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开拓前进——新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学的紧迫课题和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政治学论文,紧迫论文,中国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常常赞叹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人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然而，作为政治学工作者，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20年的社会进步，主要来自于经济学力量的推动，换言之，经济学家应该得到更多的掌声。当然，在此期间，政治学家也并非毫无作为，如同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恢复和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并且在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国家理论研究、政治发展研究、政治文化研究、政治参与研究、政治稳定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研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政治学家的睿智和政治家的胆识相结合，在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和值得骄傲的成果。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在20年中国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政治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的事实，那么，作为政治学家就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的责任。当然，如同不能将导致这种滞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治家一样，它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政治学家。
在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学将面临许多课题，其中既有过去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又有环境变化带来的新课题。最为紧迫的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2.实现国家统一和巩固民族团结，亦即充分民族国家化的问题；3.应对由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政治改革的需求问题。
新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紧迫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解决以大规模腐败为主要表现的社会不公问题、维护政治统治基础的需要。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像癌细胞一样蔓延和滋长的腐败，正在吞噬着执政党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导致大规模腐败的根源并不是物质资源的紧缺，因为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物质资源紧缺状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而目前腐败的规模、领域和程度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它也不能仅仅归咎于道德的颓丧，因为道德问题的产生仅仅通过道德本身是无法加以充分的解释的，它是包括体制在内的诸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简单地将这种情况的出现归咎为体制转型，认为它是新旧体制交替中的必然产物的观点，如果不同时引出应该加快体制改革的结论，也是缺乏逻辑上的完整性的。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政治环境的不健全以及政治体制自身存在着缺陷（本文所说的体制指的是制度化的权力关系），而这种不健全和缺陷又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发达。
其次，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满足国民伴随物质生活提高而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角度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日益紧迫的课题。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人们的物质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人们就会对制度本身产生怀疑。笔者认为，这一道理在政治领域同样适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国民不能享受到日益广泛的民主权利，那么人们往往不是从制度所需要的环境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充分去加以理解，而是直接怀疑制度本身。而在逻辑上，民主制度环境条件的充实本身就是和民主的实践同处于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以国民的民主素质为例，离开了民主的实践，民主的素质是无以培养和提升的，民主的实践是培养和提升国民的民主素质的唯一途径。那种以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为理由，延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主张，实际上是要让普通民众承担本来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
国家统一和民主团结，亦即充分民族国家化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在新世纪初面临的又一个紧迫课题。参照斯大林给近代民族所下的定义，笔者将民族国家界定为在近代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认同的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回顾世界近现代史，充分的民族国家化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且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拿上述定义的民族国家来审视中国的情况，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尚未实现充分民族国家化。我们的国家依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在国族（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一方面，“台独”分子、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主张在局部地区、部分人群中依然有着相当大的蒙骗作用，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地方人”、“职业人”、“等级人”、“民族人”（如汉族人或是其他什么族的人）等狭隘观念依然妨碍着“中国人”观念的张扬。
中国之所以至今未实现充分的民族国家化，其原因是复杂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又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这对近代以后的国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形成，绝非是有利的条件。近代以后，外国列强的长期持续的侵略和干涉又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仅就国族、国家认同而言），这些是最主要的原因。此外，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不可否认，建国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对“阶级国家”论的片面理解和强调，对近代以来“国民国家”理论的不加分析地全盘抛弃，也对我国充分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中国政治学作为专门研究国家学说的学科，从其肩负振兴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而言，在根据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国家、民族问题的研究方面，是责无旁贷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政治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一些准则开始浸润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衍生，另一方面，它本身并非纯属坏事。例如，如果我们将政治理解为社会公共权威意志的形成和推行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公共权威意志形成领域的引入和确立，实际上是政治发展的标志之一；在社会公共权威意志的形成阶段中，我们所要着重关注的应该是如何保障每个公民在交换过程中享有平等权利，而不是轻易地摈弃这一原则本身。当然，在社会公共权威意志的推行过程中，应该严格地防止等价交换原则的渗入，以避免该意志所具有的“社会公共性”的流失。
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与此相伴，国际化、地区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不管是否愿意，中国将无法置身于其外。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国际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随着中国加入WTO，其国际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高。全球化、国际化造成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体化的格局，由此带来许多全新的政治学课题。如国家全球战略利益的形成和维护，国家主权和超国家公共权威机制的关系，国际人权保障的对应，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地位和作用的增长，一国国民的“球民化”，以及外籍常住居民的社区参政权问题等等。政治学作为一门综观全局的社会科学学科，对此当然也必须进行研究和作出回答。
依笔者之见，在当前中国，可以将实现充分的民族国家化，作为解决上述课题的切入点，而要实现充分的民族国家化，则首先应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其基本理由是：就全球化和地区化来看，当今世界各国中，全球化和地区化程度最高的无疑是欧美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之进入全球化和地区化是在民族国家充分发展基础上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当它们进入某个一体化框架时，并不担心会因此而丧失自我、寄人篱下，相反，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框架，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因为尚未实现充分民族国家化，因此对我们而言，全球化、地区化乃是一柄双刃剑，在它们面前，我们不得不瞻前顾后、思量再三。再者，随着民族国家化的进展，国家将变得日益强盛，随着民族的向心力的大大增加，离心力将逐步消失，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课题也将随之解决。第三，充分的民族国家化过程，也就是充分的国民国家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个国民将摆脱其地域、职业、民族、教育、信仰等的限制，而真正成为社会政治过程的平等的一员，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参与政治的某些环节。这也有助于实现市场化环境下政治过程和结构的完善。
要实现充分的民族国家化，固然需要进行各种努力，但是其中首要的是要变“部民”（此处借用梁启超的概念）为“国民”。而要使得每个中国人真正树立国民意识，超越“地区人”、“职业人”、“民族人”之类的部民意识，最为关键的当然是让他们在国家政治层面充分地当家作主，亦即在国家政治局面、而不仅仅在基层自治或行政层面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可以推进充分民族国家化的进程，而且还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以腐败为主的社会不公，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将大大增加它的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对于促进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同志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保持政治的稳定，在此基础上争取再用十年时间，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再上一个大的台阶，则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人的种种问题将不难得到解决。这一认识，一般地讲，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以此来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和紧迫，则是错误的。因为，首先，它极其武断地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稳定存在着必然的对立关系，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那种必然的关系。回首20年，在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政治体制进行过一些改革。显然，今后若要继续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必须根据新的环境条件自觉地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范围。第二，这种主张有一个虚假的前提，认为经济的发展可以长期脱离政治的关照而特立独行。它忽视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其一，虽然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来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二，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来自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非经济领域因素的极大阻碍，不设法消除这些阻碍，要么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要么经济的发展将反过来破坏社会政治的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否定的只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对立关系，而并不否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不当、程序设计不当、选择时机或具体操作不当等原因，改革有可能会对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这未必能构成延缓改革的充分理由。以改革时机的选择为例，一般而言，尽早地和自觉地进入变革过程，反而更有可能大幅度地降低引起社会政治大动荡的风险。因为，此时社会政治领域积聚的矛盾还不那么尖锐，社会大众的兴奋点还不那么集中于社会政治领域，不易导致出现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政治家容易通过小步快进的方式，在整个社会的无意识中，实现政治的跨越式进步。
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提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模式和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对包括政治家在内的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动员，才有可能真正扎实、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而这正是新世纪初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前进，我们就可以吸取、总结和提升千百万人民群众在政治实践中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建设起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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