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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扫黄工作虽年复一年地大力开展，但效果远不如人意。卖淫、嫖娼、黄色制品虽遭多次清剿，但这种丑恶现象却异常顽固，对其的打击势头稍一减弱，便又象荒原野草般地四处蔓延。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认为，这些年扫黄工作收效难以持久，实际上是由于对黄色文化的形成和存在缺乏透彻的了解分析所致。黄色文化毕竟属于人类的性文化，只不过是不健康的性文化，而性文化的产生实际上源于人类的本性。在若大一个国家里，对性文化（包括黄色文化）的产生和生存机制缺乏认真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仅一味地用专政的工具来进行压制，无异于隔靴搔痒、掩目驱牛，岂能不事倍功半。
文化人类学认为，人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动物：人首先是一种大自然所创造的生物——动物，因此人有动物的各种本能属性，如食欲、性欲、求生欲等等；但人又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人具有高级的智慧，能主动地探寻和掌握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规律性，创造出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即文化。
那么，人既然首先是一种动物，具有动物的本能属性，就必然会源于这些本能而产生某种意识和行为。
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生长到一定年龄后，由于体内的激素大量增加，性的本能便会逐渐地被自身意识到，也就是说，产生了性欲。包括费洛伊德在内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类的自然需求中，性欲的影响仅次于食欲。由于这种性欲的存在，使人产生某种渴求和紧张的心情，最终要导致生理及心理上的释放（或称为渲泄）。不仅如此，这种欲望的积累和释放，在任何一个生理成熟、生活状况正常的人的一生中，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出现着，只不过周期有长有短，程度有强有弱而已。想让人除去这种欲望，就如同要人们绝食一样，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同时，现代生理学、心理学及医学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这种欲望的正常释放，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由此看来，人进入成熟期后，由于其动物的本能而有一系列的性行为，是十分正常的。
然而，人毕竟不同于一般动物，人的性行为既具有自然的属性，又具有文化的属性。所谓文化的属性就是，为保证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任何社会都不会鼓励人们性行为的随意放纵，而是对其有一整套的观念、习俗以及行为规范。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有的观念略为开放，有的观念相对保守，有的规范较为宽松，有的规范比较严格而已。由此，形成一套按照人的意志和特定的文化价值所建立的性的行为模式。
婚姻就是人类性文化的一个主要产物，成年男女通过结婚这种形式，来获得社会对他们的性行为权利的认可和保护，并担负起相关的性责任及抚育后代的义务，这无疑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
然而，当代不少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性活动除了上述以结婚、生殖为目的的内容外，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如：对性的审美、娱情，借助性媒介消愁解忧等等。而这样一些内容并不只是在婚姻生活中仅以配偶为媒体就能完全实现得了的，它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媒介。从古希腊到当代，众多精美的人体雕塑、绘画和摄影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欣赏，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较充分地展示了作为异性的男女躯体之美，使人能从中感受到异性的美与魅力之所在，从而获得对性的审美及娱情的效果。对此，英国著名美学家肯尼斯·克拉克在其著作（裸体艺术）中，引用一位哲人的话指出：“任何一个裸像，无论它如何抽象，从来没有不唤起观者的零星情欲，即便是最微弱的念头。如果不是这样，它反而是低劣的艺术，是虚伪的道德”。同样，古今中外各种有关“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上述功能，能够满足人们的性的心理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有学者著文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不仅在性描写方面“看过许多书”，而且还作过摘录并寄给友人共同欣赏，他晚年从马屠郎·雷尼埃的作品中摘录的诗歌在性描写方面就十分大胆直露，以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译本第31卷第373至374页仅保留了法文原文而未作翻译。恩格斯也多次赞赏过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认为这种描写同样能给人带来愉悦。（见《大地》1994年第8期陈漱渝文）
