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自信”：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密码
杜 力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700415）
[摘要] 国家现代化建设是世界各国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并不存在普遍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和改革的进程中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动员体系，运用民主—集中、统一—灵活和协商—自治的方式实现政治动员和资源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价值体系，运用意识形态的信仰功能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教化功能增进社会共识，建构集体行动的目标。因此，可以将“四个自信”视为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密码。
[关键词] 四个自信；国家现代化；政治密码
现代化一直是现代国家推进国家全面发展的基本目标。但是，现代化并不存在普遍的共同模式。纵观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三种政治形态：即先秦的封建时期、秦之后的中央集权专制时期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民主共和时期[1]。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政治形态是中国传统国家的基本面相，而第三种政治形态则是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面相。通过比较三种政治形态，不难发现，第三种政治形态是中国在外部压力冲击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土与域外之间经过不断调适，独立自主地推进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选择。正是这种自主性建构，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中华优秀文化，挖掘中国经验，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拿来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一种现代化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连接起来，形成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分野。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通过民族整合，构建民族国家，以民族作为集体行动的单位，打破原有城市政体的分割和封建领地的隔阂，实现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推进国家现代化。第二种是通过殖民统治建立融合型现代国家。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人口迁移型和制度移植型，人口迁移型是指殖民统治国通过向殖民地的人口迁移，实现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进而推动殖民地的转型，甚至是部落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制度移植型是指殖民统治国通过向殖民地输出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促进殖民地的国家现代化，例如：印度。第三种是传统国家通过自我革新，实现制度更替，促进传统国家制度解构，建立现代国家，例如：中国。与前两种现代化形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具有自身的特色。
首先，与建构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形式相比，中国传统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而非城市国家，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大一统格局背后所蕴藏的是强大的国家执行能力。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直接体现，它为国家组织动员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大一统格局既彰显了集权型政府的高效性，也为国家整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福山认为，有效国家、责任制政府和法治是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要素。因此，通过民族整合和集权主义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型国家内部蕴含了推进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家能力要素。所以，当中国传统型国家在外部压力的冲击下，被迫启动国家现代化，其价值取向不是要摧毁大一统的国家结构，而是要通过制度替代的方式，在维护大一统格局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整体转型与现代化发展[2]。
（1）社会组织因财力不足导致生存风险。社会组织的生存源于项目、资金保障程度，与政府购买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因此其财力支持依赖于政府供给。资源稀缺性导致社会组织相互博弈。我国的社会组织相对于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在规模、层次和质量上，仍然属于弱势，能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普遍不足。此外，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针对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专门税收政策，减免性财政政策手续烦琐且获得性较弱。服务项目竞争性与税收的双重压力，使得社会组织发展遭遇困境。
其次，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道路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传统精英领导的改革实践，也有现代精英和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探索。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先后经历了五次道路选择过程。第一次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与君主立宪制之间选择。洋务派希望借鉴西方现代国家的物质文明，维护传统制度体系。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家能力要素，既包含国家执行能力，也包含国家制度能力。福山认为，构建现代国家需要在强化国家现有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性[3]。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根本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涉及制度和政治的[4]。可见，国家制度能力的强弱对于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由于封建制度的衰朽难以实现国家制度能力的提升，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期望以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文明为中国的国家转型注入现代性动力。然而，由于传统型国家的制度惯性和外部殖民主义深入扩张的双重压力，中国国家转型难以以缓慢渐进式的改革积累现代化所需的制度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在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辛亥革命选择以革命的方式与传统制度体系决裂，建构分权制衡的现代国家制度。但是，新建立的国家制度体系忽略了中国传统型国家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以分权制衡取代大一统体制，导致国家执行能力受到国家制度能力的掣肘，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和国家动员，最终导致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为了避免军阀割据导致国家分裂，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以革命党领导革命军，从而领导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党建国家的政治主张[5]，进而形成了第三次道路选择。沿着这条道路，通过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缓解了国家分裂的危机，整体上维护了大一统国家结构，为后续的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第四次选择是在资本主义一党独裁制和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之间的选择。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国家转型担负着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因而其革命力量不能仅仅只是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而是要通过阶级联合实现最广泛的群众动员，形成民族合力推进国家现代化。虽然，国民政府通过一党独裁制重构了现代大一统国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资源整合，推动国家现代化。但是，有限的阶级力量在外部压力冲击下不仅难以实现社会整合，而且极易以阶级利益代替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扩大阶级对立，阻碍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因此，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后者。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为目标，运用政治协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阶级联合和社会整合，完成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第五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既放弃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全盘接受西式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自主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维护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而且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现代国家不仅应该是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组织实体，而且还应该拥有责任制政府并实现法治。