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遗产及其对改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遗产论文,制度论文,时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3)12-0006-05
加强制度化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并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这种制度化建设并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式的新建，而是在继承毛泽东时代制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探讨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遗产与改革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改革的特点。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两项重要的制度遗产
要弄清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遗产对改革的影响，首先必须明了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两项重要制度遗产：
一是建立了近代以来第一个有效的政府。
近代中国因为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特别是晚清以后的政府权威衰落和社会秩序混乱，使得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和有效的政府，成为中国现代化得以展开和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孙中山先生为此进行了不懈奋斗，只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他未能建立起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浴血斗争，建立了近代以来最有效的政府，将四分五裂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消除了许多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障碍：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建立了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消灭了地方势力和宗法势力的影响，把人们对地方和家族的忠诚转向了对国家和集体的忠诚，创造了一个国家利益被置于家庭和地方利益之上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国家掌握和控制了诸如土地、劳动力、收入和教育等项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有助于特定的发展战略的实施。据此，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无疑，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1](p314)
的确，在毛泽东时代，政府利用较为完备且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机构，以及现代政治、经济和技术手段，使国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有效治理和整合，其统治由上至下深入到了乡村、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政府的功能不限于收集税款和维持社会秩序，还负责经济发展、教育、医疗保健、婚姻、文化等等。同时，毛泽东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广大人民群众也一直强烈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整合。这些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毛泽东时代通过政府对发展进程进行协调和干预，有效地动员了大量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社会资源（储蓄），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加速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取得了不凡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在一个时期特别是“一五”期间，国家机构按照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严格的“理性化”管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中国还因此步人了世界性的政治大国行列，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诚如某些外国学者所言，“一个单一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是1949年以来获得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的首要因素”，并使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中级阶段。[2](p599、603)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是否进入了中级阶段，尚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其发展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这主要源于国家的强有力领导和协调，从而能够有效地提取社会资源（储蓄）并用于经济发展目标上。
二是建立了国家动员发展体制。
毛泽东时代通过政府强有力领导和协调的现代化发展体制，可以称其为国家动员发展体制。其形成固然源于有效政府这样的政治制度前提，但同时也与历史传统的作用、经济赶超发展的现实要求和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分不开。就历史传统的作用而言，中国一直有建立强大集权政府的政治理想；主张国家控制社会，重视社会秩序和等级，强调服从和财富的平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虽然有对国家经济实行干预主义的“轻重论”和放任主义的“善因论”两派，但是由于专制主义的集权官僚制国家特征，历代政府都有经营和管制经济活动的习惯。历史传统的这些特点影响了发展体制的选择。就经济赶超发展的现实要求而言，建立国家动员发展体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赶超要求，是要尽快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发展资源稀缺的中国，没有国家的动员是无法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同时由政府来推进和指导现代化发展进程，并由国营企业来贯彻政府的现代化意图，在现代化初期具有动员资源力量大和现代化起步快的优势。就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而言，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发展就不断受到外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即苏联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动员在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苏联的指导和帮助，形成了苏联式的发展体制，并对其后的发展造成了路径依赖。
国家动员发展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垄断与控制。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国时起，就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确立起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导和干预。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角度上看，各级政府也是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垄断了所有关键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同时，毛泽东时代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彻底控制，并按照自己的理想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个人选择、市场分配和独立的社会团体或者受到控制，或者被消灭。比如，从1958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就阻止了人口流向城市和个人随意更换工作，从而把农村人口固定在乡村，使城市人口更加依靠单位。美国学者怀特就这一点指出，中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比苏联都要严密。[3](p260-261)国家对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严密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国家动员，以达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目标。
与世界上常见的国家动员发展体制明显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注重“人力资源”的动员，其突出表现是经常大搞群众运动。这与毛泽东为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探索密切相关。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对苏联式的官僚制经济发展模式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看重官僚制所具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并利用它来动员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种模式造成的官僚机构膨胀、专业化分工、三大差别的扩大以及不利于人民主观能动性发挥等结果十分反感，希望找到一种适合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情的发展模式，并从1956年开始进行探索。这种探索的结果是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根本不同于注重民间和社会力量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又不完全同于要求精密计算和严格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后期，主要通过国家行政的力量来广泛动员人力与物力，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
二、制度遗产的双重作用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两项重要制度遗产，即有效政府和国家动员发展体制，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具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作用。
先就正面的作用而言，首先是有效政府这笔可贵的政治制度遗产，为邓小平在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为随后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是与中国有一个有效政府分不开的。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所以常常中断甚至倒退，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缺乏像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基础和政治环境。
其次，毛泽东时代国家动员发展体制所造成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完整和计划范围的有限性，特别是在农村、非国有工业部门和地方存在的薄弱环节，为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取向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并使改革呈现为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体制外和地方特别是沿海地区先行的特点。
