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调整的新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我国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密切的关注。当人们对中国能否摆脱贫困的疑虑还记忆犹新之时，似乎中国已经太强大的声音却四处回响。人民币应升值、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等声音突然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经济强国等等。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本质上是中国遇到的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新问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中的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需要从理论上说明其性质，也需要在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上作出新的选择。
一、中国面临的全球化新问题
对中国国际影响的高度关注与突然聚焦是世界对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和迅速崛起的反映，而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现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在参与全球化中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必然影响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条件下发展的新特点没有准备，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没有准备。面对一些舆论提出的种种问题，首先需要的是理论上的清醒，需要对现象作出正确的回答。
（一）世界工厂论。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并广泛出口到世界各地，使中国成为新兴的制造业基地。中国的工业产品的优质廉价和强大竞争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国投资的结果，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结果。因此，中国制造业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一个标志。迅速提升的出口，大部分来自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前者是跨国公司生产点的国际转移，即中国取代其他国家或地区承担起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后者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和价值链的一部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产，也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意义上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来自中国的产品”不等于“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人制造”。因此，与其说中国成为制造业基地，不如说世界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制造的基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一些国家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发展传统制造业，他们既可从中赢利，又能在国内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又怕中国因此竞争力太强大，进而整个国力太强大。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既不符合全球化分工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所不能接受的。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迅速增强的国家外汇储备产生于贸易与投资的双顺差，是中国产品竞争力迅速提升和外资在中国有利可图这双重因素的结果。外汇储备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外资的流入，既体现了外国资产在中国被使用，也体现了其在中国有利可图，因此不能说外汇储备的增长就是中国维持低汇率进行国际竞争的结果。同时也不能认为这完全是贸易顺差的结果，进而认为因此中国创造的财富被外国享用，而巨额外汇储备是一种浪费。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一国外汇的大量流入需要并可以用汇率来调节以实现对外平衡，但是目前国际舆论要求人民币升值却与此不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升值要求只是基于对传统汇率机制的认识而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这是因为，导致当前中国外汇储备较高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原因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分工地位相联系，这是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和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的结果。这一结果反映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全球生产要素集中从而为世界提供产品，而不完全是中国自身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重要的是，这里形成了全球化下的一个新现象，这种现象与历史上一国国际竞争力提高不同，因而也不能用传统的汇率理论与政策去改变。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适应了中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正是这样的汇率确保了出口规模和外资的流入。面对升值压力人民币并没有升值的能力，因为升值将不利于维持就业与增长的需要。
（三）输出通货紧缩论。对于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前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本质原因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其中首先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不能复苏。美国新经济的过度投资是美国自身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与此相比，中国恰恰没有衰退，不仅没有，而且对内对外仍然具有较强的消费与引资需求拉动力，从而对世界经济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无论是从中国占世界的GDP比重还是从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看，中国都远远没有能力导致世界性通货紧缩。相反，只有像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大国，才有可能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中国出口增长中的一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生产向中国转移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身生产能力增长挤占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市场。如果就总价格水平而言，那么信息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远远要比传统制造业快得多。中国出口了大量低价产品，这提高了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也减缓了发达国家增长中的成本上升。世界性通货紧缩是全球化的深刻表现，即主要大国的通货紧缩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导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全球化，使得繁荣或衰退具有了全球性。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分配的差距，从而导致了总需求的不足，这才是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目前的世界性通货紧缩是全球化经济形成以来首次形成的类似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需求不足现象。
