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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代造就城市新青年
1978年底的那声春雷，炸开了封冻时代的闸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航道。20年巨变的辉煌，不但显现在神州大地的方方面面，而且在这多彩激荡的背景下，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20岁左右，风华正茂，生机勃勃，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熟悉的子女、学生、同事，但我们似乎又时时感觉到他们的陌生：“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不管立足现实还是面对未来，我们需要真正认识、理解他们，整个社会也应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和作用更充分的发挥作出更为自觉、理智和有效的努力。本报告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向公众展示当代城市青年的面貌及他们的生存环境，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当年长的人们向今天的年轻人讲述20年前的岁月，告诉他们那时的生活场景：背语录、唱“样板戏”、大批判、插队、各种购物的票证、男女老少几乎一样的穿着……他们会惊异地睁大眼睛：为什么？！就象我们很难理解过去年代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一样。是的，当这一代青年呱呱落地之时，中国大地已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变革时代的辉煌与艰难伴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他们成长的空间广阔而多彩，他们生活的景况丰富而优裕，而他们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又是那样严峻而紧迫。
纵观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最主要、最深刻的变化在哪里，新一代人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这是我们在认识当代城市青年的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从总体上说，这20年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处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变革”，一个“转型”，构成了我们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最大特征：一切都处于变化、生长、进步之中。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是世界潮流发展大势之所趋。我们且从最重要的六个方面来看今日中国之变化。
第一，突出经济：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0年前以至以往更长的时间，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度。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被套在所谓“政治”的框子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时的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弦被绷得紧紧的，一切要服从所谓的“政治”，是用“革命的方法”和“运动的形式”搞建设和治理社会，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往往事与愿违，事倍功半。“文革”时期走入极端，出现了社会的大倒退，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浩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乎民心地提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自此以后，中国社会走入了正轨，人们恢复了常识，开始关注国计民生，着力经济发展。从那时起，“经济”成了主旋律。人们从所谓“政治挂帅”的藩篱中解放出来，阶级斗争不再提起，空洞、抽象的政治言词被视之弃履。安徽小岗村农民用他们包产到户的勇敢行动向世人宣布：我们不要饿肚子的“政治”！这是人民的呼喊，这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心声，它同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道，吹响了变革年代的号角。20年过去了，整个社会的重心已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发展的富民政策和强国方略；是“三步”走的战略宏图的一步步实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明显进步。人们为“共同理想”奋斗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这理想同每个人的命运相连，这奋斗会结出捧在手中的甜美果实。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1979—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年增长9.8%；中国已在1995年提前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到199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在此期间，城乡人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明显改善，已接近或达到小康水平。
第二，引入竞争：从“计划”到“市场”。
20年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几十年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计划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商品稀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促使我们对以往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带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力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从根本上使中国的发展走出了误区。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召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地带领人民继续改革开放，走强国富民之路，明确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深入变革：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举；政府机构改革精简，转变职能，促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种源于计划经济的制度，如用工、医疗、养老、住房等多方面改革进一步深化，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新制度正在建立之中……在20年的变革过程中，人民群众包括青年的思想观念不断解放和更新，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和自主自立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素质也得到了较快的提高。
第三，面向世界：从“封闭”到“开放”。