总之，对性爱的审美几乎从人类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正常的性感受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感受，对任何心理健康的男女来说，异性之美，首先是一种性的美；男性欣赏女性的姣好容貌和丰满富于韵律的身材，女性欣赏男性的英俊挺拔和健硕的躯体，无不包含有性的成份，只不过有些人愿意承认，有些人不愿承认罢了。因此，从“性”的媒体中寻求美感、愉快和陶醉感，以及措助性媒体来解除忧愁、烦恼，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心理现象，无论是哪个伟大人物还是一个普通百姓，都概不例外。只不过不同人此种心理需求的程度有所差异，外在表现或明或暗罢了。这也便是除了婚姻、生殖之外，人类含有更丰富内容的性审美、娱情等文化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根源所在。
拒绝承认人类上述需要的人，如果不是闭眼不看现实，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是十足的伪道学家。中国自宋以降，封建君主和士大夫们一面大肆宣扬“万恶淫为首”，对广大民众的人性实行压抑和禁锢，一面却通过不断地招妃纳妾来满足自己对性的求新求美的心理需要；就连那个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始作俑者朱熹，不也干出了纳尼为妾的勾当吗？
当然，再进一步地说，性文化毕竟还只是属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一种本能文化，与探寻和掌握自然界、人类社会之规律，努力寻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那种自由文化（或称为理性文化）相比，性文化与饮食文化、衣着居住文化一样，还属于低层次文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性文化就是低级文化，而是说它是属于初级层次，也就是基础层、基础性的文化。客观地说，没有这种基础层次的文化，也建立不起人类文化的高楼大厦。但如果人们都仅停留在这个底层文化上而不思进取，人类文明的上升，人的视野之开拓就无从谈起，一个民族如果仅仅或者过多沉溺于饮食文化、性文化和衣着居住文化上，这个民族不是尚未开化，就是正在没落：当代亚非一些原始的土著民族属于前一类，公元三——五世纪时的罗马帝国则属于后一类。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高层文化的目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创造出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者包括制度文明），努力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和解放。对于每个个人来说，高层次文化的追求目标应该是：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各种技能素养，加强创造力和表现力，努力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陶冶高雅的娱情情趣，增强对他人的吸引力和聚合力，以赢得社会的赏识、接纳、爱戴或尊敬。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积极引导人们追求高层次的文化，使崇尚自由文化、理性文化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风气。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通过人为地贬低和压制本能文化，而强迫人们去接受“高尚文化”来实现。
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过去的教训可谓不少。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禁锢，再加上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想的横行，性问题一直被视为禁区，“性”被极大地神秘化了，在许多人的眼里，性话题与“下流”之间划上了等号，正人君子羞于谈“性”，男女间的婚姻也只是为了延续后代这一“神圣”目的，好象人越是“无欲”便越崇高。在那个年代里，不仅有关描述“性”的文学艺术品被严禁流传于社会，甚至连基本的性生理与心理的常识教育，也被竭力回避。似乎以为这样做，才能把公民培养成所谓“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公开的场合，“性”问题似乎销声匿迹了，但在私下里，在广大群众中间，“性”一直是人们闲暇消遣、打发光阴的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在社会下层，有关“男女问题”的口头文学，其“露骨”程度绝不亚于任何被政府所查禁的淫秽作品。不仅如此，它还导致许多人性心理的阴暗变态，许多人热衷于打探议论他人的性事，以窥控和传播别人的性隐私为乐趣，如此种种。作家丛维熙曾著文披露他目睹的这样一件事情：60年代初，苏联某芭蕾舞团来华访问，到“中苏友好人民公社”为社员们演出了“天鹅湖”片断，当社员们看到女演员身穿露出大腿的舞装表演时，许多人私下骂其为“不要脸”、“婊子生的”，但同样就是这些人，一日在田间干活时穷极无聊，几个男社员便将一半老徐娘裤子扒下，将一黄瓜塞入其裆下，以此取乐。这种将高雅的艺术视为淫荡，而将粗俗下流当作有趣的心理，难道不是极为可悲吗？
性心理学告诉我们，长期的性禁锢、压抑，会使人的性心理变态，对性符号的刺激的心理承受能力降低，以致于一旦有些微性符号的媒体被感官感受到，便会引发很强烈的生理心理反应。鲁迅在本世纪20年代所描绘的那种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想到全裸体，想到生殖器，想到性交，想到杂交，想到私生子的心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不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对人体特别是对女性肢体的长期封闭、禁锢，而导致人们对其感观反应的畸形变态吗？
