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国家保守主义”_政治论文

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国家保守主义”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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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势头走向全球意义的“政治大国”。人们在惊叹之余,开始思索主导日本政治变化的精神动力——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急剧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政治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日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如何去界定政治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并拥有“支配力量”的系统化主张?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在借用国外描述当代日本政治家所奉行的林林总总的“主义”和“倾向”时,是否有能力和必要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话语体系?面对这些焦灼的提问,我们作了如下思考。

一、为什么要提出“民族保守主义”概念

2004年9月,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教授在回答《世界》杂志编辑部采访时, 对今天的日本社会政治动向有一段惊人之语:“在当今日本右翼化的波涛中,我作为‘战中派’(即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引者注)切身感受到日本即将改变宪法第九条成为军事国家的恐惧,并为日本再度发动战争感到恐惧。”① 梅原猛先生直言的“右翼化”警告或许属于一种“盛世危言”,其用意在于警醒世人关注日本在新世纪中的国家发展道路,但至少日本政治所发生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些毋庸置疑的变化又为研究日本政治的人们提出新的概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之所以用“民族保守主义”概念来归纳当今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政治意识,是因为我们对冷战结束以来关于日本政治走势的种种界定,诸如“政治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等概念并不满意。尽管这些概念或提法,都从某种角度捕捉到了日本政治变化特征的某些侧面,但却未能涵盖驱动政治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底蕴和动因,也存在未能够完整、准确地抓住其本质的缺憾。

诚如吕耀东博士在《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一文中曾对“保守化”、“保守主义”和“右倾化”这三个概念做了深入的梳理和归纳。该文指出:“在有关研究和分析日本政治方面的文章中,‘保守化’、‘保守主义’和‘右倾化’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往往用来表述二战以来或者冷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尽管这样的表述方法符合日本的政治现实,但是,在表述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这三个概念的并用、混用的现象。进而产生这三个概念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和表述失误,直接影响对日本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理清这三个概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②

关于“右倾化”,最常见的是从这一概念的语义和引申义两方面来解释和分析的。有学者在分析“日本右倾化”现象时指出,“所谓‘左’、‘右’,是一种相对概念,没有‘左’就没有‘右’,日本的右派,当然是针对左派而言的。”在日本“保守也就是针对革新而言的。”通过“左”和“右”的相对性,引出日本保守党与革新党的对立。还有的学者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纵容右倾势力的抬头,强化日美联盟体制等表现。”这种对日本政治现状的描述性解释,可以比较直观地概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但这种界定一方面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同时也还需要进一步把握其本质根源。

至于“保守化”③、“保守主义”等概念,作为一种政党的执政理念或政治思潮,在欧美不仅具有不同的流派,而且在世界上每个国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日本,“保守主义”不仅是自民党的主张、信念和价值观,也是其它保守政党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日本传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它往往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作为一种政治言论或社会思潮表现出来。④ 而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或政治思想而存在的保守主义在日本逐渐汇成的当代总体价值取向。就深层的传承关系讲,“在日本社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保守主义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在历史上,有不少日本人对这种保守主义作了种种反省和批判,但都改变不了它在日本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各领域的存在与影响。这是保守政党能长期支配日本社会的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原因。”⑤

战后的日本保守主义带有时代和国情的特点,并因此同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明显区别。“现代东方的保守主义一方面高度认同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宪政法制、自由市场经济等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主张维护秩序、权威和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本的重要政党自由民主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东方的保守主义。”⑥ “与欧美的保守主义理论相比较,在日本,作为战后保守政党思想主张的政治的保守主义,并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来体现,而是通过具体的党的纲领和宣言来体现,通过具体的政策方针来体现。”⑦ 的确,正是自民党的领袖中曾根康弘在80年代实行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方针,为保守主义戴上了“创新”的标签。而这种对日本保守主义“不拘泥于过去和现在”的“创新性”解释,才是日后日本“新保守主义”兴起的开始。

我们提出的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概念,主要是指今天占据日本政治舞台中心的主流派政治家普遍奉行的“安邦立国”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路线和政治主张。其“理论特色”明显表现为一系列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反对一国和平主义、鼓吹恢复日本“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说教。而其“政治内涵”则是追求日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依靠保守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施政纲领去治理国家的种种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鼓吹“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后,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石原慎太郎等人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显现出来的“强军立国”战略思想陆续登场。