中国近代以来，面对贫弱、落伍的祖国，无数志士仁人无不深切体会到冲破封闭，学习先进，变革图强的强烈需要。但是，在列强无耻的强权下，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在敌对国家和势力的长期封锁下，这种学习先进、变革图强的愿望和努力，要么要受人摆布，要么处处受阻，正象毛泽东当年所说，先生总是欺负学生。当然，那些义和团式盲目排外的自我封闭和“世界革命中心”的自诩，也从内部遏制了走出封闭的要求和可能。1972 年， 中美建交， 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扉开启。 1978年后的20年，这扇门越开越大。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愈来愈密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同国际接轨”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需选择，也是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益同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得到学习和借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得以交流和欣赏；地球上的新闻和信息瞬间传入中国人的耳目；出国留学、学术交流、经商、甚至旅游等对中国人已是司空见惯；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高质量消费品和不同风味的食品走进了众多中国人的生活……想想看，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城市，人们的吃、穿、住、行、娱乐和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国际化程度，同20年前比，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眼界宽了，信息量大了，生活质量意识强了、标准也提高了。这一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也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标准和空间。
第四，知识升值：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科教兴国”。
中国社会有尊崇读书人的传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知识及物化成果，曾创造过历史上的辉煌，如盛唐。但自明清以降，我们的思想和知识老化了，落后了。有血性，有志气的中国人顽强地学习新知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力图追赶世界潮流，复兴古老的中华。但这一愿望和努力常被邪恶和悲剧所打断。远的不说，“文化大革命”变成“革文化的命”，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我们痛惜多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当作“牛鬼蛇神”横遭迫害；我们惊愕“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口号……这些无奈和无知是中华民族灵魂上的痛楚和耻辱，也是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华民族的自省和世界教育科技发展的猛烈冲击，近20年，知识的价值，教育和科技事业的作用越来越被看重，从国家的重视和投入，到老百姓的认识和行为，可以说是逐年升温。学习掌握文化科技知识已成为国家强盛和国人生存发展之必需，教育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富发展前景的产业，学历和知识技能也已成为当今社会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本”。可以说，“科教兴国”的国策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学习热”，这种学习是社会和人的发展强烈的内在需求，具有不竭的动力。
第五，大众文化：从“高大全”到“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在很长的时间里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和政治思想上“左”的束缚，一直是贫乏和单调的。在“文革”十年中，八个“样板戏”几乎成为老百姓文化娱乐生活的全部。那时，文艺变成了图解“政治”的手段，“高大全”式的人物向人们展示着虚假的生活。今天，那些令人苦笑和心酸的现象已销声匿迹，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舞蹈、音乐、美术；健美、体育竞赛、旅游； 还有街头舞会、 卡拉OK、保龄球、游戏机……古今中外的内容，不断翻新的形式，让人们目不暇接，兴奋不已，人们可以尽情地选择、参与和欣赏。这种基于普通老百姓需求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这份给予个人的自由和轻松，不但依托于20年来物质文明建设的长足发展，更是人民群众精神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第六，依法治国：从“长官意志”到“法律至上”。
中国是个“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皇权至上，用“四维八德”织成一张统治社会的无形之网。近代以来，随着新、旧民主革命的成功，中国逐步向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但历经艰难与坎坷。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统治者到老百姓，难以摆脱其梦魇般的影响。这种状况在经历1978年至今20年的改革开放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邓小平、江泽民两代领导集体，一直把发扬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作为神圣目标，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努力推进这一进程。20年来，从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行政法、合同法等上千部法律法规的修订、制定及颁布实施，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至普通老百姓法律意识的大大增强，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法治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这一新体制运行的法治环境初步形成。同国际社会接轨的法治观念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或社会领域、公开、公正、公平的法治原则及实现措施不断推进，“法律至上”已成为保证整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共同准则。“民告官”、“庭审电视直播”、“精神赔偿”、“保护隐私权”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不是新闻，“讨个说法儿”成为人们的口头禅。现今的中国社会，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度和自身权益的保障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与以上令人振奋的巨大的发展与进步共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艰难与困惑：国企的困境，腐败的蔓延，下岗失业的难题，假冒伪劣的泛滥，犯罪的增加，以及一些令人担忧的道德失范的现象等等……这一切，勾勒出20年来中国社会既使人欢欣鼓舞，又令人忧心忡忡的图景。在这多彩激荡的背景下，在中国的城市中，一代新人降生了，长大了，他们既熟悉又陌生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变革的时代赋予了当代城市青年新的品质和特征，新的优势和不足，形成了独特的“这一代”。
——他们眼界开阔。当代城市青年文化水平较高，改革开放的环境和科技的发展，又使他们接受的信息量大，因此，这一代青年衡量事物的参照物往往是横向的，国际性的，也是高标准的。他们对以往的“封闭”年代没有感受，而对“开放”则认为是理所当然。
——他们言行务实。整个社会的务实风气熏陶出了这一代青年不愿空谈，讲求实际、追求实效的品格。他们不大说出自己的观点，也很少争辩什么，但言行往往是从实际出发，比较务实。他们的理想之梦建立在现实的土壤之中，空洞的口号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他们崇尚自主。市场经济社会给人们以更多的选择机会，也减少了个人对国家、社会包括家庭依赖的可能。这一代青年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竞争的压力和要由自己决定的事情，自主、自立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愿望，更是现实社会的要求。因此，他们大多都有较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谈及和主张个人权益。