感谢上帝！当代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会将芭蕾艺术视为淫荡之物，更没有多少人会对女性裸露的上肢而心惊肉跳了，当年刘海粟先生为了人体艺术而遭受铺天盖地般的漫骂攻击的现象亦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随着诸多社会禁锢的被打破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许多人又愈来愈沉溺于各种感观享乐之中，甚至是不顾道德与法律的肆意放纵，这也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社会上物欲横流、卖淫嫖娼等各种黄色文化泛滥成灾的现象。
对于黄色文化泛滥的成因，许多学者分别从社会结构的演变、商品经济的发展、道德观念的变化、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及社会控制的失范和弱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对人的本能需要方面的研究，却较少有人做。
对社会对策方面，现行的政策和措施多侧重在“堵”和“禁”上，而在疏导方面，却拿不出多少富有成效的办法来。结果，上上下下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功效却不甚显著。联想起过去我们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处理上，一味地实行压制和查禁，如查禁牛仔裤、查禁麻将、查禁邓丽君歌曲磁带等等，最终多无功而返。这不得不使我们怀疑，我们许多政策的出台，到底是否认真考虑了其所针对的社会现象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深刻的历史及社会根源，其对策措施是否经过了科学的论证及理性的思考。
黄毒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样，在如此广袤的社会空间里，社会各色人员的流动性如此之大，境内外的流通渠道如此之多，再加上各种先进手段的普及，不仅使得卖淫嫖娼现象极易产生，而且各种黄色制品的流入、制作和传播也极为便利。而导致这些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用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说，是由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对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市场。无需讳言，人的欲望总是要借助某种方式流溢出来的，这是一种能量，它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释放，就要以不正常的方式渲泄。
在这种情形下，仅一味地对其进行压制和打击，实际上，等于用有限的专政工具去对芸芸众生不断形成的欲望洪流开战，这岂不是杯水车薪，使人疲于奔命？依此判断，这种“扫黄”工作即便持久进行下去，也不会取得长期的良好效果。
我们认为，目前杜绝或减少不健康性文化的工作，固然要在“堵”和“禁”上作文章，但更重要的，是应在“疏导”方面下功夫。
必须承认，对“性”的娱情和审美等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对这个领域，套用文革时期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须知，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大多都不是“伟大人物”眼里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而是普通的人、寻常的人。在生活中，诸多自然本能的需要支配着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对性的好奇、渴求便是一种。前面说过，对性的审美、娱情的需求，使人们除了借助性伴侣来渲泄情感外，更常见的，还会借助于他们认为会给其带来性愉悦的各种媒介：一座人体雕塑、一幅人体绘画或摄影作品、一部有关“性”的文学作品乃至一段文字、一部展示了性内容的影片或录相，等等，都可以成为人们所喜爱的性审美、娱情的工具。
一个理性的社会，就应该为人们提供一些满足人们正常的性心理需要的产品，向人们进行健康的性知识、性伦理及性审美的教育和引导。
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性的教育多数只是性生理及性医学的内容，而对性的心理，尤其是性审美、娱情等方面的内容，却涉及得少或干脆予以回避。影视作品中些微展示人体的镜头，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对外国影片中的裸体镜头则一律大剪特剪，唯恐老百姓看到了这些画面，天下便会大乱，即便是对一些思想和艺术水平都相当高的作品，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望乡》等等，都概不能幸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实际上降低了这些作品的思想水平及艺术质量。
人们既不能从正常的途径去获得对性的审美和娱乐，便只有借助非正常的途径了。目前社会上明里暗里大量充斥的从境外流入或境内非法出品的各种黄色制品，便自然成为满足许多人的性好奇心及性的娱情愿望的媒介。而这些作品大多思想格调及艺术水准都相当低，对性的展示有不少是变态的性发泄，如宣扬性滥交、群交，乃至与兽类禽类之交等。这种完全违背当代人类文明社会公认的健康的性观念、性习俗以及性规范的作品，却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岂不令人痛心疾首？长此以往，对于众多思想、文化和道德素养平庸的人，尤其是身心成长阶段的青少年，便自然会“看什么学什么”，最终“学什么会什么”，从而导致性道德沦丧，性的违法犯罪事件增多以及各种性病的蔓延，进而导致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不安定现象。
我们认为，对公众满足性好奇、娱情心理的行为一味地进行压制，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当务之急，应是研究如何进行妥善的引导。
