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政治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右转——以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工党论文,社会论文,法国论文,欧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文献表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13)03-0123-06
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是当今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源头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曾经是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压力下完成了几次转型，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意识形态的右转社会民主党早已完成了自身的体制化，成为在西方政治制度内活动、遵循其“游戏规则”的选举党，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必然对该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发展变革产生一定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已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和变化进行了分析，这为我们研究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右转提供了一个视角。
一、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定位和发展
意识形态在政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埃德蒙·伯克给政党下了如下的定义：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些一致认同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①在这里，“一致认同的特定原则”就可以理解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述。到了近代，德国学者克劳斯·冯·伯莫在谈及欧洲政党时明确提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只有那些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党能够成功地在政坛立足。②
尽管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面对日益分化的选民，政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吸引力，逐渐使意识形态“中间化”，甚至淡化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就一般而言，不同的政党仍然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仍是划分政党的一个主要标准。人们往往根据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把政党区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代表要求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进行变革的力量，而右翼则代表更为强调既有制度和秩序的合法性的力量。具体到欧洲以及其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指所有相信可以通过政治行动，改变或调节市场秩序和关系，并更为强调社会公正价值观的政治力量；右翼则指那些更为认同市场原则，因而更为强调自由的价值观，并对这种自发秩序以外的人为进程持怀疑态度的力量。③
社会民主党是欧洲传统的左翼政党，但自二战以来其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右转的过程，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为明显。社会民主党在成立之初是以反体制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面貌出现的，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设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更强的适应性，民主政治也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号召放弃革命的口号，转而走改良的道路，伯恩施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实际道路中坚持改良的策略，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了革命的理念，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改变是在二战后。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和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社会民主党彻底放弃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转而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放弃制度替代的目标，仅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坚持社会主义。9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进一步转变，表现为进一步淡化或放弃传统社会主义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寻求突破传统的阶级政治的限制。
尽管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右转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但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右转的程度是不同的。英国工党的右转趋势最为显著，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希望超越传统左右政治分野的“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吸收了较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法国社会党则是较为坚持传统观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更加强调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和对国家干预作用的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共同提出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联合声明，并实行了一系列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但是在2005年以后，德国社民党采取了一种重回左翼立场的做法。三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发展变化中的不同表现，固然与该政党的自身传统、所处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但是政党制度，尤其是政党结构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右转是相对意义上的，指的是与其传统立场相比，如今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向右倾斜，但是按照上述左右翼政党划分标准，欧洲社会民主党仍处于中左的位置。④
二、基于政党政治的一般分析
许多学者对政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是在哪种因素在政党发展变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莫衷一是，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艾伦·韦尔把不同学者关于政党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会因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根据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来解读政治现象，因而一个国家中政党的出现或发展变化，应该到该国的社会层面寻找原因；第二类是制度因素，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化对于制度内政党的性质以及政党间冲突与合作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三类是竞争因素，这可被看作是制度主义的一种变种，因为它也否认社会因素具有首要的重要作用，但与制度主义不同的是，这一方法把注意力仅仅放在选举竞争上。这种观点认为，政党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因而必须参加选举争夺选票，政党制度是政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一种反应。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最终都要到社会经济层面寻找原因，即我们往往是赞同上述分类的第一种观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体制外政党转变成体制内政党，必然要受到它所存在于其中的政党制度和政党结构的限制。选举竞争的压力迫使社会民主党以赢得选民为目标，在这一目标下，意识形态定位就成为一种吸引选民的手段。一些学者已经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与政党制度，尤其是政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一)唐斯的空间竞争模型
