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对1978-2003年实际数据之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实证论文,居民论文,我国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看，消费都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掌握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对制定国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以来，尽管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大，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和消费需求扩张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确呈现下降趋势。从1997年开始，消费需求一直不旺，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刺激消费，但是居民的银行存款依然逐年攀升，居民储蓄热情不减。这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我国城乡居民所处的消费外部环境如何？居民的消费行为有何特征？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扩大居民消费？面对这些疑问，笔者以微观层面的消费者为分析对象，从1978—2003年的实际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入手，就城乡消费者行为呈现的某些相似性和由于城乡在消费环境及消费主体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消费行为的不尽相同等问题，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分别进行了研讨和分析，并且提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几点建议。
一、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
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除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价格体制的变迁外，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基本的制度安排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处在较为平稳的外部环境中。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演变也较为缓和，逐渐由传统体制下的消费者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消费者转变，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
1.社会消费品种类及数量不断增加，农户购买消费品已不受短缺、限额的约束，消费选择有了较大的自由。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过去供应短缺的现象，人们凭票购物，有钱却买不到商品的窘境已成为历史。在此过程中，农户的自给性消费逐步减少，商品性消费逐步增加。
2.消费品价格逐渐放开，价格弹性变大。1978年以后，消费品价格改革的总趋势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在通过调整使消费品的计划价格逐步接近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放开价格。由表1可以看出，从1985年开始，价格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扩展到城市，消费品定价的市场取向加强，1992年以来，消费品价格基本上完全放开，市场在商品定价中起基础性作用，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发生波动。
3.农户资产的增加及借贷收支的加大，使他们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放松，奠定了跨时预算的资产基础，延长了跨时预算期限。从图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持有的银行存款数额逐年攀升，1978-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持有银行存款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5.4％。特别是，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银行存款1737.元，农村居民人均持有的银行存款累积数额达到收入的73.4％；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银行存款1969元，农村居民人均持有的银行存款累积数额达到收入的79.5％；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银行存款2367元，农村居民人均持有的银行存款累积数额达到收入的90.2％。
表1 1978年以后我国价格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发展阶段时间 主导思想
改革重点 改革方式
1、初始阶段 1979-1984年 完善“计划价格体制”， 调整价格结构（以农
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开始引入市场机制
村为主）
2、展开阶段 1985-1988年 实行“混合价格体制”， 转换价格形成机制
以放为主，调放结合
市场取向明显加强
（由农村扩展到城市）
3、巩固阶段 1989-1991年 实行“混合价格体制” 建立和改善价格宏观
控中求改，相机调放
调控体系
4、深化阶段 1992年至今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最终确立并居主导地位，建立
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有政府宏观调控的价格机制
附图
图1 1978-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持有银行存款状况
4.农村居民直面不确定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家庭便承担了双重经济功能，既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又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生产经营风险，由于产品的收成及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收入风险，这种风险必然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所以说农村居民自改革之初便处于风险环境中，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
1.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明显的波动。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改革之初，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低，收入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支出，1992年以前，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在0.84上下变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居民收入有大幅攀升，1993-1996这4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但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确逐年下降。从图2的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8、1999两年出现负值，其原因是这两年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略有下降所造成。尽管2000年后农户的实际收入逐年上升，（其中2000-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253、2366、2476、2622元，）但防范意识的增强使农村居民对预期收入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在1附近（其中2001-2003年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08％、99.6％、101.6％）摆动，表明农村居民近年来购买同样商品的价格基本没有变化。
