置占优势，但动词前非论元的介词短语PP仍可出现。只有东汉以后，动词前才成为非论元介词短语的位置。假如按照Dryer的假说，原始汉藏语是一种PP-V语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前上古时期汉语为什么会产生V-PP语序，而且更难解释汉语在历史上何以发生“PP-V＞V-PP＞PP-V”这种奇怪的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Dryer（2003:51-53）有关Re1N和PP-V两种语序来源的解释虽有可取之处，但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至于“V不V”极性问句、差比式“S-比NP-VP”以及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等句法结构，显然是汉语语法演变的产物：“V不V”极性问句源自选择问句的删略（张敏1990）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语法化；差比式“S-比NP-VP”和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则由连动式语法化而来。可见，“V不V”极性问句、差比式“S-比NP-VP”以及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这类跨语言罕见的句法结构，实则是汉语语法演变的一个意外后果。不过，鉴于差比式“S-比NP-VP”产生于唐宋时期，而且这个结构式又有基准前置的效应，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其产生和演变过程中阿尔泰语言的影响。
总之，关于汉语为什么产生这些异乎寻常的句法模式，我们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一个尚需深入探究的问题。
四 结语
跟其他单个语言的研究一样，汉语研究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是如何对待汉语特点和语言共性的关系。忽视和放弃对语言共性的探索，片面强调汉语的特点固不足取；但完全忽视和放弃对汉语特点的寻求也不明智。关键是如何从所观察到的汉语模式（patterns）中识别语言共性和汉语特点。“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语言研究者在研究汉语时，由于缺乏一种世界眼光，最多也就是拿汉语跟少数几种常用外语作一比较，结果往往是把属于语言共性的东西看作是汉语的个性，而把汉语真正的个性给抹杀了。”（沈家煊2008）事实上，在描述汉语语法事实和构建汉语语法体系中，过度依赖印欧语的参照不仅会使得汉语语法中真正的个性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导致汉语语法事实的削足适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学界一直有人呼吁“摆脱印欧语眼光”。问题是，任何对象语言的研究总不免要有参照语言作为借鉴，摆脱了“印欧语眼光”之后，汉语研究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眼光”？我们认为，首先要有世界语言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眼光，也就是近些年来我们经常提及的一句话：“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其次，我们还应该有亚洲（东南亚和东北亚）语言区域的眼光，这也就是王力（1938:324）七十多年前就强调的：“如果我们要从语言比较上寻求中国的文法，与其拿印欧语系来比较，不如拿支拿语系来比较。”如果真正具有了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以及亚洲（东南亚和东北亚）语言区域语言学这两种眼光，我们就相对比较容易识别汉语语法现象中，哪些例示的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哪些体现的是亚洲（东南亚和东北亚）语言的区域特征，哪些才是汉语真正的个性和特点。
①《马氏文通》的“传疑助词”折合成一般语言学的术语，大致相当于question particle（疑问小词）。
②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语言普遍具有表达说话人态度、信仰、情感和情绪的句尾小词（如东亚的日语，东南亚的藏缅语、孟高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其用法跟汉语的句尾语气词高度平行。Clark（1989：181-182）和Goddard（2005：24、144）认为，这类句尾小词的普遍存在是东南亚语言的一个区域特征。
③Dry er后来（Dryer 2009:186）基于1500种取样语言的考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
④旁语是指充当动词修饰成分的名词短语或附置词短语（前置词短语或后置词短语），汉语的介词短语是旁语的一种。
⑤这里的“现代汉语”和“汉语”只指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官话，不包括现代汉语非官话方言。因为在有些汉语方言里差比式最自然的形式是基准后置型（即Adj St），如粤语和平话。
⑥有些学者将选择问句归为极性问句的次类，这样疑问句的基本功能就是极性问和特指问两类（参看刘丹青2008:2-14）。
⑦跟Siemund（2001:1016）一样，Konig and Siemund（2007:292）也将世界语言表达极性问的手段归纳为六种，即，“语调模式”、“疑问小词”、“疑问附加语”、“析取-否定结构”（disjunctive-negative structures）、“语序改变”、“动词屈折形式”。Knig and Siemund（2007:292）强调，上述六种手段中，语调模式和疑问小词在世界语言中最为常见，而“A or not A”这种“析取-否定”结构和“语序改变”则相对罕见，前者见于亚洲某些语言，后者主要限于欧洲语言。
⑧能性述补结构“V得C”/“V不C”的能性意义是由整个结构式表达的，而不是格式中的“得/不”表达的（参看吴福祥2002a）。
⑨如木佬语（薄文泽2003）、布庚语（李云兵2005）、勉语（毛宗武等1982）和畲语（毛宗武、蒙朝吉1986）等。
⑩“PP-V”、“Rel-N”、“St-Adj”等语序模式在刘丹青（2003、2008）和张敏（2010）里已被视为汉语语法的特色。此外，张敏（2010）提到的汉语语法（狭义）的特点还包括：“是非问”在汉语里可采用所谓“反复问”形式，汉语有“处置式”，主要动词之后一般仅容一个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