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商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6-0098-(06)
商人作为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在中国起源甚早。商人文化与商人阶层一样久远。但殷周以前，由于载籍阙如，已无法窥其全貌。不过，最迟到春秋战国时代，有可靠记载表明，商人文化已有了较为丰富的内涵。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市场扩大，商人文化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形态也更趋完备。通过对明清商人文化特点的研究，可把握明清商人文化的本质，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进程的认识。
一
明清商人文化是明清商人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总和及其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是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因而，既体现了主体文化的特征，又具有某些新质。
1.重利尚义
利与义的关系，即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是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进行价值抉择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在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它的回答是不尽相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由儒释道三家互补构成，而儒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影响甚大。儒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强调以道德为本位，是一种伦理——政治型的文化。自孔子开始，就高揭道德主义的旗帜，在家庭中，孝亲悌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把这种血缘亲情推广到整个社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移孝作忠。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社会履行一种伦常责任，视天下如一家，视国家如一人。且反对人们为物质利益而斗争，提倡安贫乐道，对颜回的生活态度大加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奠定了儒家的价值核心：重义轻利。孟子则说，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要人们以“养心”为务，把物质欲求纳入伦理规范之中，“以礼节欲”。宋明理学更将人欲与天理绝对地对立起来，“革尽人欲之私，得其天理之正”，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建立在农业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价值观左右着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明清商人沉浮商海，以商品交易为业，虽自小即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由于其经济基础的变动，使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主体价值观采取了非全盘接受的扬弃态度。一方面，对儒家的重义观点采取认同的态度，将伦理道德规范引入市场领域，用以约束自己的商业行为。以诚信经商，缘义取利，以之建立商品经济的道德基础。如：朱文炽“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2]；赵沈“贾西宁，尝收木棉数万斤，鬻于市，仆潜轻其衡，沈侦觉，折衡逐仆”[3]。汪坦“出游吴楚，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4]等。在经商致富后，更富而仁，承担对家族、社会的伦理义务，奉献爱心。韩国珍“事亲笃孝，尝贸易以供膳养。亲疾，侍药饵惟谨，祈神愿以身代。与兄同居和睦，庭无间言，及析产多所推让。”[5]庞大中父亲早逝，侍母孝，“每贸易所得必进之母，不私妻子，抚二弱弟成立，平分己产，终身无间。”[5]汪太护“尝贾毗陵，值岁祲，出谷大赈，后里中饥，输粟六百石”[6]。刘世英“业贾，勇于赴义，凡修桥梁，平道路，浚沟洫皆独任其劳。”[7]。另一方面，对儒家轻利的一面，加
以改造，不拘泥于儒家的道德教条，树立适应商品经济的观念，认为追求商业利益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是正当的。因此，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他们为了抵制牙行的欺压，官吏的敲诈，纷纷建立会馆、公所，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如仙城会馆，建于康熙五十年，其建馆的直接原因，即是“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8]。经商上海的江西商人，由同乡共业者不能划一，“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遂劝捐购基，起造会馆，制定条规，防止物品价格“涨跌参差”[9]。同时，预测市场，掌握市场动态，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并由此产生了许多经商的高手。如吴彦先“能权货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出贾者利必倍”[4]。沈存济“坐列肆，视人所弃者取之，人所取者与之。操有余以待不足，不数年，遂以财擅一郡”[10]。总之，他们冲破了儒家言义不言利的道德樊篱，建立起了重利尚义的价值观。
