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中国外交哲学选择及其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意义论文,主义论文,和谐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1；D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4-0046-08
一、从天下主义到新天下主义
当前，如何在思想上重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成为中国战略文化、思想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如何重建中国文明，界定中国文明自身的精神特质及“恢复中国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建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① 成为中国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在这场学术论争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扬弃被压迫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下主义外交哲学取而代之。例如，李慎之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② 再如，盛洪1996年在《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即再一次从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③ 在这篇文章中，盛洪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天下主义的理解，并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公平和道德合法性发起挑战。他们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现代国际社会是西方逻辑主导的国际秩序，它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按照现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玩下去，中国和世界都很危险，中国文化的特质不允许中国人继续玩下去；二是近代以来，中国采取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让步。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三是民族主义文化虽然会在天下主义文化面前取得胜利，但它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而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以天下主义结束“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四是单靠实力、利益原则解决不了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如核武器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道德和文化力量，即以天下主义理论的内核：“礼”、“义”和“仁”等道德原则，推动世界向实现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④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倡导天下主义，肯定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更崇尚合作，更少诉诸战争；且有很强的兼容并蓄，吸收和同化异族及其文化能力等，对重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基础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学科知识结构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天下主义立论未能清楚地阐明天下主义与当下中国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所提出的如下三个重点也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它们是：（一）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或者说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伦理基础提出质疑；（二）从经济学视角说明天下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奉行天下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更加有利，而民族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利己主义，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关系；（三）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和实现“天下无核化”。诚然这些都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重大问题，但它们显然不是中国外交议程中亟待解决的根本核心问题。目前，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即，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则是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定位问题。在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国是谁’的问题”。⑤
此外，天下主义立论还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中国天下主义产生于何时？对此，他们认为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结束后的汉代，并援引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指出，是“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⑥ 即是说，天下主义是战国结束后的产物，而不是与战国原则相抗争的结果。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历史和逻辑的错位。如果历史的逻辑是，战国时代天下主义必然行不通，并且会自取灭亡，那么在盛行民族主义战国逻辑的当代，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倡、奉行天下主义外交，那不是注定要败北吗？其实，在文化本原和精神实质上，中国的天下主义始于《易》，成于老庄，行于春秋，汉代以后儒家的天下主义只是在制度和形式上一统了天下，而且中国的地方分权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泯灭，虽说它的存在始终受到中央集权有力的压制。其二，在天下主义文化与民族主义文化孰优孰劣问题上，他们指出，从全球看天下主义是最佳的文化策略，但当其他民族采取民族主义时，它会给奉行天下主义的人群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义败在西方的民族主义文化手下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一观点不仅与他们主张中国应奉行天下主义自相矛盾，而且也与近代中国历史事实不尽相符。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及其规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近代中国天下主义文化与西方列强的民族主义文化相遇是败在社会文明形态落后上，而不是中华文化特质上。世界历史证明，在相同的社会文明形态之下（如在世界上长期的农业文明时期），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处，平行发展，而不会以一方的失败而结束。