——他们主张宽容。这一代青年不存在“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他们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评判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平等意识和人权意识较强，对己宽，对人也宽。
——他们缺少规范。转型期社会中，旧的东西被打破，新的东西尚不成熟和完善，因此，出现了一些“规范”的“真空”或衡量事物的“双轨制”标准，造成人们或不知所从或言行不一。这些问题在这一代青年身上也必然显现出来，造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种种“失范”的现象。
——他们缺乏坚韧。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一代城市青年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再加上城市青年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较高，使他们难有艰辛生活的体验和锻炼；同时，“应试教育”和“望子成龙”的重压又使他们的生活空间难以拓展，还有教育上的缺失，造成这一代青年的品质中明显缺乏一种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艰苦奋斗的勇气和必须的忍耐力。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面对社会，这都是他们素质中的一种缺憾。
……
面对风华正茂、生机勃勃的新一代城市青年，面对他们的优势、长处和不足，整个社会似乎都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一代人的现在和未来，想一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据此思考一下我们的政策措施和与此相关的资源配置是否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我们对这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和作用更充分的发挥，如何进行更为自觉、理智和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因为，充满自信与希望的“这一代”是我们生命和事业的延续，他们是新世纪的太阳。
倾向世俗的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在青年的价值观序列中位于较深的层次，一般来说，它和终极的关怀密切相关，同时又具有某种超验性。它包括人对生命的看法，也包括人对生活有无意义等问题的看法和判断，又包括人的审美情趣、宗教情感等方面。在我们能够列出当代城市青年对待理想、信念乃至信仰等超验性问题的态度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大体描述当代城市青年的精神世界面貌。
□理想、精神失落的一代？
许多研究表明，当代城市青年更加关注物质生活，在当代青年中，世俗性的价值目标正在取代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在当时意识形态的教化下，把“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当作他们的最高理想和价值目标。然而对当代城市青年来说，以往人们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宏伟远大的理想已经失去了诱人的光彩，理想主义的、纯精神性的终极价值目标对他们来说越来越成为遥远的东西，而那些世俗的、现世的、功利的、物质性目标越来越被他们所看重。
理想主义的对应概念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世主义，现世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世俗性，它是人们摈弃了对宗教、来世和空泛的理想的崇拜和信仰之后，而用世俗的、功利的眼光来解释生活意义的一种理论倾向。它起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倾向不断被强化。它超越了不同国界、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思潮。
美国学者理查德G 布朗加特指出：九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更关注物质生活，而不是精神生活。同时，瑞典统计局199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亦表明，九十年代的瑞典青年对宗教的信仰和活动有减弱趋势，对性和伦理（包括安乐死、堕胎、自杀等）相关事宜的接受程度稍有增加，瑞典青年比他们的父辈更注重个人而较少具有社会责任感。
在中国当代城市青年的精神世界中，纯粹精神性的价值目标亦处于不太重要的地位。根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1998年度青年人生观调查，困扰九十年代城市青年的主要问题依次是：工作、 事业环境（53.55%）；人生发展前途（49.74%）；经济、生活问题（44.71%）；自身能力素质（30.52%）；婚姻、爱情、家庭（25.08%）。在前五个选项中，没有一项涉及到精神世界，这表明当代青年已把自己的关注点投向事业、前途和人生发展，事业与前途既是他们的主要烦恼，也是他们的主要人生乐趣所在。在社会充满机会与竞争的今天，青年首先要为生存与发展而奔波，纯精神性的目标和关切只能暂且让位。同时，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已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潮流，西方青年正在经历的世俗化过程也必然对中国当代城市青年有所影响。
不过，我们的调查所得出的一组数据却说明，尽管当代城市青年注重物质生活，关注世俗利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理想、信念等精神目标。调查问卷表明，绝大多数青年认为“有理想”对自己的生活很重要或比较重要（91.5%），认为“有理想”很不重要或不大重要的人只有3.5%。我们认为，这组数据比较能说明问题，就是说， 当代城市青年重物质轻理想的倾向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并没有变成人们所形容的那种“物质儿童”。尽管青年的态度和实际行为并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吻合，但毕竟“有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绝大多数当代城市青年认同那些为了探索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乃至生命的科学家、政治家，多数青年强烈认同哥白尼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当回答“哥白尼为了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学说而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您认为他这种行为”的问题时，31.2%的青年认为“他传播真理，不畏强暴，是我们的楷模”；53.7%的青年赞同哥白尼“敢于怀疑世俗的定论，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认为自己“说不清”的青年只占7.0%； 而对此不以为然的青年人数更少，认为“不值得，没必要和教会对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青年有4.9%；认为哥白尼应该“息事宁人，自己知道就行了”的青年有3.2%，二者之和仅是答卷人数的8.1%。 如此悬殊的比例证明了当代城市青年对哥白尼的景仰，而哥白尼所代表的精神既是一种科学的信念，又反映了他内心信仰的坚定性，这与个人的荣辱安乐等世俗性、物质性目标是没有半点联系的。
当代城市青年对哥白尼精神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对青年内心世界的理解，就是说，他们选择物质，并不等于摒弃精神；他们选择世俗，并不等于他们完全抛弃了理想。
□宗教意识，淡漠还是强化？
