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家庭农场及对中国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色列论文,启迪论文,中国论文,农场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色列的犹太农业仅有120年的历史。本世纪初， 当地农民仍是以犁锄耕作的原始方式务农，衣食难以为继。几十年间，它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国之一，且以公有制为主，乡村社区共同富裕，不足50万公顷的可耕地供养了六百万人口，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榜样。
以色列国土面积仅两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的一个中等专区，其中一半是沙漠，干旱少雨，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三十分之一，发展农业的条件极为恶劣，然而却创造了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家庭农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众所周知，以色列的农业又是以公有制为主。近些年来，人们往往认为公有制就意味着效率低下、懈怠和腐败。以色列人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得公有制下的家庭农场既繁荣发达又共同富裕呢？
以色列农业公有制的关键在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水为国家所有。
公元初年，犹太人被罗马统治者逐出家园，流散到全世界。近两千年来，他们没有祖国，也不得拥有土地和耕种。上世纪，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犹太青年决心返回故园从事农业，扎根大地，用汗水洗去犹太人鄙视体力劳动的劣根性，改造民族，改造自然。
本世纪初，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创办了犹太民族基金会，筹集全世界犹太人的资金，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在故园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交由回归故园的犹太人耕种。一批东欧进步青年来到犹太民族基金会所拥有的农场上干活。他们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要求自治，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赞同，他们白天干活，夜晚在打谷场上讨论未来。他们要作为大地的耕耘者，用自己的双手为民族经济打下坚实的根基，坚持公平正义，自我劳动，不雇工剥削。
1910年10月，第一个公社（基布兹）在加利利湖边诞生。他们为这种新团体设计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集体生活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视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的理想途径。他们制订了民主的组织机构，规划了公共教养儿童、妇女参加多种经营的农业劳动等制度，为未来公社树立了典范。他们还成立了农业工人联合会，为后来的犹太工总（犹太工人总联合会）打下了基础。
这种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建立的新社区组织，吸引了很多知识青年前来公社体验生活。这种半军事化的农业垦荒组织还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支持，集体拓荒的这种形式在巴基斯坦各地扩展开来，不少国外犹太青年前来投奔。但公社的生活方式极为清贫刻板，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正，不少人难以忍受，人员流动很大。
尽管公社在犹太民族回归及扎根故园上具有巨大的民族及社会意义，但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并不认为它就是大规模移民定居开发的唯一渠道。有些开拓者不愿意过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于同年兴办了合作农庄：土地公有、每户家庭自主劳动与生活、互相帮助，合作购买与销售。
立国前，农业移民村（特别是公社）已经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坚强柱石，在占据领土、拓荒开放、接纳难民、培养武装骨干上厥功甚伟，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色列于1948年5月宣告独立， 第二天便遭受到各阿拉伯国家的武装入侵，农村社区成为国家独立与安全的砥柱。独立战争胜利后，安置移民、建设国家就成为头等大事。头十年回归了90万，使国内人口达到了200万，食物严重匮乏，国家动用菲薄的外汇从国外进口食品， 被迫实行配额制。几十万新移民的共同点是一贫如洗，栖身于收容营地无所事事，而国内又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国家计划让他们从事农业，但欧洲大屠杀的幸存者与东方社会回归的移民抵制集体生活的方式，不愿加入公社。
国家从立国前的合作农庄招聘到数百位男女资深社员，作为指导员长期与新移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引导他们走上合作务农的道路。
以色列独立前，公社145个，人口4.3万；而合作农庄仅72个，人口1.8万人。经过建国后头十年的合作农庄运动， 合作农庄已经超过了公社数目（272个），达到了358个，成为农业战线的主力军，生产着国内50%以上的农产品。
1960年国家通过土地法，明确规定占国家总面90%以上的国有土地不准出售，也不准以其他方式进行转让。在此之前，国家还通过了水法，规定全部水资源都属于国家，国家统一管理，用水收费，各行各业都有严格的用水配额，超额加价三倍，占全部用水65%的农业用水虽较为便宜，也达到每立方米0.2美元的标准。
农业用地只租给公社和合作农庄的农户。租金极低，仅为收获农产品价值的0.5%，租期49年，到期还可以再续租49年。 目前每个农户的土地规模是4—6公顷，每家不得拥有一份以上的田地和用水配额；耕种者必须定期连续耕种，不可任意雇人代耕，辍耕即被收走土地。土地可由下一代继续租种，为了防止土地分散。每户只可有一个子女继承使用权。因为以色列的土地和水资源极端匮乏，所以他们不搞美国式的规模经营，每户水、田各一份，能干者也不能多占，他们可以搞温室农业的集约型开发，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高价，为国家换回便宜的小麦和玉米等。
土地与水资源国有的政策，使得以色列没有地主阶级，农业用地受到保护，农民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立国后十年，以色列的农业生产便出现过剩。以色列政府马上采取对策，防止农产品价格暴跌，伤害农民的利益。一是迅速开拓国际市场，二是开展乡村工业化运动。
他们深入研究国情，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以色列靠近欧洲大市场，欧洲冬春之季因气候寒冷对时鲜农产品有极大的需求。以色列属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暖多雨，他们兴建塑料大棚和日光温室，在科研人员及技术推广人员的指导帮助下，生产蔬菜、花卉和水果，推广计算机控制的微灌、滴灌、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向生产的高科技化进军。他们根据市场的需求，尽量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每个农户年收入高达十几万到几十万美元。