由于这些不足，天下主义问世后，中国学界的评价不一。有学者担心天下主义正好印证了美国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也有学者称其为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人给天下主义倡导者扣上宣扬开明强权政治的大帽子。尽管如此，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现代化从今天向未来望去，其成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的历史条件下，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从不同学理层面，支持天下主义文化复兴。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赵汀阳和杨万江等代表的新天下主义。他们认为，首先，“天下”是一种哲学思想、世界观，是理解世界上一切人、事、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下观”是关于世界制度最深厚的理论准备，⑦ 其“根本创意在于它的‘无外’原则，即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内部’，从而消解了不可调和的‘外部’”。⑧ 因为，对于天下来说，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以远近亲疏来界定，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既保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同时又保证了历史性的多样性；“天下观”的核心概念是“以天下观天下”和“四海一家”，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把世界（天下）看作人类的公共政治空间和共同资源，以世界为尺度去思考属于世界的政治问题；只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可分的先验单位，才有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如果不在哲学上先验地承诺和谐完整的存在和世界，那么就不会有和谐的思想，就更加不会有和谐的行动”。⑨ 其次，相对于生活世界来说，天下是个制度世界。⑩ 即世界必须成为一个政治存在，否则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世界的治理需要一个世界制度；如果一个政治体系由多个层次所组成，那么世界制度必须是这个系统中的最高政治权利制度；不同层次上的政治制度必须在本质上相同，或者说，政治治理原则必须在各个政治层次上具有普适性和传递性；政治制度必须具有伦理合法性，符合全体人民的公意。目前，“西方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想象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基于‘之间关系’观念而发展出来的世界性方案无非是联合国或其他的各种国际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因此，很难通过联合国等方案来真正达到世界的完整性”。（11） 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建立一种新型的、在治理能力上等价于世界帝国的世界制度。（12） 中国的天下模式能够充分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治理传递，因而可以作为结束当今世界混乱局面的一种方法论。（13） 再次，天下的选择必须是天下所有人的人性选择，而不可以是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或者某个国家和民族的选择，不可以由国家、民族和特定的文化来代替世界。（14） 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人最需要天下大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模式只承认政治一致性和人性普遍性，而不再更多地承认别的原则，尤其是不赞同人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普适性，反对把任何特殊价值观强加于人，从而肯定了各种文化的自由存在和自然存亡。（15）
由此可见，相对于天下主义而言，新天下主义在叙事的角度、历史哲学的深度及与现实中国外交联系的紧密程度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且有更深入的突破。例如，在叙事角度方面，新天下主义强调不能再在传统天下主义的文明中心-外围秩序或者说“华夷”结构下叙事。中国现在不仅要“承认天下是一个存在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中国与非中国的关系已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而是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或多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天下是多种文明共存于世界的新天下。”（16） 而且，中国还要看到不止是中华文明包含着天下主义的因素，其他文明，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也可能会为建立新的天下主义文化做出贡献，并肯定各个文明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天下主义文化复兴，需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高的忍让精神和更伟大的胸怀，而不能重犯过去的文化自大主义错误。再如，在历史哲学上，新天下主义认为，如何认识天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的“天下观”源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由中国古代先哲信奉的生命哲学的本质及‘和合’文化特质所决定。中国‘天下观’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其蕴含的“世界先验一体性观念、他者哲学以及和谐理论”。（17） 因为‘天下’概念所承诺的世界一体性是先验给予的整体性，而世界的先验一体性又构成了对世界内部多样性的承认，从而在思想理论的源头上拒绝了“异端”、“战争”、“冲突”这样的危险思维。又如，在与中国外交现实需要相结合方面，新天下主义指出，当代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期，美国的无法无天并非完全归因于美国的野心，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世界缺乏世界理念、世界制度和足以支持世界制度的力量，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提出来的严重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天下主义可以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合理选择。因为，除非天下能按照家庭的模式进行治理，否则它将不能得到持久的和平与和谐。因此，中国外交不能只考虑中国的问题，还要考虑世界问题，即以世界为背景提出新的思路，提供新的实践。
总之，新天下主义重点从中国文化本原上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肯定中国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上。新天下主义立论的前提：一是虽然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占据了一定的思想阵地，中国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复杂，但中华文化的根本特质，没有改变，中国人灵魂深处所信奉的东西仍未完全被“西风所化”（虽然少数中国人已被西化，而选择信仰基督教等，或移民到西方国家），心怀天下仍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民族国家仅仅是中国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暂插曲，不管情愿与否，中国都注定要超越‘民族国家’，恢复自己作为‘天下’之‘中心’”（18） 的本来面目。三是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天下也是一样的客观存在，只是还没有哪个国家获得天命。天下的民心、公论、天理、人道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只有一同天下之义，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四是天下模式不仅“具有哲学和伦理学优势”，而且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同时，它又是一个冲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的生态平衡。五是“在个人、民族、国家、宗教、异端等计算单位所构成的概念体系中不可能理解和解决世界性的问题”。（19） 天下模式可能是惟一能够满足世界文化生态标准的世界制度。
