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视剧研究的新视角
□文│王洋溢
类型电视剧（以下简称“类型剧”）是我国当代电视剧一种鲜明的文本形态。类型剧研究对于理解电视剧的本体特征和应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张永峰的《中国类型电视剧的发生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从发生学角度对类型剧进行了创造性考察，不仅对它的生成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而且对其基础性成规和生产逻辑进行了理论概括，实现了现有研究的拓宽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发生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运用。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成熟，往往以研究方法的更新嬗变为标志。自中国类型剧概念普遍确立以来，先后经历了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一是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它主要以类型剧的标准和尺度，对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历史进行重构。其先入为主的目的论指向导致了对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遮蔽。二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格式塔心理学和原型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将类型剧视为人类深层心理结构或者原始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表征形式，低估了当代社会结构对于类型剧产生的重要意义。以上方法都忽视了现实语境下类型剧如何生成这一重要问题。《中国类型电视剧的发生研究》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研究视野上的阙如。作者追本溯源，返归到类型剧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富于洞见地将类型剧的生成分为三个阶段：体制条件的形成、文本形态的变迁、文本形态的类型化。历史讲述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历时研究抵达共时研究，通过其生成机制发现中国类型剧的本体特征。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在此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对此深信不疑。故事讲完了，小说家跟我的交谈仍在持续。小说家认为，只要写下来，这个故事几乎就是一篇现成的、很好的小说，但还有不少漏洞或交待不清的地方，不够完整。这可能是那个向他讲述故事的男人蓄意为之，也可能是该男人没有全面掌握情况，还不够有说服力。他打算在撰写时这样处理：前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节将保持原貌，除了添加一些过渡或铺垫的文字，连细节也拿来就用，根本不需要重新设计。但在小说的末尾就将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及虚构能力——当然是在基于对原材料的消化、熟稔之后有限地发挥。”
总之，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无论使用以上那种教学方法都能激发小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与此同时，教师要想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还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教学理念，从而才能为我国培养出优秀的接班人。
打通产业研究与文本研究的藩篱。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是对中国类型剧本体特征的新认识。目的论的研究模式将类型剧看成一个即成概念，心理学研究模式把类型剧当作人类深层心理结构-原型的表达。而此书的作者则视类型剧为心理结构与当代支配性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建构，其结果便是类型剧成规的建立。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方法论上的不足，类型剧的产业研究与文本研究处于不自然的分立状态。而此书通过对生产机制的细致剖析，认为在类型剧的生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当代意识形态。换而言之，是当代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虽然某种程度上被传统文化的积淀所塑造，或者说受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约束，但起到最终塑形作用的仍然是当代意识形态。而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研究自然落实到产业研究上。在这一观点的统领下，产业研究与文本研究相互缠绕、相互阐发，实现了真正的融合。
生产逻辑与文化权利分配的人文性思考。基础性成规的建立是类型剧产生的标志。该书借鉴查·阿尔特曼的理论，指出中国类型剧的七大文体特征，全面透彻，极具说服力。类型剧成规是其生产逻辑的全面体现。电视剧的生产由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三个要素组成。其中生产关系居于核心地位，电视剧的生产逻辑中始终贯穿着隐秘的权力操控。作者认为，权力的掌控者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会将权力的服务对象限定于消费能力强的特定“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再分配。弱消费群体的文化权利就会在此逻辑下被自动忽略，其真实的生存处境和利益诉求在电视剧中难获有效表达。书中举了电视剧《刘老根》的例子，揭示了其伪乡村剧的面目，直指其将农村景观他者化和奇观化，实质上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群对农村的戏谑想象。作者对当代类型剧生产逻辑下文化权利分配的不公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展望，展现了强烈的人文情怀。
类型剧基本上成为我国当代电视剧的代名词，而这也暴露出我国电视剧产业的一些问题。根据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陌生化是艺术生命所在，而程式化会导致新奇感的丧失，进而衰减形式的可感性和生命力。我国当代类型剧已呈现出过度类型化即程式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产量虚高、精品缺乏、创新不足、跟风严重等弊病。该书史论结合，返回到类型剧生成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实地”考察，对于发掘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