2.崇人文重自然
儒家以人及人与人的关系为研究的中心，有忽视研究自然的严重倾向。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对自然不予重视，并反对人们学习技艺。如他的学生樊迟向他问“治圃”的方法，他说，他不如老农，叫他去请教老农。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这样回答本无可厚非。但等樊迟出去以后，他却说：“迟，小人也。”表明了他对技艺的鄙薄态度。孟子以后，为论证封建道德的合理性，更构想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赋予“天”以道德性。孟子说：“尽心，知性，则知天。”主张通过内心道德的修养，获得对“天”的道德性的理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董仲舒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建构起“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以自然的变化无类比附人类社会，从而说明人伦道德的天然合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取代“天”。认为，“理”是自然、社会的本源，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人们只要遍格天下之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就能豁然贯通，达到对“理”的体认。朱熹的格物，主要是读圣贤之书。王阳明更认为，良知人人具足，不假外求，《六经》只是“吾心之记籍”，没有必要向外求索。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使人们缺乏研究自然的兴趣。研究的范围仅局限于《六经》、史传、诗词、书画等领域。
明清商人继承了这种重人文的传统，喜爱史书，潜心经学，擅长诗词，有不少人还达到了较高的造诣。程尚隆年刚十四即就贾经商，然“不废典籍，尤精左传三史”[11]。朱光宅“喜读温公通鉴，称说千百言具有条贯，学士能史者或逊其精熟”[11]；毛应镐“好读四子性理之书，勇于辟佛”[12]；唐景煌，本吴门富家阔少，因家道中衰，多次出塞，往返沈阳吴门之间贩卖人参，著有《出关诗草》，其中《出塞》诗云：“驱车出边塞，天地何茫茫。四顾不见人，千里尘沙黄。横视一气中，山海交青苍。北风裂地来，沙砾皆飞扬。严阳盛寒气，白日无晶光。坚冰不可渡，驽马停彷徨。区区衣食事，驱我适远方。白云自南来，浩然思故乡。”[13]音调铿锵，有汉魏五言遗意。李容“博览群籍，手不释卷，善画花卉山水，得方环山、罗两峰、唐朴园笔意”[14]；吕鸿章少孤贫，弃学经商，然善书法，尤工草书，时称“草圣”。[15]但同时，由于商业实践的推动，他们也涉足地理学、算学等领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矫正了传统的偏重人文的倾向。明清时期，出自商人手笔，介绍明清交通地理的书籍甚多，较著名的就有几十种。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陶承庆编的《商程一览》二卷；壮游子编《水陆路程》八卷；萧亦璋编《天下水陆路程》二卷等。在算学方面，也成就不菲，大家辈出。张四教，年仅16即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长于算学，“尤精九章算术”，对方田、粟布、勾股、高分等法，有较深的研究[16]（卷二十八）。程大位自幼颖敏，经商为业，长于算学，60岁时，写成《直指算法统宗》。之后，又删其繁芜，揭集要领，编成《算法纂要》四卷[17]，书中记述了珠算理论和方法，还包括方田、商功、方程、勾股等内容。王文素，经商直隶真定府饶阳，遂定居于此。留心算学，大声疾呼“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收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算书，“逐一深探，远细论研”，辛勤耕耘，在其年届六旬时，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40卷，内容广博，既包括珠算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又有求证方田之法，求证高度之法，求证堤坝之法等涉及近代数学的内容，网罗宏富，是我国科技史上的杰作[17]。表现出了崇人文又重自然的特点。
3.迷恋权力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自秦汉以后，历朝都对商人实行打击、压制的政策。如汉代有不准商人乘车履丝的规定。以后各代也有类似的条文。与这种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对商人大张挞伐，在道德领域将其划入小人的行列。各方面长期的压制，使商人逐渐产生了人格的自卑。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自尊自信的健康人格逐渐形成。他们在士面前不再自惭形秽，认为业儒与从商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有人认为“良贾何负闳儒”[18]（卷六十五），有的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19]，业贾也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这些都反映了明清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他们在面对传统体制下的权力时，却立刻没有了刚刚获得的矜持之态，表现出虔诚的崇拜，并为之而不懈追求。许多人在经商致富后，有的用金钱威力打通驰往仕宦的道路，有的以其经商所得支持子弟奋进科场。汪楷“以赀为河南淇县典史”[20]；展玉泉“前后上数百金”以助国用，授归德商邱驿丞[16]（卷二十三）；鲍光甸以输饷议叙，授中议大夫[21]；李明性“课诸子读”，子及孙“皆举省试第一”[22]；祈之芹代父贾“积有盈余，即杜门课子，礼聘名士为陈说讲解，早夜不倦”，五子中两人中举，一人成进士[23]；在他们的文化观念上，表现出了迷恋权力的倾向。