（四）资本黑洞论。中国确实吸纳了世界的相当比重的直接投资，但这不是在损害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发生的。世界资本的流动是世界产业布局调整的需要，是在世界范围的市场化机制下进行的，是全球化加速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表现，因而这种资本流动既有利于资本流入国，也利于资本流出国。在国与国之间，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平的，市场化的，中国不但没有以损害世界的增长的方式吸收外资，相反向外资提供了更多优惠条件，提供了无穷潜力的国内市场，创造了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在财税政策上不断地让利于外资。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土地价格使世界资本和技术获得了高收益，比它们在其他国家更高。这种更高的收益既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所创造的生产率，也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土地价格和政府税收的让利，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活力。国际投资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得”外国就必然“失”。合作和资源配置优化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利用了闲置生产要素，形成了共赢。发达国家从跨国公司投资高赢利中得益，中国从创造就业、出口等中得益。因此，中国为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不是损害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吸收外资的总量较大，这是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相一致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特点所决定的。
（五）崩溃论。中国经济崩溃论和中国GDP水分论一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潜伏着重大问题。其实这种“唱衰”中国的调子只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迅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迅速到某些人或是不愿意接受，或是在他们的认识能力上看不懂而已。对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中国，也只有用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才能理解它。已经有不少理论分析回答了上述这些论调，这里只是再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特点进行解释。除了没有依据中国经济的客观事实与统计数据出发外，这两种论断的错误在于没有能把中国的发展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去考察。运用传统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原因一是改革释放的制度潜力，二是开放调动的要素潜力，当然开放也是一种改革，从而也是释放制度潜力的一种重要因素。开放引进了世界性的市场机制，与中国区域发展导向型的体制优势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制度优势。开放流入了大量先进生产要素，激活了国内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持续巨大的要素投入支撑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外部市场的开辟也支撑了这种增长。在中国GDP中重要的已经不是水分，而是外国生产要素的贡献。两年前中国经济崩溃论预言，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将受外部严重冲击，出口将应世界经济衰退而下降，贸易逆差将导致人民币贬值，等等，已经被完全相反的发展事实所否定。其错误的原因在于，中国是在二十多年开放后入世的，中国经济已经渐进式地适应了国际竞争压力，外资大量流入下形成的外向型经济使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品牌的竞争场所，中国经济不是从现在才开始接受国际挑战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入世的渐进式开放使外部压力逐步形成，中国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缓冲机制和只有理解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才能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潜力。
二、全球化对中国挑战的再认识
对国际舆论的回应需要从全球化经济上进行新的解释，同样也需要深入分析其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这些言论，不论是基于事实的，还是不基于事实的；不论是接受现实的，还是希望改变现实的，都需要我们冷静地思考，因为其中包含着的是全球化发展向中国提出的新问题，甚至是新的挑战。
（一）中国能够仅仅作为世界工厂吗？与落后的农业国相比，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并成为世界工厂是一大进步，这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提升的集中表现。不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否已经成为现实，不论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世界工厂，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在国际产业转移下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是在外资大量流入下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走上了开放型的工业化道路，获得了发展的实绩和效益，但是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甚至只能说是世界工场，因为中国主要承担的是加工，而不是从技术开发到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而就制造业整体看，无论是比重还是高端制造业产品目前仍然在发达国家。客观地说，中国是不得不成为世界工厂的，因为外资流入是形成世界工厂地位的最主要条件。同时，中国也是不能不成为世界工厂的，因为中国最主要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加工是中国现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最现实方式。中国只有发展起现代知识经济，才能说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才能向建设一个现代经济强国迈进。从长远看，中国也必须在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既是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警示。从中长期看，中国应当改变单纯的世界工场地位。中国应当从一个大国，特别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的现实出发，以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沿海发达地区应当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争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在扩大开放和与沿海合作中承担起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职责。
（二）我们能够建立一种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吗？当前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这只是一个短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策略和政策问题。重要的不在于这种短期的政策选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将提高，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和国际硬通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目前的汇率制度走到未来的汇率制度是一个过程，即一个新的机制形成的问题，而不是在什么幅度上去调整现行汇率水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要不要扩大当前的汇率波动幅度的问题。当前的问题却是，相对不灵活的汇率机制可能导致一个时期汇率低估，这种低估使出口产品有了降价空间，也使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占更大份额，从而在出口和外资流入两方面都形成国民经济的利益损失，还可能提高国内成本和影响出口。经济全球化正是这样通过本币汇率分配着利益，而中国既向国际社会让利，又受到不公平的指责。从近期看，中国应当探索如何以更合理的汇率水平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从长期看，中国应当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灵活调节能力的汇率机制来改变这种局面。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并不只是汇率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汇率政策与体制应当与国家全球战略相一致，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相一致，而不只是为贸易出口服务。中国需要一个灵活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汇率机制。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汇率体制的特点是：灵活反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同时有利于外贸、引资与对外投资，使国民经济既有竞争力又不造成利益的外流。