作为思想理论和策略方法，新天下主义能否成为中国独有的外交资产，以取代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难以定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新天下主义的批评主要有几点：一是天下是一个事实上总也做不到的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可能性，不如说是与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有几分相似的信念；二是按照天下理论建构世界秩序必定隐含着承认尊卑等级差序，这在伦理学上，比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更高的至善性；三是在实践上缺乏可行性，难以获得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及缺乏使之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其一，这些批评实际上阉割了中国天下观的精神实质，是静止地和教条主义地，而不是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天下主义现实可能性问题。从历史进步的观点看，现行的民族/国家体系决不会一成不变地永存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观点，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由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理性发展进程”，（20） 人类社会自然属性的发展最终会推动人及其共同体的社会属性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相信历史进步的人文精神。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人类发展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与期待。他们相信，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够形成而且应该形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和国际相互依存特性不断加深的时代条件下，人类整体性急速加强，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至少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许多领域内，各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已经密不可分。他者的生存成为自我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暴力，消灭他者的可能性虽没有完全消失，但其必要性、迫切性都大大下降了。人类文明形态总体上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远远超出个别国家的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正在形成。”（21）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指出，今后十年，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将使国际体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世界事务的中心将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22） 可见，中国采取什么样的世界观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将对未来人类社会前进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发展史和丰富传统文化遗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重构，与国际体系主导国进行互利战略合作中，根据本国国力的增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天下主义精神去指导外交实践，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世界沿着“藏天下于天下”（23） 的方向发展，一定会大大促进整个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括天下主义的认同。其二，说一些人可能借天下主义之名，宣扬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之实，这可能没错。但这也不是什么原罪。世界本是天下人之世界，每个民族都有维护和光大自己文化普遍性的话语权。事实上，如同张旭东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自我认同，必须和本民族为维护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所做的努力结合起来。任何一个民族理想，都是一种尚待实现的东西。放弃了对自身普遍性的辩护和追求的文化就不是文化”。（24） 换句话说，世界上任何文化精神一旦形成，都具有成为普遍性的冲动和可能性。中国文化如此博大，没有理由不积极地去捍卫、争取自己的文化普遍话语权。源于西方主客二分法本体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国家间关系中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存在。迄今以来，任何世界秩序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绝对的民主和平等。未来世界很可能仍将是一个存在差序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不会完全平等。有差异的和谐而不是绝对的和谐是中国人文始祖对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判断。中国整体主义哲学一元本体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有差序的统一存在。儒学精神实质也建立在爱有差等的认识之上。归根结底，人是有感情的社会动物，脱离人的情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国家、民族间关系与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最终也是人的感性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有关国际公平、正义的一切政治理念和实践都是由各民族和各国人民的情感所决定的。因为，相对而言，人的感性比人的理性更为本质、更为深刻地决定着人类的各种行为，其中包括人类在高端国际政治领域内的一切社会化行为。
但是，如同旨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合法性的天下主义一样，新天下主义理论依据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整个文化理念、基本价值观和语言已发生革命性变化，西方文化被认定代表着新的天命，顺理成章地获得新的权威地位”（25）。这显然不完全切合当下中国文化思想的总体状况。事实上，现代中华思想已由多种元素构成。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正快速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合化。一方面中国人的思想多多少少受到某种形式或一定意义上的“西化”或西学中国化的影响。许多人程度不同地从内心深处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承认西方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主义及逻辑思维的相对合理性和进步性，包括对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基本赞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一元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仍占据支配地位。中国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政策目标，就是要通过“与外部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26） 和平地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以推动形成一个由“西化”的东方和“东化”的西方共同组成的新世界。
再如，新天下主义对现代人类实践持普遍的悲观主义看法，并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已无可救药。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换个方式看待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对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虽不能完全依靠其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但显然不能因此而不去积极地发展科学技术。诚然，我们没有人能够绝对地把握历史的未来。但无可否认，人类在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许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因而，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对未来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继续沿着进步的轨道朝前发展抱有信心。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发展是永恒的，诸如现代性和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给现代国际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一定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二、中国外交哲学选择及其实践意义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思想，标志着中国外交哲学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扬弃西方“天人相分”二分法哲学本体论，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回归。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不得不重视深层次全球问题的时代，中国外交哲学的转变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界清楚地看到：（一）作为世界主要民族国家之一，中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存在，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认同来为自我肯定提供动力和方向，并通过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中“惟精惟一”、“尚中和合”和“中庸”等思维价值肯定形式的精神实质，把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活的理解，“确立在这种生活的“存在的必然性”之中，从自己的存在和‘民族神’中一步一步推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主体性”。（27）