附图
图2 1979-2003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2.农户的风险意识开始强化。1979年以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居民的未来收入风险明显加大，除原有的气候风险外，还面临市场波动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的存在培植了农村居民的风险意识。
3.农户的消费目标由追求一时效用最大化向跨时效用最大化转变。农户有意识地从较长时间段着眼来安排自己的支出，储蓄借贷支出不断增加，根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户的储蓄借贷支出与收入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96，收入的增加使农户偿还借款的能力增强，而借贷收支的增加，放松了居民跨时预算约束面临的流动约束，居民开始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
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
城市的改革开始于80年代中期，首先是企业的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改革措施使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涉及传统的福利制度，居民规避风险意识不强，很少有预防性储蓄动机。1992年以后的改革彻底打破了人们的传统预期，全面动摇了城镇居民传统的福利制度，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多项改革迈出新的步伐，消费环境及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特征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
1.城镇居民的消费选择更为自由，绝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已充分具有弹性。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一些重要的消费品，尤其是住房、某些医疗保健服务、幼托等的分配上存在市场和行政配给两种方式，而市场部分价格较高，人们不得不选择行政配给；在消费品价格调整和放开的过程中，国家对许多消费品实行财政补贴；由于社会生产不够发达，消费品供应短缺，部分消费品限量销售，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城镇居民的消费选择并不自由。1992年以后，消费品的行政配给和补贴基本取消，价格完全放开，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在逐渐减少，居民的选择更为灵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
2.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与农村居民不同，城镇居民曾经置于国家高福利制度下，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小。1992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项配套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动摇了原先的福利制度，使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
一方面，城镇居民收入处于动态不稳定之中。原先城镇居民就业由国家包分配，个人的收入会逐年稳定增长。然而就业制度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给人们更大的择业自主权，同时也带来了失业的风险。正是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使居民近些年的非工资性收入在收入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由于非工资性收入比工资收入的波动要大得多，给人们的收入预期带来不稳定因素，加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微观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种种因素都增强了城镇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状况见表2。
表2 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状况
年份
实际收入（单位：元）
实际收入构成（％）
实际收入增长速度（％）
工资性收入 非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非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非工资性收入
1994 2426.96
1075.3569.330.7 —
—
1995 2990.43
1297.66
69.74
30.2623.22 20.67
1996 3349.49
1495.29
69.14
30.8612.01 15.23
1997
3488.8
1699.74
67.24
32.76 4.16 13.67
1998 3582.23
1876.11
65.63
34.37 2.68 10.38
1999 3785.22
2103.55
64.28
35.72 5.6 12.12
2000
4480.5
1799.48
71.34
28.6618.36-15.03
2001 4829.86
2029.72
70.41
29.59 7.8 12.89
2002 5739.96
2437.41
70.19
29.81-0.31 1.08
2003 6410.22 2651
70.74
29.26 0.78 -2.17
另一方面，城镇居民预期支出增加。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基本趋势都是使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由个人负担或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负担。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推行，使大多数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面临一笔不菲的预期支出，而住房制度改革把大多数人推向房地产市场，购买商品房。
3.流动约束与预算约束放松。城镇居民借贷收支数额逐年放大，银行存款一度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996年以后人均持有银行存款的增长速度下降，与此同时，储蓄性保险支出数额开始攀升，城镇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形式多样化。城镇居民人均持有银行存款状况见图3所示。
附图
图3 城镇居民人均持有银行存款状况
随着金融体制的健全以及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镇居民的信贷收支活动越来越活跃，消费信贷有了长足发展，住房、汽车、教育、旅游、耐用消费品贷款等信贷项目陆续推出。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1年、2002年、2003年年底，中国已发放的消费信贷总额分别为6990、7929、13.020亿元，突破一万亿元大关，2003年底已发放的消费信贷总额比1997年底发放的消费信贷总额增长了70多倍。这些消费信贷主要直接用于购买住房和汽车以及支付教育费用。统计显示，从1998年到2001、2002、2003年年末，消费信贷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从0.3％提高7.18％、12.3％、15.2％。
（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
1.从图4可看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边际消费倾向由大起大落变得相对比较平稳，与平均消费倾向更为接近。综合之，在大多数年份中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平均消费倾向，说明居民收入增量中有较多部分用于积累。
附图
图4 1979-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