宗教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宗教思想就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生活观念，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最深层和最隐秘的部分。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学术界以往对青年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宗教问题。但是，我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有多种宗教信仰形式并存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据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发布的中国政府白皮书披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 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人。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所谓“破四旧”的狂潮下，中国的宗教遭到了很大破坏，许多寺院、教堂被毁，或者被挪作他用，僧人、尼姑被迫还俗，教士、牧师、修女遭到各种形式的迫害，中国人民的信仰自由遭到了粗暴践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过程中，也为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出了巨大努力，平反了宗教界人士蒙受的冤假错案，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基督教每年恢复、 新建教堂约600所；到1996年底，累计印刷发行《圣经》达1800多万册， 并受到多种免税优惠；中国基督教协会自1983年起编辑出版的《赞美诗》累计发行达800多万册。从1958年至1995年， 中国天主教已先后自选自圣主教126位。近十余年中国天主教培养、祝圣的年轻神甫有900多人。北京基督教崇文门堂每周的主日礼拜有3000多人参加。天主教北京南堂每周日有4台弥撒，有2000多人参加， 其中一台是专为在北京的外国人举行的英文弥撒。
尽管这些数据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我国宗教界的现状，但是，我们还缺乏更详细的数据来描述当代城市青年的宗教信仰状况，显然，描述青年的宗教信仰问题必须依据有关宗教信徒年龄构成的准确数据。本次调查问卷的一个问题初步涉及到青年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问卷统计结果表明，19.4%的青年认为“有宗教信仰”对自己来说很不重要；38.2%的青年认为对自己不大重要；22.0%青年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说不清；认为“有宗教信仰”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青年只有20.4%。另外，1997年由华南理工大学组织的一次对三资企业青年员工的调查表明，近60%的三资企业青年员工认为宗教在自己心目中并不重要，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三资企业的青年员工比普通城市青年更多地认同或实践西方的生活方式。
既然半数以上的青年认为“有宗教信仰”对自己的生活很不重要或不大重要，承认“有宗教信仰”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青年只占五分之一。我们的结论是：宗教信仰在我国当代城市青年的心目中不占有重要地位。这与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有关，与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比，我国是一个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度。在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每个人从生下来就很自然地成了教徒，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父母替他们做出了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每个人必须成为教徒。
有关宗教信仰问题，在访谈中，许多青年的看法各种各样。有的青年承认自己对佛教感兴趣，有的青年表示自己更认同基督教，承认自己认同或喜欢基督教的青年居多，显然，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思潮的涌入使一些城市青年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有被访青年表示自己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为自己的无神论倾向感到自豪。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往往比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年更认同基督教。我们还发现，许多被访青年表示自己熟悉或有点熟悉基督教的教义、熟悉或有点熟悉《圣经》故事，并表示自己身边有朋友是基督徒或佛教徒，许多人拥有《圣经》或宣传基督教的通俗读物，许多人承认自己曾经去过教堂。
学习：竞争时代的立身之本
就业的压力和社会竞争的激烈宣告了一个学习时代的来临，追求高学历和注重实用型技术学习成为当代城市青年的时尚。
□学习的时代
1998年底，一本名为《学习的革命》的书如浪潮般席卷向一切能够出售书籍的场所：书店、书摊、商店、超市。与其他图书发行不同的是，该书修订第一牌便印刷了500万册。 据斥资一亿元巨资推广此书的科利华集团称，其后三个月还将追加发行500万册。随后，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了由著名导演谢晋为本书所作的无偿广告。科利华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还联手在全国60个城市推出了《学习的革命》家长主题展览会。
区区的一本书，何以引动这家年营业额为2.3 亿元的教育软件公司投下如此巨资？科利华人的回答是：《学习的革命》是迎接信息时代挑战的卓有见识的行动指南，是每一个人迈向21世纪的“护照”，还没有哪一本书能像他们推崇的《学习的革命》这样能帮助改变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学生、每一个人。科利华人对这本书的推展尽管不免给人以新闻炒作之嫌，以致不久就被人以“本是寻常流行曲，岂可高攀贝多芬”之语加以讥评，但看过此书的人大多还是从其内容上获得了收益。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名称是把广大青年人潜意识中的东西显象化，那就是，一个学习的时代已经到来！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8年进行的城市青年调查显示，当被问到“您希望具有什么样的学历？”时，希望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为22.1%，希望拥有本科学历的为32.8%，希望拥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乃至博士后者分别为20.9%、8.8%和7.9%，以上五项合计比例高达92.5%！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被调查的城市青年的实际学历和青年的希望学历有着巨大差异。在被调查者中，具有大专、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依次为18.1%、13.2%、0.7%，比希望学历的比例依次低4.0%、19.6%和36.9%；而在被调查的样本中，学历在初中以下的比例为23.0%，拥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到45.0%，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反映了当代青年对高学历的认同和对知识的渴望。
信息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知识的压力，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每一个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博、灵活、创新。“活到老，学到老”，不再是少数人的美德，而是对社会群体的普遍要求。而中国目前存在的就业的压力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都迫使广大城市青年日益看重学习的重要，学习真正成为了一种参与社会竞争，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