安东尼·唐斯在其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中假定每个政党都是理性的，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选举竞争中取得胜利从而获得政权；意识形态是政党用来表明自己立场的工具，从而使选民注意到一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点；选民在所能获得信息有限、无法确切了解政党每项政策主张的情况下，用意识形态作为自己投票的依据。⑥
唐斯探讨了不同政党制度下，政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不同表现。在分析两党制中政党的意识形态变化时，唐斯借用了哈罗德·霍特林的地域市场竞争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概括如下：在有100栋房子的街道上，两家商店准备开业，每家商店都希望通过占据有利位置来使顾客人数最大化。假定这条街道上的居民总会选择去离自己家最近的商店消费，那么从作为一个群体的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两家商店的最佳位置是其中一家开在第25栋房子附近，另外一家开在第75栋房子附近，这样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在25栋房子以内的距离到达商店；但是对于每一个商店来说，把自己移到一个更靠近对方的位置，就可以从对方手中抢来一部分顾客，基于这样的考虑，最终两家商店都会使自己的位置尽可能地接近街道的中间位置。⑦
在唐斯看来，两党制中的两个政党就如霍特林模型中的两个商店想要最大限度获得顾客一样，都想从对方手中夺取选民，使自己所获支持最大化。如图1(a)所表示，政党A和B起初位于25和75左右的位置，但是为了吸引中间的选民，它们将逐渐收敛于中点。这样，A和B可能损失处于两端的投票人，但是这并不会阻止A和B的相向运动，因为同它们在中间争取到的选票相比，两端选票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最终A和B达到如图1(b)所示的状态。唐斯也提到另外一种状况，即如图1(c)所示，选民分布于两端，这样两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将不会向中间靠拢，而是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甚至互相对立，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两个政党只能朝各自的一端发展，并且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将执行与另一政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对立的政策。但是唐斯认为，这样的政府是极不稳定的，将发生混乱，最终将爆发革命，这样的政府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政府，因而唐斯尽管提出有这样的可能，却是把它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根据唐斯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拥有稳定的两党制的国家中，两党为了争夺处于中间位置的选民，会选择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最终导致两个政党意识形态的接近。此外，唐斯也提出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得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互相超越，“意识形态的运动被限定在水平方向上向前发展，任何政党在任何一边最多只能达到——而且不能超越——同它紧邻的政党”。⑧
唐斯还分析了多党制下政党意识形态的定位。假定在一个多党制的国家里政党的数目是4，那么在达到均衡时，这些政党就像图2那样分布。图2和图1(a)的区别是，图2中的分布对于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向运动没有任何益处，例如政党B向A或C的方向移动都不可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如果它向C移动，它可能从C那里得到部分选票，但是将在A那里失去同样多的选票。如果它向A移动，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因而政党B最合适的位置就是在37.5附近。
图1：唐斯对两党制中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及变化的分析
图2：唐斯对多党制中政党意识形态定位的分析
在政党制度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唐斯的基本结论是：在两党制中政党的意识形态收敛于中间点，由于意识形态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两党的意识形态只是接近，而不会超越；在多党体制中不存在互相模仿的趋势，每个政党反而试图通过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强调自身与其他政党的差别性。
(二)萨托利的判断
萨托利也考察了政党制度与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萨托利看来，任何一种政党制度极为重要的特征并不是这一制度具有怎样的竞争性，而在于其竞争的方向。竞争可分为向心竞争和离心竞争：在向心竞争下，有一种强大的吸引政党向政治光谱中间地带移动的引力存在，那些处于极端位置的政党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在离心竞争中，由于选票支持向两端的方向移动，政党若占据政治中间地带，力量就会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往往会采取极端的政策立场。根据萨托利的观点，极化政党的存在是离心竞争产生的原因，但是他也没有否认政党数量与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萨托利同意唐斯对两党制的判断，承认“中间性(centrality)是两党制的本质”；他也认为一旦政党的数量突破一定的门槛(萨托利认定是五个)，那么政党意识形态斗争的空间就会拓展，政党之间的斗争就成为离心性的，在这种政党制度下，各政党倾向于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而不会轻易向中间移动。⑨
根据唐斯的模型和萨托利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受到政党制度，尤其是政党结构的限制，通常情况下，两党制中政党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而在一个政党数量较多的政党结构中，各政党更倾向于保持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艾伦·韦尔把它概括为：“在政党制度碎片化与政党意识形态距离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大体上说，与一个仅有两个或三个政党的政党制度相比，一个有着六到七个政党的政党制度，其制度内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要大于前者。”⑩当我们考察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时，发现这一结论同样适用。尽管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右转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受到不同政党结构的限制，在右转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三、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比较
(一)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定位与英国的政党构成
英国工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队伍中较为温和的一支力量，在其19世纪初诞生之时就坚持一种劳工主义，即不追求改造社会的宏伟目标，仅把维护劳工利益作为唯一诉求。在思想来源上，工党反对将某一思想定为指导思想，而是奉行思想来源的多样化。尽管工党在1918年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写进党纲，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国有化的政策主张，但是在工党党内一直有反对的声音，还有学者提出工党对国有化的坚持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11)20世纪90年代，工党在建设“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号下对其传统思想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修改党纲中关于国有化主张的表述和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工党的理念和作为被认为是更多地借鉴和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表明工党意识形态的右转。
