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环境能力建设任重道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任重道远论文,生态环境论文,能力建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环境能力的保持、建设和提高，是绿色GDP稳定形成的主要保障。了解中国生态环境能力及其建设，是认识中国绿色GDP的前提和构建未来新国民核算体系的宏观基础。
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当与人类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我们必须一方面通过控制、约束自身的非理性需求和行为，将其维持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内，并且在此范围内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们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政策等手段恢复、维护、扩展和提高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生产基础与服务能力。
环境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超常规地利用而削弱或破坏了生态环境系统功能，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该问题的实质就是社会经济活动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1991)在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中对承载力的概念进行了描述：“地球或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就是其承载力。人力对这种承载力可以借助于技术而增大，但往往是以减少生物多样性或生态功能作为代价的，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将其无限增大。这一极限取决于系统自身的更新或对废弃物的安全吸收。除非人口和资源需求的水平能降低到地球承载力范围以内，否则人类生存持续性是不能保持的。”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针对人类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需求，而对自然资本的过度索取导致的生态系统支撑能力下降。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通过人类的自律和自控约束自身的非理性需求的盲目扩大；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政策的等手段恢复、维护、扩展和提高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生产基础与服务能力，后者是生态环境能力建设的范畴。
中国生态环境能力的现状
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人口、经济活动、资源消耗、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事实上，资源消耗和利用效率受到技术和管理的制约，所以人口总量和增长、经济总量和态势、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导致环境破坏的三大影响因素。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总人口以100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6位，而且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资源效率低，污染物排放严重。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破坏严重。
我国未来的人口达到零增长还需30-40年，据预测未来的10-20年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还需要较长的时期，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大的改观。
上述因素的作用使得我国未来的生态环境压力从总体上还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要延续，而且遏制的难度将越来越大。这些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能力在不断下降，同时也昭示了我国生态环境能力建设的迫切性。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①大气污染
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排入大气中90%的二氧化硫，70%的烟尘，85%的二氧化碳来自燃煤。
我国的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和四川盆地。波及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占全国面积的40%。长期的酸雨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加速土壤酸化过程。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环境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日平均浓度超过了三级标准。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
②工业污染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严重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我国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内陆河流和大型水库外，污染呈加重趋势，工业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尤为突出。七大水系中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1、2类的占32.2%，符合3类的占28.9%，属于4、5类的占38.9%。7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使国民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同时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人群流行病中有80%是由污染水传播的。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
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较差，赤潮频繁（我国赤潮60年代以前平均每五六年发生1次，70年代每两年1次，80年代平均每年增至4次）。
③固体废弃物污染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受到“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工业固体废物历年贮存量已达6.49亿吨，占地面积5.17万公顷。
环境污染损失估算世界银行1997年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中国环境污染加剧，使得环境事故迭起，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上升。
在我国主要城市，估计每年有17.8万人因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来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质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约造成11.1万例早亡；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人年；在沈阳、上海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被认为对智力发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
由于环境污染导致我国经济损失呈不断上升的态势：
1986年环境污染损失之和为381.55亿元，占GNP的6.75%；1990年环境污染损失为367亿元左右，约占当年GNP的2.1%；1992年公布的污染损失为1096.5亿元，占当年GNP的4.5%;1993年的环境污染损失估算的结果为1085.1亿元，占当年GNP的3.16%;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仍呈恶化趋势
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从总体上看，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我国的生态破坏尽管与自身的生态环境脆弱有关，但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多的是人为的破坏造成的。
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
据国家水利部第二次遥感调查(2002)，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在20世纪的50-70年代，每年平均扩大1560平方公里，至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里，有4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
土地沙漠化面积超过全国耕地净减面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有66.7万公顷耕地沦为沙地，平均每年丧失耕地1.5万公顷，有235.3万公顷草地变为流沙，平均每年减少草地5.2万公顷；每年水土流失造成沃土流失100多亿吨，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大于全国化肥总产量。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
北方地区因沙漠化诱发的沙尘暴频率加大：我国北方20世纪50年代发生大范围强沙尘暴灾害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
水资源严重短缺全国600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108个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损失工业产值600亿，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口趋严重。目前我国已处于中高度缺水国家之列。