在工人阶级主宰城市的时代，“师傅”的确是一种尊称。工人阶级代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人”所拥有的令人羡慕的一切，甚至清高的知识分子对“师傅”的称谓也欣然应允：被称为师傅，至少表明自己是“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乃至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师傅”的称谓渐渐退回了工厂车间，成了一部分人的“专用名词”。而过去专门指代知识分子的“老师”却成了社会流行的称谓。向不认识的人问路，叫一声“老师”绝对是尊称，别管您事实上从事何种职业，至少在别人看来“像”个“文化人”，而文化人这年头绝对受尊重。因此，在“师傅”演化为“老师”的过程中，城市青年卯足了劲儿学文化、学技术、奔文凭。不仅14岁—25岁的青年学业问题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学业的竞争甚至已经延伸到幼儿园、小学阶段。让孩子进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考最好的中学、进最好的大学，成了城市家庭的最理想选择。而已经就业的城市青年，也把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尤其是当失业的现实危险首先降临到文化层次比较低的职工头上的时候，青年自然产生了提高自己文化素质的紧迫需要。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不仅造就而且促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成人高校为例，80年代初期起步，1991年即达1256所，其后年招生数和在校生人数逐年增加。
90年代我国城市青年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情况
年份各类成人高毕业生人数招生数在校生数
校数(所)(万人) (万人) (万人)
1991 1256 62.04
46.58 147.31
1992 1198 51.78
59.17 147.87
1993 1183 44.12
86.27 186.29
1994 1172 45.53 101.72
235.2
1995 1156 63.61
91.38 257.01
1996 1138 77.15
94.52 257.01
1997 1107 89.20 100.36 272.45
通过成人高校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除比例很小的农民大学毕业生外，基本上都是城市各业青年。追文凭可以被认为是城市青年面对时代挑战的一种主动适应。虽然，在文凭热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些青年对文凭的执著中还有一些急功近利的盲目，但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通过成人教育弥补了自身的教育水平缺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件利国利民、并有利于青年自身发展的好事情。一些文化基础较差，无法直接接受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也通过考初中、高中证书，上成人中专等方式，努力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90年代，我国城市成人中专、中技学校的发展，从一个可统计的角度显示了城市青年学习专业技能的热情。
90年代我国城市成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各年度毕业生人数（万人）
年份广播电干部职工 函授教师进职工
视中专中专中专 中专修学校技校
199116.79 1.6013.39 6.0520.04 603.2
1992 8.92 2.1812.31 5.9814.94498.41
199310.42 1.8613.08 6.0218.59425.34
199412.61 3.5720.7010.9717.00592.61
199515.43 4.2021.57 6.8621.47662.81
199616.15 5.7134.9513.6923.51688.66
199718.13 6.1331.40 7.5520.24557.88
另据美兰德信息公司1998年12月对600名北京市市民的调查显示，近四成（39%）的北京人在1998年接受了继续教育，与1997年的情况相比，增长了14个百分点。同一年北京市民人均在继续教育方面的投资达826元人民币。 美兰德信息公司得出的结论是：“继续教育及相关的培训服务有望形成新的朝阳产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北京市青年研究会的最新调查也充分证明了当代城市青年对知识的普遍渴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91.9%的城市青年认为参加工作后应继续学习，而这一希求在北京青年中的比例为91.2%（北京青年研究会调查数字）。在学习的目的上，“增长知识”、“掌握实用技能”和“提高业务能力和学习水平”的比例分别达36.3%、61.8%和22.3%，为保证自己的工作或找到一个好工作，77.2%的城市青年准备“努力学习，多掌握工作技能，增加竞争力”，43.3%的青年希望“尽量提高自己的学历”。
调查还显示，当代城市青年选择继续学习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城市青年继续学习的首选途径是自学（比例为61.4%），其次依次为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班（45.8%）、参加成人高考（35.6%）、读在职研究生（23.5%）、出国留学（18.4%）和重返校园（9.9 %）。
如果说20年前知识所带给人的是坎坷、屈辱和自卑的话，那么今天，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含金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们的收入与其学历密不可分。据对北京大学1990至1996届1000名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月平均收入为1918元，其中，文科毕业生的月平均收入为1853.3元，理科毕业生为1976.3元，其工资收入显示出他们明显高于同期没有大本学历青年的收入水平。这或许可以作为当代城市青年重视学历、重视学习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大学生兴起考研热
与在职城市青年继续教育热相对应的是大学生考研热的再度升温。
考研形成热潮起始于80年代。当时青年们手中最流行的业余书不是琼瑶、《射雕英雄传》，而是《哥德巴赫猜想》、外语等。青年学子们是带着一种追求人类文明的“本能”冲动，带着一种较为崇高的心态，投身于报考研究生的洪流中。然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由于“文凭热”的滥觞（注意：这里的“文凭热”并不等于“读书热”，二者有质的区别！）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市场的无序状态，曾一度出现了“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人们将之形象化地称作“划肚皮的不如划鳝丝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刀的”。一时间，新的“读书无用论”沉滓泛起。大学生的考研热情陡然降到冰点，许多专业报名与录取的比例甚至到了1∶1的水平，还有的专业为无人报考而面临停招的窘状的局面。
大学生考研热的再度升温是在90年代中期左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涌现，知识在社会中的至尊地位重新确立，人们对学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知识和人才成为市场经济中最为宝贵的资源。同时，政府机构改革、国营大企业大面积的不景气，又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门路受到一定限制，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开始出现并愈来愈加严重，于是考研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替代就业的另一种选择。
大学生考研热突出表现在考研人数的持续攀高上，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为24万，1998年达27万，1999年有报刊披露称超过了3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一个毕业班51个人，30人准备考研，6个人被保送，6个人准备考托福和考GRE。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98届毕业生的报考人数为73人，而1999届则增加到了158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54.67%。
对于报考研究生的目的，68%的学生将“继续深造”作为了第一选择，而把考研当作避开当前就业压力的一条途径的学生比例为18%，这样一方面可以推迟就业时间，看事易时移，等待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提高在将来就业竞争中的地位。