4.僭越礼制
中国封建社会贵贱有别，等级森严，为了维护等级制统治秩序，显示官府的威严，历代统治者都详细颁布了许多条文，使人们的生活按等级消费。各个等级服饰的质料、颜色，住房的高低、宽窄，都有详细的规定。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备受轻贱，统治者给商人规定的生活标准连农民都不如。明清商人经商致富后，有了雄厚财力的支持，往往视礼制为无物，摹仿仕宦官僚的豪侈生活，尽情挥霍、享受，妻妾成群，美食美衣，高堂大厦。李梦阳《空同集》卷五十九《贾论》中说，经营盐业利润丰厚，故盐商较其他商人尤富，“泰者则狎妓女，弹鸣瑟，即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矣。夫贾编户之民也，而一旦音乐妓女奉肥甘绮丽，车马珍玩诸属与诸大贵人等则淫侈而易为邪。”道光《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也说：“故拥雄赀者，高轩结驷，俨然缙绅。”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八月的上谕中说：“然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内实空虚而外事奢华，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各处皆然，淮阳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不可胜言。”[23]汪道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
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18]（卷三）他们僭越礼制的规定，对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致使一些封建卫道士惊呼不已。
二
明清商人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原因极其复杂。
第一，明清封建教育发达，中央有国子学，地方有府州县学，乡村有社学，还有私塾等形式的私人学校，除此，还有书院。这些教育体制的健全完善，使许多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皆以朱注《四书》、《五经》为主。人们自童稚之龄，就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润，商人自然不能例外。事实上，不少商人在经商前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学校教育，儒家的价值准则，通过学校教育内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心理，其尚义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儒士经商。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迁，原本志于道，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士，或由于场屋失意，或由于经济窘迫，无力继续从事举业，或由于价值理想发生动摇，大批加入商人行列，他们的加入更使明清商人尚义的特性，得到了强化。另外，也将儒士吟诗作赋的雅趣带入商人队伍，提高了商人的人文素质。
第三，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中，权力至上，官僚的意志就是一切，缺乏一种权力的制衡机制，一朝时来运转，平步青云，爬上官僚的宝座，不但可以荣身荫族，风光万分，而且财源滚滚，金银满屋，贵且富，而商人既有跋涉之劳，波涛之险，还要应付来自官方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内心的挫折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向仕途奋力攀援，对权力梦寐以求就成为了历史的内在逻辑。
第四，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结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固结合。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农民自己生产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与市场联系少，市场需求量小，只有像盐、铁等才从市场上购买。再则，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所受的剥削沉重，一年辛苦所得大部分为地主、封建国家搜括了去，生活贫困，基本上没有什么购买力，这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其市场必然是极其狭窄的。大家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是在海外市场空前扩大，手工业生产不能适应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发生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依然故我，无实质性的转变，市场自然非常狭小。这就使明清商人对投资手工业缺乏一种市场的推动。同时，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为防止商品经济对它的侵蚀，封建政府千方百计地予以保护，贱视工商，对开办手工业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商人开办手工业困难重重，继续扩大商业也风险很大。官吏的敲诈，官府的掠夺，随时都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因此，富商大贾的巨额资金很难找到新的出路，除购买土地外，即用于生活的消费，追求享受、奢靡，必然超出消费的等级规定。
