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教俱进会初创记评（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教论文,中国论文,俱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的历史意义
中国回教俱进会的诞生，是回族及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使回族从一个单纯的为本民族利益而自在的群体，跃进到了为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团结而自觉行动的群体。这里，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件发生在1909年5月的事情。那时， 北京西直门外关厢有一家回族饭馆，一天一个“乐善汛门差头儿”企图将回族所禁食之物投入其水缸。这无疑是一件故意的辱族事件，自然要激起回族群众的愤怒。当时的《正宗爱国报》曾这样报道了人们的行动：
闻有多数回教人，于初三日下午两点钟，在牛街礼拜寺聚会。所议者，不过是砸腿、挖眼种种可笑的举动。被教长王浩然访知，恐酿成事端，善言解散，令其于初四日听信。适有友人介绍，某守府于昨日与王教长晤谈，彼此甚为接洽，该守府拟将门差头儿姜某责革，又谈了些信教自由的道理，已经和平了结。（1909年5月22日《正宗爱国报》）
事情本应结束了。但是，竟有“一般糊涂人，反倒埋怨王阿衡办理的不对”。作者认为，这种作法之“愚”，“诚不可及也”。
应当指出，自公元7世纪回族逐渐形成以来， 曾受到历代封建王朝不同程度的压迫，尤其到了清代，民族屠杀主义，更使一些回族人不敢自认回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强心理，与历代统治者的压迫，使回族人形成了特有坚忍、倔犟、刚毅、心齐而富于反抗精神的性格，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千百年来，“教案”层起，“起义”频仍，回族人或说理斗争，或起义反抗，其中当然不乏客观上有进步作用者，但是，简单的民族自卫心理，往往带来一些行为失当，甚至可笑的状态，即如上述的所谓“砸腿”、“挖眼”，甚至王浩然阿訇已和平处理此事后，一些人反有埋怨的情况，正如《正宗爱国报》那则消息的标题所评价的，是“愚不可及”。
然而，一当有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原先那种自发的简单的民族护卫心理，已为崇高的为各民族共同团结的大局利益自觉统帅了。辱族、辱教事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但是，一旦出现，人们就再不像过去那一哄而起去自发地做出过激的行动，而是依靠着自己的组织去进行妥善处理。就在俱进会成立后约半年多的时候，上海又出现了《警务丛报》辱族事件。尽管广大回族群众异常愤慨。但是，并没有自发去行动，而是首先由该市俱进会支部马聚源等以全体回民名义通电，“详陈所以”于当时的所谓“临时政府”。由于“不闻大总统（指袁世凯——笔者注）之有所命令”，同时，“内务部之所有电覆，回人于焉寒心”。于是，该支部又再次电告北京中国回教俱进会总部，总部立即寄函内务总长，严正指出：“警务长穆湘瑶，溺职兆祸，仍令安于其位，则回民侧目，教董等不敢负其责任”，“底毁回教出自《警务丛报》，而该穆湘瑶身为局长任令该报肆意丑底，其为挑动恶感，妨害安宁，已在应行惩戒之列”。与此同时，《正宗爱国报》还配发了“演说”：《对于上海〈警务丛报〉污蔑回族之不平鸣》，终于促使该刊主编、警务局长公开致歉并引咎自责。
诚然，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上述那个“差头儿”的愚昧行为，作为当权政府有关部门的职官，任自己主办的刊物用文字形式这样严重污蔑回族，即使有人有些过激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时的回族已不在是几年前的回族了。如果说，当人们尚处于自发状态时，至多也只是凭借个别颇有威望的教长去加以引导，和平了结教案纠纷的话，那么，现在则不同了，回族人有自己的组织，有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就可以自觉地依靠它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交涉。
尽管当时面对的是窃踞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氏“临时政府”，是某一地方官员。但是，封建初倾，共和方建，广大的中华各族人民需要的首先还是国家的安定、各民族的团结。所以，笔者以为，“警务丛报”案的处理办法至少从民族团结的角度说，是应予肯定的。如果说，几年前还只是个别先进分子跳出了单纯“民族”的范畴，呼唤爱国思想的话，今天，则是“回族”作为一个整体，从原来的单纯的“民族主义”，跃进到“爱国主义”的自觉的层次了。这个质的飞跃的出现，乃是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的重大历史意义的体现。
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意义是，它使中国社会的各族各阶层的人们认识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的本质。必须指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的压迫和欺侮，以及我们民族中个别人奇怪的守秘心理，有关我们民族的常识和与之相关的宗教要旨等，几乎无处发表，正如张子文在他所主持的《回文白话报》中所指出的：专制时代，或著书立说，或聚人宣讲，政府就来禁你出版，欲合一个者莫尔提（集体、即礼拜寺），官厅就来取缔你演说。此外，他还在一篇题为《张子文启事》的短文中再次指出：自共和成立，信教自由，研究清真教者，既日益加多，而回教未曾习经，只知当然而不知所以然之人，亦恒不少。（1914年1 月4日、5日、6日三次刊出于《京华新报》）