我们认为,近年来“民族保守主义”在日本形成气候,并逐渐占据了政坛主流地位。这些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派政治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骨子里怀有典型的民族主义理想,同时又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家的躯壳。作为深层原因,“民族保守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政治局势与日本自身的变化的产物。这种变化只能抑制或促进它的发展,并不能改变它的存在和性质。其中,日本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起着重要作用。当年,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等人曾将日本政治文化定义为“工具文化”,其特点是通过迅速借用政治文化去实现一个个具体的政治目标,从而使“新的政治势力”得以结合到整个政治系统之中。日本今天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也正是利用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在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目标中,取得政治主流地位的。反过来,他们又利用这种政治主流地位去广为传播自己“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以利于他们政治理想的实现。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民族主义在“民族保守主义”中所占的成分会进一步加重,而这种比例关系的变化恰恰是值得深思的。

二、“民族保守主义”的内涵、外延及成因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告诉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同样可以划分为“概念创新”、“原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等四个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层面。其中“概念”是思维的结晶,也是知识的细胞。人类对世界中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形成概念。任何科学概念都不是静止的、僵化的,其内涵和外延都将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一般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扩大原有概念的外延,二是改变原有概念的内涵。前者引起科学知识量的增长,后者将会导致科学知识的变化,成为科学分析研究对象的突破性生长点。按照逻辑学的基本定理,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外延在逻辑学上是指一个概念确指的对象的范围。⑧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就其内涵讲,可以理解为“日本的战略派政治家群体在21世纪初期所奉行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政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⑨ 它的外延应当指“所有信奉这种政治理念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治家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和主张。”

当然,既然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主义”,自然就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来支撑。但在历来缺乏政治理论体系而重视政治行动的日本,其实,相应的理论——“民族保守主义”就“深藏”在当今日本政坛主流政治家的政治活动与政策实施当中。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简单耦合,而是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它外表上披着保守主义政治的外壳,骨子里却怀有典型的民族主义理想。在当今的日本社会里,它不仅是自民党一党的主张、信念和价值观,也是其他保守政党的政治基础,并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文化,而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接受。在某些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具体问题上,甚至会成为公众舆论和社会思潮的主流。

众所周知,无论是“传统保守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都主张国家是“秩序”的基础。在国际关系上,保守主义“靠维护均势以保护政治独立的对外政策。”尽管保守主义已被纳入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但今天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既有别于“传统保守主义”,也与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冷战时代建立起来的“55年体制”从危机走向崩溃,日本政局出现惊人的变化,进入了持续至今的所谓“总体保守化”时代。如果我们回眸其远因,“1955年体制”确立后,吉田时期确立的保守主义路线在自民党里大多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党内几度掀起过否定和平宪法的浊浪,但就总体而言,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坚持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和平发展路线。1985年,以民族主义鹰派色彩著称的中曾根康弘上台,在西方大国盛行里根、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国际背景下,提出了日本式的“新保守主义”路线。他主张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呼吁放松规制;行政上以“小政府、大国家”为治国蓝图;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增大日本外交的“自主性”,提出了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力图在国际舞台上抬高日本的地位,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此后直至90年代中期,新老保守政党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特征,主要是坚持否认侵略历史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文化上崇尚天皇精神的国家观念,怀念“旧时代”日本“辉煌的历史”,鼓吹张扬大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一种一味追求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政治意图,与作为政治意识或政治思想而存在的保守主义,汇成了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总体价值取向。

三、信奉“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家群体像

当然,“民族保守主义”不是空中楼阁,相反倒是日本主流派政治家(也有人叫作“战略派政治家”或“统治主义政治家”)群体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的政治理念。鉴于这一点,有必要探讨信奉“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家群体的基本政治特征。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行为特征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善于抓住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实行强有力的政治鼓动。毋庸置言,抓住和利用大众心理是职业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其次,要在强大的政治实力基础上大胆挑战现存的制度、规则以及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禁区。第三,是迎合社会上涌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标榜大和民族的优越,排斥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存在。按照中曾根康弘的理解,奉行“统治主义”的鹰派政治家应当具有相同的“政治基因图谱”,在今天硕果仅存的重量级政治家里至少有三位志士“流淌着相同的DNA”。在认同民族精神方面,“小泉总理和我的认识如此一致,或许小泉与我,还有石原先生有着共同的‘政治DNA’吧。”⑩。