（二）在人类文化综合的时代，中国既要坚持自己的“天”、“道”本体论、价值观和知识论，又不能排除其他民族文化和哲学在建立和谐世界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人类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面临着同样和相类似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可能只用一种方法论，而必须集众家之长，将中西文化本原规定的思维方法分别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性质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三）当前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处于一种复合状态之中，多种国际政治文化、国家关系互动模式、国际行为逻辑和发展趋势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间同时存在与发展。在复合性国际体系下，大国之间权力结构出现重要的和平转变；维持现状、修正现状和集体身份这三种基本国家利益已更加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关系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同时发展的双重特性，增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和平地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可能性。
（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文化在全球各地新一轮扩展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制度领域，西方价值观及其政治模式的魅力都处于消退之中。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政治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光环已经不像以往那样鲜亮，成为人人向往的对象和效仿的绝对楷模。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战略，并认识到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探索新的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使人类物质和精神能够得到协调发展，而不仅仅单纯地追求物质发展与进步。
（五）在人类社会整体上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时代，一方面国际权力结构及权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化，围绕科学技术进步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当代国际斗争的核心；另一方面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区域，呈现出不同特征与发展态势。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和力量中心之间软力量的较量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
同时，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核心理念还表明，在新的国际条件下，中国外交将坚持在融合中求变化，谋发展；妥善处理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现的中国世界化和世界中国化问题；争取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文化建立新型的和谐共处关系，把和平地恢复国际力量均衡作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课题。而中国外交坚持“以和谐为信念、为根本，化一切敌对关系为亲合关系”，（28） 将有助于进一步转换自己的国际视角，更主动地从现行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角度，从全球战略稳定这一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重新看待过去长期信奉的一些对外政策思想、观念和政策、策略，并通过与国际体系主导国建立新型的“共存”、“共荣”关系，和平地融入现行国际社会。
为此，中国外交在与国际体系进行互动中，首先，需要更积极地看待中国集体身份重塑问题。建构主义把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变化看作是一个集体身份形成问题，并认为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国际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有多深。建构主义还指出，集体身份是一个国家行为体重新界定自我与他者，从而建构一种“我们的感觉”。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在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中面临的诸多政策性挑战，多数都与如何看待国际体系文化，以及怎样将其内化为自身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外交也将越来越多地需要对一系列国际制度化建设相关的国际规范是否合法等，做出政治决断。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化进程仅仅是为了得到好处？还是从根本上认定它们是合法的、先进的制度化文化，因而将之视为中国近期和长远国家利益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必须给予明确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地致力于增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集体身份，以适应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对世界各国形成的压力日益上升的新情势。一位德国学者在评论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意义时指出，从根本上消除国际上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捷径是，中国平等地看待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同时，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还应避免把中国的主张与其他国家的主张对立起来，并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总体目标进行新的表述。此外，中国更多地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维和行动，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通过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同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进一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等，都有利于增强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一员的集体身份。