因此，关于我们民族的一切，人们并未真正了解，加之上边提到的所谓“民族屠杀”政策，曾激起了数次回民理所当然的起义，这就在一些不明其内的人的心中产生了种种误解，不仅使“亘古正教，率不免庸俗人之訾议”（同上《张子文启事》语），而且以为与此正教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回回民族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反抗”的民族。其实，是大错而特错了！
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了，它宣布“本会联合国内回教人民，协赞共和，坚持统一，偕同进化，以期巩固国基”；它提倡“回文学堂内兼授汉文及他必要之学科”；它欢迎“无论国内、国外、同教、异教，凡有与本会表同情者而能有所协助者，得推为本会赞成员”，革命的主张，解放的思想，宽阔的胸怀，跃然纸上。
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了，以王浩然、张子文为代表的阿林们，纷纷参与社会活动，主持创办各类回族报刊，撰写译著，向世人宣传共和民主和宗教中“有功于社会进益”、与社会相适应的教条，其中，《清真学理译著》和张子文主持编辑的《京华新报》副刊，以及他的著作《清真正史》、《雷门鼓》，《回文白话报》的《论回族赞助共和方与教旨不背》、《论蒙回藏三族宜速遣子弟来内地读书》等文章，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们使普通的百姓都对曾经望之神秘的回回民族有所认识了。是的，回回民族是具有优秀良好素质的民族，这不仅体现在回族本身其社团组织的“会章”中，而且体现在与回族密不可分（或者说难于分开）的宗教信条的那些意识中，体现在回族人士所撰的关于“赞同共和”，呼唤疆土统一的文论之中。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成立，使这些民族、宗教意识中“积极健康”的东西得以有组织、有计划、有园地地灿烂于世，使人们了解了，并进而亲爱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乃是中国回教俱进会成立的又一个历史意义。
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的第三个历史意义，在于它以其行动，向人们表明，回族人民是一支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营救爱国报人丁宝臣的集体行动中。丁宝臣，这位回族发展史中不可多得的爱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其创办的《正宗爱国报》为阵地，开启民智，抨击弊政，一方面，赢得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广大读者的景仰；另一方面，也一直遭到梦想复辟封建专制的袁世凯的嫉恨。于是，1913年7月底，先是责令停版，继而于8月1日即行逮捕， “忽来穿黄军衣兵，三十余名”，罗织之“罪名”，一谓“犯戒严令”，二谓“与乱党有关”。
消息传也，京城瞠目，在那杀气腾腾的气氛中，谁个敢哼一声？！
但，回教俱进会却没有坐视。素与丁宝臣相知并与之同庚的张子文，既是俱进会的领导者之一，又是丁宅所在花市一带的清真寺的阿訇。他一方面在殿上发起动员，一方面联合俱进会其他人士，如穆子光等商界人士，联名具保上书，力陈丁反对专制，维护共和之功（他们不知道这正是袁恨丁之处），请求释放。此事，成了当时轰动京城之一大举动，就连官办的报纸都不能加以掩饰了，其报道说：“《爱国报》总理丁宝臣……遂行逮捕。兹闻日前有回回教民二三百人，因回教系之关系，向军政执法处，保请暂行释出。”（1913年8月8日《顺天时报》）民办的《京华新报》则说得更加明确：“《爱国报》总理丁宝臣，……被戒严司令处逮捕，交执法处后，曾经回教俱进会，及商铺多家递呈保释。”
尽管营救行动没有使丁宝臣幸免于难，他还是于1913年8月19 日慷慨赴刑，英勇就义，一路“大念回回经”。但是，营救行动本身却使回族人懂得了只有把民族的利益同国家进步、历史前进的方向联系在一起，才会有勇气和力量，同时，当人们怯于袁政权的屠刀，不敢言谈的情况下，回教俱进会却率领着回族人向袁政权喊了一声“不！”。这行动，无疑向世人表明，回族一当为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之后，就将成为向反动势力斗争的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向前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
这，乃是我们总结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的历史意义时所不容忽视重要之点。
诚然，研究任何一种社会存在都不能脱离其社会环境。中国回教俱进会诞生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后，但同时又是袁世凯初窃其果实的时代，像不少人那样，俱进会的个别主要负责人也曾一度对袁抱有不切实的幻想，这就使俱进会逐渐名存实无，以至到了1934年必须重整旗鼓、再次申报埋下了不利种子。
但是，它毕竟曾经出现过，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在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头几年，成了中国回族家喻户晓并引为骄傲的自己的社团组织，它毕竟向世人显示了中国回族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豪迈姿态，它毕竟为我们的民族陶冶了一批在回族史，以至于中国历史上都能站立其上的先进的分子。所以，笔者才以这样的大的篇幅抒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