日本的纪实作家久慈力在《对小泉改革存有异议》(AGEBI书房,2001年版)里,曾引述了小泉本人的著述、演讲以及私下流露的心声,对这个“中曾根院政内阁”的政治脉络作过细致的分析——这一类政治人物共同的“政治理想”是推崇尊王攘夷的殉国英雄,骨子里潜藏着国家主义的意识;“基本理念”是“国家利益优先”和“小政府理念背后潜藏的国家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的历史偏好和“日本的天皇制政治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批评也一定要坚持参拜竭国神社”的历史观,小泉在自己著述的《小泉纯一郎的暴论与青论》(集英社,1997年版)中直言不讳地讲:“我喜好读书,最爱读司马太郎的《活在世上的日子》,幕末的动荡时期那些舍弃性命献身国事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的勇气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心中沸腾着政治行动和改革道路上奋进的勇气。”而最让小泉叹服的恰恰就是“吉田松阴以日本为‘皇国’,以自己为‘皇国之民’,以‘对皇国的忠诚为第一要义’的组织实践。”(11),于是,当朝首相在修改和平宪法、搞自卫队国军化、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强权、利用教育改革重新塑造国家主义方面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保守本流”和保守党内“抵抗势力”的种种斗争,就很好理解了。

实际上,保守政党内部的斗争,以及斗争中所生成的新的政治群体,恰恰是我们提出“民族保守主义”观点的又一个出发点。众所周知,《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出笼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自民党内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和“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的成员们不能容忍当时新任首相的细川护熙说了一句“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而引发的。(12)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否定日本二战侵略历史的言论总汇,“民族主义”的色彩体现得更为浓烈。该书作者之一的冈崎久彦之所以推崇撒切尔的原因,就在于“铁娘子”在回忆录中明确讲道:“为政十年,表面上是在同左翼斗争,而实际上三分之二的精力是在同保守派内部的鸽派进行斗争。”所以,冈崎久彦自己“现在回想起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保守主义阵营内部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人。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每到关键时刻都因保守党内部立场不坚定的存在而导致失败的历史。”(13) 这位以歪曲历史而出名的冈崎久彦在2003年出版了新著《日本人的历史观歪曲在哪里?!》,最近又在《中央公论》上做文章,贼喊捉贼地“告诫”中国政府“不要重蹈日本在战前煽动民族主义的覆辙”,而日本《产经新闻》论说委员安村廉在题为《社会党史观占上风将导致国家灭亡》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保守主义可以解释为是推行这样一种政治:重视已被纳入日本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智慧与秩序,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因此,当然必须尊重中庸的历史观。它也有纠正极度近视的缺乏平衡的历史观的作用。难道现在不正是自民党对社会党及其周围势力的阴谋采取坚决的态度的时候吗?”可以说,他们的“保守主义”已经明显表现为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中庸的历史观”,转变成为日本政界、学术界右翼势力否定二战的侵略历史,反对日本的和平主义,恢复日本“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理论依据。

四、对相关学术批评、商榷的吸取和理解

在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中,关于“民族保守主义”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有学者指出:就语言逻辑而言,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相对应的概念;而“保守”则是与“革新”相对应的概念。那么,使用“民族保守主义”这一新概念是否妥当?把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黏合在一起是否有牵强附会之嫌?这一提问要求我们从逻辑和学术的角度回答“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关于“民族主义”,美国学者穆艾·洛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得领土国家的存在与活动得以合法化。”(14) 按照美国学者阿姆斯特茨的总结归纳,民族主义通常具有四种关键性因素:第一,是人们更喜欢的是与其民族性相一致的政治亲和力;第二,是政权的来源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政治意志;第三,是民族地位的最高现实是被认同为国家;第四,是最高的政治忠诚是对民族的忠诚。于是“尽管宗教、种族和共同的历史对民族主义具有主要意义,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要求实现自决的政治意愿。”(15) 今天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天然地带有深层意义的联系与交叉,两者“血脉相连”的关系正在消弭传统意义的区分与隔离。

