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灾荒论文,述评论文,史研究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4－0100－06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灾荒，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灾救灾运动。重视灾荒的记载和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但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史学视阈内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研究状况
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灾荒的发生而开始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为了领导灾区人民顺利度过灾荒，就灾荒发生的原因及如何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发出了各种文件和指示。在今天看来，这些文件和指示可以作为学者研究灾荒史的史料，而且是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的开端。1954年，何定华所著的《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1]，总结了湖北省4年多来生产救灾工作的经验和开展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怎样领导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做好灾区救济工作以及如何开展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且结合实例作了具体、扼要的论述。这本小册子可视为有关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最早的一部公开出版的专著。这个时期灾荒史的研究是出于抗灾、救灾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对策研究。
民间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孟昭华、彭传荣合著的《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2] 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国40多年来党和政府有关灾荒工作的各个方面，如灾荒释义、成因、灾荒实况、救灾指导思想、救灾方针政策、防灾建设、抗灾斗争等等，涉及广泛，内容翔实，立论妥切，很有参考价值。但这部著作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即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论述不多。进入90年代，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阵关于清代、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热潮，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有了重大创新，而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尚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20世纪80～90年代应该是学术界深入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的一个契机。首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个大的改革背景下，民政部门开始考虑救灾体制的革新并对以前的救灾体制进行反思。其次，1987年12月11日，第42届联大通过了169号决议，确定1990～2000年为“国际减灾十年”。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倡议，决定从1990年开始开展中国“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到2000年结束，其宗旨是：积极开展减灾活动，“增强全民、全社会的防灾意识，提高我国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的水平，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3] 标志着中国防灾、抗灾、救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也为灾荒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民政工作不过是情况加政策，没什么学问，没什么理论可探讨。”[4] 忽视了对灾荒史尤其是建国初期灾荒史这个课题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逐步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有关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十几篇。比较重要的有：赵朝峰的《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5]，殷月兰的《建国初期抗水灾》[6]，许虹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救济灾荒、失业问题简述》[7]，郭贵儒、陈冬生的《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渡荒工作述评》[8]，温艳的《建国初期汉中的自然灾害与救灾》[9]，高冬梅的《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10]，《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11]，刘大禹的《试论1954年水灾和建国初期农村集体保障制度的关系——以1954年湖南水灾为例》[12]，陈冬生的《建国初政府赈灾研究》[13]，谢涛的《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为个案》[14]，蒋志强的《建国前后苏北水灾及救灾工作述论》[15]，荣宁的《周恩来与新中国的灾荒救治》[16]，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的学术性专著。孙绍骋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17]，更加注重从理论层面上对当前国家的救灾、减灾机制进行研究，而建国初期的灾荒史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康沛竹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18]，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国情报告、报章杂志以及民政部、卫生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公布的资料，对建国50多年来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防灾、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以说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建国后灾荒史研究最具学术性、论证最深入的一部著作，但该书在总结建国初期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时，更多的是从水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入手，对于抗灾、救灾工作本身及救灾体制存在弊端的研究略显薄弱。
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深入程度看，较之以前都有了显著进步。学者围绕建国初期的灾情、灾荒发生的原因、救灾度荒的举措及成效、防灾救灾的思想和当时的救灾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灾荒的成因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建国初期之所以发生大的灾荒是由于水利设施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19]，而且长期的战争使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降低了人民救灾度荒的能力；此外，由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国民党的大肆搜刮，人民群众贫困不堪，丧失了救灾能力。[5]