第五，商业活动的需要。经商求利是商业活动的重要目的，轻利与商品经济的特性是相违背的。况且，明清时期的许多商人之所以踏上商贾之途，是在传统生存方式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条件下，所做出的新的抉择，他们是满怀开拓新生活的希望投入商海的。如徽州六县山多地少，人口稠密，粮食即使在丰年也不能自给，靠从江西等外省输入，许多人如不外出经商即无生理。同样类似的情况，在山西、福建等地也是相当严峻地存在的。由此可见，其重利是必然的。但要真正获得利润，尚需具备一定的条件，要处理好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关系。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阶层，商人和他们搞好了关系，商业活动的开展就会顺利得多。但是，要和士大夫关系融洽，以至互相尊重，分庭抗礼，光用金钱贿赂显然是不行的，必须投其所好，在文学上找到共同语言。根据我的理解，商人钻研经史，用心诗赋文章，有这方面的原因。用现代观念来表述，就是现实公关的需要。商业往来有许多应酬信函文书也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如商品交易的结算需要具备基本的算学知识和计算能力，自然对算学就有了掌握的紧迫感和研究的内在动力，商人对明清交通地理的注意，则更是如此。总之，商业活动的需要是明清商人重人文崇自然的内在动力。
三
明清商人文化的上述特点，是对明清社会的能动反映。但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规定明清商人的行为选择，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影响。
那么，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与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是怎样左右明清商人历史命运的呢？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对明清商人的活动也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首先谈谈积极的方面。
明清商人的重利尚义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言义不言利的僵死道德的约束，勇敢追逐商业利益，大量转换儒家的某些观念运用于商业实践，在商业实践中，造就了驾驭市场的高超本领，提炼出了一套精湛的经营之道。如预测市场，诚信不欺等，这些都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具有借鉴意义。明清时期的许多商人正是运用这些经营之道而发财致富，跻身大贾之列的。
明清商人崇人文重自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素质，对商业经营也不无裨益。自古商场如战场，置身商海需要敏锐的判断，果断的决策。这些都是缺乏文化知识的人所难以办到的，而文化素质较高则可高层建瓴，应付裕如。明清商人注重对自然的研究，更是使他们获得经商成功的必要手段，如对交通地理的研习，为其外出经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算学知识的掌握，也对其经商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些都促进了明清商业的发展，使他们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在他们过上优裕生活的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准备了历史的前提，带来了近代社会的一丝曙光。
但在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中，也大量存在着阻碍明清商人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明清商人文化的尚义特点，使明清商人的伦理性非常显著，他们孝亲友弟，赈乏济贫，展示了高尚的情怀，谱写着人间的真情，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但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养成了明清商人轻财好施的性格。许多商人在稍有余资后，见贫即施，辛勤积攒的财富瞬间挥洒殆尽，置家庭生计于不顾，自然严重影响了商人资本的扩大。王发运，字云航，清山西冀县人，“性直爽，有义气，贸易京都，为商界巨擘。凡同乡至京必款待酬应；有告贷者辄解囊相助，不计所报，对于慈善事业，乐施予无吝啬，其家受此影响，颇感困难”[24]。沈江，字东潮，弘治、隆庆间山西猗氏县人，“天性夷旷，虽牵牛服贾，不切然计赢缩。当年盛志锐，携巨资游关陇、扬越间，往往牟大利，辄散去，不复訾言，末年，生理渐耗，或终岁屡空，晏然居之，亦未尝一日戚戚于怀。”[16]（卷二十八）韩杰，字汉卿，“业贾游吴越，胸次洒落，绰有风致，宗族贫者建义宅以处之。生平死葬悉瞻焉。戚友称之，多方赈助，捐金修学为诸生倡，平生所绩，以仗义散尽”[3]。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矛盾再明显不过了。
其次，导致了明清商人经商动机、目的的伦理性。在明清时期的方志、文集中，我们可看到大量的商人之所以走上商贾这条道路是为了孝养双亲，抚养弟妹，它与新教伦理影响下的西方商人以赚钱为“天职”，用商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观念不同。因此，他们一旦家庭丰裕，具有孝养的物质基础后，就罢商而归，或将财产分给诸弟，缺乏一种支持其经商行为的持续动力，这也不能不影响商人的发展。
商人对权力的迷恋，对仕宦生活方式的摹仿，虽反映了商人不安于其受压抑社会地位的激烈躁动，但却对明清商人贻害无穷。捐资为官，过官僚腐朽、奢侈的生活，一方面耗掉了继续发展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加剧了明清商人的封建性，使他们和封建统治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就很难奢望其开启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