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政府并非责任制政府，国家治理过程中也充满了人治因素，使得新中国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挫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完成自主性建构，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随即开启了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国家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9]可见，民主集中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特色现代化路径的动员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其核心原则是国家行政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负责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政策。这种向上集权和政令统一的政治逻辑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若一味地强调集权而忽视疆域辽阔和民族多元的现实情况，可能难以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见，过度的集权主义容易消解一统体制蕴含的强大国家能力。为了避免集权主义消解国家能力，应当注重国家治理的统一性与灵活性。所以，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分权、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事权和财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重构现代国家大一统格局，在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过程中，克服国家政令一统性与民族、地方特殊性之间的张力。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地方积极分权引起的分权主义消解国家能力，维护国家一统性，执政党以“运动型治理”[10]的纠偏机制，运用政党的力量开展政治运动，纠正地方的越轨行为，维护政令统一。可见，现代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现了集权主义与分权主义的有机平衡，以分权主义所蕴含的政策灵活性克服一统体制的僵化性。
通过比较“世俗—自由”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结合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事实，不难发现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之路与“神圣—集体”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现代化动员体系，通过民主—集中、统一—灵活和协商—自治的方式实现了政治动员和资源整合，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民主—集中
从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转型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传统工艺品”，也不是“西洋舶来品”；既不是“苏联式”的，也更非“西方化”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中，摒弃传统封建主义、苏联模式的全能主义和西方模式的分权主义弊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基因，通过自主性建构形成的。与其他类型的现代化路径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显著优势在于具有强大的动员体系和稳定的价值体系。
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经过在传统主义规范与现代主义价值之间，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的不断平衡与调试，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作为文化血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二者分别以意识形态的信仰功能和文化价值规范的教化功能，为国家现代化的动员体系塑造共同愿景，提供价值支撑。
当距离红豆杉树种播种前半年时间左右，需要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红豆杉种子的浸泡，然后等待40min后用清水进行冲洗，并按照树种与细沙的1∶3比例进行混合均匀。这时要保持混合时的沙子含水率在50%～60%，将混合后的树种装于编织袋中，并埋藏在室外的深30～40cm坑中。为了防止其受到水分的影响，需要在坑底进行防水砖的铺设，将混合后的树种用湿沙进行覆盖。直到第二年春天播种的前15天进行掏出备用。在储藏过程中，需要对树种进行定期检查，防止发生霉变，从而使成活率降低。
（二）统一—灵活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制定政策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需要保证国家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也需要考虑地方和民族差异性。这就要求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有统一的组织力量，也需要灵活的政策手段。
美国政治学家阿普特认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模式虽有所差异，但是可以根据等级程度和价值类型的差异，从结构、规范和行为的角度对现代化路径进行分类。由此，阿普特提出了“世俗—自由”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6]。在“世俗—自由”模式下，个人被视为具有理性的自由个体。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性计算如何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维护并扩大自己的收益。同时，不受约束的自由又意味着人们在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利益冲突。为此，“世俗—自由”模式下形成了一个协调体系，通过社会契约和代议制政府实现利益协调。在“神圣—集体”模式下，个人被视为集体的一个部分，个人拥有的是积极的自由，而非消极的自由。正如杜威所言，“自由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因为任何人所实际享有的自由依赖于现存的权利或自由的分配情况……”[7]。因此，“神圣—集体”模式中个人的自由是符合集体主义道德，于他人和社会有益的自由。在此基础上，集体取代个人成为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可见，“神圣—集体”模式强调人们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8]。它很少依靠协调关系的契约指导行动，而是以集体为单位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的行动目标上，动员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最终实现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享有的自由。因此，“神圣—集体”模式下，需要一个动员体系实现社会动员和国家整合。
（三）协商—自治
一个国家要想通过国家整合和社会动员实现国家现代化，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员体系，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一方面，价值体系能够通过意识形态信仰为国家现代化指明发展方向，描绘理想蓝图，从而建构集体行动的目标；另一方面，价值体系能够以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国家整合提供价值基础。正如马克思在区分“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时指出，“古代国家”中的人，是“共同体人”。因为，在古代“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13]而在“现代国家”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人不必依靠共同体就能求得生存，以至于“个体人”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国家”中的人是“孤立的个体人”，这些“个体人”的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了与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而为了将“个体人”整合到国家行动中，“现代国家”就需要以稳定的价值体系影响“个体人”行动选择。
首先，在革命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深刻的民族危机，需要政党以高度集中的方式建立起来，通过强化政党的动员能力，集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其次，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面对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国内一穷二白的现实状况，亟需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国内生产的正常化。在动员国家资源，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落后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因而，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主义原则，新中国应当以现代国家的民主性区别于传统国家；另一方面，基于改善落后面貌，巩固新生政权的现实需要，国家及其领导力量又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整合。因此，以民主集中制增强政权合法性和国家能力的有效性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最后，在改革时期，为了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矛盾，维护政治稳定，既要求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统筹协调，也需要运用集中统一的方式实现国家快速发展。而民主集中制既体现了人民主权，又实现了集中统一，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
根据民主程序的价值偏好差异，现代民主可以分为竞争性民主、非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民主[11]。与竞争性民主相比，协商民主强调合作，反对零和博弈，主张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增进共识，促成共赢。在革命时期，为了避免党际竞争引起阶级对抗，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协商对话、党际合作的方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民族合力，实现国家独立。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带来群体之间利益矛盾加剧，为了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利益共识，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政治协商的制度体系和平台建设，通过平等对话，交流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社会各阶层力量推进国家现代化。随着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成为中国民主实践的两大基本形式，协商政治开始逐渐从政党之间、阶层之间，深入到群众之间。基层群众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并逐渐形成社区共同体，构成了“单位制”[12]解体后，新的集体行动单位，为国家整合提供组织支撑。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协商政治和基层群众自治，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和群众智慧。