至于“保守主义”,在政治学类词典中极具权威性的辞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是:“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信条基本上是近现代的产物,尤其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映。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埃德蒙·伯克认为:“以革命方式追求自由并不像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会扩展有限政治并使之完善;恰恰相反,这将毁掉维持有限政治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中首要和关键的是法治;其次是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三是代议制度;第四是私有财产制度;第五是靠维护均势以保护政治独立的对外政策。在保守派看来,这是借以建立国际和平的唯一稳定而现实的原则。”(16) 显然,在西方政治学者眼中,“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政治的交叉点上相当重合,其内在联系和共轭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认为,政治学意义上使用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作为描述社会政治生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两者本身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毋宁说,这是一种“带有浓烈民族主义特色的日本式保守主义”。而且用“民族主义”为其它政治意义上的“主义”作“定语”不存在语言逻辑或是混淆概念的问题。借用英国民族主义经典作家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观点:“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做最恰当的界定。”(17) 而且用“民族主义色彩的”(或者简约为“民族的”)为政治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做“定语”不存在语言逻辑或是混淆概念的问题。理论界用某种方法论意义或具有某种特质的内容修饰另一种“主义”的例证不胜牧举。譬如“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等于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于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第二,学者指出:“使用‘民族保守主义’是在改写日本思想史或为其增添新的内容。因此,提出某种‘主义’特别需要谨慎、科学的态度,不可轻率。”显然,这是一个学理(科学上的原理或法则)意义上的重要的忠告。关于是否可以使用“民族保守主义”概念,我们的理解是使用这一提法并不等同于“改写日本思想史”,而且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历来是十分审慎,并且限定在特定范畴之中的。

一般说来,人们惯常使用的“主义”实际上包含有三种含义,或曰三个层面:(1)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系统的理论和主张, 例如“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2)某种思想作风,例如“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3)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本文中使用的“主义”所指向的主要是第一种含义中的“社会生活”中呈现的理论和主张。需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日本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特定范围使用“民族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第二种含义中的“思想作风”。换言之,主要是作为政治学研究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的。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可以在日本思想史长河中寻觅其源流并回溯其滥觞,但它毕竟是对新事物、新倾向的描述,尚不敢奢望“为日本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至于当今天的一切过去成为历史的时候,“民族保守主义”的提法是否可以“存一家之言”,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第三,还有一种更加简明酣畅的诘问:“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地使用新概念去把握日本政治事物?民族保守主义能否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而成立?”我们认为,与其说是我们主观要提出新的概念,莫如说是今天的日本政治变化本身出现了新的动向从客观上产生了这种需要。实际上在现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已经有许多西方学者在回答这一问题。例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种族民族主义取代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为政治理想的基础和语言。”(18) 它的深层原因是“民族主义是政治上的需要;民族认同具有社会功能;民族植根于历史之中。”(19) 无独有偶的是,日本学者同样注意到了民族主义对今天政治生活的介入与干涉。卫藤沈吉教授曾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狂热的怪物”,因为在世界走向新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各式各样的民族运动,充满了纠纷和混乱。”(20) 而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安野中夫先生则认为:“与传统的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相对应,另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正在朝一个新的国际的、超前的和跨越的方向发展,它与高新技术革命相辅相成。”(21) 日本与西方学者的认识,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使用新概念去诠释新事物的必要性。

此外,“民族保守主义”作为一个种概念的提出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超克”。在我们的研究队伍中,迄今也曾长期、大量使用过“民族主义”、“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等概念。(22) 之所以要对自身理解进行超越,说到底还是由于随着政治研究视野的扩大,“民族保守主义”很可能成为社会政治事物变化的“基本潮流”。而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看,“民族保守主义”将会在日本各界得到不断的追求。(23)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深知同所有对日本政治事物的界定一样,“民族保守主义”概念也存在某些自身带有的局限,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日本政治家往往讳言组织哲学,也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24) 在这一点上,更需要研究者对风秘云诡的政治局势和浩如烟海的材料作深入发掘、归纳、梳理和分析。况且,即便捕捉到相同的事实依据,大家对日本的政治变化本身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的。譬如,有国内学者指出“在冷战后日本的政治改革中,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思潮——新国家主义在抬头。”认为“其表现为批判战后日本注重经济发展以及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主张海外派兵,以追求政治大国为目标,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为侵略历史翻案等等。”(25) 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现在的日本与邻国和平共处,它自身也处于和平状态,军事扩张的欲望已被抑制住了。”(26)