2.关于救荒的举措 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学界认为主要的救荒举措有：大力发展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20]；通过节约捐输、自由借贷、互助生产等方式开展社会互济[19]；实行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及时发放救济物资。[5]
3.建国初期救灾体制的特点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实行中央统一决策、部门分工实施的领导体制；以地方政府为主，按行政区域采取统一的组织指挥；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发动灾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援灾区。[18](pp.121～122)
4.关于抗灾救灾的成效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生产救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灾情得到遏制并趋于缓和，击破了蒋匪敌特制造的各种谣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3] 还有部分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认为建国初期的灾荒既考验了人，也锻炼了人，在经济和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抗灾经验，救灾体系日趋完善。[9]
5.建国初期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 有学者认为党和政府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救灾，忽视了对防灾、避灾的理性探索；在救灾过程中由于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政府大力提倡开垦荒地，致使毁林开荒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植树造林主要是速成林，解决烧柴问题，生态林比例很小。[9]
21世纪以来，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逐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说来还存在三点不足：
第一，没有把这个时期的灾荒与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运动和重大事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是说，过于注重灾荒本身的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缺少对背景的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缺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在评价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防灾救灾思想和救灾体制等问题时，总体持肯定态度，反思的程度不够。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防灾救灾思想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抗灾救灾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还存在一定缺陷：（1）救灾款的发放使用与国家的财政状况不相适应。当时救灾体制的核心是国家出钱救灾，资金渠道单一，经费严重不足，既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也助长了地方政府和灾民的依赖思想，不能把农民防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当时救灾体制的出发点是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尽管国家拿出了大量资金用于救灾，但由于被破坏的生产条件没有资金恢复，因此一些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恢复，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有限的救灾资金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1985年5月11日，民政部长崔乃夫在全国民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经提出“民政经济”的概念，他指出：“民政经济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少花钱，多办事，争取最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21] 建国初期的救灾做法从“民政经济”的角度讲显然不是最合理的。（3）受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救灾体系单纯依赖行政手段。逐级上报灾情，逐级下达救灾款物，周期很长，有限的救灾款不能及时送达最困难的灾区。（4）救灾工作缺少总体规划和宏观设计，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救灾的有机整体，救灾理论、救灾组织、救灾装备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当然，存在这些缺陷是受建国初期的艰苦条件所限，但是只有指出建国初期救灾体制的弊端，才能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当前的抗灾、救灾和减灾工作服务，这也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功能。
（二）史料状况
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呈现出起步晚、研究内容集中、许多问题无法深入研究的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于这段灾荒史公开出版的史料较少。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22]、 《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23]、《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1]、《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24]、《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2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法规汇编》等[26]。另外，还有两套资料值得翻阅，一是20世纪80年代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写了一套内部文件《民政工作文件汇编》①，收录了民政部关于民政工作的一些文件；二是《民政工作的探索》[27] 一书，书中收录了民政部长崔乃夫1982～1988年的讲话、文稿及函件，共30多篇。这两套资料对研究建国初期抗灾救灾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这些史料对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来说还远远不够，绝大部分关于灾荒史的史料分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馆、主管抗灾救灾工作的部门和相关部门，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挖掘。还有不少史料零星分布在相关著作中，需要研究者仔细耐心地搜集。
二、对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的展望
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需要深入研究。笔者想就今后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方向提几点建议。
（一）灾荒的成因