草地退化严重我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1/3，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
生物多样性下降
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种安全受到威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15%。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动物资源中，全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有97种，二级保护动物238种。在植物资源中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共有389种。
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七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1990年价格），呈明显上升趋势：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570亿元：70年代590亿元；80年代690亿元；90年代前5年约1190亿元：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200亿元；1998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3007亿元。
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能力建设是我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举措。从1973年我国环保机构的建立，到80年代环境保护被列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再到90年代中期以后可持续发展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发展战略，以及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框架体系的建立，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力度的加大，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在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政策、法律、制度、结构调整、能力的技术支撑体系、环境综合整治、生态建设等方面。
生态环境能力的制度支撑体系建设
从1973年成立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及其各级环保机构起，全国纷纷开始“三废”治理和环境教育工作。随后，《环境保护法（试行）》于1979年颁布实施，海洋、水、大气污染等法律也陆续出台。
进入80年代，国务院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因策（1983年底），同期确定了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这三项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限期治理”、“集中控制”八项制度。近年来，又出台一系列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法律和法规。环境与资源立法速度大大加快，初步形成较完整的环境政策框架体系。目前，国家已经颁布的环境法6部，资源法9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共29件，国家环保总局的规章（条例）70多件：国家环境标准375项，地方性法律900多件。这些法律、制度、政策、法规、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加快了中国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的步伐，有效地保障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行。
经济结构调整是生态能力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增大。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产品等方式，推行清洁生产，促进了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也不断加大。仅1999年生态退耕面积就达到39.5万公顷。这些结构调整措施对于遏制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生态环境能力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生态环境问题终究要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通过开发和应用适用的技术体系和强化管理，来降低资源的消耗强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进而减轻环境的压力。90年代初，我国工业污染防治开始实行“三个转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从单纯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从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治理相结合转变），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了清洁生产的试点。实施清洁生产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目前我国正积极研究和开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洁净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除尘、脱硫、水处理和噪声防治设备的产业化进程，着力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体系和产品，为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的环境能力建设
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不断加大，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得到强化。环境污染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国家确定的“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污染防治工作全面展开。
工业污染防治开始实行污染物全过程控制、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结合的三个战略性转变，减缓了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
三废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废水排放达标率由1990年的50.1%上升到1999年的72.1%，提高不22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由1990年的29.3%提高到1999年的51.7%。
中国的生态能力建设
199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全国自然保护区规划》、《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到了优先的议事日程。国家先后批准启动了多项以林业建设、水土保持、防沙、治沙、草原建设和水利建设等为主体的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各地抓紧实施天然林保护、退田还湖、退树还林等工程，加强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停止砍伐天然林。
全国已经建立国家级生态农业试点51个，省级试点100多个，各级试点总数已经达到2000多个，覆盖面积达0.13多亿公顷。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后，国家加大了天然防护林保护工程实施范围和力度，加快了森林植被恢复，强化了森林资源管理，基本控制了森林的超限额采伐和乱砍滥伐。
目前全国已建立了33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实施七天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1万多条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截止到1999年底，累计完成治沙面积1.2亿亩，增加林、草植被1亿多亩，全国已有10%的荒漠和荒漠化土地得到治理。
自然保护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大。截止1999年底，全国已经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1146个，总面积8815.2万公顷（其中陆地面积8450.9万公顷，海域面积364.3万公顷），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8.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5个，面积5751.5万公顷。
从总体上看，尽管目前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治理速度抵不上生态环境破坏速度，生态环境能力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能力建设是任重道远的。世界银行在一项研究中建议中国要改善环境污染，必须大幅度增加污染防治投资，争取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而目前只达到1.2%。当前我国进行生态环境能力建设，不仅要从加大治理资金投入入手，而且还要从培育科技能力建设的技术支撑体系入手；不仅要从法律、政策等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健全入手、更重要的是从加大法律、政策的执行力度着手。不仅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入手，而且还要从公民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入手；不仅要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素质。只要采取综合有力的措施，实现生态环境能力提高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