乡村工业化分两种，一是一个地区的公社与合作农庄合作举办农产品初加工厂，如轧花厂、棉纺厂、肉类加工厂、饲料厂、罐头厂等。二是各个公社根据自己的条件，兴办小型工业企业，如塑胶（灌溉设备）厂、电子器件厂、食品厂等，他们的产品往往由全国公社运动的销售公司统一代理推销。目前，公社的务工人数超过了务农人数，工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但合作农庄仍以农业为主。
合作农庄的每个农户之所以能实现现代化，与以色列培育了一整套完善的辅助系统有密切的关系。立国前几十年，就有农民自己在农业工会的帮助下，成立了工人供应合作社和农产品销售合作社，负责农业生产的产前产后服务。可贵的是，这些社会化服务系统是由农民创建，农民管理，农民享用，防止了奸商的盘剥。立国后，政府又出面创办了各农业分支的生产与销售董事会，由农业部长担任董事长，农民代表、政府代表、销售商、消费者代表，有时还有加工农产品的工商界代表担任董事，制订生产计划，分配生产配额，开辟出口和工业加工的渠道，创建各种基金保证产品的最低价，负责或指导调节农产品的销售。另外，政府还建立了科研及普及网络，培养良种，发展及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以色列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整个农业就是一个大实验室。
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以色列的家庭农场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给我们的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开始引进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当时，人们预见农业也会随着动力机械的引进，象大工业一样走大规模生产之路。那时，手工业作坊正在消失，人们以为家庭农场也会被大型管理农场所取代。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大型管理农场将是最有效的农业组织，利用资源最充分，规模效益好，最易于接受生产方式上的改良与创新。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有这样的共识，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根据工业上的演变，认定管理农场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宣告了家庭农场的终结。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在美国创办管理农场近一个世纪后，家庭农场仍旧是美国农业的柱石。农场的数目是减少了，但大多数的商品化农场，是由家庭经营的，立足于全家人的劳动，不雇工或在收种季节雇很少的工人。美国农产品市场的三分之二由家庭农场提供。美国家庭农场的生存和发展，一在于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改善，二在于辅助系统的扶持。不仅先进的农业机械、良种、化肥及新的耕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种子、饲料生产及农产品的销售等产前产后服务，都改由农场之外的商业公司代为操办，这就大大便利了农场本身的专业化和自动化。
而苏联农业的集体农庄化以来，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沙皇俄国时，俄国因土地广大，人口稀少而是粮食出口国，但斯大林残暴地推行集体化以来，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六十年代时仍有三分之一还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也极其低下（此时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力为5%左右）。可耕地的99 %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有1%的耕地是个体生产的自留地，农业总产出的30 %多出自于自留地，农民收入的一半来自自留地。苏联这个泥足巨人崩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农业那只泥足。
与我们同处亚洲的以色列是如何对待家庭农场的？
早在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之前二十年，以色列就诞生了共产主义色彩更浓厚的公社（基布兹），但它出于加入者的自愿，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斗争中，公社立下了最为卓著的功勋。可以说，没有公社，就没有今日的以色列。建国初的前四名总理都曾是公社社员，前三十年工党执政时期，三分之一的政府部长来自公社，军队中公社人员担任要职的比例极大。六日战争中，30%的飞行员和四分之一的陆军军官是公社社员，阵亡的将士中，社员占四分之一强，而公社的人口从来没超过总人口的5%。
在屯垦戍边、占据要地、安置移民上，公社是极其便捷的工具，在农业生产上也是一支主力军。以色列政府颇为之自豪，把它当作一个光辉的成就供外人参观。但犹太思想家对之非常清醒，一是不用强权强迫民众公社化，二是不动用宣传机器大肆美化吹捧，即使公社成功地坚持了几十年，他们仍坚持哲学家马丁·布伯那句谨慎的评语：“公社（基布兹）是一场尚未经历过失败的实验。”
以色列经济学家拉南·魏茨说：“（公社对）家庭生活的这种改变，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在以色列并不是最普及的。大多数移民，更愿意采取在合作农庄组织机构下的个体农户的生活方式。”
以色列立国后，归国的新移民大部分来自东方传统社会，他们有较强的宗教倾向和强烈的家庭观念，不愿意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集体生活。于是，政府就引导他们走合作务农的道路，把他们安置在土地国有、农民租种、生产生活自决、产前产后合作的合作农庄（莫沙夫）内。如今，合作农庄成为农业，特别是出口农业的主力军，它所提供的农产品占全国农产品的一半以上。
对以色列公社和合作农庄的单个农民的比较利润率研究之后，专家们发现：效率高的合作农庄的农民的收入高于公社社员；而效率低的合作农庄的农民的收入，低于公社社员；就合作农庄与公社的人均收入来看，差别不大。当然，公社更热心国内政治事务，更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公社的文化水平要高于合作农庄，有一种安全感；但不少农民更愿意与家人过一种当家作主、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选择，心情舒畅，各得其乐。
以色列的学者认为，应该根据客观事实，修订人们对家庭农场的认识。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来看，以前认定家庭农场效率低下，并不是它本身固有的特性，而是它存在的环境使然。事实已经证明，家庭农场不仅可以适合现代化农业的要求，还能适应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变革。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越是发达，家庭农场也就越发达越进步，越容易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家庭农场要比管理农场更适于增加农业生产。苏联和东欧国家集体化运动的失败表明，剥夺农民经营自己田地的权力，一定会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农业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农民在自己的田里，要比在管理农场干得更好。