建国初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和长期的战乱，旧政权无休止的搜刮给新政权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苏北、山东及河北是建国初期灾荒最为严重的三个地区，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和民国时期，这三地的灾荒也是比较频繁和严重的，这难道是巧合吗？或者说，仅仅是因为这三个地区的战乱和搜刮程度比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吗？显然不是这样。在研究某地灾荒的成因时，应该仔细地分析该地区在灾害发生之前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通过这项工作，就很容易发现历史上的灾荒所带来的影响。苏北、山东及河北等地频繁的灾害，一方面造成物质条件的匮乏，当灾害再次来临时，民众缺少救灾所需的必要条件，加重了灾荒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灾荒的频繁发生对于当地民众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社会心理结构出现损伤，相比较物质损害来说是一种更严重的内在性灾害后果，影响到民众对于抗灾救灾的态度。以苏北、山东、河北等地为例，连续不断的灾害，使民众对于灾荒的恐惧感愈来愈重，每当灾荒来临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积极救治灾害，而是逃荒或者听天由命、任其发展，灾害愈是频繁和严重，灾民愈认为其是不可抗拒的，在救治灾害的态度上就愈消极。因此，“灾害文化”应是今后关于建国初期灾荒成因研究的一个重点。“灾害文化”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体表现在：人们以何种精神状态对待灾害，如何承受灾害，采取哪些行为以消除灾害后果等。加强“灾害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建国初期灾荒频繁发生的原因。
（二）灾荒及抗灾救灾运动与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的关系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仅就1949年的水灾来说，全国受灾面积约1.2787亿亩，受灾人口约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16个省、区，498个县、市的部分地区。[22](p.1) 1953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5123万亩。[25](p.279) 抗灾救灾已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23](p.25)
由于灾情严重，广大贫苦农民缺粮缺种、无力生产，要求救济，而“匪特分子与少数不法地主，复趁机制造谣言，胁迫群众，组织暴乱，抢分公粮，烧毁公仓，袭击政府机关，杀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破坏生产，制造混乱”。[24](p.128) 这不仅加重了灾荒的严重性，而且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剿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分析了事态的严重性后指出：“救荒是孤立敌人，开展群众性的剿匪和政治攻势的重要环节”[28]，把救荒工作提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来看待。此外，在受灾以后，“有些富农乘机活动，拉拢落后中农，低价雇短工。有些参加了互助组的中农怕困难户向他们借钱借粮，又看到许多灾民做短工，认为忙时雇短工比较合算，因此首先愿意散伙单干”[29]。另有一部分互助组的组员四散逃荒，给建国初期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提出“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口号，教育干部和群众认识生产救灾与互助合作的关系，并在组织起来抗灾救灾的实践中，巩固和发展了互助合作事业。
（三）灾荒与社会的关系
自古以来，灾害就是相对于人的生存而提出的命题，其中包含着社会性的内容，是一种社会性事件。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建国初期的灾荒史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它会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灾难性的影响，如导致大批社会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和加剧各种社会动乱、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或加重疾病流行、家庭破裂，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最终影响或中断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扭转了我国人民同灾荒斗争的历史，取得了旧社会不能达到的成就，但是由于建国初期特殊的社会条件，百废待兴，科技不发达，缺乏对灾害的预见性，灾荒还是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据统计，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万人口外流；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人之多；到1955年，由于灾荒引起的外流人口仍达到52万人。[25](p.267) 另外，建国初期的灾荒使得尚未根绝的匪患更加严重，大大增加了剿匪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灾荒还引起了霍乱、麻疹等各种疫病的流行。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代由于经济上小生产的孤立与分散，使得灾害中的社会性内容比较少，灾害主要表现在个人和家庭上；而建国初期，人们对社会的依附程度和社会的组织程度较高，灾害除了表现在个人和家庭上，还在社会层次上表现出来，形成“社会性灾害”，社会在遭受灾害破坏之后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就会更加严重。因此，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今后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四）建国初期灾荒史的地位
截至目前，在公开出版的国史、党史著作中很少涉及建国初期的灾荒史，笔者认为，学术界应该对建国初期的灾荒及抗灾救灾的历史进行新的评价。
从单纯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重新审视建国初期的灾荒与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为研究整个建国初期的历史提供新的视角。抗灾救灾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关系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剿匪、农业互助合作等运动的顺利进行，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深对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其他的重要历史事件是大有裨益的。
从国史研究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来看，灾荒及抗灾救灾历史的研究是“和谐”视阈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引领国史研究拓展新领域、探索新课题。其中，加强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而灾荒史是当代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如何救助灾区群众？如何解决灾害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防灾、抗灾、减灾？这些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寻求以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建国初期的灾荒史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抗灾救灾的历史，其中许多的思想和做法值得研究和总结，为今天的抗灾救灾减灾工作服务。
［收稿日期］2007－03－28
注释：
① 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汇编》，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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