工党的意识形态定位及发展与英国的两党制不无关系。英国在19世纪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使国王成为虚君，确立了议会下院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两党制，当时是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20世纪20年代工党取代自由党的地位，形成了工党与保守党竞争的局面。在两党制中，政党呈现出明显的向心竞争态势，“英国两党面临的使彼此靠拢的选举压力是强大的，特别是对希望重新执政的工党而言尤其如此”。(12)在工党的左边没有更为激进的主要政党可以分走左翼选民，因而工党即使意识形态向右倾斜也不会导致大批左翼选民的流失，但是意识形态左转反而会招来中间选民的反对，工党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工党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形态大幅向左转，提出扩大公有经济的比重、将大的工业企业收为国有等主张，但是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遭受了自1918年以来的最大的失败，体现了较多左翼色彩的1983年工党竞选纲领被一些影子内阁成员称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告示”。工党的意识形态左转被证明是不被选民接受的，工党政策只能重新向中间移动。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的右转在当时看来是成功的，工党在位执政13年，“如果考虑到工党以往百年来，甚至是其成立以来，从未连续执政两个完整任期，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成就。与‘新工党’一词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是其选举胜利的重要原因”。(13)工党还引领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变革的方向，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效仿英国进行变革。尽管随着布莱尔的下台，许多人认为“第三条道路”也成为过去式了，但是政党的政治表现并不是衡量该党政治思想的唯一标准，并且工党的选举失利更多的是受时局和一些具体策略的影响，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意识形态因素，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第三条道路”的历史功绩。
应该说，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这一策略不仅仅属于工党，这也是保守党的策略选择。保守党和工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方面接近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执政的保守党接受了工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做法，其财政大臣拉博·巴特勒的举措与此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的做法非常相似，以致在英国出现了“巴茨克尔主义”一词来描绘两党在处理经济事务上的共识。
(二)法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定位与法国的政党构成
相对于工党而言，法国社会党的立场更为激进。20世纪90年代以前法国社会党一直坚持制度替代的目标，90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党努力适应时代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放弃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而只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系列“基本价值”的实现，从“制度替代”转向了“价值替代”，从这一点来看，法国社会党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并无不同。但是法国社会党更加强调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更为支持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行为，也更为坚持左右政治分野，因而在意识形态的右转程度上与英、德两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存在差别。
这种差别首先可以从法国社会党对“第三条道路”的批评中体现出来。从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开始，法国社会党就表示不赞成，也从来不在文件中使用这个词。若斯潘于1999年8月在社会党暑期大学所作的关于“新联盟”的讲话中说道：“我们不搞‘社会自由主义’。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朋友托尼·布莱尔和格尔哈德·施罗德的宣言中表现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团结在一种现代社会主义周围的左翼革新派。”饶勒斯基金会还在布莱尔和施罗德共同发表声明的两个月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布莱尔—施罗德“宣言”：批判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工党思想”(labourism)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联系，认为布莱尔的“政治雄心”是要使“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和解”。(14)法国社会党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区别还可以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评价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在其为准备制定新纲领的讨论提供的文件《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政治的特征》中把法国与英国、荷兰、瑞典列为四种不同的改革模式，承认“在西欧所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中间，法国社会党似乎是最坚定地拥护传统的、国家干涉主义的政策的”，也肯定它“按照社会的标准在政治上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想法受到很多法国选民的赞同”。(15)
法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定位也受到法国政党制度的影响。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党派林立、党争不断，在萨托利看来，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是极化多党制的最重要的范例之一。随着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法国的政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政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是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仍然覆盖了非常广的范围。在左翼政党方面，除了有作为温和左翼的社会党之外还有共产党、绿党等激进左翼政党，以及近几年崛起的极左翼政党。法国议会选举实行“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即每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才能当选议员，否则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而只有那些在第一轮得票超过5%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参加第二轮的角逐；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相对多票数的候选人即可当选。(16)由于候选人人数众多，票数分散，往往要到第二轮才能决出高低。法国社会党要在第一轮投票中与其他左翼政党争夺选票，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党的候选人会进入第二轮，这意味着社会党在第二轮投票中又需要寻求与其他左翼政党的合作来对抗右翼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不敢过于右倾，以免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去原本支持社会党的左翼选民的支持，在第二轮中失去投票给其他左翼政党的选民的支持，从而输给右翼政党。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与德国政党结构的变化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比较复杂，20世纪90年代，其领袖施罗德曾是布莱尔的坚定盟友，与布莱尔一同发表《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的联合声明，还推行了大幅削减福利的“2010议程”，这些被认为是社民党意识形态进一步右转的表现。2005年大选失利后，社民党的立场逐渐向左倾斜，最为突出的表现是2007年通过的《汉堡纲领》。在《汉堡纲领》中出现了不少带有较强左翼色彩的词汇和概念，比如6次使用“民主社会主义”，18次讲到“运动”，20次提到“资本”或“全球资本主义”，23次出现“公正”，213次涉及左派意义上的“社会”。纲领还重提“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自苏东剧变后就被社会民主党抛弃了的概念，甚至以这个字眼作为标题专门在一小节中加以论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令人骄傲的传统”。德国舆论的普遍反应也是社会民主党重回左派立场。(17)德国社民党的变化固然与德国的国内环境变化、党内领导人更迭等密切相关，但是也与德国的政党结构变化存在很大关系。