对于以色列的公社（基布兹）这个例外，以色列的学者们是这样认为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公社社员们一条心，都把公社当作自己的家来看待，公社也是一个大的家庭农场。
农业生产的对像，是有生命的作物和动物，它需要农民对许多细小的、常常是无法预料的具体琐事，有当时当地做出决定的能力，而不能象工业企业一样，采用装配流水线作业和职业岗位的专门化。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只是一种职业，它具有特殊的价值观、感情和激情，远远超出了经济刺激和组织框架的局限。
这在农业从自给自足型的生存农业向多种经营的混合型农业过渡阶段，尤为如此。这时，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因素。劳力的有效利用，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最为关键。农民由于经营自己的田地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内心极为舒畅满意，他心甘情愿地投入农业生产，其报酬是不能仅用每日的工资来衡量的。他全身心地投入，能把土地和有限资金的使用发挥到极高的程度。这个特点，在土地资源匮乏，人口过多的国家尤为突出。在此阶段，管理农场无论如何是竞争不过家庭农场的。
农民与土地之间几千年来的依恋关系，要比领袖的指示、专家的论述要更为久远和有力。它导致了新的组织形式不断的创造出来，使得家庭农场生存下来并繁荣兴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要家庭农场的发展不被有意地阻碍，它们就能成功地与管理农场进行竞争。以色列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在高度专业化、自动化的阶段，劳动密集型农业已经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密集型的农业，个体农民的家庭农场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它要有赖于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极左路线坚持消灭家庭农场，造成几千万农民的饿毙，仅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占全省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我们仅以安徽为例，看看扼杀家庭经济带来的后果。
1978年，万里同志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首先调查民情，安徽省自然条件并不恶劣，但在解放后三十年时，有些农民还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有的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甚至有的十七八岁姑娘没有裤子穿。素有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之称的芜湖，自从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米市就不见了，许多农民反映说：解放前，我们这里养了几万子弟兵，一般来说吃饱饭还不成问题，现在长期吃不饱饭。皖北农民为过年吃不上饺子发愁。万里同志说：“杨白劳穷到那份上，还要想办法吃顿饺子，我们怎么能让老百姓过年吃不上饺子呢！”凤阳县前王村初级社时的127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 年年出外逃荒要饭，他们说：“我们这里土地平坦，自然条件也不错，可就是吃不饱饭，有人说我们懒，我们不服气，不信你们来试试看。”有的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的地，大片大片荒着，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心里有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允许，有劲使不出来呀。”农民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这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家庭农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仍坚持“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纷纷要求中央修改文件，去掉两个不许。“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力强的拥护，劳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有的不是一般地拥护，而是到了苦苦哀求的程度”。
但人民日报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组。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冒着犯法（当时的宪法）坐牢的风险，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在万里同志的支持下，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家庭经济终于重返中国大地，挽救了中国，也带来今日繁荣的景象。
1982年的1号文件正式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家庭农场正名。1984 年的1号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但在八九十年代， 一直有人以各种方式企图取消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同志1994年深刻地指出：农村过早地否定家庭经济，是不得民心的。搞公社化，搞穷过渡，严重脱离实际，对农民是个剥夺，使农民不仅失去了种植自主权，自身劳动支配的自主权，而且失去了产品支配权，还要县里、省里来定。人民公社化，使农民失去了自主权，连吃饭的自主权都没有了。户口在公社手里，口粮在公社手里，你哪里也去不了。广大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消极反抗，于是出现了八亿农民大怠工，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三年困难时期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教训是沉痛的！1998年，党中央作出土地延包三十年的英明决策，这是亿万农民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结合以色列农业发展的经验，使我们从理论上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家庭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事求是，我们应该珍视它，爱护它，发展它。
收稿日期：1999—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