总之,企图用一种理论和政策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一个概念或假说的提出,无论它如何自洽、简明,如何具有思辨的统一性,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与科学的验证。为此,我们衷心欢迎各位同道先学提出更为深入的针砭意见和指导性建议,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对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认识与理解。

注释:

① [日]梅原猛:《参拜靖国神社脱离了日本的传统》,《世界》2004年9月号。值得注意的是梅原猛先生的描述是“右翼化”而非迄今人们经常使用的“右倾化”概念,足见问题之严重。

② 吕耀东:《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日本学刊》2004年。

③ 日本学者公平慎策在其著作《现代日本人的政治意识》中认为: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背景,“保守化”一词可以用来表达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日本保守党支持率出现由低到高的回升;二是指支持保守政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自公平慎策《现代日本人的政治意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第19页。

④ 按照日本自民党在1960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表大会上提出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要纲》,“所谓保守主义,是指积极地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清除邪恶,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秩序之中求取进步,摈弃破坏性的急进主义,也不信守只拘泥于过去和现在的反动保守主义。”在当时,所谓“摈弃破坏性的急进主义”,大多是指当时与自民党相对立的、维护和平宪法和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的革新派——社会党和共产党。所以,自民党对“保守主义”的解释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的保守主义,比自民党“七大”时的定义更多了几分“民族主义”色彩。日本元首相中曾根在《新的保守理论》一书中指出:“保守是守什么?首先,我们要保卫日本美丽的大自然和日本领土;第二,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第三,保护自由的市场经济;第四,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这就是我所说的保守主义。”他进一步解释说:“有时‘保守’被人误解为固守现状,墨守现行体制的‘守旧’想法。然而,我指出要卫护的四根支柱中,第二条和第四条,有守旧思想的人是绝对不会亮出来的。”

⑤ 参见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⑥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9页。

⑦ [日]北冈勋:《日本保守主义》,日文版,御茶水书房,1992年版,第70页。

⑧ 例如,“人”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指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外延包括古今中外一切的人。

⑨ 一般说来,“主义”有三种含义:1.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2.某种思想作风;3.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本文使用的主要是第一种。

⑩ [日]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远的日本》,PHP研究所,2001年版,第211页。

(11) 久慈力:《对小泉改革存在异议》,AGEBI书房,2001年版,第24页。

(12) 见于《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后记,第611页。

(13)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译本),第491—492页。

(14) 穆艾·洛:《民族主义》。引自《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6期。

(15)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Boston:McGrawHill,1999,P.33。

(16)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17) 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8) 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4页。

(19) 同上,第122—124页、185页、192页。

(20) [日]卫藤沈吉:《民族主义的善与恶》,载《读卖》杂志,1993年第4期。

(21) [日]安野中夫:《从人类社会四维结构观点看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四次浪潮》,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22) 例如,蒋立峰主编的《日本政治概念》,蒋立峰、高洪合著的《日本政府与政治》、崔世广的《再生还是衰落》中大量使用过的“民族主义”、“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等概念,以及高洪《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言行的哲学透视》一文中对右派保守政治人物所作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界定。吕耀东在《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一文中也曾认为,将“国家右倾化”、“政治右倾化”与“国家主义”相比较,“国家主义”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地表达冷战后日本的政治现实。

(23) 日本的久慈力在《对小泉改革存有异议》(AGEBI书房,2001年版)中开列的“引领日本时代潮流”的人脉中,除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石原慎太郎、龟井静香、西村真悟、平沼纠夫等政治巨头外,经济界的丸红会长鸣海严、朝日啤酒的名誉会长通口广太郎、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朗、ORIKUSU社长宫内义彦、 森大厦社长森稔,以及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小说家曾野绫子、漫画家小林善纪等财界、文化界名人也都榜上有名。

(24) 参见高洪《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言行的哲学透视》,《日本学刊》2003年。

(25) 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析论》,《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1期,第30页。

(26) 卡赞斯坦著,李小华译:《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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