为了避免重现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德国在二战后规定了“5%门槛条款”，即一个政党如果要获得按照其得票比例分配的议席，至少要得到第二票有效总额的5%的选票。(18)这一规定先是在各州适用，后来在全国层面生效，大大推动了德国政党的集中化趋势。1957年全国大选后，联邦议院中仅存三个政党——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1961年到1983年，联盟党与社民党在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中具有绝对优势，而自民党虽然规模相对较小，却经常在决胜关头起关键作用，联邦德国因此被视为温和多党制的特例——“两个半政党制”的典型代表。(19)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的政党结构逐渐发生改变：1983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绿党突破5%的限制获得了议会席位；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首次大选中，民社党进入联邦议会。因而有德国学者提出，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党制度呈现出了向“流动五党制”发展的趋势。(20)对于绿党和民社党的自身发展而言，在联邦议会取得议席是一个突破，但是对联邦德国政党结构来说，这两个小党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尽管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力量相对下降，但其优势相对于小党而言还是十分明显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联邦议会议席的占有率都超过80%。真正发生变化是在21世纪，在2005年的大选中，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得票率大幅下降，两党的联邦议会议席占有率下降到73%，2009年更是跌到61.9%，社民党的表现尤其糟糕，2005年的选举中社民党只获得了614个席位中的222席，2009年的选举中只得到622个席位中的146席。而在2005年的选举中，从社民党分离出去的左翼党得到了8.7%的选票，2009年的选举中更是夺得了76个席位。基本上从2005年开始，德国政党结构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即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占据三分之一的比重，而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这三个小党加起来占据剩下的约三分之一。(21)
德国社民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大致与德国政党结构变化的时期相同。当德国政坛由社民党和联盟党两大政党主导时，社民党倾向于采取较为右倾的意识形态，从《哥德斯堡纲领》到施罗德的理念和举措都体现了这一点。当德国的政党结构发生变化后——最突出的表现是社民党的实力下降、新的左翼政党分走社民党相当一部分选民，社民党重回传统的左翼立场，代表性的事件是《汉堡纲领》的通过。
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发展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许多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政党制度的影响也不应该被忽视。政党政治的某些模型或方法尽管存在过于抽象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却为我们研究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视角。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分析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社会变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唐斯的模型中，尽管是政党结构影响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但是政党结构又是由选民分布所决定的，选民分布无疑是与经济社会条件密切相连的。我们在分析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变化时，既要看到它所受到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也要看到它所活动于其中的政党制度的影响。
①Edmund Burke,"Thought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1770)",in Louis I.Bredvold and Ralph G.Ross(eds.),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p.134.
②Klaus Von Beyme,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translated by Eileen Martin,Aldershot,Hants:Gower,1985,p.29.
③林德山：《欧洲中左翼政党面临的挑战》，载于《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
④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具体政策方面立场的研究可见Michael Laver and W.Ben Hunt，Policy and Party Competition,New York:Routledge,1992.
⑤⑩(11)(12)[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14-15、160、42、160页。
⑥⑧[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85、105页。
⑦Harold Hotelling,"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XXXIX(1929),pp.41-57.
⑨[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3-484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新工党的成败得失》，高静宇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14)殷叙彝：《法国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的贡献》，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15)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15页。
(16)周淑真：《政党政治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17)罗云力：《德国社民党新基本纲领——〈汉堡纲领〉评析》，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
(18)德国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实行“两票制”，即选民的第一票是投给本选区以个人名义参选的候选人，第二票是投给政党。
(19)William Crotty,Comparative Political Parties,Washington:Ameri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5.
(20)冷慧：《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载于《德国研究》2010年第2期。
(21)伍慧萍：《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载于《德国研究》2008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这表明德国政党结构从“两个半政党制”转变为“流动五党制”，见冷慧：《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载于《德国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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