其次，需要切实地担负起负责任地区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实行自我克制政策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目前中美两国之间业已成型的竞争、合作并存关系结构能否朝互利、共赢方向发展。按照建构主义理论，中美两国作为典型的“洛克文化”结构竞争者，实际上只是想修正对方的行为和特性，对对方的利益进行有限的进犯，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威胁对方的生存。因而中国主动地在对美关系中实行积极合作政策，既注意在国际层面与美国一道寻求跨区域的共同利益，又重视加强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并不会损害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相反，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中国各级政府努力提高民主化程度和法制水平，将有利于缩小中美两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使中美两国人民可以在美国的人生哲学及其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更多的叠合之处，从而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国内少数反华人士的社会政治基础，减轻美国对中国长远战略意图的担忧。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率先阐明的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利益攸关方”概念已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基本确立了接受中国力量的增长，同时促使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双轨方针。这给中美两国一道解决好现行国际体系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将有力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复兴，反之，中国将失去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再次，需要更加审慎地处理好中美两国围绕亚洲前途而展开的战略互动。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打破了亚洲原来的力量均势，使美国日益担心在中国推动下，东亚区域主义进一步发展将威胁其在东亚地区广泛存在的各种利益。同时，中美两国围绕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新秩序的利益竞争和对峙表现得也十分明显。因此，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中美战略互动的主战场。中国外交充分肯定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崛起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并努力把握好中国自身崛起与亚洲整体崛起之间的关联性，不仅有助于美国接受中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和平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将促进国际体系进一步提升对中国的容纳度。事实上，中国崛起是整个亚洲崛起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中国崛起要被整个国际体系所接受，首先要能被周边国家所接受，如果周边都不能接受，就谈不上让整个世界所接受。反过来说，如果周边国家接受了中国发展、壮大，世界其他国家更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的崛起与壮大，美国、西方国家中右翼反华势力反对中国崛起的各种论调就更难以立足。而且，如果中国能与周边国家实现同步崛起，那么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将能够与美国主导的北美和欧盟为核心的欧洲一道，构成支撑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力量基础。这样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形成，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在21世纪长时期地沿着和平与发展的轨迹向前迈进。
概而言之，中国在基本完成塑造现代政治民族的任务后，反过头来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复归，将缩小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上的差异，促进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加强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全面展开，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保持经济全球化均衡发展等，已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根本解决中国寻求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问题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加坡前政府资政李光耀曾指出，中国人口多，潜力巨大，整个亚洲都容纳不了中国的发展。不论李光耀是出于何种目的提出这一看法，中国都需要认真考虑，是寻求建立一个中国的世界，还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与二战后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存在的，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相类似。显然，通过全面融入世界和充分吸纳西方文化中多元共存与竞争的价值理念，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化的中国是一个更好的战略选择。
注释：
①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第28页。
③盛洪：《中国可能的贡献：在国际关系中实践道德理想》，《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第14-19页。
④盛洪：《旧邦新命：两位读书人漫谈中国与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页。
⑤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13页。
⑥[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295页。
⑦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⑧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⑨同上，第53页。
⑩同上，第43页。
（11）同上，第47页。
（12）同上，第155页。
（13）《墨子·尚同》：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天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故画为万国——以尚同一义为争——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14）赵汀阳：《天下体：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5）同上，第149页：
（16）上海证大研究所编：《文明的和解：中国和平崛起以后的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7）赵汀阳：《天下体：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18）上海证大研究所编：《文明的和解：中国和平崛起以后的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9）赵汀阳：《天下体：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20）赵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301页。
（21）[俄]根纳季·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何宏江、邢艳琦、曲延明、刘燕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2）Henry Alfred Kissinger," Rising of China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Herald,June 9,2005.
（23）老子、庄子：《大宗师》，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5）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26）庞中英：《建设中国与世界的价值关系》，《南方都市报》，2004年7月19日，A2版。
（2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28）司马云杰：《大道运行论：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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