在深秋清晨的寒意中，各大学图书馆门口早早就有一批等候开馆以便抢占有利位置的莘莘学子们；在高校深夜学生宿舍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每天都有一批准备考研的人们在挑灯夜战。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98年11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中，每天花在考研复习上的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占89%，其中每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的同学达26 %，经常挑灯夜战，学习至深夜11点以后的占60%，而且坚持每天晚上都学习到这个时刻的学生比例达24%。以至于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大学生们在用世纪末的“疯狂”去考世纪末的研究生。
大学生考研人数的猛增，使得考研的形势变得日趋严峻，其竞争的激烈性大大超过了报考大学时的程度，有的甚至达到了百中取一的极限。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大学生们的心态更多的是紧张中趋于平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一位学生说：“考研是一个趋势，将来的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高了，我们自己也感到本科四年学的东西太少，与其工作后七证八证地考，不如利用学校的环境多学点，再说，真的考上了，躲一躲现在的就业高峰也好。”这位同学的话，也许代表了更多考研学子们的心声。
□考取实用技术证书已成时尚
在近年来城市青年注重学习、注重知识的热潮中，有一种现象颇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在青年中考取一门甚至几门实用技术证书已成为时尚。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8年城市青年调查显示，在被问及“您认为自己现在最需要学习的内容”一项时，有52.4%的城市青年选择的是“实用技能”，其次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知识与方法”（46.9%）和“法律知识”（37.8%）。另据中国青年报和全国青联1998年底完成的《中国青年眼中的20年》的大型读者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青年愿意自费学习的技能中，超过五分之四的青年选择了计算机；五分之三多的青年分别选择了外语、驾驶和法律；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分别选择了金融知识、公共关系、工商管理、财务、修理技术以及烹调；一成多的人选择了国际贸易、歌舞乐器、广告设计、文秘、武术和服装设计。如果将上述知识和技能分为“新基本技能”（包括电脑、驾驶、外语）、“旧基本技能”（包括武术、修理、装修等）、“服务技能”（包括服装设计、广告设计、歌舞乐器、烹调、美容等）和“管理技能”（包括财务、法律、文秘、工商管理、金融知识、公共关系等）四大类，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们最愿意学习的是“新基本技能”，即电脑、驾驶、外语，而这三门正是被人们称作“新三艺”和通向21世纪的“通行证”。
时下，在各种各样的招聘广告中，很多招聘信息都不忘加上一条“具备较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和“熟练使用电脑者”优先。伴随着学习“新三艺”热潮的兴起，电大、夜大等各种学校都办起了外语班，广播英语也成了不少人学习的途径，而各种电脑培训学校、培训班更是遍地开花，其招生广告已成为都市中一道抢眼的风景。
对“新三艺”的热衷只是城市青年追求实用型技术的一个侧面而已。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当学历和文凭只被城市青年当做是就业的基本条件并不满足于一纸文凭时，他们就开始利用各种方式学习新的实用型技术以武装自己，增加自己在求职竞争和提升自己、发展自己的法码。而考取各种资格证书正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法码。于是，外语等级、计算机水平、律师证、会计证、驾驶证和电子装接、汽车维修等各种技工证都成为城市青年竞相追逐的目标。在各大学校园，每当华灯初放，一些大学生们就骑上自行车奔赴各种考证辅导班；而每到双休日，人们总能看到一批批已经上完课程的青年从教学楼中散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代城市青年以其学习的刻苦和主动而被媒体称为“不断充电的一代”。
对于一个迈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或许这正是其经济腾飞的希望。
游离于婚姻之外的性
□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有多高？
在社会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偷吃伊甸园禁果”是一个根本就不充提出来讨论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在对待性问题上所极力推崇的是一种“禁欲”文化。不要说“偷吃伊甸园禁果”的行为绝对不许可，就连性知识的传播也成了社会的一大“禁忌”。在这种“谈性色变”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影响下，中国国民（包括青年）心目中，恋爱、结婚、性行为三者之间，尤其是后两者之间的时间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谁要是颠倒后两者之间的时序，在婚前“偷吃伊甸园禁果”（发生性行为），无疑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叫你无地自容。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在当时的青年中仍然存在婚前性行为的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件的发生率与现在相比，可以说是相当的低，不具有普遍性。
然而，自70年代末期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伴随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速度的加快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青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引起了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报纸、杂志上呈现出这样一些“精彩镜头”：
——一对男女结伴来租房，并坦言自己是大学生，希望在房租方面得到优惠。
——清洁工人在操场及学校某些偏僻角落捡垃圾时，竟然多次发现有避孕套。
——周末的深夜，高校的操场边、大树下，灯光昏暗的偏僻处，一对对男女在相拥相吻。
除新闻媒体的种种个案报到外，日益增多的婚前性行为现象，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对青年的性态度和性行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于1991年3 月对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做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中的性行为相当普遍。但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性行为的发生率具有很大的差异。大学生中，有过接吻行为的占57.9%，有过性爱抚的占46.8%，有过性交的占7.9%。
1995年笔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春玲博士对北京市中学生的性意识与性行为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学生中的性行为发生率虽不及大学生中普遍，但也不容忽视。在中学生中，偶尔或经常与异性亲吻的占2%，与异性性交的占1.2%。
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安琪主持并于1996年实施的《中国城乡婚姻家庭调查》结果显示， 被访夫妻中至少一方认可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 在1986年至1996年结婚的人中为17.9%，而在1966年以前结婚的人中，这一比例仅为2.0%。
□青年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
青年的性观念从封闭走向开放（但还远未到解放的地步），是导致青年性行为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性观念不仅决定着人们现在的性行为，而且还对人们未来的性行为变动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当前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社会青年在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方面的总体变动趋势。
