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失业问题是当今困扰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难题。如此持久而严重的失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才能解决？前景又是如何？人们对此众说纷纭。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和分析。
头号社会问题
就业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它是劳动者享有多项权益的基础，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就业和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共生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雇主则通过劳动力市场选择劳动力，在这种以双向自由选择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上，就必然会有些劳动力得不到雇佣而暂时失业。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必然扩大了劳动力在就业和失业之间流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决定着西方国家失业成为突出问题而又持久不能解决的，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以生产过剩、大批工人失业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积累的规律又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可变资本比重相对减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失业劳动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收缩过程所需要的产业后备军。
回顾西方国家奉行的就业理论和政策，本世纪30年代以前是传统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它提倡自由放任原则，反对政府干预，认为通过工资的自由涨落和劳动力供需之间的自发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宣告了这一理论的破产。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兴起，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它提倡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作用，主张以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为出发点，刺激投资和消费，以实现充分就业。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于滞胀状态，失业率扶摇直上，凯恩斯主义又宣告破产。
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失业一直在高位盛旋，居高不下。除美国较低外，欧洲联盟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在10%左右，1997年为10.7%，失业人数达1800万。在失业者中长期失业的比重增大，欧盟国家失业一年以上的在1996年占50%，失业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妇女、青年、缺乏技术的非熟练工人和外籍工人，他们是最易遭受失业的群体。当前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只是在于经济危机带来的周期性失业，更重要的在于结构性失业。由于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工业走向衰落，信息电子等新兴产业逢勃发展，而劳动力结构不能适应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求职者的技能类型与现有就业岗位不一致，就产生了大量结构性失业。西方报刊惊呼：“世界正受到30年代以来第二次失业恐慌的威胁，失业是西方世界的头号社会问题”。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失业是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整个制度本身将垮台”。
劳动会不会终结
西方国家有些人把高失业率归咎于科学技术进步，说什么新科技革命和后福特主义社会开始了“不创造就业增长”，是“劳动终结”，有的说，将来是20%的社会，只要20%的人从事劳动就足够了。
关于科技革命和就业的关系，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而可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会相对减少，也就是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扩张，对原料、燃料的需求也增加，相关部门的生产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它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马克思还在谈到英国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时说，如果明天把劳动时间合理安排，目前的工人人口都是不够的。
国际劳工局1996年《从全球范围看就业政策》的报告用大量令人信服的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在1900～1973年期间，就业平均每年增长2%，1974～1995年平均每年增长1.8%。日本在1974～1995年期间平均每年就业增长为0.9%，欧盟为0.2%。拿劳动参与率也即就业率来说，美国1973年为66.6%，1995年为77.5%，欧盟1973 年为65.5 %， 1995年为65.7%。由于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创造就业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在降低，美国1973年需要2%的年增长率，现在只需要0.6%；欧洲1973年需要年增长率4.3%，现在只需要2%。这个报告在引用了这些数字后得出结论说：“劳动终结这种耸人听闻预言的可信性是极其有限的”，是“悲观主义”，“从静止的观点看，很容易指出节省劳动力革新的不利影响，但从正确的能动的观点来看，就应该把革新的所有间接效应也都考虑进来。”国际劳工局局长汉森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双刃剑，它既毁掉原有工作，也创造新的工作”，“如果技术、政策和制度配合得当，长期的充分就业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的实际情况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是高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它早于欧洲，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信息革命，其高科技投资占世界的60%，经济增长的27%归功于高科技产业部门，它们的失业率远比欧洲低，1997年只有4.9%。据调查， 高科技的美国微软公司每增加一个就业，就可以创造相关产业6.7个新工作岗位， 而波音公司这样的飞机制造业，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只创造相关产业3.8个就业岗位。 这表明：并不是高科技越发达失业就越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科学技术革命从来都是满足生产和劳动发展所需要的手段。当蒸气机出现、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失业工人曾经掀起了捣毁机器的“鲁德运动”，然而后来的事实发展是，人类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劳动领域，带动社会劳动者人口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迄今的历史表明，人们没有根据要为科技革命将带来“劳动终结”而担忧。
产业转移是不是影响就业