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环境的放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更趋理性。8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最显著的特征是消费的雷同性，这种雷同性是针对于城乡居民内部而言的，两大集团内部消费高度一致。在城镇，耐用消费品普及速度惊人，以80年代后期的三大件即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为例，从1985年到1991年仅用6年时间，其普及率就分别从17.21％、6.58％和48.25％上升到68.41％、48.7％和80.58％。在两次通货膨胀期间，都出现了过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一度出现居民上街抢购的局面。90年代后，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和消费者的不断成熟，居民的消费行为更趋理性，即使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25％的1994年，也没有出现以往的抢购现象，消费者能够平静的对待价格波动，根据自己的理念来安排消费，不再“跟着价格走”，边际消费倾向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扬。即使消费表现出多样性、广泛性和高层次性，对某些商品的排浪式消费也没在经济生活中再次出现，以空调、录像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品的普及与80年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速度相比大为减低。
3.城镇居民规避风险意识增强。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促使人们增强了风险意识，并且采取一定的行动来规避它。尤其是近几年来，尽管银行存款利率不高、利息税开征，可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没有多大增加，边际储蓄倾向确略有上升，居民存款热情仍然不减（其中2001、2002、2003年年底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分别达到了738万亿元、8.69万亿元、10.36万亿元），到2003年底突破十万亿元大关。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不论是储蓄性保险还是非储蓄性保险购买数额都在逐年攀升，其中1994—1999年保险支出的增长速度各年都高达40％，2000年后保险支出的年增长速度有所降低达到20％；特别是储蓄性保险倍受青睐，1994年以来由储蓄性保险是非储蓄性保险的3倍多增加至八九倍之多，这也反映了居民的消费行为更为谨慎。
三、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镇与农村的差别表现得比较明显，尽管改革的深入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一部分差别在缩小，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在消费的外部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特征方面的差异仍是不容忽视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从绝对数额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到2001年的4493.6元，又到2002年的5227.2元，再到2003年的5850元。从相对数额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此后曾一度缩小，又逐渐扩大，2001年增大到2.89倍，2002年又增大到3.11倍，2003年继续增大到3.23倍。由于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所以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
2.制度变迁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1978年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此之外基本制度安排没有发生过根本改变。因此，尽管改革之初农村居民就处于风险环境中，面对不确定性，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的影响不大，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较为缓和。80年代中期，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各项配套制度改革也全面展开，城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的增添，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也随之改变。
3.城乡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彼此的影响程度不同，致使他们对于风险规避意识的形成过程也有一定的差别。农村居民从1978年以后就开始面对生产经营风险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收入风险，从那时起农村居民就不得不考虑规避风险问题，虽然他们对规避风险意识的强弱因人而异，但是产生风险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共性。城市居民真正面对不确定环境是在90年以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推进增强了他们的风险意识，这种规避风险意识的形成不仅晚于农村居民，而且他们所处的风险环境也与农村居民有相当大的差异。
4.城乡居民持有资产结构不同，金融环境的变化对他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有差别。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多。金融环境的变化，例如股市的涨落、保险业的发展、利率的调整等都对城镇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量与结构有较大的影响；而农村居民则不然，他们尤为关注利率的调整，以界定他们的消费走向。可见，改变流动约束的强弱，必然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5.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较农村居民更为开放，部分居民有超前消费的意愿，而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更为保守一些，并且农村居民所处的金融环境制约因素较多，农村居民超前消费的可能性较小。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开拓，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大型耐用家电产品普及难度较大；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农村市场；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尚不健全，农产品市场规模较小。
四、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几点建议
上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实证分析显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未来收入不确定和流动性约束等因素的存在是造成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居民的收入水平有高低之分、所处环境有城乡差别，我们应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之保持一个较好的、稳定的增长机制；建立切实有效的收入调控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保险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保险，从而降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求。
3.加快各项配套制度改革的进程，使养老、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的改革尽快到位。由于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随着改革进程的展开，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预期就会提高，这将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需求。如果改革能够很顺利地进行，人们便对各项改革的进程心中有数，预防性储蓄也将随之减少。
4.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这样可以放宽流动性约束，提高居民当期消费水平。
5.改善农村消费的硬件环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电网、水利设施、道路、通信、防护林的投入，为耐用家电产品进入农户扫除障碍。加快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鼓励农村经纪人和农村工商户的发展，扩大农民营销队伍，确保货畅其流、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