为此，在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会同全国9个团省（市）委合作实施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中， 我们设计了有关题目并对青年做了调查。那么，中国城市青年是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的呢？
从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青年对婚前性行为在总体上持相当宽容的态度
当问及您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时，尽管有三分之一强（35.1%）的青年还仍然持传统观念，认为“婚前性行为不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发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青年的性观念却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青年中有12.6%的人认为“只要双方以后结婚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有32.2%的人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还有20.2%的人认为“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
2.男性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高于女性青年
深度分析发现，在对待婚前性行为问题的态度上，男性青年与女性青年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0）。女性青年中有四成强（43.88 %）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不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比男性青年中的这一比例（25.41%）要高出18.47个百分点。这表明，与男性青年相比，女性青年因在性问题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她们对婚前性行为问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3.文化程度越高的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越高
交互统计分析发现，青年的文化程度与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随着青年文化程度的上升，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程度也随之增高。在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年中，认为“婚前性行为不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的比例为45.92%，而在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中，这一比例分别为34.8%和28.93%（其中，大专为32.10%，本科以上为24.70%）。换个角度看，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年中，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的比例为54.08%，而在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年中， 这一比例为75.30%，后者比前者要高出21.22个百分点。
4.发达地区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高于次发达地区
交互统计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青年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方面存在着差异。总体趋势为：发达地区的青年比次发达地区的青年更倾向于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认为“婚前性行为不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的比例北京为25.21%，上海为26.41%，重庆为28.67%，广东为33.68%，浙江为35.72%，陕西为39.50%，吉林为40.86%，河南为41.90%，山东为50.61%。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山东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却低于次发达地区的水平，这也许与山东的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关。这表明，尽管人们的价值观念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除经济因素之外，青年所处环境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转型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那种恋爱、结婚、性行为三者之间，尤其是后两者之间的时间顺序不能颠倒的婚恋道德观念，目前已在多数城市青年中得到了弱化。在青年们看来，是否相爱、是否愿意、以后是否结婚，比三者之间的时间顺序是否颠倒更重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青年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的比例，比前面所述的学者们所调查到的青年自报的婚前性行为的实际发生率要高得多。这一事实预示着，城市青年婚前性行为的实际发生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上行空间”。
为什么青年的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青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呢？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青年的性生理发展存在着提前成熟的趋势，而青年的性心理成熟和性社会成熟则相反，存在着相对后延的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状况的改变，青年的性生理成熟存在着越来越提前的趋势。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少女的初潮年龄在50—80年代中期的近35年期间，从15.01（1.79）岁提前到13.56（1.15）岁，共提前1.45岁，平均每10年提前4.97月。据北京市中学生的抽样调查，1963—1964年男生初次遗精的平均年龄为16.6岁（女青少年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为14.5岁），1985年为14.5（1.51）岁，比60年代提前2.1岁左右。到1991年，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的抽样调查显示，北京市男青少年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为14.01岁，女青少年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为12.52岁。到1995年我们对北京市中学生的性状况进行调查时，男青少年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又提前到13.7岁，女青少年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提前到12.2岁。但与生理成熟提前相反的却是心理成熟的相对延缓，以及结婚年龄的普遍推迟。例如，我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40年代为18.46岁，50年代为19.02岁，到80年代初上升为23.05岁（1980年数据）， 以后基本上保持在这一水平（即晚婚年龄）。即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向后推迟了4岁多。 人们把性成熟开始到结婚而获得性满足这一时期称为“性饥饿期”，即虽有性要求，但却得不到满足。50年代青年人的“性饥饿期”为4年， 而80年代以后，青年的平均“性饥饿期”超过了10年，目前为11年左右，几乎是50年代的3倍。这无疑加大了青年控制性冲动和性行为的难度。