西方国家有些人还把高失业率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说什么把某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劳动成本优势在国际上倾销廉价产品，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劳动岗位减少。一些人据此以“反倾销”为名，限制或者禁止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某些产品，有的甚至反对跨国公司去发展中国家办厂。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了所谓“社会条款”问题，他们以“公平竞争”为由，要求把国际劳工标准同国际贸易挂钩，要求世界上所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实行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否则就进行惩罚性制裁。在1997年举行的第85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有的国家又提出“社会标签制度”，要求在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基本原则的产品上贴上“社会标签”，使“社会条款”问题进一步具体化。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某些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影响这些产业部门一些工人就业，但是应该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是这部分的比重并不大，尽管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有较大增长，但总的说来，对外投资和贸易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据统计，截至1995年，国际上对外投资的73%是投向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只占27%，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份额只占14%，因此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影响是有限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带动了技术装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且也只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才能扩大从发达国家进口，促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国际劳工局局长汉森在1995年第82届国际劳工大会作的题为《促进就业》的报告中指出：将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会损害发达国家就业的观点是危言耸听的，事实是对双方都有好处。报告引用具体数字，说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主要来源）之间的贸易一直是平衡的，而且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因为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会导致更多地需要发达国家的生产资料、技术和其他产品的进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也用充分的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发达国家的失业与发展中国家无关，因为发达国家在对简单工业品进口增加的同时，其高附加值工业品的出口也相应增长。贸易对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仅限于结构方面，即减少了简单劳动岗位，增加了复杂劳动岗位。报告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一部分制造业就业机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只有这样，发达国家才能更快地发展高科技产业，保持和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这些都充分说明，把高失业率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论点是片面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它只不过是为贸易保护主义制造借口而已。
第三种就业模式的探索
在严竣的失业面前，西方国家的政府、雇主、工会和社会各界以至欧盟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频繁召开会议，寻求缓解失业的良策。引人注目的是人们提出了探索第三种就业模式的问题。
目前西方国家的就业政策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者说是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代表（包括加拿大和英国），其主要特征是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处理就业和工资福利关系的原则是，压低工资福利，换取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它强调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尽量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劳动者的雇佣、解雇、工时、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等就业条件，更多的由劳资双方自行决定，而较少作出法令和法规的规定。因此在那里，雇工和解雇比较自由，工资福利相对比较低，也容易随便压低，还大量雇佣非全日制工、临时工等非规范性就业的廉价劳动力。采取这种模式的结果，失业率是比较低，但是这是以牺牲工人的工资福利为代价的。美国现在失业率为5%左右， 可是工人的实际纯收入同70年代中期相比，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就业很不稳定，20%的工人在一年之后可能丢失原有的工作岗位，新岗位的工资待遇往往低于原工作岗位，一般只有原来的92%。而且收入不平等现象扩大，工作时间也较西欧国家长。另一种模式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劳动力市场不灵活，也有人称之为劳动力市场僵化，处理就业和工资福利关系的原则是，维持较高失业率，换取不压低和保持原有的工资福利。在那里，劳动力市场比较规范，国家对劳资关系和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制定了较多的法规条例，在“福利国家”的旗号下，工资、福利、社会保障方面的标准较高，限制较多，工会运动也较强大，雇主想灵活也较困难。因此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长期在10%左右，但工人的实际纯收入比70年代中期有所提高。
当前对就业政策第三种模式的探索中，倍受人们渲染的是荷兰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克制工资增长求就业机会”，“以工作机会分享的方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那里，雇主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分配工时和工作量等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灵活，他们大量雇佣非规范性的非全日制工人，非全日制工人占整个就业劳动力的36%，其中大量是妇女劳动力，女工中非全日制工人占60%。这种模式基本上类同于美国，差别是荷兰给非全日制工人以等比例的休假和医疗保险待遇。除此之外，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前几年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即“把欧洲投资于教育、训练和学徒的方法同美国的劳动力灵活自由流动的方式结合起来”，也就是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加职业培训。现在西方国家基本上是着重从这两个方面来缓解失业，尤其倾向于推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最近德国《世界报》一篇文章就认为就业与生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强调在欧洲社会福利国家中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是目前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在劳工领域中的具体政策，它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并不是福音，尽管失业有所减少，但就业很不稳定，工资福利停滞下降。
失业是资本主义的痼疾，高失业率仍将在西方国家长期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