HPLC法和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测定的结果进行比较，HPLC法每批5次测定相对标准偏差均在2.0%以内，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可信限率均在5.0%以内，两种方法占标示量百分比平均值的相对偏差在1.5%以内，表明结果无显著差异。
三、中国特色现代化路径的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的国家性质既体现了人民民主性，也彰显了共和主义的特点。它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突出国家事务是众人之事。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政治的方式，在维护大一统国家结构的前提下，努力画好最大同心圆，求得最大公约数。
（一）确定目标。学生按照各自的兴趣爱好，4-6人组合成学习小组，并确定组长。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学习目标。
[10]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6-197页.
李殿平表示，流通行业要发展，必须改变行业小散弱的基本局面。他说：“要鼓励农资流通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重组、协作联盟等方式做大做强，发展形成一批大型现代农资流通企业集团，通过规模化经营提高农资流通服务的一体化、网络化水平。”李殿平表示，必须加快农资企业转型升级，推进农资流通企业由“一买一卖”的农资网点向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型。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14]。它具有鲜明的行为导向性。一方面，它具有价值符号上的绝对性和规定性，另一方面，它在行为指导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实现对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有效性。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和指导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迁，“显示出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利益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的政治态度”[15]，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呈现出阶层结构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和价值体系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既造成了作为行动单位的集体的利益分割，也带来了行动共识的消解。
对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基于现代化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现代化的动员体系提供了牢固的意识形态信仰基础。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邓小平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依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情的变动，不断推进改革实践，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立场为动员人民群众提供了价值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与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直接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种发展思想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增强了群众的政党认同，而且体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增强了人民的国家认同。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建立有效国家，推动国家现代化。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凝练的改革开放经验为发挥其意识形态信仰功能提供了现实根基。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和深入，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了较大提升，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为动员体系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
（二）作为国家文化血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杜尔凯姆认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既不是斯宾塞所说的个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强制力，更不是以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近代自然法学派所说的理性契约，而是共同体的文化及其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可见，共同体文化能为公共交往活动提供价值规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逐步解构，社会出现“道德滑坡”和“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导致现个体行为缺乏有效的共同规范。
对此，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动员体系提供了文化价值基础。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行动理念，为破除思想禁锢，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思想原则。在这种思想原则的指引下，人们打破传统思想的窠臼，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开展改革实践，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体现的和合文化为协商政治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文化基础。这种“和合文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理念体现在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是每一次重大国家决策和行动的形成都是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协商对话形成行动共识的过程。这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实现了共同目标的建构和利益分配的协调，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还有利于增强国家认同。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体现的“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指导。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解放，不惧牺牲，不畏磨难的革命精神正是“以人民为本”价值观念的生动写照。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持续开展自我革命，突破利益的藩篱，以壮士断腕的气魄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对外开放，向社会放权，对人民让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规范性为民众的社会行动提供了行为依据。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公共交往活动提供了统一的规范，有利于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其文化教化功能增强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实现国家整合与社会动员，国家现代化的动员体系提供价值支撑。
四、结论
现代化是每个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题中之义。不同国家根据时代变化，世界格局和国内发展实际，采取了不同现代化路径。就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在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转型过程中经过不断试错，借鉴域外经验，结合历史传统和社会实际而自主建构的国家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通过革命和改革推进国家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就。究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作为国家现代化动员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重构现代国家大一统结构的过程中，通过民主—集中、统一—灵活和协商—自治的方式避免了传统“文化民族”对现代“国家民族”的分割，实现了国家整合；另一方面是作为国家现代化价值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重塑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避免了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和价值解体，塑造了国家现代化行动的共同愿景和行动目标，确立了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行动逻辑。简而言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成就是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动员体系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价值体系的共同作用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取得的。因此，可以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四个自信”视为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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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566（2019）05-0060-06
[收稿日期] 2019-05-30
[作者简介] 杜 力（1994—），男，湖北武汉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政党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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