其次，西方文化的渗透，引发了青年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文革时期将其推向了极度顶峰的“禁欲”文化的全面反思。80年代青年最兴奋的热点之一，就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一些青年人发现，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像我们这样对性的问题讳莫如深。他们发现，西方一些国家青年的性行为相对来说就比较随便。男女婚前同居，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在西方文化——主要是通过小说、电影、电视、报刊等形式——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对传统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念开始反思。他们认为，婚前保持“贞操”付出的代价太大，没必要长期（从性生理成熟到结婚大约在10—11岁左右）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和性需求。相反，相当一部分青年认为，只要双方关系确定了就完全可以发生性关系，反正早晚都是那么回事，何必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呢？据1983年广州市抽样调查，32.8%的青年人同意“只要关系确定就可以发生性关系”的观点，甚至还有7.5 %的青年人赞同“婚前性同居是恋爱的必然内容”。还有一些青年人开始不把贞操看得那么重了，他们觉得爱情上的专一和忠贞，比生理上的贞节重要，因而不太在乎对方是否是“处女”。这表明，传统的“贞操”观和“婚前性行为不道德”等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再次，舆论的宽容和具体措施的“缺位”，导致了青年为发生婚前性行为——这一“越轨”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性道德观念的变化，影响了社会的宣传和舆论，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了前者。对婚前性行为现象，自80年代以后，宣传舆论没有对此进行有说服力的评价，加之也没有多少具体防范措施，常常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虽然没有说允许，但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默许。在此方面，“越轨”的青年，基本上不用付出社会转型前的那种高“风险”、高“代价”和高“成本”。
□社会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对于日益增多的发生在异性青年男女间的这种婚前性行为（尤其是性交），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念认为，婚前性行为属于个人隐私，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在某些情况下，婚前性行为不但不会产生不良后果，反而有利于“性能量”的释放。而人们经常列举的一些不良后果，有的是人为的旧观念导致的，如心理上的自责感和自卑感等；有的则主要是因不懂避孕知识和性病预防知识导致的，如未婚怀孕、感染性病等。只要加强有关方面的教育，就能克服上述问题。因此，主张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将对青年的生理、心理和未来婚姻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并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国际教育基金会副总裁东尼·第凡在1997年3月30 日于北京召开的“中美二十一世纪青年风范讨论会”上，就曾以“性解放带来的严重后果”为题发表演讲，列举了婚前性行为带来的种种危险。具体如下：
（1）感染性病。在美国， 青少年染上性病的可能性比其他任何人群都大，25岁以下的青年人当中每年大约有730万人受感染。
（2）导致高危行为的发生。 失贞少女可能涉及的高危行为是纯贞少女的5至18倍。在12—16岁少女中，停学的比例， 失贞少女是纯贞少女的5倍；企图自杀的比例，失贞少女是纯贞少女的6倍；被警察逮捕的比例，失贞少女是纯贞少女的9倍；吸食海洛因的比例， 失贞少女是纯贞少女的10倍；离家出走的比例，失贞少女是纯贞少女的18倍。
（3）造成一系列心理伤害。如忧虑、 担心怀孕或感染性病（使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感受压力）；妨碍个人成长（无法专注于有益的活动、束缚了友谊的发展、逃避挑战）；羞愧感（感到冒犯了良心与自我）；人格腐化堕落（50%的青年承认以撒谎来获取对方答应性行为、11—14岁少年中有三分之二的男生与二分之一的女生认为在固定约会六个月后，男孩强迫女孩发生性关系应属合宜）；伤心欲碎（关系破裂造成的惊骇好比离婚）；害怕投入太深（害怕受伤以致彼此猜疑）；人际关系损坏（自私和嫉妒心增强、抑制与他人间的沟通）；悔恨（50%的青少年承认懊悔与失望）；失去自尊与自重（觉得自己低贱）；意志消沉甚至想自杀（失去童贞少女自杀的可能性要比贞洁的少女高六倍）。
（4）对日后的婚姻关系带来困扰。 如将配偶与从前的性伴侣比较（记忆难以抹去）；旧有习惯妨碍自己与婚姻配偶的调适过程；易有不忠于配偶的倾向（自我控制力薄弱的习惯不易改变）；传染性病的可能；更具有离婚的倾向。
我们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否会产生不良后果，以及这种后果的程度如何，不仅取决于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更直接地取决于行为主体在生理发展、心理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在性方面的成熟程度，以及主体对性知识、性病防治知识和避孕知识的掌握程度。换句话说，婚前性行为对当事人的影响性质及其影响程度，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但就其总体而言，婚前性行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与青年的成熟程度和青年所掌握的各种相关知识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在成熟性较低的青年中，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其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概率，肯定要高于成熟性较高的青年。例如，婚前性行为对中学生产生不良影响的概率，会大于对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的概率，更有可能会大于对那些即将结婚的青年产生不良影响的概率。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对待青年婚前性行为问题上，单纯的性道德教育、单纯的性生理教育，以及单纯的“恐吓”策略都不会完全奏效。社会转型以来，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说是在一直不断地运用上述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收效甚微。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且，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明显地存在着进一步“上扬”的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对待青年婚前性行为这一问题上，与其将目标定位于减少这种事件的发生率上面，并不断地对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加以指责，还不如面对实际，将目标定位于促使青少年形成健康的性心理和性态度，并将青年婚前性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为此，我们呼吁，社会、学校、家庭通力合作，对青少年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性教育。即分阶段、有步骤地在青少年中开展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避孕及预防性病和爱滋病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如何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性教育，应该提到青年研究与青年实际工作者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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