毛泽东时代以群众动员为特点的国家动员发展体制，虽然最终没有突破苏联发展模式，但客观上却起到了削弱计划管理的作用，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变得极不完善。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计划遍及各个方面相比，中国的国家计划显得粗糙、不完整和不一致：说它粗糙是在仅仅相对少量物资由计划者分配的意义上而言的；说它不完整，是因为在地方工业由地方控制的情况下，中央的计划者甚至从来没有垄断过最重要部门的产量；说它不一致，是因为计划者经常仅分配所需资源的一部分，要求地方单位“动员”地方资源来补充其余部分。[3](p244)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的中央计划和控制不像苏联那么突出。比如，国家计划对农民和农业利益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农村只有大锅饭而没有铁饭碗；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它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成为一种“由国家控制而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这一点既同我国城市的工人不同，也与苏东国家的农民和农村不同。正是由于农民和农村是旧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农民收入几乎停滞不前，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很少。直到改革初期，75%的中国就业人口从事农业，而苏联则是75%的就业人口从事工业生产。”[4](p32)因此，中国仅需要把部分劳动力由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就可以达到高速的增长。再如，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制度在工业方面也不是无所不包的，占全国工业总产值20%多的非国有部门工业，如社队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较大程度上要自负盈亏，比较容易进入市场，特别是农村的社队企业更容易较快地转化为市场取向的乡镇企业。
此外，毛泽东时代主张经济管理权下放的政策和地方政府被要求负起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为开发地方资源和唤起地方积极性提供了渠道，地方政府因此不像前苏联与东欧国家那样被卡得死死地，在发展方面多少有一点自主性。例如，“文革”时期的第二轮放权改革，就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和社队不仅有了发展工业和非农产业的积极性和权力，也有了资金和市场，尤其是企业和物资管理权下放以后的原料“就地解决”和消费品的严重“短缺”，给市场调节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在该历史背景下得到大发展，并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市场因素的逐渐增多。“文革”时期的这种发展状况，既使国民经济在政治动乱中仍然能够缓慢增长，也培养了邓小平时代市场取向改革的推动力量。
再就负面作用而言，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动员发展体制存在着非民主和非制度化动员等问题。国家动员发展体制几乎完全由国家来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造成了国家机构的迅速膨胀，压抑了社会和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影响了许多人对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5](p175)。如果国家的行政计划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该体制无疑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无数事实证明，不论多么完善的计划也只能反映少数官僚精英的愿望，无法获得数以亿计中国人不同偏好的足够信息，因此该体制的发展潜力是很有限的。同时，以大搞群众运动为特点的国家动员发展体制虽然能够在一个时期里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却不能带来发展的稳定和效率，原因在于群众动员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动员方式，且严格限制了个人选择和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从而压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事实上，这种发展体制由于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常常受到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毛泽东在其晚年就经常利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不健全，以及人民参政程度的不足和缺乏政治监督，抛开国家机构的束缚，借助于中国五条件崇拜权威的历史传统，以自己超凡的个人魅力和巨大威望，直接诉诸于人民大众来实现其理想目标。到最后，当他认为国家机构是实现其理想的绊脚石和束缚人民的工具时，便号召人民砸烂官僚制机构，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一个时期里使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的不稳定状态，造成行政机构能力的严重下降，削弱了国家的发展能力。可见，毛泽东时代运用群众动员的方式进行现代化发展，不但不可能给下层的自主参与和决策带来制度化的结构，而且反而破坏了国家机构的决策力和影响力，极大地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给邓小平时代留下了一个政治混乱与经济落后的中国。
三、邓小平时代的制度化建设
邓小平时代在继承毛泽东时代正面制度遗产的基础上，针对毛泽东时代非制度化动员所带来的问题，通过改革和加强制度化建设大力清理了负面制度遗产的消极影响，从而启动了中国新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首先重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严重破坏了的国家机构，恢复了建国以来所形成的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维护和巩固了中央权威，并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和稳定方面的作用。为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重建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体制，恢复了“文革”前执行过的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从而使国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能力，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执行。其次，提出了改革和健全现有国家制度的任务，深深认识到要提高国家的发展能力不能仅靠恢复过去的制度，因为现有的党和国家制度存在着一系列弊端，如党政不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6](p327-334)集中起来说就是缺乏政治现代化所要求的“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1](p87)等要素。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持续长达10年时间，除了国际因素和部分野心家的推波助澜外，也与我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中缺乏民主和法制有关。邓小平就此提出要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理性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思路，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和“废除终身制”等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改革目标。比如党政分开，要求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等。[7](p173、271)为此，就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体系，不断完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制度规范，以便为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支撑。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时代制度遗产的前提下来完善和改革国家制度，既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性。制度本身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从而使得政府和人们的行为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的理性化特征。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就在于一直缺乏建立在现代理性精神基础之上的制度形式，特别是在其后期由于破坏了既有制度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制度，所以往往以意识形态代替正式制度作为政府和人们行为的可预测性基础，而这与中国历史上用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统治规范没有什么两样。意识形态本身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模糊性和流变性，与现代化发展所要求的可预测性制度基础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常常盲从于妨碍制度建设的毛泽东超凡的个人魅力，即用传统的非理性的个人崇拜代替制度所具有的发展功能，从而带来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有违现代理性的悲剧。可见，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奠基于现代理性制度之上，无疑是走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困境的正确道路，因为在增强国家发展能力的同时，又可以释放出各个组织、机构和个人在僵化的旧体制下被束缚的活力，有利于发挥中国人民潜藏的首创精神。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邓小平时代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创新性的现代化变革确立了一个自主性的空间，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笔复杂的制度遗产，其合理部分成为邓小平时代改革的逻辑起点，其不合理部分成为推动改革的经验教训。诚如邓小平1980年10月所言：“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正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6](p300)由此可见，邓小平时代所进行的理性化制度建设，是在继承毛泽东探索成果的前提下进行的，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了毛泽东时代。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任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否认两个时代的内在联系，片面地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探索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非科学和有违历史事实的。
［收稿日期］200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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