传统的一种作法，是用不含性内容的文化娱乐活动去吸引和转移人们的富余精力和娱情情趣，将人们的富余精力引导到健康的娱乐活动及增长科学文化知识上来，这确实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一个好办法。但是，在这里必须纠正这样一个观点，即以为人们之所以会去追求性享乐等“低级趣味”，许多人是由于业余文化生活不够丰富多彩所致，认为只要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内容，多数人便不再会对低级趣味的东西感兴趣了。实际情况是，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人们对性的注意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们对性的娱情需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这项工作上，希冀人们将性的注意力转移、转移、再转移，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对众多素养平庸的平民大众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对那些文化知识丰富、思想意志修养相当高的人来说，也是难以长期坚持做到的。
康有为先生指出：“夫天生人必有情欲，圣人只有顺之而不绝之”。把人类内容丰富的性的需求视为洪水猛兽，一味地实行压制，绝不是健康和人道的行为；但如果对之姑息放纵，任其自流，又极易诱发人们行为的堕落，破坏社会的伦理秩序，败坏人文风气。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对人们的性文化需求，即应该顺应之，又应该积极控制和引导之。
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应坚持向公民进行性生理、心理知识教育和性的伦理道德观教育，另一方面也应积极为民众提供性审美及娱情的文化服务。即通过电影、录相、戏剧、小说、绘画、雕塑和摄影等作品，向人们展现人类的性之美，表现和赞美人类的健康情欲和情爱生活。
开展性知识及伦理教育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已作了大量阐述，这里就不重复赘述了。为民众提供性文化作品的有益之处，也不仅仅在于迎合人们的需要，增加他们的一项文化生活内容，而是有更积极的作用，其作用在于：
首先，它能使成人不断积累的性生理心理欲望得到正常释放。对于无婚姻生活的人来说，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性的好奇、冲动的心理，为他们提供生理及心理满足的媒介；对于有婚姻生活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人们（尤其是男性）那种对性爱激发求新求美的心理愿望（尽管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给夫妻生活不断提供新的感观激源，使人们摆脱长年的夫妻性爱生活所极易产生的那种平淡、乏味、如例行公事般的情绪，使夫妻生活感受到常新和永恒的魅力，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
其次，它能给人们提供对性的审美引导，即引导人们如何欣赏男女之美，什么是性的外在美，什么是性的内在美，什么是两者的和谐统一，陶冶提高人们的性审美、娱情的情趣和水准，使其自觉鄙视和抵制那些低级、丑陋和不健康的性文化。
其三，它能提高人们对男女人体及各种性信息体的感观感受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人们对各种性符号载体的心理反应趋于理性化。如同在当代体育活动中，国人对暴露较多的男女肢体大多习以为常，并不感到有多少强烈的“性刺激”一样（而这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随着人们在文化生活中对人体艺术接触的增多，人们对男女躯体的审视将越来越多地含有唯美的眼光，而“性激动”的成份将会减少。如此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对性的审美、娱情纯属个人权利，他人无从干涉，但其所引发的生理心理渲泄一旦越出了自慰或借助情侣、配偶的范围，便会触及道德和法律问题。因此，它要求人们在性审美、娱情活动中，一定要有良好的意识和修养，这是区分一个人的品德是高尚还是卑贱的检验标准，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必须要对之严加控制的。
此外，还需强调，除了性生理及心理教育的内容外，性审美、娱情等内容纯粹属于成人文化，所以必须将其严格控制在成人的范围内，以免其干扰和贻害未成年人生理及心理的自然健康的成长。
至于具体的性文化政策的出台，毕竟由于“性”在中国社会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任何新的性文化政策的付诸实施，都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触动。鉴于性文化往往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受到民族的历史传统、民族心理及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某一性文化政策对观念较开放的地区和文化素养较高的社会阶层来说，可能会收到积极的效果，但对观念较封闭落后的地区及文化素养不高的社会阶层来说，则有可能引起社会骚动，出现消极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在这方面政策的出台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关于健康的性文化所应表现的内容，所应遵循的原则、规范，以及对性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传播过程的控制和管理等具体的操作性政策措施的制定，不是少数几个人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应结合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法学及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的共同智慧，在集思广议的基础上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