（三）我们能够改变出口低价竞争的局面吗？中国没有能力制造世界性通货紧缩，但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状态毕竟是事实。出口增长率成为各地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种刺激出口的政策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在开放初期，在国家外汇储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必要的；从就业来说，出口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利益外流的出口格局，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已经成了各地发展的基本思路，而出口增长中的实际国民利益已经被放到了一边。就业的创造不只在于出口，而在于贸易的顺差。除了发展思路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出口竞争即对外竞相削价是造成整体出口价格下降的体制原因。当中国为自己的劳动力廉价而自豪时，却忽略了其中付出了国民的福利代价。从微观上讲，是劳动者的低工资；从宏观上讲，中国是在九亿农村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结构下维持城市劳动力低成本的，其中付出的是城乡差别扩大，农村发展缓慢的长期成本。
（四）我们能够消除引进外资的恶性竞争吗？毋庸置疑，外资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中国也仍然需要继续引进外资。但是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却使人看到，决定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除了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与前景外，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无限制让利。而造成这种无限制让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地区间在争夺外资上的激烈竞争。除了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硬环境和降低商务成本等正确做法外，地区间争夺外资项目的方法集中在税收减免和地价乃至其他种种让利上。因此，在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背后，是中国各地不断加码的过度的优惠政策。外资利用了中国这种地区间竞争获得了超额国民待遇和过高的优惠，再加上本来就容易发生的跨国公司转移利润行为因为我们放松监管而更加严重，中国利用外资的效益被明显减少了。
（五）用GDP作为发展导向的总体思路是否应当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崩溃论或GDP水分论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不应忽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GDP及其增长率的追求作为各级政府发展主要目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GD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现代经济规模及其扩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在许多情况下，GDP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所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效用。例如，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能创造GDP却没有效益，造成污染的产业在创造GDP的同时也创造着负的国民经济效用，外来要素创造GDP却不等于是国民的收入。在中国，由于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并占主导地位，由于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失误的投资和生产决策能创造GDP却不能创造相应的国民经济效用。当各级政府普遍以GDP的增长为工作目标时，GDP的这种不真实面也会因此而扩大。因此，如何以更能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作为工作目标，如何使发展的实际成就更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使是在开放型的发展战略下，对GDP的追求也会形成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外资为了产业转移而进入中国，在中国形成GDP也形成发展的低结构和负效用。GDP中水分不多但并不能真实反映效用。GDP的增长不仅有一个规模问题，还有一个收入的分配结构问题，后者同样反映着经济增长与国民实际福利提高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将能有效承受，但对国家更高发展利益的追求仍然有艰巨的任务。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但这不等于说每一个中国企业都有必然生存的理由。中国企业面临着生存的风险，因而中国开放的更高效益需要我们的企业去追求。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产物，上述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行体制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仅需要直接的战略及思路上的调整，而且需要体制上的进一步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必然形成当前这种“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因为，中央集权体制的分权式改革导致各级政府权力的扩大，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加快发展的需要又导致了各级政府极强的经济职能，二者合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各级地方政府高度关注本地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级政府有强烈的区域发展责任，形成很深的往往过度的经济参与。不可否定的是，在中国近年高速发展中这一体制起了根本性的积极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也伴随了显著的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正是这一点成为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源之一。
各地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显著突出了GDP增长率，外资流入量和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地位，使这些指标成为各地经济成就与政府工作业绩的可量化的指标，对这些指标的追求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核心。这就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
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二者都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二者共同构成了对发展真实利益的损害。现行体制与战略的这一面并不完全符合先进生产力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体制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提高对外开放效益不仅要求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型，而且要求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政策上实现透明与统一；减少政府的经济参与度，减少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权力，对内对外实行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配置机制；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对策。
需要对各级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弱化GDP、外资、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地位，强化税收、就业、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标的作用。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探索衡量国家整体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业绩的更加正确的“检验标准”。
发展指导思想的调整一点也不降低政府的责任。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政府的重要责任在于创造市场运行的条件。从对外竞争和国际分工利益的角度看，则是为社会培育更多的高级生产要素，即知识型劳动力、科技人员、专利与专有技术等，以改变目前主要靠富裕的然而却是低水平的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在市场力量下，中国只能以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然而，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很容易丧失的，因为更落后的国家也在发展，并形成与中国的竞争。目前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中国也因目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竞争方式不断受到各国保护主义的阻绕。面临着对外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才能以新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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